Month: December 2019

天大研究院研究員 伍俊飞 2019-12-27 2019年6月，香港爆发回归以来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1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为香港暴徒张目。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央与香港地方关系的发展、中美冲突的持续导致香港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发生重大改变。 2019年6月，以反修例风波为导火索，香港爆发回归以来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暴力骚乱持续数月。动乱分子的目标明显不只是撤回修例，更是一场追求“完全自治”甚至“港独”的颜色革命。1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为香港暴徒张目。考虑到中美博弈复杂严峻的局面，中央并未出动解放军直接介入香港事态，而是着眼于大战略，耐心打一场持久战。这种审慎节制的态度实际上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传统治港方略在新时代的体现。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央与香港地方关系的发展、中美冲突的持续导致香港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发生重大改变。经济缓冲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即使出现了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民族国家在竞争过程中还是随时可以相互脱钩，就像一堆台球一样相互碰撞和冲突。为了控制国际冲突，大国之间需要建立缓冲区，隔离异质价值观或制度，形成大国间的均势，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为各方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针对当前的中美冲突，缓冲区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减震装置，减少冲突风险，降低冲突强度，维持比较密切的经济和社会交往，防止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脱钩”，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大规模战争。传统的缓冲区要求具备合适的地理、文化和政治要素，在对外交往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对中立地位。缓冲区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缓冲区，前者更多地被一国主宰，属于其直接控制的区域；后者属于一国间接控制的区域，独立性更强，属于冲突双方势力范围交叉的地区。冲突中的一方既可以在缓冲区向对立方发出警告或者缓和的信号，也可以通过缓冲区对境内的受众传递敏感的信息。传统意义上的缓冲区着重于安全层面，经济缓冲区则与此不同，最大的差别在于它是能融合冲突双方文化和政治要素的功能区，并在传统缓冲区概念的内涵里加进经济相互依存的内容。经济缓冲区兼容并蓄，能够接受冲突双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影响，包容双方的价值观和法律体系，是典型的多元融合社会。冲突双方则可以灵活利用经济缓冲区，被动或主动地防御对方的威胁。无论在安全战略上，还是在经贸与法律上，经济缓冲区的包容性对冲突双方的利益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香港既有的缓冲区角色事实上，香港长期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扮演缓冲区的角色，是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冲突的舞台。中共在大陆建政之后，中英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而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敌对。解放军本来可以轻易地用武力驱逐英国殖民者，但中国领导人从大战略角度考虑，决定不立即收回香港，而是允许在国门之前存在一个“小西方”。这种安排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英国为维护自己在香港的利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不允许香港独立，并同意中国在香港派驻相关机构。基于这种默契，中英两国共同确立了香港作为中西政治和外交缓冲区的特殊地位。1971年英国委派出身工党的麦理浩出任港督，他直面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借鉴英国的福利制度，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大幅改革，改善了香港的民生，推动了香港社会稳定发展。香港经济增长一日千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明星，汇集了大量资本和专业人才，这为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强大而方便的经济外援，使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经济缓冲区。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最终解决香港主权问题。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彭定康遗留的隐患，加上特区政府的一系列施政失误，形成和加剧了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紧张局势。2003年7月1日，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在该年9月宣布撤回动议。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运动，大批笃信西方价值观的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8.31政改决议。香港作为中西缓冲区的地位遭受严重挑战。香港缓冲区的利弊对大陆来说，香港缓冲区的存在有利有弊。在过去40年中，香港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为大陆提供了转口贸易渠道、吸引了巨额直接投资、输送了发展经济必需的境外资本。2017/18年度的数据显示，在大陆全年所获1,250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中，990亿通过香港流入，占总外来投资的80%；中国公司近六成、共354例首次新股上市（IPO）选择在香港。大陆能够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确实有香港的巨大功劳。香港主要采用普通法体系，具有独立关税区地位，如果大陆不设立自己的普通法特区、不对涉港区域经济布局做大幅调整，那么在中美竞合的国际格局下，香港在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性也将长期难以取代。虽然香港在中国的GDP占比越来越小，但是大陆会继续看重香港的独特作用。香港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挑战在于，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国际大都会，它可能成为颠覆大陆政权的基地。香港是一个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多元社会，活跃的公民社会、富于批判性的传媒、反对派随意表达意见的立法会等，都与中国主体文明存在直接冲突。在此次动乱中，激进的民粹主义者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驱逐共匪”等口号，污损中国国旗，打砸烧大陆背景的商铺，无端攻击大陆人等等，这表明香港的社会运动已经把矛头对准大陆公民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美冲突中的香港当前中美之间的相对实力相差不大，但美国仍处于攻势，中方处于守势，一个相对中立的缓冲区对双方都有好处。对美方来说，香港基本上属于单方、进攻性的缓冲区，而对中方来说，它基本属于包容、防御性的缓冲区。香港恰好满足了中美两国寻求缓冲的实际需要。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走上与中国脱钩的道路。特朗普一再指责其前任的对华接触政策特别是经济相互依存推动了中国崛起，希望在任期内打断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特朗普试图中断中美科技交流，惩罚华为等挑战美国技术垄断地位的中资企业，并在中国与其它发达国家之间制造科技交流障碍。对于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中方的回应相当理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扩大了境内自贸区的范围，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企业继续与中资企业合作。然而，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些举措依然不足以扭转中美脱钩的趋势，因此大力鼓励和支持香港进一步发挥国际物流枢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深化与西方国家传统上的经济、金融和技术联系。香港缓冲区由于其战略和法律上的灵活性，对中国而言，具有防止与美国全面脱钩、爆发冷战的吸引力。由于普通法体系的固有优势，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可以压倒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除新加坡以外的东盟国家。中资企业可以主动进攻的方式利用香港，通过自由开放的政策吸引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从而巩固与西方经济金融界的联系。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美国政府视香港为一个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大陆有差别的地区，并在对外政策上将香港与中国大陆区别对待。在中美不至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香港仍然可自美国购买对华禁运的敏感技术，而渴望获得核心技术的大陆毫无疑问可以成为明显的受益者。对华盛顿来说，维持香港缓冲区的意图绝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中美冲突升级，还在于为对华干预提供便利性，使美国能继续通过香港这一平台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特别是影响中国内部特殊利益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以及反共势力。美国持续不断地为香港反华反共势力提供支持，并以国内法、人道主义等借口掩护其在香港的特洛伊木马。这其实就是智利阿连德模式的翻版。长远来看，香港缓冲区有助于推迟甚至防止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缓和那些图谋军事干预中国的计划，避免美国因为政客的冲动而犯下致命的决策错误。香港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制衡，他们可以利用具有足够法律灵活性的工具，防止中美冲突扩大到无法控制的范围。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香港拥有巨大利益，它们确实也可以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制动器之一。构建可控积极缓冲区鉴于当前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动乱局势，除了一些涉及经济、民生与政改等老生常谈的意见之外，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香港在中美之间的缓冲区角色，在新的框架下调整治港方略，把香港建设成一个中国可控的积极缓冲区，这对防止中美全面脱钩具有重大意义。1，陆港融合是正确的方向，但不可急于求成，可以从中美缓冲区的角度考虑先整合、再融合的路径。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与香港长期处于区隔状态，双方生活在异质文化当中。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政府从来没有推动去殖民化进程，导致陆港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到港人曲解“高度自治”、否定国家认同的地步。港人对大陆的居民、价值观、政治体制的排斥日趋严重，人心回归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即便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以及互联互通也没有改变这一态势。2014年的占中运动把陆港矛盾尖锐化了，2019年动乱则意味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公开把香港变成分裂国家、颠覆大陆政权的基地。面对这种实际情况，硬销陆港融合难以得到香港市民的信任，也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健康发展。如果中央基于维护中美缓冲区的视角，采取渐进主义的方式，有耐心地缓步拉近陆港关系，在尊重香港独特性的前提下，使两地保持一定距离，相向而行，各自整顿改革，那么两地反而更容易达到协同发展的目标。2，通过人大释法，用实用足《基本法》，尤其要掌握关键司局长的任免权，牢牢把握对香港的治权。香港实行普通法和大陆法混合的法律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掌握对《基本法》作出最终解释的权力，这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据此香港法院对任何涉及《基本法》的诉讼案件都没有绝对终审权。通过释法把《基本法》用实用足，这是人大常委会的职责，不应出现有法不依、有权不用的情况。如果《基本法》在香港得不到正确实施，损害香港根本利益，危及“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人大常委会必须责无旁贷地行使权力。人大释法不仅可以厘清诸多争议，还能够解决特区政府的领导权问题。回归以来香港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乱象，证明特区政府领导团队缺乏政治智慧、能力和魄力。政府官员习惯于不作为，凡事都指望中央，各自为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要彻底改变这种“懒政”状况，那么通过人大释法，中央掌握关键司局负责人的任免权，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切入点。《基本法》未对香港权力结构的细节作出具体规定，存在许多自由诠释空间，因此中央可借此通过人大释法创造出崭新的政治机制。中央对行政长官、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都拥有实质任命权。中央可以在与行政长官协商后，直接任免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从而真正掌控管治权，避免香港滑向“完全自治”的危险边缘。3，通过自我革新激活建制派。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是普遍、绝对和无法掩盖的；社会变化主要是由内部矛盾的发展而产生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香港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前提是香港内部生态发生深刻的变革。当前香港的主要矛盾是爱国爱港力量与本土分裂主义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爱国爱港的建制派。爱国爱港力量要战胜本土分裂主义，必须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严格的组织路线。在当前建制派萎靡不振的情形下，只有允许建制派内部发生自我革新，清算各种“两面人”和隐性“港独”分子，支持中央的队伍才能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因此，我们不能掩盖香港社会的内部矛盾，不能打压胸怀抱负的爱国爱港人士，不能抑制“新香港人”的政治追求，要允许甚至鼓励建制派内部展开良性、公开的竞争，扫除亲殖恋殖势力，促进建制派的新陈代谢。爱国爱港力量要抛掉幻想，准备战斗，走基层，接地气，以朴实的作风来推动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4，走群众路线，筑牢和扩大执政基本盘。回归以来，港澳系统长期沿袭“许家屯路线”，统战的重点是香港政界、商界、学界以及专业团体中的既得利益者，其中许多人应邀参与国事和香港治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此路线克服了当时治港思想和路线偏左、基础面较窄等问题，但回归后这一政策调整走向矫枉过正的地步。我们错误地相信香港劳动者，包括年轻的中产阶层，会理所当然地支持中央，甚至完全忽视香港中产阶层、劳工和底层的切身利益，放任港府在房屋、民生、福利等涉及劳动者利益的领域长期不作为。统战工作出现按闹分配、私相授受的利益交换现象。这种小圈子治港局面一直持续演进到2019年动乱。在本来属于中共阶级基础的香港社会基层、中产阶层当中，年青人出现强烈的仇共反中情绪，严重动摇了香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这迫切需要中共在香港不忘初心，重走群众路线，团结属于“自己人”的劳动者，夯实和扩大基本盘，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改变建制派-反对派力量之间的所谓4比6铁律。香港采纳西方模式的选举制，本地统战策略应不同于内地，但是目前有关部门把大陆与香港的统战工作一视同仁、等量齐观，这是导致中共在香港的基本盘不能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成功统战的前提是有一个稳步增长的基本盘，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5，扭转香港垄断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局面，鼓励澳门、珠海横琴、广州南沙、上海、深圳等地与香港自由竞争。地方垄断的危害在于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内部发展动力和有效制衡机制，容易导致垄断者无限扩张权力，侵犯利益相关者权益，并在政治上造成拥金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国政商学界素来存在一个迷思，那就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绝对不可取代，这也是香港本土分裂主义势力敢于要挟中央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只要有成熟透明的法律制度、快捷的信息传播环境、优秀的专业人士群体、自由的营商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安全宽容的生活环境等，中国其它地区也能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大多位于保护和鼓励创新的普通法系经济体。除了允许澳门、上海、深圳等城市金融行业与香港竞争之外，中央还可以考虑在珠海横琴、广州南沙设立境内关外普通法自由区，确立完善有效的司法体制、审慎而稳健的监管制度；实现资金货币自由流通、税制简单且透明；打造全球性金融中心，服务于维持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国家战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盛九元 2019-12-11 9月17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经过三天长考，继宣布退出国民党后，又正式宣布不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一震撼消息再次冲击白热化的台湾选情，对于郭宣布不参选后的动向，各方均在开展评估。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郭台铭仍对2020年大选有着一定的影响。 9月17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经过三天长考，继宣布退出国民党后，又正式宣布不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一震撼消息再次冲击白热化的台湾选情，对于郭宣布不参选后的动向，各方均在开展评估。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郭台铭仍对2020年大选有着一定的影响。郭台铭的参选及影响作为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的常客，69岁的郭台铭身价约77亿美元，列世界213位。目前富士康系在全球至少设有200多个生产基地和子公司，员工数量达到140万人。除了代工外，其业务范围还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家居、机器人、5G、显示屏等，涵盖日本、美国、印度、欧洲等区域。同时，在资本市场上，依托代工业务的母体，通过对旗下数百家公司不断分拆合并，富士康系已有10余家子公司登陆大陆、香港等地的资本市场。作为从最底层开始奋斗进而成为特朗普口中“最伟大商人”的郭台铭，面对台湾纷乱的政局以及民粹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特朗普成功的前例，在国民党部分高层人士的鼓动下，其政治野心迅速膨胀，义无反顾地投入选战。4月16日，郭台铭在“印太安全对话研讨会”上首次表示考虑“参选2020”，由此引发后续选情一系列变化。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批准郭台铭成为国民党“荣誉党员”，郭由此获得初选提名权。然而，作为政治素人的郭台铭本质上对台湾的政治运作和民意走向缺乏深刻了解，其口才和个人政治魅力也难与韩国瑜相比。鉴于韩国瑜翻转高雄选情的政治爆发力、有别于国民党传统的行事风格和居高不下的基本盘，国民党基层支持者希望韩能够代表国民党参选。然而，国民党内高层则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仍属意郭台铭，认为其财力和成功企业家形象有助于国民党的选情。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国民党高层只能“顺势而动”。结果在初选中，郭台铭以17%大幅度落后于韩国瑜，失去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的“门票”。问题在于，郭对初选结果始终难以接受。初选失利后的政治选项虽然郭本人在初选前口头表示愿意接受任何结果，但在初选过后他却一直抱怨国民党没有听取其建议，未将手机号码纳入民调，并迟迟不跟吴敦义、韩国瑜等人见面。直到8月15日郭台铭与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见面后，才原则上答应跟吴敦义见面，但郭一直与柯文哲和王金平保持私下联系。在初选结束后的一个月中，郭台铭一度期待国民党因为韩国瑜的民调低迷而“换韩”。在吴敦义果断开除党内“黑韩”人物陈宏昌和杨秋兴的党籍，推荐张善政、杜紫军等旧识出任韩国瑜重要智囊后，郭台铭转而寄希望于与柯、王成功结盟，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使国民党的选情再现变数。7月16日国民党正式提名韩国瑜参选后，郭台铭先是以外出散心为由离开台湾，但又预留玄机，与台北市长柯文哲和既不参加国民党内初选又表示要参选到底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保持暧昧的合作关系，由其幕僚不断透露三人可能的见面时间和合作预案。8月中旬，台北政坛和媒体盛传郭、柯、王三人将于8月18日在桃园市同台亮相，以“桃园三结义”自诩，颇有超越蓝绿、“匡扶汉室”的意涵。在柯文哲爆出自比狮子，视郭台铭为老虎、王金平为狐狸的不当说法后，三人同台演出的既定剧目延迟到8月23日才实现。其后，台湾方面又传出三人将很快正式结盟，郭台铭将在中秋节宣布独立参选的消息。9月11日，郭台铭亲自送月饼给柯文哲和王金平，而对韩国瑜不加理会，可见郭与国民党的心结始终未能化解。对国民党而言，对党内高层脱党参选最直接的记忆来自于2000年。当时国民党总得票超过60%，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由于宋楚瑜的脱党参选导致陈水扁以39.3%的微弱优势取胜，结束了国民党长达43年的执政地位。因此，面对惨痛的历史教训，国民党一方面采取一系列强化党内团结的措施、加大对韩国瑜参选的支持力度，但另一方面党内高层实质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韩国瑜心存犹疑的态度。9月12日，在连战、马英九、吴敦义、朱立伦等31位国民党高层人士呼吁韩、郭团结一致的文告公开后，郭断然发表退党声明，提前进行“中秋起义”。由此看来，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公开信实质上为郭台铭攻击国民党“权贵政治”进而退党提供了借口。不过，郭指称部分联署者“身在曹营心在汉”，除了以“匡扶汉室”的关公自诩外，也真实反映出部分国民党上层人士对韩国瑜参选持排斥态度。在郭、柯、王三人的互动过程中，柯文哲和王金平始终不愿作为郭的副手。柯的本意在于借郭台铭参选做大台湾民众党，而且柯与郭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也有着明显差距。柯曾公开表示，郭、柯若结盟，郭须对外说明如何处理在大陆的经济利益问题，同时柯更不愿意因出任郭的副手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而只想扮演竞选总干事的幕后角色。至于王金平，更是下不了脱党参选或与郭搭档的决心，因为另起炉灶必将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其不分区“立委”的职位也将随之终结。几番权谋、几度盘算，最终郭台铭在9月16日晚间声明放弃参选。郭退选后可能的动向为维持党内团结，同时把控郭退党后的动向，国民党中常会原定于9月25日通过慰留郭台铭案，但郭通过其办公室多次表达坚决退党的意愿。为此，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于27日重新启动郭的退党程序，当晚获吴敦义批准并于10月1日报中常会核备。郭尽管表达感谢之情，但表示与国民党的关系已画上句号，今后海阔天空，可以更好地为台湾的未来和发展尽力。这一表态耐人寻味，暗示郭在政治上仍保持高度的兴趣和参与热情，给后续选情带来一系列的变数和影响。从目前情况看，郭的三方面动向值得关注：1、“郭柯”合作选“立委”。从目前情况分析，郭离开国民党后最大的可能是与柯文哲合作，帮助台湾民众党“抢攻”2020年的“立委”席次。9月27日，郭的重要幕僚蔡沁瑜与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共同召开记者会，蔡沁瑜表示支持台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如郭推“立委”候选人，双方会合作。蔡碧如表示台民党推出的8位“立委”候选人名单已事先给郭看过，郭表示愿意站台、共同挂看板。从目前郭的政治空间看，郭柯合作的可能性最大。由于这种合作将主要争取浅绿选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对绿营的政党选票形成冲击。不过根据台湾“选区”安排，小党、尤其是新成立的政党取得区域席次的可能性不大，只能主攻政党席次。根据以往选举的结果推算，国、民两党以外的政党席次合计不超过14席，除去无党籍、亲民党、时代力量等之外，郭柯合作能够取得的席次最乐观不超过7席（柯可能取得6席），因此，在郭、柯合作中，郭只能作为金主居于次要地位，这与其政治企图有明显落差。2、接受亲民党推举参选2020。9月6日，亲民党组织部主任张硕文表示，亲民党内已为党主席宋楚瑜参选作了积极准备，除了已研拟竞选政策，张硕文也提到，亲民党同时也会做好没有宋楚瑜参选2020的准备。对于与第三方势力合作，亲民党追求的目标是推倒“蓝绿恶斗”，以台湾人民未来方向为主，与郭、柯主张的方向一致。亲民党方面分析认为，郭已经没有回头路，相信他一旦找好了参选的正当理由，就一定会出来参选。对亲民党而言，与郭合作、争取郭的支持对于拉抬政党选情和获得选举经费非常有利。对国民党而言，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蓝营的大选及政党选票，会对国民党的整体选举形成冲击。对郭而言，除了展现破釜沉舟、志在一搏的决心外，并无实质意义，更可能导致蓝营的强力反弹，因此弊大于利。对此，郭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虽然回绝了与亲民党的合作，但这一选项也没有完全被排除。3、隐于幕后选择时机和合适对象影响政局。从目前情况看，郭并未放弃发挥政治影响力的选项，包括展开全台感恩之旅（含北中南东，预计举办六到八场，以凝聚郭粉）、布局民意代表的选举、选择与其它政党合作创办民间智库（智库政策研究的主轴不会涉及“国家认同”及“统独”议题，将聚焦于台湾经济与民生政策面向）、设立政经塾（模仿日本“经营之神”、松下电器创办人松下幸之助兴办一所专门培养政界、商界人才的学校）。然而，作为政治素人，如果在此次选举中未有“斩获”（取得“立法院”政党席次），且与有影响力的政党（柯文哲）实现紧密合作，则郭的影响力将仅限于其金主的地位而已，难以发挥他所期待的政治能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澜昌 2019-12-11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评价不高，满意度仅为二成多。此结果实属预料之中。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评价不高，满意度仅为二成多。此结果实属预料之中。第一，六月以来的黑衣暴乱固然令特区政府宣布撤回“逃犯修例”，但是他们争夺管治权的图谋还在继续，出于为反对而反对的原因，他们也不会给林郑打高分。第二，中间派市民近五个月来受社会动乱影响甚深，无法正常上班和生活，对政府有怨气，而《施政报告》并未能展示有效措施令其恢复信心，所以他们也倍感失望。第三，建制派本来就不满于特区政府的软弱，认为政府向黑衣暴徒投降，止暴制乱不力，打击暴徒手软，不能保护建制派议员办事处和亲大陆的商铺，迟迟不能以强力恢复秩序，并指责政府在区议会选举中偏袒反对派，所以也不会对《施政报告》给予好评。未能重振市民信心《施政报告》出台的前后两个周末，香港街头都相继发生打砸烧的暴乱行为。市民迫切希望政府拿出有力措施，使香港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可《施政报告》只是笼统表示，“在过去四个月发生了超过400 场示威、游行和集会，往往都演变成暴力抗争，导致超过1,100人受伤，及超过 2,200人被捕。少数暴徒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攻击和破坏，并以‘起底’、‘私了’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令香港陷入了混乱和恐慌。”应对措施方面，《施政报告》只是一句带过，“特区政府除了竭力制止违法行为、支持警队执法、确保各个部门和公营机构尽力应对以减少对市民的影响外，亦会尽一切努力尝试以其它行动与社会一起走出困局。”报告不但没有严厉打击暴乱活动的举措，反而强调那些对镇暴没有正面作用而只是显示政府官员没有立场的对话。这不但令一般市民失望，也让站在一线的警队灰心。只字不提《禁蒙面法》在《施政报告》出台前不久，特区政府终于公布了《禁蒙面法》，这为镇暴多提供一个有力手段，暴徒们自然极力反对。实行《禁蒙面法》后，他们当然不会自动屈服，当然要反抗，但这不能说明该法无效。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早就实行该法，而且收到非常好的实效。香港当下实行该法，重要的是政府和警队需要有一定的力量来执法，要研究当前执法遇到的问题，例如，如何划清一些灰色地带的界限，制定执法细则，分清宽严尺度。报告完全不提这一法律，不仅令警队无所适从，而且令建制派认为政府又要当缩头乌龟。此举只会让暴徒和反对派有恃无恐，气焰越发嚣张。回避当前暴乱性质《施政报告》既不敢批评反对派的犯罪行为，也不敢批评美国及台独等势力的干预，甚至不敢提及修改《逃犯条例》的初心是为送陈同佳回台湾受审，使得这一届政府仅有的一点道德高地都完全丧失。这次动乱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反修例，而是反共、反中，谋求港独和“颜色革命”。虽然相当多的反对派不一定都有此要求，但是暴乱者的口号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如“天灭中共”、“滚回支那”等等。至于砸中联办，侮辱国旗，侮辱国家领导人，砸中资商铺，更是铁证如山，但是报告对此视而不见。特区政府既不能保证亲大陆的商铺有安全的营商环境，也不能保证中国银行的柜员机不被砸坏，更不能保证中联办等代表国家的机构不受侵犯，那么特区政府凭什么去落实“一国两制”？不敢处理治安问题《施政报告》表示，稍后会邀请一些社会领袖、专家、学者，深入独立地检视香港的社会矛盾和须正视的深层次问题。这些根本性问题的确需要深入探究，尤其因为香港社会多元化，要求得共识不容易。这次动乱，有人说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有人说是政治问题，有人说是两者的结合，总之见仁见智。然而，在有些问题上各方已经达成共识。例如，有人侮辱国旗和国歌，殴打讲普通话的游客，用“支那人”谩骂大陆人，各方都认为港府必须首先处理这些基本社会治安问题。当前香港秩序还没有恢复正常，可是《施政报告》不敢指出棘手问题，或视而不见，或绥靖暴徒。如果连这样的基本治安问题都不敢碰，那如何去研究和解决深层次问题？更不要说改造香港的上层建筑、推动去殖民化、培育爱国主义精神了。此外，普选问题、23条立法问题，虽然目前还不宜摆上政府议事日程，但是由于事关香港未来前途，政府是否应该明确告知市民，它们属于还没有落实的《基本法》条文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力举办公平的区议会选举特区政府就候选人资格问题缩骨，不敢对DQ港独拍板，而是推给基层选举主任去决定。这是特区政府最受批评的地方。本来，暴乱已经严重侵蚀区议会公平安全的选举环境，建制派的办事处被砸，标语被撕，助选人员被打，建制派要求押后选举，特区政府担心被再度围攻，推说没有法律基础延后，事实上引用《紧急法》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政府显然没有这样的胆识，也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完全不考虑建制派的输赢，只求不要再有生事的借口。对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一港独行动纲领口号，特区政府不敢明确反对，而是推给基层选举主任去判断，这令许多建制派不齿。事实上，当前主张“港独”及为美国而战的人士，甚至暴乱分子，都想在区议会选举中摘桃子，收割动乱成果。特区政府的应对策略是避免激起政治纷争，但其回避和绥靖的态度，不但伤害了建制派，实际上也不利于特区政府往后的施政，拨乱反正更无从谈起。特区政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含糊其词，实有负中央嘱托。“派糖”无助于解决民生问题“派糖”是港英政府留下的施政手段，以小恩小惠去平息市民的不满。在当前局势下，特区政府将重点放在这方面无可厚非，但是撒面粉一样的“派糖”，既没有提高政府威信，也无助于解决实际民生问题。第一，反对派预先已表明会在立法会闹事，林郑提前做好了录像宣读报告的准备，但反对派的破坏还是得逞。如果特区政府略有政治智慧，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派糖”陷反对派于“不义”，使市民大众认清他们的丑恶面目，并明白他们的恶行直接损害市民的切身利益，可是特区政府依然采取逃避、躲藏的策略，主动放弃管治权。第二，“派糖”分散使用财力，处处洒毛毛雨，处处不解渴。市民大众最为关心的全民退休保障问题，完全不予涉及。由于在重大利益问题上没有重大“惊喜”，当然无法得到市民的喝彩。第三，香港民生问题的关键，涉及特区政府如何做好“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这是香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特区政府没有以暴乱为契机，推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举措，既错过一个得分的环节，也失去了政府及早着手改革弊政的时机。土地房屋政策无亮点土地供应短缺，楼价世界最高，置业困难，向上流动无望，累积社会严重不满，这导致年轻人成为此次反政府及暴乱的基本力量。因此，部分地产商已主动捐献新界农地，对于政府收地开发的措施也不再强烈反对。应该肯定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施政不力，故此在这份《施政报告》中对此着墨较多，也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措施。有舆论批评政府为托市而放宽价值800万港元以下楼宇按揭，或造成负资产风险，这其实有失公平。因为这的确为一些有能力供楼而首期不足的年轻中产提供了机会，至于供楼风险，购买者应该自己对市场走向作出判断，不能苛求政府包打天下。然而，为什么市民还是没有大声鼓掌呢？问题有三：第一，《施政报告》没有提出令社会大为惊喜的政策，例如当前公屋上楼需5.5年期，报告未能提出缩短上楼时间的举措，实际上连提前上楼的希望也未能给市民。第二，长期困扰香港的收地建楼官僚程序，导致土地房屋供应不足的难题不能快速解决。这份报告对此完全没有涉及，而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是十多年后可望不可及的“梦想”。第三，对于一些明显向基层市民倾斜的举措，政府还是不敢施行，例如完全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来建公营房屋，既可表明政府短期可缩短上楼时间的决心，也可表明政府向基层市民倾斜的理念，可是政府还是不敢碰。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呼吁政府在土地房屋问题上要有石破惊天的大动作，如此才能重建政府权威。1967年香港乱局后，港英政府大刀阔斧地推出十年建屋计划，大大缓解社会矛盾，可相较之下，特区政府还是像小脚女人，裹足不前，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政策。从国际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调整香港管治这次暴乱事实上已经折射出特区政府的两大症结：第一，不能摆脱地产商等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集中表现在二次分配和土地房屋政策上。第二，政府管治效率低下，既表现在止暴制乱不力，令社会动乱时间拖延，暴乱的波及面广泛，又表现在土地房屋问题悬而未决，令问题积重难返。这都已经令政府认受性流失殆尽。至于青年教育、教师队伍、法律队伍、传媒等问题，凡涉及到“去殖民化”等站在一国立场的认识与行动，目前看来都没有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各方要求更换港府官员的呼声此起彼伏，指出当前的班子不利于香港拨乱反正，不利于“一国两制”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走下去。然而，官员是否下台，主要的判断指标应该是止暴制乱的成效。如果街头逐步平静，那么市民会继续支持政府，尽管这班人马的施政主要是应付式的守成。更重要的是，解决深层次问题不在香港公务员能力范围之内，它是一个重新思考“一国两制”实施方略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央从国际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谋定而后动

2019-12-10 12月9日，天大研究院、紫荆杂志社、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库共同主办的2019年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讨会在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本届大会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全方位探讨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及基本法实施的成果、经验与问题，解读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香港当前形势与未来治理激荡思想，交流意见。 12月9日，天大研究院、紫荆杂志社、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库共同主办的2019年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讨会在香港世界贸易中心召开。本届大会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与香港未来发展”为主题，全方位探讨了“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及基本法实施的成果、经验与问题，解读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香港当前形势与未来治理激荡思想，交流意见。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杨健、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端洪、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民、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部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青年团体、专业团体、驻港中资企业代表等1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主办方和主讲嘉宾们一致认为，回归祖国22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积极贯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实现了长期繁荣稳定。主讲嘉宾们表示，虽然不断遇到一些新情况，但在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的支持下，香港总能转危为机，砥砺前行。专家学者们指出，香港当前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迫切需要各界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支持特区政府恢复秩序，守护家园，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可谓是一场及时雨，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为我们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提供了路线图。会议特别就四中全会《决定》关于港澳的论述进行了讨论，强调任何制度的创新和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进程。大家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充分领会中央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特别行政区就能重新走上正轨，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书写新的香江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