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禹 2019-11-27 中美贸易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现实的挑战摆在面前，盲目乐观以及消极悲观都不利于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只要我们看清局势，保持战略定力和清醒，全面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就一定能探索出与美国及世界各国在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合作的新模式。 自2018年初的“中兴事件”以来，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罕见的反复性和混乱性，这一方面体现出特朗普的个人执政风格，另一方面表明中美两国在贸易和金融等领域完全“脱钩”并不现实。然而，从各自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恶性竞争却愈演愈烈，中美爆发“科技战”的风险陡增。中美科技关系“质变”的内在原因尽管美国一直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但不可否认的是，科技是中美两国合作较为成功的领域之一，我国科技水平也因此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毕马威2018年发布的全球科技产业创新报告显示，中美在“颠覆性技术突破”方面已远远领先其它国家，两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科创中心。然而伴随着科技实力的此消彼长，中国在个别高端技术领域已呈现超越之势，导致美国的垄断地位岌岌可危，这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最直接的导火索。霸权主义在科技领域的渗透。二战后，美国为巩固其在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先后对苏联、日本、韩国、台湾等经济体的企业进行打击。面对中国的崛起，特朗普及其“鹰派”幕僚故技重施，高举霸权主义的大旗，借助外交、经济、舆论、金融等手段和工具，试图全方位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由于长期积压的对华不满情绪加上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这次针对中国的打击比以往更具侵略性和霸凌性。中国的赶超速度惊醒了美国。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世界体系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实现了全球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模糊了国与国的边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借势冲击美国的科技霸主地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想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让美国倍感压力。实际上，由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的迎头赶上会让美国比以往更加不安。为了保持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对华采取对抗策略、利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的科技及军事实力增长，这已成为美国朝野和军民的共识。不难判断，无论未来中美能达成何种经贸协议，两国关系在短期内只会每况愈下。为保霸主地位奋力一搏。美国凭借自身完备的创新发展体系，高精尖技术及知识专利在全球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这为其带来了巨大利益。然而随着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大量投入，制造业全面转型升级，四倍于美国的国内市场潜力开始发功，美国清醒地意识到其霸主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最后的反击，美国将自己塑造成受尽委屈的“被害者”，占领国际舆论高点，无端指责中国在科技领域的种种“罪行”（知识产权盗窃、政府采购、财政补贴、自主创新等），进而可以冠冕堂皇地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发起制裁。中美科技关系“新常态”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任何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都已无法完全摆脱国际合作、全球市场和供应链，因此“有条件合作”将可能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美在科技领域的“新常态”。首先，中国的科技实力尚不能全面对抗美国。美国拥有完善的现代科技创新体系，科技成就让它国难望其项背，尤其在芯片、半导体、基础软件、生物医药、高端车床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上遥遥领先。我国近些年虽然在科技创新和制造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能力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向全球提供某些高科技产品，但在许多核心技术领域我们与美国仍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兴事件”所暴露出的集成电路短板问题，便是冰山一角。现阶段如采取“闭关锁国”、全面对抗的战略，定会对中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巨大障碍。其次，中美在科技领域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在特朗普执政前，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已取得了一定成就，涵盖了高能物理、海洋渔业、现代农业、医疗制药、能源、地质等多个领域，呈现出“多领域、深层次、宽覆盖”的合作态势。中美科学家通过众多跨国合作项目，强强联手，带动了全球科技迅猛发展。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生产、组装和销售其产品，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推波助澜，而这些公司也通过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实际上，在过去的合作中，中国政府并未向美国指责的那样，以掌握核心技术为由，胁迫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根据中国欧盟商会5月发布的2019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在受访的585家在华欧盟企业中，约六成认为中国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保护力度明显加强。此外，“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之后，多家美国公司与中国企业或机构进行联合研究与人才培养，在制造、能源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这从另一个侧面回击了美国政府的指责。最后，中美在科技领域完全对抗不符合两国现实利益的需求。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技术创新已无法完全脱离广泛的国际合作和相对开放的全球市场。此外，任何国家都无法保证在所有的科技领域全面领先，都存在“短板”。美国国防部曾于2018年以防止网络安全泄露为由，禁止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美国海军和空军还在继续为精锐部队添置中国生产的大疆无人机，这正说明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技术优势已获得美国军方的认可。只有通过充分的科技交流和产业分工，才能达到双赢的局面，而技术封锁最终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科技冷战”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的利益，无论是从各自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全球科技创新以及人类福祉的角度，两国都应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通过合作弥补“短板”，并共同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全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任。短期来看，美国应还是会继续实行“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在核心技术领域对中国施压，但考虑到美国国内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选举周期等因素，中美在科技领域完全“硬脱钩”的可能性不大。长远来看，中美有望形成一种“双赢”的全新合作模式。当然，新模式的构建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只有树立这样的目标并采取切实的行动，中美才能超越“有你没我”的狭隘思想，真正发挥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带头作用，与世界上其它国家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需积极应对无论是贸易战还是科技战，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始终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被美国牵着走。在目前的大背景下，中国未来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准备：一是以新一轮改革开放进行应对。中国应积极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放宽投资限制，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强金融助推力度，积极搭建中美创新合作平台，并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聚集一批科创人才和具有前景的科学技术，强化两国科技企业间联系。同时，中国应协助中美企业在平等条件下进行有效对接，排除政策和机制上的障碍，促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向美国企业开放中国市场，共享市场红利。二是完善产学研协作系统。中国应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成立科研联盟，采取联合研发的方式，在“掣肘”领域尽快攻坚、突破瓶颈。全面支持基础教育、融资和研发等方面，避免政策和资金向特定行业和某些企业过度倾斜。在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针对高新技术和产品对进口的依赖度进行排序，合理调整投入比例，最大程度上以“本土制造”取代进口，提升我国在科技领域的抗风险能力。三是与欧洲、日本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建立密切的科技联系。尽管英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没有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华为参与建设5G移动基础设施。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相似，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对华政策具有不确定性。日前，日本政府提出要加强原子能和半导体等敏感行业的外资投资限制，从现在的投资10%以上需要事先申报，改为投资超过1%就必须申报。反观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开始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视科技人才培养，以期通过科技带动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此我国必须抓住契机，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广泛建立与其它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科技关系，寻找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从而降低对美国科技的整体依赖。结语中美贸易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各方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核心技术、高端制造、研发、金融科技、军事实力等方面与美国的巨大差距。现实的挑战摆在面前，盲目乐观以及消极悲观都不利于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只要我们看清局势，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保持战略定力和清醒，全面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就一定能探索出与美国及世界各国在科技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合作的新模式。
Month: November 2019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钱峰 2019-11-18 地缘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本国地理因素、政治定位和综合实力而制定的对外战略，并根据所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及时进行更新与调整。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进行多维思考、审慎谋划更显尤为必要。 地缘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本国地理因素、政治定位和综合实力而制定的对外战略，并根据所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及时进行更新与调整。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先贤思想中汲取政治智慧，牢记俾斯麦下台后德国战略失误的深刻教训，对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进行多维思考、审慎谋划更显尤为必要。中国地缘战略的基础错综复杂的地理因素。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大国，陆地疆域96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在全球大国中，中国地缘情况最为复杂，陆有强国接壤，海有岛链环锁，既是邻国最多、毗邻军事强国最多、拥核国最多的国家，也是陆海边界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陆上同14国接壤，海上与6国隔海相望；全球10个人口最多国家中有6个在周边（印、印尼、俄、日、巴、孟）；综合军力与军队人数排名世界前25位国家中有8个在周边；公开拥核8个国家中的4个在周边（俄、印、巴、朝）；当今世界5大潜在热点冲突地区（海湾、中亚、南亚次大陆、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中的4个在周边；世界主要战略力量除欧盟外，均在中国周边。过去100年间，西方依仗坚船利炮蚕食中国，中国边防海防同时告急，安全危机持续不断，几乎沦落至被瓜分殆尽之境地。新中国的建立根本上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但整个冷战时期，中国始终是美苏超级大国借重与制衡的对象，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地缘地位之重要，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中国地缘环境之险恶。多重属性的政治定位。冷战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被称为“东西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随着时代飞速发展，当前中国“最大社会主义国家”、“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领头雁”等多重属性决定了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全球定位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一方面，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已成历史烟云，中国影响力也已超越东亚范畴，但亦非属西方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不同于传统“北方”发达国家，在人均GDP等领域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南方”行列，但在经济、科技、社会发展诸多领域已与绝大多数南方国家远远拉开了距离，与北方国家的共同点和利益不断增多。不难估计，至中国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之际，南北鸿沟还将继续存在。中国巨大的体量、特殊的发展阶段、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更像是一个人类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中间之国”，很多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唯一性。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国家综合实力是制定地缘战略的基础依据，运筹战略的基础依托，既包括经济、军事、科技以及人口规模和素质、资源禀赋等硬实力，又包括战略运筹能力、国际传播能力、民族凝聚力和危机承受力等软实力。客观审视中国的成就与不足：硬实力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5%，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军事实力快速增强，有望成为与俄罗斯各有所长的第二军事强国；人口规模居于世界第一，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有望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保障；自然资源禀赋虽与人口规模不相适应，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愈来愈强；软实力方面，中国具有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国际传播能力明显提升；不足方面，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仍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全球排名处在60多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制造业、国际贸易“大而不强”，社会事业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科技创新仍有明显短板，军事实力离建成与国土规模和经济实力相称的世界一流军事力量体系还有较大距离，文化软实力远没有改变“西强中弱”的状况，等等。当今国际环境变化与中国的地缘战略需求纵观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客观判断当今国际环境和时代特点，深入分析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把握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是构建新时代地缘战略特别是确定目标和重点的基本依据。对当今形势的基本判断。世界局势波云诡谲，在新格局未稳定之前，这种乱局或将长期存在，其突出特点是：美国霸权加速衰落，但仍是唯一超级大国，其维系既有霸权的挣扎更加呈现出极端性；各大力量中心还在发展凝聚之中，其消长趋势及相互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国际关系复杂多变，各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具有艰难性；旧的世界秩序加速坍塌、新的世界秩序远未形成，围绕新旧秩序的竞争具有剧烈性；美国明确对华竞争战略、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作为中国地缘战略的最大竞争主体，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影响还在不断加大。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国际战略界对此众说纷纭，看法不一，如“一超多强”、“多极世界”、“两超多强”，等等。总的看，“一超多强”仅从大国关系角度出发，忽视了影响力日增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极世界”明显超前，因为可称之为“极”的力量中心尚未形成，前景不明；“两超多强”指“中美两超”共组G2，其他大国作为“多强”参与全球治理，这或是一厢情愿，也有捧杀之嫌，以此认知实施地缘战略运筹可能导致中国战略透支和战略失误。如果说当今世界是从单极霸权向多方制衡转变的“多极化过渡时代”，或许最符合历史交汇期中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大势，最有利于新时代地缘战略的整体运筹。中国地缘战略的服务目标。地缘战略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著作中无不包含丰富的地缘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深远。战国时期，由于战事纷繁，各国地缘政治力量变幻莫测，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连横合纵”、“远交近攻”等大战略的提出和实行，对当时地缘政治形势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仍为后世推崇。十九大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论断，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出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因此，相应的地缘战略必须始终围绕并服务于这一目标，着眼于最大可能延长战略机遇期，更好地聚精会神、凝聚力量做好中国的事。这既要统筹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安全等各个层面，既齐头并进，又明确主次，以维护国内利益为主，确保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三个关键；以维护海外利益为辅，重视国际和周边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纲举目张，方能相得益彰。新时代中国地缘战略的重点明确基本布局，多方向精准发力。利用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的特殊地位，以亚洲为地缘依托，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下好“大棋局”。“稳定东西两翼，巩固北方后背，重心经略东南，塑造制衡态势”宜可成为新时代地缘战略的基本布局态势。一是东翼稳定朝鲜半岛和日本，西翼发展中欧和中印关系，并强化与中东、非洲国家经贸、资源、能源的合作；二是向北实施以“中俄关系为核心，以上合组织为支撑、中国与中亚邻国友好关系为辅助”的欧亚大陆战略，把欧亚大陆建成稳固、可靠和放心的战略后背；三是东南方向始终保持强大军事压力，遏制“台独”，做好解决台湾问题的两手准备，为两岸最终统一创造条件；南海着重维护海洋权益，遏制危机事态，应对武装冲突和突发事件；四是抛弃“美不会遏制中国”的思迷，立足于以斗争求合作、以自身强大应对美国霸权围堵，通过布局大国关系，推动多极化进程，争取更多“中间立场”国家，塑造一个“世界更趋多极，周边维系均势、中美保持缓冲”的对美总体制衡态势。发挥经济影响力，塑造地缘经济新模式。随着“一带一路”推进，中国对周边施加经济影响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中国宜积极尝试用产业链融合的方式，将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手段”的依赖转向对中国发展“成功路径”的依赖。通过向周边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帮助，以独特的“中间地位”，扩大第三方合作模式，调动发达国家的产业、金融和研发资源，帮助扩大当地制造业规模，使周边逐步成为由中国主导的产业链之中的中间环节，而自己逐步从低端产业链中剥离，加快向上游发展。这一地缘经济模式是“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升级版，有利于推动周边与中国实现更好融合，构建紧密的周边命运和利益共同体。前置军事力量，海空精锐先行。中国传统地缘思想长期带有明显的“重陆轻海”和“固土自守”的客观缺陷。当今，中国本土防御既拥有战略优势，也有战场胜势，但未来的南海维权、台海作战均可能是战场前出、海空联动、攻势作战的现代化模式。因此，有必要强化海空先行的地缘战略思维，适时前置军事力量，优先发展海空精锐力量和远战兵器，这不仅是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为更好遏制战争、打赢战争。此外，中国还需考虑布局更多周边及海外基地，以维护持续拓展的海外利益。重视周边事态，维护周边安全。习近平主席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与中国接壤的14个国家中，不乏战乱国家、转型国家、欠发达国家、“三股势力”猖獗的国家及西方企图实施“颜色革命”的国家，均不同程度存在不稳定、不安全的问题和风险，易引发连锁与联动效应，将对中国国内大局带来隐患和冲击。中国宜及时卡位，及时隔离，一方面尽可能控制周边热点问题的地缘界限，阻止其升级蔓延渗透，甚至与国内事务纠缠在一起，演变为中国之热点。另一方面在周边局势出现异常或变化时，敢于善于施加战略性影响，以“预防性介入”主动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9-11-18 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制定如何趋吉避凶的对策，这才是当前蔡政府需要严肃思考的课题。政府要有整体的应对思维与做法，以确保台湾民众的最大利益，而不应在中美贸易战中选边站。 近来中美两大世界强国在南海、台湾、香港等议题上摩擦不断，贸易战亦越演越烈。中方已经打算长期抗战。谁的底气足，谁就是赢家，而时间将给出答案。中美贸易战范围若持续扩大，将会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经济造成损害，引发全球关注，各个经济体正积极寻求应变对策，希望不要受到波及。中国大陆全方位应对在中美贸易战中美方处于进攻的态势，接连出招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确实造成影响，许多大厂纷纷撤离中国大陆迁往东南亚或台湾避险，大陆可能进入停滞性通货膨胀。然而，美国本土经济也同样遭受冲击，例如美国公债收益率曲线出现少见的倒挂情况，预示美国未来经济衰退的机会相当高。今年美国全年GDP成长率可能低于2%，逼得川普扬言要调降利率及减税来挽救经济颓势。中国大陆大幅降低对美国黄豆等农产品的进口（2019年1-5月中国自美国进口大豆数量及金额分别为528.6万公吨，金额为21.28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65.1％及66.8％；巴西则跃居首位，分别成长了10.8％及6.5％），对美国农民造成很大的伤害（中国是美国出口黄豆的最大买家，占美国黄豆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而多个黄豆主产州属川普总统的票仓与关键的选战摇摆州。尽管川普政府祭出补助措施（160亿美元）暂解农民困境，但是因补贴集中于规模较大的经营者，多数小规模农民无法弥补关税带来的伤害，农民还是希望中美贸易战能赶快落幕。中国大陆官方亦积极推动《大豆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来降低对进口大豆的依赖。若中国大陆全面禁止自美国进口黄豆等农产品，势将对农民生计造成严重冲击，给川普连任带来极大压力。大陆为应对中美贸易冲突正积极寻求替代市场，并推动贸易多元化战略。例如中国大陆积极透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对外的政经影响力，给美国带来极大压力。如果大陆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将严重威胁美国高端产业竞争力，为此美国政府力推“印太战略”，拉拢印度、日本、台湾与之抗衡。尽管部分国际人士及媒体不看好“一带一路”，但是在大陆政府努力修正下，2018年中国大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1.3兆美元，占中国大陆总对外贸易额的27.4%，水产品进出口总量为311.43万公吨，总额达90.21亿美元。“一带一路”重点区域东盟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1—6月，双边进出口贸易额达2,918.5亿美元，已超过中美贸易额2,583亿美元，大幅压缩了蔡政府新南向政策的运作空间。蔡英文对美一边倒近来岛内经济状况不佳，偏低的薪资，给蔡“总统”连任带来极大压力，因此若能与美国、日本签订FTA，对于活络国内经济动能及蔡“总统”争取连任有相当大的帮助。台美洽签FTA谈判多时，因对政治、经贸、外交等影响深远，美方多有顾忌，进度相对缓慢。然而台美双方对外均宣称主要症结在于台湾官方未依照科学数据暨国际规范，禁止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台湾经贸官员及部分政客也呼应这样的说法，让台湾农民背负极大的压力与不满。事实上除了农业外，一些竞争力不足、目前靠关税维持国内市场的企业都将受到影响，而只有农业被推上风口，这非常不厚道。中美贸易战越打越激烈，台湾成为美方施压大陆的重要筹码，蔡英文明确选边站，对美方全力配合（包括增加购买美国黄豆、禁止官方机构使用华为产品、鼓励台商南移等等），符合美方利益，美方为表达对蔡政府的支持，不仅主动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还批准卖给台湾高性能武器，台美外交明显增温。为协助蔡英文连任，台美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或许会有令人意外的结局。由于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是事实，因此稳住两岸关系，避免玉石俱焚，这才是身为台湾领导人的基本职责，也是多数台湾民众的共识。民进党不能为讨好美国而操弄民粹，恶化两岸关系。大陆市场无法取代中国大陆参与全球化的结果，对于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也给号称世界之首的美国带来压力。就比较利益观点，美国企业之所以选择在中国大陆设立工厂，是因为大陆的生产成本比较低，即便是加上运费、关税，获利也比在美国制造高出很多。让资金、人力往最有效率的地方流动，正是经济成长最关键的因素。美国政府将进口关税调高，一来希望迫使美国企业回流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二来提高大陆产品输美成本，提高美国国产产品的竞争力，也确实产生若干效果。一些在中国大陆设厂的厂商（包括外商及台商），受关税影响，利润遭到挤压，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在融资、补贴、退税等方面给予优惠，但考虑到中美贸易战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仍有部分台商将事业移到国外或移回台湾，而台湾岛内厂商也确实收到转单的好处。这些对侨外投资情况不佳，急需国外投资来活络台湾经济的蔡政府而言，如逢甘霖，也有助于蔡“总统”的选情。美国和大陆为台湾极为重要的两大出口地，不过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占总出口比重高达40%左右，在大陆内需吃紧的情况之下，台湾出口至大陆的订单也将会逐步趋缓，恐抵销转单带来的获利，何况美方一直希望台湾能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对抗中国大陆，自然也不希望台湾继续把中间产品输入大陆。这是否进一步影响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为后续观察的重点。供应链建立与移转非一朝一夕，一旦中国大陆顺利移转，过度亲美的台湾可能错失机会，对外贸易可能受到牵连。中国大陆是台湾最主要的海外投资据点，由于中国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业受创最深，也是出现产线移回台湾及转单效应最快速明显的产业，而贸易战对精密机械影响不大。目前回流台湾的产业包括网络通讯、服务器、机械设备、电子关键零组件及计算机周边产品等（许多属污染产业），与大陆受301清单影响的行业相仿，资金超过5,000亿台币（资金完全到位需3-5年），宣称可创造4万多个就业机会，却可能带来环境污染以及土地价格飙高的负面效应。台湾政府应有所筛选，多鼓励高端产品生产及研发回到台湾，毕竟当前台湾最该做的是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积极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遗憾的是，台湾政府现正忙于选举，无暇他顾，对中国大陆更采取敌视态度，无助产业布局调整。两岸经贸发展不可能走回头路，对于台湾而言，中国大陆市场是无法被取代的，为台湾2,300万人着想，台湾政府必须摒除意识形态，以更宏观的经济战略布局，避免两岸经济陷入零和赛局的困境，这才是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作为。台湾不应选边站中美贸易战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国防、产业链重组等等，短期内难见曙光，对台湾经贸亦造成影响。至于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利，台湾各方解读不同。其实这与企业所处具体行业有很大的关系。面对中美贸易冲突，制定如何趋吉避凶的对策，这才是当前蔡政府需要严肃思考的课题。政府要有整体的应对思维与做法，以确保台湾民众的最大利益，而不应在中美贸易战中选边站。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9-11-07 面对香港的骚乱，澳门社会上下一致反对和拒绝参与骚乱，发出了“一起守护澳门”的理性声音，维护了澳门的安定与繁荣。澳门社会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澳门与香港地理位置相邻，生活方式相近，同属中央政府管辖和授权、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面对香港的骚乱甚至部分港人的挑唆，澳门社会上下一致反对和拒绝参与骚乱，发出了“一起守护澳门”的理性声音，维护了澳门的安定与繁荣。澳门社会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为什么一衣带水的两个城市却对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骚乱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值得我们深刻剖析，以完善“一国两制”的科学发展。第一，澳门的回归基础与香港截然不同。回归前，澳门经济凋敝，连续出现负增长，市场萧条，失业恶化，尤其是社会治安混乱，恶性案件屡见不鲜，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澳门社会都期盼着“回归”可以带来根本性改变。事实上，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回归后仅一年，澳门即扭转了经济负增长的局面，澳门治安也得到根本好转。澳门从此进入到经济发展、社会详和、人心归顺的“一国两制”践行期。2017年强台风“天鸽”侵袭澳门，解放军驻澳部队在澳门特区政府请求和中央政府依法批准下，紧急出动千人，连续三天三夜投入协助澳门的一线救灾工作。解放军不辞劳苦，与澳门市民在澳门街头并肩作战，守护澳门家园的情景深深烙印在每个澳门人的心中。澳门人民体会到祖国的“患难见真情，军民鱼水情”，也体会到祖国给予澳门的安全感，爱国情感油然而生。第二，澳门社会铭记“背靠祖国”才有经济发展奇迹。回归后，为支持澳门发展，中央政府全力在开放“自由行”、CEPA等各方面给予澳门发展所需的各项政策支持。在中央政策红利下，澳门博彩和旅游业得以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国际化都市。2006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首次超越香港，达2.98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和相关政策进一步支持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发展，澳门的会展、金融、中医药和文创产业也渐有起色，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2018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达8.26万美元，排位世界第三。面对经济的飞速增长，澳门始终记得，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和“一国两制”的科学实践，澳门不可能创造如此辉煌的奇迹。第三，澳门与香港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爱国爱澳”是澳门的核心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澳门已经培养和孕育出很好的爱国爱澳氛围，在澳门几代人的努力下，潜移默化地将“爱国爱澳”这一核心价值牢牢地植根于澳门，为“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贯彻打下良好基础。首先，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全面落实《澳门基本法》，注重爱国主义教育。《澳门基本法》第23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澳门特区积极履行基本法赋予的宪制责任和神圣义务，弥补立法空白，全面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2009年2月25日，澳门特区立法会经细则性讨论和表决，高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广大澳门市民在立法过程中所凝聚和展现出来的爱国爱澳情怀，成为澳门特区持续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财富。其次，澳门的爱国传统通过爱国社团不断传承，紧密连结了社会基层。无论是在澳葡政府时代，还是在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施政下，澳门的社团反对殖民统治，拥护“一国两制”，代表基层反映社会民生问题，保障居民社会权益，帮助弱势群体，为政府和基层民众沟通发挥了桥梁作用，使澳门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同时，特区政府也积极通过与社团合作，在澳门社会开展《基本法》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开展澳门和祖国内地的人文交流，深化社会基层对祖国的情感，将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传承下去。第四，爱国教育和国情国史教育使青少年国家认同远优于香港。澳门一直以来重视青少年的爱国教育。首先，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澳门特区开展国情国史教育及爱国爱澳教育奠定了制度基础。2006年，澳门特区政府修订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将“爱国爱澳”、培养对国家和澳门的责任感确定为教育总目标，从立法角度将民间的自觉行动转化为法律订定要求。2011年公布的《非高等教育十年规划（2011－2020）》也将“爱国爱澳”纳入教育方针和落实方案。其次，澳门特区中小学一直以来都较为重视国情国史教育的延续与发展。有教育学者认为“现在澳门传统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比内地在某一程度上还要深厚和丰富”。虽然澳门在历史教育没有统一教材，允许学校根据需要选择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不同教材。2016年以来，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开始编写专供澳门地区使用的教科书，在品德与公民的教材编写中，内地与澳门的老师专家都有参与，双方的观点也达成平衡。因此，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澳门学校选择使用。同时，在课堂外，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推动了全澳学界升旗仪式、促进学校爱国爱澳教育资助等爱国爱澳教育的工作项目，帮助青少年了解国家发展，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第五，澳门青年的生存状态及对未来的预期与香港青年不同。2006年，澳门特区政府在《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内，实施15年免费正规教育。澳门青年中学毕业升读大学的比例近年来始终高于九成以上。澳门社会失业率从2009年的3.5%下降至2018年的1.8%，就业不足率从1.8%下降至0.5。在充分就业环境下，澳门青年就业的选择空间和成长空间都相当可观。同时，青年就业收入也不断增加。2009年大学毕业的澳门青年薪酬约为8,000澳门币，而2018年这一数字则约为15,000澳门币。虽然面对不断高涨的楼价，澳门青年也有巨大的压力和无力感，但大部分青年仍相信可以通过努力改善生活和向上流动。研究调查显示，澳门青年普遍有强烈的社会安全感、幸福感、信任感和满意度，持续三年有超六成的澳门青年表示感受到较为强烈及以上的安全感。同时，在特区政府的引导和内地的交流中，越来越多的澳门青年也意识到祖国在科技等各方面的强大发展，个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澳门和祖国的发展与联系。在香港，特区政府未全面实行15年免费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非常市场化。基础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分配较为不均，教育素质也难以看齐。香港青少年在接受基础教育时便因为这种不均，开始了社会阶层的分隔。虽然近年来，香港政府将本地青年接受专上（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从早前的两成提升到七成左右，但是社会阶层固化并不再因教育而改善。近年香港经济过度依赖地产和金融，产业结构单一和空心化，新创造的高技术就业机会更加有限，使更多新毕业的香港青年只能流向低技术职位。虽然香港也实现了充分就业，但专上学历在职贫穷却增加。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港贫穷率为20.1%，平均每五人一个穷人，九年来最高。当中2.7万人是具有专上教育程度的在职贫穷，半数是30岁以下的青年；儿童贫穷率也高达17.5%。社会阶层固化，低阶层青年即使努力工作也无力改变贫困，使他们丧失了希望。第六，特区政府落实“改善民生”为主的施政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澳门的社会矛盾。澳门在第一、二届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实现了澳门经济飞跃发展的神话，财政盈余也不断丰富。2008年，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和本地居民消费疲弱，时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出“现金分享计划”，通过政府直接派钱，达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协助澳门居民对抗通胀等目的，到2019年“现金分享计划”已连续进行12年。第三、四届澳门特区政府更逐渐把“改善民生”作为施政的主调之一，并进行落实。虽然澳门民众对楼价、医疗、交通等深层次问题也有诸多怨言，但澳门特区政府持续优化双层式社会保障、社会援助和社会福利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充实惠民措施。社会财富的二次福利分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澳门社会发展的矛盾。目前，澳门社会保障覆盖全澳市民；经济援助、弱势家庭特别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经济困难学生等津贴逐年提升，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15年免费教育、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津贴也减轻学子和家庭的负担。以2019年为例，澳门特区政府对全澳门约67万居民的经济补贴和成果分享支出约为187.47亿澳门元。反观香港，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特点是低水平、窄覆盖，强调为社会中最不能自助者，如最穷困、年老和伤残人士等提供帮助。到目前为止，香港还没有建立起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作为香港社会保障主体的综合保障援助金的领取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偏低，能够享受公屋福利的居民也局限于收入较低的居民。虽然香港经济因地产和金融行业而支撑，但其它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大部分青年并未能分享到香港发展的红利，反而因为地产和金融的拉升作用，生存状态日益下降。香港特区政府也未能在社会发展不均、贫富差距加大之下改进社会财富合理二次分配的福利制度，改善香港的民生状况。综上所述，虽然澳门与香港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但回归20年来，澳门特区在传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重视历史教育和国家认同、落实“改善民生”、推动青年向上流动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实现了澳门社会的安居乐业、稳定繁荣，成功的践行了“一国两制”的科学设计。虽然澳门在社会发展中也有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社会大众普遍看好祖国和澳门的未来发展。相信抓紧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用好用足国家给予澳门的政策，可以成就澳门社会的繁荣和稳定，谱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而香港的这场骚乱，暴露的是香港社会长时间未被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包括政府运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以及相关税收；政府高层官员缺乏政治担当，习惯于不作为；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社会阶层固化，低阶层青年没有发展希望和空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福利制度不足等。而这些问题，正可以在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寻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希望香港社会可以尽快平息骚乱，以理性开放的态度，正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机遇，善用“一国两制”赋予的优势，分享祖国发展的百年机遇与成果，再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