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September 2019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9-09-11 为遏制中国，美国交替打出香港牌和台湾牌，而“港独”与“台独”分裂势力暗中同流合污。香港修例风波的局势和走向将影响港台选举结果，而港台的选举结果不仅将改变各自内部的政治力量格局，也将直接牵连到彼此的政治社会舆论和选举进程。 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风波，是境内外反动分裂势力里应外合、联手操纵的结果，是美英情治力量与逃离中国的经济罪犯在香港与反对派串联下的负隅反扑，是中美世纪对决下美国布局已久的颜色革命，是此前香港“占中”和台湾“太阳花”运动的联动升级版。香港将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第三季度分别举行区议会与立法会选举，台湾则将在2020年1月11日举行大选和“立委”选举。为遏制中国，美国交替打出香港牌和台湾牌，而“港独”与“台独”分裂势力暗中同流合污。香港修例风波的局势和走向将影响港台选举结果，而港台的选举结果不仅将改变各自内部的政治力量格局，也将直接牵连到彼此的政治社会舆论和选举进程。修例风波影响台湾舆论在6月9日与16日两次大游行和6月12日暴力冲击事件后，香港修例风波迅速通过媒体和互联网在台湾社会发酵，对台湾舆论形成共振效应。根据台湾专门从事新媒体和新闻大数据民意分析的思维策略公司所做的统计分析，6月9日至15日一周时间，台湾新媒体平台上有关“反送中”新闻议题的互动总数达到2,109,135次，打破单周单一议题社群互动的纪录。6月12日，香港立法会和中信大厦附近发生示威者暴动与警民冲突，当天关于“反送中”的社区互动数量高达829,020次。由此可见修例风波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台湾媒体，包括《自由时报》、《苹果日报》、《联合报》、《天下》杂志等纸媒，三立、民视、华视、年代、东森等电视新闻，风传媒、关键评论、Yahoo新闻等网络媒体，均反复滚动报道游行中的冲突画面，以负面视角进行评论，抨击港府和北京。脸书、Instagram、Dcard、PTT、Line等社交平台上有关“反送中”事件的信息被广泛散播转贴。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对此皆采取选择性报道，绝大部分关于“反送中”的信息支持香港反对派，鲜少有支持港府、警队和建制派的信息画面。6月30日，香港爱国爱港阵营发起“撑警大集会”，但数十万人的盛大场面，在台湾几乎没有多少人知晓。选择性报道使偏向港府和警队的信息几近于被自动屏蔽，台湾社会短时间内形成同情支持“反送中”和反对“一国两制”的舆论浪潮。台湾绿色媒体和“台独”分裂势力借题发挥，接连打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守住台湾、撑住香港”、“撑香港、守台湾”、“台湾撑香港、我们守台湾”、“自由的台湾、撑香港的自由”、“港台同行、唇亡齿寒”等简单鲜明的口号，通过香港“反送中”的冲突画面，引发台湾民众对自身未来的恐惧、对“一国两制”的抗拒以及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塑造强化以中国大陆为敌人和威胁、以所谓“民主自由”为共同价值观的“港台命运共同体”认同，将“一国两制”妖魔化为“压迫”港台人民的政治工具，进而激化出“民主独立”与“拒统护台”的政治意识形态。台湾民意基金会于2019年6月24日所做的民调显示，高达70.8%的台湾民众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不支持的比例仅有12.6%，其中更有48.2%是非常支持。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后至2018年底，台湾人支持统独的比例一直呈现“统升独降”的趋势，支持统一的比例从14.9%上升至23.8%，而支持“台独”的比例从51.2%下降至35.1%。然而，在6月发生修例风波后，支持“台独”的比例上升至49.7%，支持统一的比例则下降至13.6%，比蔡英文刚上台时还要低。由此可见修例风波对台湾民众“统独”认同的影响颇深。修例风波冲击台湾选举此次修例风波爆发后，蔡英文和民进党犹如“捡到枪”，他们把握机会接连表态声援“反送中”并对大陆展示出强硬姿态。蔡英文脸书专页上每一篇声援香港“反送中”的贴文均有超过10万人的关注，单篇关注量最多的甚至高达25万人。蔡英文通过对“反送中”的强硬声援，刻意塑造“辣台妹”的形象，直接抬升蔡英文在党内初选的民调，而在党内初选大胜赖清德后更是继续扩大声量，在民调上一度反超国民党的主要竞争对手韩国瑜。国民党内在初选期间，主要候选人韩国瑜和郭台铭则唯恐被民进党“抹红”，也争相表态支持“反送中”和强烈反对“一国两制”，韩国瑜甚至毫无余地强烈表态，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这块土地出现，“除非、除非、除非over my dead body”。蓝绿两党在修例风波上“拿香跟拜”，导致台湾舆论对“一国两制”和中国大陆的认同度直线下滑。修例风波直接拉抬了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使蔡英文对韩国瑜出现民调反超的黄金交叉。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追踪民调显示，若是蔡英文、韩国瑜、柯文哲三人同台竞争大选，2月和4月的调查均由韩国瑜以5至8个百分点领先胜出，然而到了6月份香港修例风波爆发后，蔡英文随即以36.9%反超韩国瑜的29.4%。根据TVBS于4月下旬至5月8日期间所做的民调，在蔡、韩、柯三人竞争的情况下，韩国瑜以39%胜过柯文哲的26%和蔡英文的25%，领先幅度均超过1成以上。然而，6月17日至22日期间所做民调显示，蔡英文首度领先，以37%的支持度胜过韩国瑜的29%，而柯文哲则降低为20%。如果将2019年上半年台湾各家民调结果进行追踪统计和比对，不论是蔡英文和韩国瑜两人对决，还是蔡英文、韩国瑜和柯文哲三人竞争，皆可发现在6月9日“反送中”大游行爆发前，各家民调结果均显示韩国瑜压倒性胜过蔡英文和柯文哲。然而在6月9日之后至7月初之间，大部分的民调结果皆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反超韩国瑜，最多甚至超过14个百分点。直到进入7月中下旬后，蔡英文出访特勤走私香烟案被媒体揭露，蔡英文和韩国瑜之间的民调才出现各有胜负。由此显见，修例风波与蔡、韩两人的民调支持率波动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尤其是对蔡英文支持度的拉抬效果以及对韩国瑜的抑制效果较为明显。“港独”与“台独”同流合污自2014年台湾和香港接连爆发“太阳花”和“占中”运动，再到今年6月开始爆发的一连串“反送中”事件，“港独”和“台独”势力之间互动日益频密。“港独”效仿“台独”的街头抗争和舆论煽动技巧与模式，在校园中培养青年学生成为分裂运动的“主力军”。通过媒体和互联网社交平台的传播串联，港台各自爆发的事件越发牵动各自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民情。两地在互动的过程中各自不断升级所谓“民主独立”运动态势，加剧两岸对立以及内地与香港的对立。此次台湾社会对“反送中”的声援，从媒体和互联网直接延伸至线下集会，并进入全台各地校园。由各校学生发起的“全台大专院校声援香港反送中”行动，在短短的3天内便有超过25所学校响应。“在台香港学生及毕业生逃犯条例关注组”发起反“逃犯条例”校园联署，前往台北市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递交请愿信，并与台湾公民阵线、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等团体共同在立院外举行“撑香港、反送中”集会，现场共有近万人参加，此后在凯达格兰大道前又出现上万人的“反红媒”集会游行。台湾大学学生会和香港学生在校内象征民主的傅钟前联合举办“台大撑香港——台大人反送中之夜”，成功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挂起了“反送中、撤恶法”的旗帜，台中女中近百名学生利用午休时间在司令台呼喊口号“我在女中、我反送中”，彰化高中学生也发起“反送中、挺香港”联署活动。在“港独”与“台独”合流联动下，越来越多的“港独”青年到台湾接受训练，“台独”青年到香港声援支持，并通过线下聚会和互联网结成联盟。例如“港独”组织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学生独立联盟发言人吕俊贤、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等便受邀至台湾，与时代力量党主席邱显智于《苹果日报》YouTube线上频道进行直播座谈，共商香港“反送中”与港台“民主独立”的联合协作。作为台湾“独派”代表的青年政党“时代力量”，其立院党团于6月17日提出《香港反送中决议文》，提出四点主张，其中第二点指出“我国政府应依《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十八条及相关法规之规定，研拟项目提供政治庇护”；第三点指出“针对2014年后因参与香港民主运动而有被拘捕、判刑或因相关事由而有犯罪纪录者入台之申请，不宜以《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九条及第二十六条有关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之规定为由，拒绝其入境或居留之申请”；第四点则表示“每年提出‘香港特殊地位检讨报告’以检视香港政治、经济、社会面向之独立性，是否仍足以支持《港澳条例》提供之特殊地位，当香港独立自由度下降时，应将香港官方及香港资金视同中国官方及中国资金对待”。民进党则趁着此次“反送中”浪潮，在7月初之前加速通过所谓“国安五法”，包括“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两岸条例增订第五条之三修正案”、“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蔡英文进一步扬言将在下半年立院会期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中共代理人”条款修订，包括新增33条之4条文，即“禁止台湾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为中国大陆党政军机关（构）、相关团体或其派遣人之代理人，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以及再增33条之5条文，即“禁止台湾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与中国党、政、军机关（构）及相关团体或其代理人从事危害国家安全之政治宣传，或接受其指示或委托而为之；及出席或参加其所举办或与其共同举办之会议，发表危害国家安全之决议、共同声明或相应声明”，违者均将处以重罚和刑责。在《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下，“港独”与“台独”的合流联动，在台湾和香港已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动力，而两地的分裂主义势力则借此进一步煽动与大陆的政治安全对立，从中攫取更多政治资本，为陆港关系、两岸关系的未来埋下更多地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一哲 2019-09-09 如果从“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整体认同角度看待香港骚乱，我们就应该清楚，这种弥漫在整个香港社会的反北京情绪长期持续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只有参考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即从消除“民族认同”源头这角度去考虑，才能找到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 目前发生在香港的“颜色革命”，从骚乱者宣泄的情绪来看，已演变成为针对北京和大陆人的“准民族主义”，其种族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性质的暴力行为比一般的颜色革命更加“丑陋”。这从示威者对说普通话游客的歧视、对异见者滥用私刑中便可见一斑，而这类例子在目前骚乱过程中不胜枚举。西方媒体助纣为虐欧美白人草根阶层排外的种族主义和右翼种族主义一直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排斥和打压，并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已经被逐渐边缘化。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香港，却被西方政治舆论赋予“反共”和“为自由抗争”的论调，被合理化、主流化了。回想在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活动中，境外舆论表现出的敌意让中国民众感到意外和愤怒。这次境外媒体重蹈覆辙，一边倒地支持香港骚乱，可以说是继2008年后又一次让中国人感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失实与不公。动用私刑在西方任何国家都是严重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然而我们却看到，在7月7日晚的骚乱中，一名拍摄示威场面的女路人被诬指为便衣女警，被示威者攻击和动用私刑长达十几分钟，最后被警察解救才躲过一劫。当大陆民众为此在西方社交媒体发出声音，一致反对骚乱、支持政府时，西方主流媒体却指责中共把社交媒体“武器化”，操纵舆论，使其成为有害的武器。言外之意是只有他们控制的舆论才是真正的民意，大陆人作为整体不配具有独立的民意。这不得不说是西方媒体的傲慢和居高临下，甚至是对中国大陆人的集体歧视。这和部分香港人反对北京、仇视大陆人的情绪一模一样。在这种仇视的语境下，他们一贯挂在嘴上的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即使在二战期间，被抓的德国纳粹军人战俘，也要依照《日内瓦公约》的有关约定处理。怎么轮到香港持不同意见者甚至街边的路人，却被屡屡动用私刑，连“人”的待遇都没有了？回想朝鲜战争、越战乃至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在主流媒体上标榜自己在“杀共匪”、“杀恐怖分子”，给敌人贴上集体性的标签，剥夺其作为人应有的平等权利，敌方战亡人数只是普通数字而已。民众被这些主流舆论牵着鼻子走，以为战争是家常便饭，也就见怪不怪了。过去同样属于欧洲文明的纳粹德国，把斯拉夫人划入“亚人类”，在入侵前苏联后心安理得地用非人的野蛮方式虐待和屠杀苏联人。然而在当今西方国家中，虐待动物引起的公愤要比虐待或屠杀被“妖魔化”的敌人大得多，比如之前的反伊斯兰情绪，以及最近的“中国威胁论”。在这些意识形态标签的背后，是典型的种族主义。目前，香港的骚乱和集体仇视大陆的情绪，被堂而皇之地合法化、合理化，其实这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性质的仇恨，其非理性程度远远超过了仅局限于政治理想冲突的“颜色革命”。在2014年乌克兰爆发的反政府骚乱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示威者疯狂地仇视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全面禁止俄罗斯语，主流政客甚至叫嚣要核平俄罗斯人。现在许多评论都把香港的“颜色革命”和当年的乌克兰冲突相提并论。按理说，全球主义和普世主义主宰的西方舆论不应该同情乌克兰的反俄纳粹民族主义，以及香港的反共、反中、排外的种族主义情绪。然而现实是，这些狭隘甚至邪恶的仇外情绪（仇视俄罗斯人和仇视中国大陆人）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和政治舆论的大力支持。地缘政治需要地缘政治的需要决定了西方采取的行动与态度。西方要支持世界上一些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分离主义，甚至宗教极端势力，但同时也必须要给他们披上民族自由、反抗压迫的外衣，这样在舆论上才说得过去。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支持阿富汗的宗教狂热分子摧毁阿富汗受苏联支持的世俗政权，现在支持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极右的反俄民族主义，都是给丑恶的势力披上华丽的外衣，并给予大力支持。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片面而有选择地报道香港骚乱，对香港暴民的丑行和犯罪视而不见，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需要。这里面涉及更广泛意义的中西方意识形态对抗，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种族和文化的不信任和仇恨。美国政治精英说得很直白，就是不允许你超过美国，不允许一个非白人文明超过美国，也不能容忍中国人过上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消费同样多的能源），因为那样四个地球都不够用。西方喜欢攻击中国和俄罗斯所谓狭隘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就好像他们没有民族主义，都是普世主义，全球主义。然而从欧洲对移民的恐慌、美国对墨西哥人和拉丁移民的憎恶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并不是他们宣扬的那种多元文化共处或大熔炉的格局。他们有强烈的核心认同，而那个核心就是白人基督教文明。以北约为基础的西方集团，其基础就是这种白人集体认同，实质上是一种扩大的、隐性的民族主义。香港骚乱动因与民族主义如出一辙在中西文明冲突和博弈的大背景下，香港骚乱表达出一种类似种族主义或分离主义对中国的排斥和仇恨，而且这种“反中国”的情绪弥漫到了香港社会各阶层。1997年后，香港富豪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向来和北京不一样。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是英美方式，即选票产生的行政长官是为资本集团站前台的代理人，背后的主人应该是他们，而不是北京中央政府。香港骚乱爆发后，商界保持集体沉默，甚至暗中资助示威者。实际上，囤积土地的地产商是香港社会畸形发展的始作俑者，但香港社会从来没有对他们的金融和地产富豪产生过阶级上的义愤。这符合香港排外的集体认同模式。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类似“民族大义”，就像过去外敌入侵，中国人总是区别对待背叛民族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本家一样。港独们从不埋怨他们困境的真正根源——那些香港的超级富豪。香港的贫富阶层似乎有某种一致对外、一致仇外（大陆人和北京）的觉悟。这实际上具有了某种初始民族主义的特征。香港这种仇外情绪的宣泄也激起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的普遍反感，这从另外一面说明了骚乱是对抗集体认同的性质。虽然用民族主义形容香港骚乱在政治上并不正确，但二者在原理上如出一辙。最近“港独”在加拿大的抗议，招致中国大陆“富二代”开跑车反抗议，受到媒体关注，也引起褒贬不一的评论。不过这说明“港独”引起的反感是跨越阶层的，正反双方都是纵向的跨越阶层的集体认同。斯大林认为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或许暴力分子认为他们符合这些民族条件，有资格搞独立。按照现代欧洲的民族理论，民族认同基于现代化基础上的标准国民教育和统一的交流沟通。形成统一的文化后，民族就要产生政治诉求，比如自治或独立。1997年主权回归后，香港“马照跑、舞照跳”，港人的教育和大众传播都自成体系，香港回归也没有改变同大陆语言、文化分隔的现实，因此“港独”愈演愈烈也不奇怪。港英时期，港人不用担心香港的地方特征和集体认同会消失，因为英国人没那个同化能力。然而回归到同文同种的中国，“港独”就开始有了被同化和香港自我认同被淹没的危机感。解决香港问题必须釜底抽薪有良好组织和外援的香港暴力分子一再说要保持低烈度暴力，要把抗议长期进行下去。如果从“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整体认同角度看待香港骚乱，我们就应该清楚，这种弥漫在整个香港社会的反北京情绪不像一般颜色革命那么简单，不会经过一次对决见分晓（比如武力平暴），长期持续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只有参考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即从消除“民族认同”源头这种釜底抽薪的角度去考虑，才能找到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首先，要改变香港地方性的标准化教育，改变地方性的文化，加强同大陆接轨。中联办和中资企业可以大规模兴办普通话学校，与港英时代成立的学校竞争。其次，参照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融和的经验，在精英阶层中“掺沙子”，有意识地培养来自大陆的新香港人。在建国初期，国家就拆解了少数民族固有的社会结构，即少数民族精英阶层作为整体不复存在。香港文化、教育、司法等各界社会精英，包括多数建制派，在回归后一直同北京离心离德，不能不说他们是造成今天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中央不宜以暴力手段介入，防止制造反中“烈士”，治安问题要交给特区政府。“集体创伤”的记忆往往会被民族主义者渲染固化，从而增强民族意识，因此要避免帮助“港独”势力制造集体受难意识，同时积极运用新时代发达的通讯手段揭露“港独”的“民族建构”动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9-09-03 2016年5月的《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是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详尽阐述本地博彩业的唯一正式报告。然而，它没有能够成为政府调整博彩政策的依据，尤其无助于解决2020年以后赌牌重新竞投政策难题。 2016年5月特区政府公布了研究报告《澳门幸运博彩经营权开放中期检讨：经济、社会、民生影响及承批公司营运状况》。该文件内容涵盖经济、运营、中介人、社会和民生等四个范畴，是澳门特区政府公布的详尽阐述本地博彩业的唯一正式报告，有助于了解澳门博彩业发展现状。然而，报告主要汇总和统计了相关资料，并没有能够成为政府科学施政、调整博彩政策的依据，尤其无助于解决2020年以后赌牌重新竞投政策难题。业界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切实建议。博彩中期检讨的不足澳门特区政府根据中央对控制博彩业规模和加强政府监管的要求，所应完成的政策评估理应包括以下内容：1、根据博彩法律规定与合约，总结博彩承批公司依法依规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方法；2、总结博彩开放竞争后的成功经验及不足，研究制订澳门博彩业整体战略发展规划，特别是加强行业监管，以推动经济多元发展目标的实现；3、具体研究博彩经营权到期之后的制度完善和政策改革思路；4、长远思考和设计完善政府监管博彩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特区政府委托学术机构完成的报告详尽介绍了澳门博彩业开放竞争以后的概况，但是并没有含括上述内容。博彩中期检讨难以为将来赌牌重新续约提供决策依据，仅可作为调整现有博彩监管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参考。澳门需要认真评估中期检讨报告的不足之处，争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为谋划澳门博彩业长远发展提供更明确的方向。政府应该允许社会各界进行广泛讨论，鼓励更多本地机构和学术人员进行研究，为完善赌牌重新竞投做好前期准备，进而督促政府就相关竞投程序和监管制度进行修订，提出更为完善的法律规制并形成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规范赌牌承批人资格根据赌牌竞投合约，获批给承批营赌的公司必须符合以下法定条件：（1）在澳门本地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竞投方式取得政府的赌权批给；（2）参与竞投时的适当资格主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验；二是商誉；三是属同一参与竞投公司集团的其他公司的性质和商誉，特别是控权股东的性质和商誉；四是与参与竞投公司有密切联系之实体的性质和商誉；（3）有适当之财力，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一是参与竞投公司之经济与财务状况，二是控权股东之经济与财务状况，三是与之有密切关系实体的经济与财务状况，特别是向其提供融资担保实体的经济与财务状况，四是竞投公司5%或5%以上资本持有人的经济与财务状况，五是参与竞投公司拟经营一间或一间以上娱乐场之性质、类型及附加基础设施；（4）承批公司应保持2亿元营运资本，并将管理权授予一名身份为澳门特区永久居民，至少拥有该公司10%资本的常务董事，行使日常管理经营权；（5）承批公司应承诺遵守相关的法律义务，并提交博彩设施的相关投资计划。事实上，过去澳门博彩业开放竞争的准入条件是相当低的，既没有针对外资的前提限制，所要求的条件如商誉、经验等都相当空洞而难于界定，又未预想到承批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或被上市公司控股、特别是澳门博彩承批公司期后全部都在外地上市的情况，导致现行立法中规定的监管制度在上市公司多重控股的运作下难以有效规管。任何监管措施的变动都有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的股价和公众持股的态度，澳门迄今尚未建立一套满足有效规管境外上市公司承批赌牌和股权转让需要的本地监管制度。未来在赌牌重新竞投的过程中需要对企业的资格进行严格定义和审查。中介人制度澳门实行的赌牌制度是以承批公司为权利义务主体来承担责任，签订行政批给合同，而非按照“一赌场、一牌照”的模式向各家赌场颁发营运牌照。由于既往传统影响且无法律明确规管，在澳门，同一家赌牌公司可以经营多家赌场及其附属酒店游乐设施，而多家赌场和赌牌持有公司的关系既可以是股权所有关系，也可以是形形色色的承包关系。后者向承批公司缴纳预设的博彩毛收入的特定百分比作为承包费用后，自行经营博彩娱乐场，甚至连娱乐场设施都自行投资建设。这些以承包名义经营的赌场，虽然在统计上将其赌场和赌牌数统归于相应的赌牌承批公司，申请增加赌台亦需通过承批公司向政府反映及办理手续，但其经营自主，与政府直接打交道而无须经过相应的赌牌持有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直接向政府缴税，在澳门被称为“卫星赌场”，即“借壳经营”的赌场。据说目前在澳门开业的41家赌场中，这类赌场达到一半左右，都在华资博彩承批人旗下。“卫星赌场”与政府、持牌公司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润分成关系错综复杂，迄今无人做过全面分析描述。中介人制度是澳门博彩业的特色之一。依照博彩法规，博彩中介业务指向博彩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消遣等各种便利而收取由承批公司支付的佣金或其它报酬作为回报，以推广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它方式博彩的业务。博彩中介人可为具备“适当”资格的公司、自然人、商业企业主。适当资格主要是通过对博彩中介人数据披露表的内容进行审查而取得。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博彩中介人提供的服务远超过法律规定，变成主要提供博彩信贷，以推销泥码的方式先行融资，从赌客手中赚取打赏，同时和赌场商议收入分成。卫星赌场得到政府默许，博彩中介人的业务超出经营范围，都说明特区政府“缺位”现象严重，使得政府监管博彩业的措施流于形式，急需在重新竞投的过程中对此加以规制和纠正。监管机构设置的相关问题首先，缺乏博彩政策的制订机构。博彩委员会是由2000年设立的专门研究博彩业发展和管理的专责委员会演变而来。它根据行政长官批示而成立，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经济财政司司长和社会文化司、保安司代表各一名，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及一名技术-法律范畴协调员共6人组成。作为制订博彩业相关政策的法定机构，它可设立若干咨询小组，就专题项目进行研究、跟进及提出建议。该委员会甚少公开活动，也从未见其就任何博彩政策展开过公共咨询或专项研究。其次，博彩监察协调局监管职能有名无实。该局作为法定的常设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为“协助订定、统筹及执行娱乐场幸运博彩或其它方式博彩经营产业、互相博彩以及向公众提供的博彩活动的经济政策”。就其参与政策制订而言，名义上它是协助政策制订的机构，但实际上长期没有作为，从未见其对外公布相关政策或就特定问题展开研究。就其执行职能而言，作为博彩收益的稽核部门，其负责赌场毛收入的点算和监督功能受到突出重视，其它如日常控制赌场进入、公布中介人名单并监督其业务、处理赌场内的违法事项等也发挥一定功能。制度重构由于利益局限，澳门政府在博彩开放改制的制度设计初期，追求的目标是稳定和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利用政策倾斜吸引外来投资，从而追求博彩收益最大化。这种倾向对博彩业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在发现问题后又欠缺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使得澳门民众在享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吞下社会成本高涨的苦果。这些都违背了博彩业作为特许经营制度下接受政府全面监管的初衷，不符合博彩特许经营体制的内在规律。它虽然满足了澳门特区繁荣稳定的需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澳门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因此，政府必须考虑上述因素，以维护澳门和国家整体利益为原则，认真做好赌牌重新竞投的各项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