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些命题的提出，把金融制度建设、金融改革推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金融制度能培育科技企业。美国核心科技强大，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其资本市场制度的先进。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 科技公司境外上市 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的互联网科技浪潮中，我国取得一定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网易、百度以及拼多多等。这些公司植根于中国本土经济，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们都不在大陆境内上市。例如，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腾讯控股2004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截止到6月份，阿里巴巴市值约为4,000亿美元，腾讯控股市值约为3万亿港元，我国A股市值最高的工商银行市值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阿里和腾讯这两家公司市值，相当于我国A股市值总额的1/9，超过了创业板780只股票总市值。其余海外上市的科技公司，百度市值约为400亿美元，网易市值约为340亿美元，美团市值约为3,500亿港元，京东市值约为400亿美元，这些公司市值在A股都能排进前30名。 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到海外上市，A股已经无法代表中国经济，不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A股错过了互联网科技的盛宴，反而被边缘化了。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8%，但上证指数2019年6月和2007年3月收盘点数持平，不到3,000点，12年指数没有上涨。投资A股很难分享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的成果，甚至损失惨重。 投资海外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收益颇丰。例如，腾讯股票上市15年涨幅接近500倍，而A股“股王”茅台自2001年开盘至今上涨只有220倍。要买中国大陆的绩优股票，分享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能去美国、香港买，这无疑是一个大写的尴尬。 金融制度改革 为什么优秀的企业都去境外上市，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孕育出优秀科技企业？究其原因是我国金融制度改革滞后，无法适应现代科技企业的需要。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例，首先，它们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阿里第一和第二大股东是软银和雅虎，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南非报业，它们这种外资背景的信息科技企业，无法被A股接受。其次，腾讯和阿里在谋求上市之时无法满足A股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连续盈利的要求也挡住了诸如京东、拼多多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的上市之路；最后，A股上市属于核准制，需要经过长达几年的漫长等待和复杂的人际网络沟通，瞬息万变的高科技行业在A股可以说是无法生存的，美国和香港股票发行属于注册制，几个月就可以上市交易。 我国封闭、守旧的金融体系，无法培育出成长型科技企业，反而成为传统产业特别是一些垃圾企业的“圈钱机器”，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多方利益集团的“名利场”，成为“割韭菜”的社会财富收割机。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加上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核心科技短板，上交所加速推出科创板。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设立科创板；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科创板总体方案”；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科创板火速面世，业界对其寄予了厚望。 截止到6月，科创板实施了众多改革措施，取得一定成果。1，科创板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的公司”；2，股票发行注册制和严格、制度化的退市制度，股票上市没有强制盈利要求；3，引入注册地在境外的企业上市，并且“允许同股不同权”；4，交易管制放松，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限制。 新政给一些初创企业提供了融资希望。例如申请科创板上市的九号机器人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近三年连续亏损，每股净资产-117.98元。该公司A类普通股持有人每股可投1票，B类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5票，属于同股不同权。 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科创板 科创板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还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1，注重与国际接轨而非强调中国特色。从总的指导思想看，科创板应把和国际接轨作为第一要义。从我国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看，很多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并不成功。美国、香港等发达的资本市场，培育出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引领人类发展的核心科技企业，有非常成熟和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便是“拿来主义”，先照搬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再逐渐打磨以适应中国国情，这方属上策。 如果夸大中国特色，拒绝和国际接轨，难免陷入“白马非马论”的怪圈，最后闭门造车，无功而返。我们曾经对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都寄予过厚望，但它们都归于平凡，成为主板的延伸。 这次科创板的设立，可以说是“另起炉灶”，再一次把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创立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资本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孕育出真正伟大的科技企业，促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 2，系统引入做空机制。做空机制是给刺破泡沫者以奖励，缺乏做空机制是引发股市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限制涨跌幅、T+0只能扬汤止沸，甚至被利用来加剧股票投机。当股市只有上涨才能赚钱的时候，资金的逐利性必然把股价推向虚高。 做空机制主要包括五种方式：融券交易、个股做空期权、指数做空期权、做空ETF、股指期货。目前科创板只有融券这一种做空机制。我国股指期货包括沪深300股指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和上证50股指期货，但创业板没有单独的指数期货，只有部分创业板股票可以纳入中证500指数，而能进入到融券标的的创业板股票也不多，创业板长期高估值和缺乏做空机制有关。 科创板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系统引进上述五个方面的做空机制，特别是对高泡沫、关注度高的个股引入做空机制，这样才能在制度设计上预防泡沫出现。 3，实施T+0和取消涨跌幅限制。T+0和涨跌幅限制的弊端，已经被业界和投资者诟病多年。目前科创板实行的是上市后头五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停板，仍然没有完全放开。上交所曾在1992年5月21日取消涨跌幅限制、实行T+0，深交所在1993年11月实施T+0。随后股市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暴涨暴跌，证监会在1995年把规则改为T+1，1996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10%涨跌幅限制。按照官方解释，由于上述实验是失败的，所以科创板仍然实行T+1和涨跌幅限制。 上述期间产生剧烈波动和泡沫的真正原因，是没有实行注册制、没有做空机制和股票操纵监管缺位。当时股票发行采取核准制，股票数量很少、严重供不应求，而且没有做空机制，只能做多盈利。在缺乏股票操纵监管的时代，庄家为了盈利，只能砸低股价、拉高到超出合理估值水平，然后出货，再打压吸筹，因此出现了超高的波动性和泡沫。因此，我们不应该让T+0和无涨跌幅限制来“背锅”，在交易规则上应该勇于和国际接轨。 4，着眼于培养大型科技公司。科创板实施注册制，上市门槛低，可以吸引大量处于创业阶段、盈利性不强的小型科技企业上市，但一国核心科技的提升还需成熟的大型独角兽。科创板没有必要拘泥于中小企业，科创板门槛低并不意味着排斥大企业，“放小”的同时还需要“抓大”，应该像纳斯达克一样不断引入和培育大型科技公司。亚马逊、Apple以及Facebook，这些定义现代科技的巨头，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科创板需要引入改变科技生态的超级独角兽。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对新兴市场会起到基础性作用，例如FAANG（Facebook Inc.、苹果公司、亚马逊、Netflix Inc.和谷歌的合称），贡献了纳斯达克100指数一半的涨幅。中国科创板也需要有一定市场集中度，否则就会成为“散、乱、小”的劣质市场。 在政策上应该鼓励大型科技公司在科创板IPO（例如当前热议的蚂蚁金服IPO），或境外上市大型科技公司发行存托凭证回归科创板。这将会起到引导和带动作用，带动一批大型公司在科创板上市。我们无需担心市场流动性不足，当前我国GDP达到90万亿，货币发行量M2达到190万亿，而我国股票市值只有50多万亿，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是优质股票供应不足。 5，吸引全球科技公司上市。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资本市场依然相对封闭。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国际化的。当前美国股市市值约31万亿美元，2018年美国GDP为20.5万亿美元，这从一个角度反映美国股市是充分国际化的，中国大批知名科技企业因此选择在美国上市。香港2018年GDP为2.8万亿港币，2019年4月港股市值为34.3万亿港币，港股市值是GDP的12倍。这说明香港资本市场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吸引全球优质企业上市，成为世界经济之窗。 上海的巨大优势在于拥有庞大内地市场，应该说比香港更具潜力，完全可以汇聚全球优秀科技企业，带动国内科技的发展，形成全球协作的科技产业链。只有充分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才能有助于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推动中国核心科技崛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