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19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9-07-25 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是继续有效还是无功而返;究竟是无往不胜还是被打破其魔咒,台湾再次实现政党轮替?从过往的历史与种种迹象来看,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 自1996年通过直选方式选举地区领导人以来,截至2016年,台湾一共经历了六次大选,即将展开的2020大选是第七次。从历次大选来看,我们会发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第一,有意角逐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有识之士”,都会亲自或者委派代表前往美国“拜山头”,向幕后老板表达参选意愿,陈述一些政见,恪守一些该遵守的承诺;第二,20多年来,美国都透过言论或行动来关注台湾选情,影响其进程,同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持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总统候选人”。只要是美国极力支持的候选人最终都能成功当选,屡试不爽。当前,中美关系面临自两国建交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而此时正巧遇上台湾要进行大选,台湾这张牌对美国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新形势下,美国对台湾选举所施加的影响,自是不言而喻。历次大选中的美国烙印美国就台湾历次选举都发表过各种言论,甚至采取过一些实质性的行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岛内的选情,但美国具体要发表什么样的言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过激,或平缓,一般都与当时中美关系所处的态势有关。美台关系一直都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1996年台湾首次大选,李登辉通过赴美演讲,增加国际曝光度,吸引台湾选民,而美国也非常积极地为其提供舞台。后来,东南沿海局势紧张,美国还派出军舰直接介入。美国势力的介入,不仅助长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而且自此拉开了美国影响台湾历次大选的序幕,在台湾选举中留下了特征明显的美国烙印。2000年,陈水扁与连战、宋楚瑜一同竞逐大位。美国克林顿政府担心台海局势失控,对台政策主要基于“三不原则”,明确表示不支持连战“导弹论”,而陈水扁早从李登辉当选的过程就察觉到台湾大选当中美国的影响与作用,因此,他在1999年就赴美,提出“新的中间路线”并获得美国的认可。陈水扁执政四年,彻底滑向“台独”,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其表示怀疑,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结果陈水扁利用两颗子弹操弄了民意,以微弱优势赢得了连任。2008年,美国明显地偏向马英九,对民进党的信任度下降,主要表现在通过延缓实施对台军售的一些项目,限定陈水扁过境美国的地点和时间,有意对陈水扁施加压力,影响台湾中间选民的投票意向。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多次发表声明,反对台北举办“入联公投”,多次利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的机会,发表言论,对台湾民众的投票起到指向性作用。马英九争取连任时,美国对民进党的两岸关系定位仍有疑虑,倾向于两岸“维持现状”。2016年,美国从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需要出发,对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国家的领海主权争端表示警觉,中美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上升,美国需要台湾在中美战略失衡时发挥作用,因此,2015年蔡英文访美时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此访成为2016年台湾大选的风向标。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的期望值当前特朗普政府明确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贸易战久拖不决,中美博弈进一步升级,而特朗普本人将寻求2020连任,在此背景下,台湾迎来2020选举。美国对台湾2020大选将会格外关注,对台湾候选人的政策指引将非常明显,即美国需要一个不稳定的台湾局势,同时又不希望台海局势失控而滑向战争的境地。美国对台政策将对台湾2020大选的过程、结果及两岸关系走向产生复杂的影响。唱双簧、盘活“以台制华”大棋局。特朗普政府入主白宫后,对台湾释放更多的“友善”,从蔡英文就任时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致电开始,动作频频。2018年,“美台军舰互访互停”、“台湾旅行法”等法案获得通过。2019年5月7日,美联邦众议院以414票赞成,0票反对,17票弃权无异议通过《2019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美国这一系列动作,逐步将“一个中国”空洞化,不断填充涉台内容,把坚持“一中”原则与执行“一中”政策分开处理,一步步突破红线。台湾有求,美国有应,双方唱起了双簧。如果把大陆、台湾和美国这个三角关系放到当前中美关系大局中去考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需要的是台湾而不是大陆,台湾对大陆的制衡作用不可替代。美国需要的是美台共同盘活“以台制华”大棋局。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蔡英文执政后,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台军售已经进行了三次。蔡英文治下的台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领域全方位倒向美国,为了谋求连任,她下一步会更加贴近美国。5月7日美国众院通过的《2019台湾保证法》、《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使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民进党执政,不仅可以促成军售常态化,而且可以实现对台军售金额大幅增加。新形势下,仅从军售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判定美国的立场是支持民进党继续执政。形成完整的印太战略区域网络。此前,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与台对外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3月份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美台成立“印太民主治理咨询机制”,推出定期对话机制。首次对话预计9月在台北举行,美方将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事务局的资深官员参加。该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加快台湾融入美印太战略,有助于美国组建完整的区域网络。近日,美国国防部公布《印太战略报告》,公然将台湾表述为“国家”,认为台湾致力于分担美国的全球任务,并采取实质行动来支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美国需要加强与台湾这样“国家”的伙伴关系。美国加强与台湾伙伴关系的目的是要编织一个网络化的安全框架,分享彼此的价值观、运作习惯和执行力,形成一个强大的、相互连接的区域网络。限制台海局势在可控的范围。在特朗普执政后,自中美发生贸易摩擦至今,美军共7次派遣军舰进入台海,且每次都挑选特定的时间节点经过台湾海峡,进行“辅助”性巡航,但总体上避免与中国军舰有实质性接触,避免擦枪走火。虽然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涉台法案,但美国政府在执行层面上尚保持以前的层级和程度范围,只是为以后逐步提升美台关系埋下伏笔。而且,美国自身能力不足,正如其《印太战略报告》中提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未来态势是追求与最有能力的联盟和伙伴联合发展。因此,美国尽可能地要把台海局势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尽可能地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避免被拖入战争状态。然而,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美台关系,美国又需要有一个不被统一的台湾的存在,但并非真正支持台湾独立,而是趋向于保持一种与台湾有实质内容的关系,并且美国确实需要“台湾”这张牌,时不时地亮出来,作为中美之间的谈判筹码。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施加影响的效果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台湾“九合一”选举发声,表示支持民进党。美国过去不是没有介入过台湾选举,不是没有干预过台湾事务,比如96年台海危机时曾派航母到台湾海峡、对“两国论”及“一边一国”表达不满等等,但很少直接表态挺某个政党或候选人。从最近事态可以看出,美国对台湾选举施加影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把台面下的动作摆到了台面上,不避嫌地表态支持民进党。如果说“九合一”选举拼的是内政与民生,那么进入2020选举模式时,特别是新形势下,两岸议题将不可回避。民进党又善于操弄两岸议题来巩固其执政地位,而当下在特别需要民进党继续执政时,美国将成为民进党的“助选员”,美国的一言一行对台湾选民的指向作用将非常大,因此,美国因素对此次大选影响将不可小觑。在中美竞争关系明显的情况下,美国更多的是希望台海时不时地出现不稳定,而不是希望台海局势处于相对稳定,这也是美国不断丰富美台关系内容的主要原因。当然,美国心中的“不稳定”局势是可控的,要打破“现状”,纵容或支持“台独”势力去“独立”,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需要的是“活跃”的“台独”势力,或者说是这样的候选人,这才是美国当前更愿意去支持的,这样的人掌控的台湾才能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才会把台湾这艘永不沉没的航母开动起来,起到更大的战略效应。回顾台湾20多年的直选历史,凡是美国极力支持的候选人最终都能成功当选。目前,虽然韩国瑜人气很旺,但有没有假“韩粉”有意抬高其人气,让一个任职能力相对弱、出身庶民的人在国民党初选中出线,而在最终的大选中失败?因此,很多情况晦暗难明,有待进一步观察。美国对台湾2020选举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是继续有效还是无功而返;究竟是无往不胜还是被打破其魔咒,台湾再次实现政党轮替?从过往的历史与种种迹象来看,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可能性较大。具体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史璐 2019-07-17 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些命题的提出,把金融制度建设、金融改革推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金融制度能培育科技企业。美国核心科技强大,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其资本市场制度的先进。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科技公司境外上市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的互联网科技浪潮中,我国取得一定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网易、百度以及拼多多等。这些公司植根于中国本土经济,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们都不在大陆境内上市。例如,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腾讯控股2004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截止到6月份,阿里巴巴市值约为4,000亿美元,腾讯控股市值约为3万亿港元,我国A股市值最高的工商银行市值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阿里和腾讯这两家公司市值,相当于我国A股市值总额的1/9,超过了创业板780只股票总市值。其余海外上市的科技公司,百度市值约为400亿美元,网易市值约为340亿美元,美团市值约为3,500亿港元,京东市值约为400亿美元,这些公司市值在A股都能排进前30名。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到海外上市,A股已经无法代表中国经济,不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A股错过了互联网科技的盛宴,反而被边缘化了。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8%,但上证指数2019年6月和2007年3月收盘点数持平,不到3,000点,12年指数没有上涨。投资A股很难分享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的成果,甚至损失惨重。投资海外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收益颇丰。例如,腾讯股票上市15年涨幅接近500倍,而A股“股王”茅台自2001年开盘至今上涨只有220倍。要买中国大陆的绩优股票,分享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能去美国、香港买,这无疑是一个大写的尴尬。金融制度改革为什么优秀的企业都去境外上市,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孕育出优秀科技企业?究其原因是我国金融制度改革滞后,无法适应现代科技企业的需要。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例,首先,它们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阿里第一和第二大股东是软银和雅虎,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南非报业,它们这种外资背景的信息科技企业,无法被A股接受。其次,腾讯和阿里在谋求上市之时无法满足A股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连续盈利的要求也挡住了诸如京东、拼多多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的上市之路;最后,A股上市属于核准制,需要经过长达几年的漫长等待和复杂的人际网络沟通,瞬息万变的高科技行业在A股可以说是无法生存的,美国和香港股票发行属于注册制,几个月就可以上市交易。我国封闭、守旧的金融体系,无法培育出成长型科技企业,反而成为传统产业特别是一些垃圾企业的“圈钱机器”,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多方利益集团的“名利场”,成为“割韭菜”的社会财富收割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加上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核心科技短板,上交所加速推出科创板。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设立科创板;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科创板总体方案”;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科创板火速面世,业界对其寄予了厚望。截止到6月,科创板实施了众多改革措施,取得一定成果。1,科创板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的公司”;2,股票发行注册制和严格、制度化的退市制度,股票上市没有强制盈利要求;3,引入注册地在境外的企业上市,并且“允许同股不同权”;4,交易管制放松,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限制。新政给一些初创企业提供了融资希望。例如申请科创板上市的九号机器人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近三年连续亏损,每股净资产-117.98元。该公司A类普通股持有人每股可投1票,B类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5票,属于同股不同权。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科创板科创板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还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1,注重与国际接轨而非强调中国特色。从总的指导思想看,科创板应把和国际接轨作为第一要义。从我国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看,很多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并不成功。美国、香港等发达的资本市场,培育出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引领人类发展的核心科技企业,有非常成熟和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便是“拿来主义”,先照搬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再逐渐打磨以适应中国国情,这方属上策。如果夸大中国特色,拒绝和国际接轨,难免陷入“白马非马论”的怪圈,最后闭门造车,无功而返。我们曾经对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都寄予过厚望,但它们都归于平凡,成为主板的延伸。这次科创板的设立,可以说是“另起炉灶”,再一次把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创立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资本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孕育出真正伟大的科技企业,促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2,系统引入做空机制。做空机制是给刺破泡沫者以奖励,缺乏做空机制是引发股市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限制涨跌幅、T+0只能扬汤止沸,甚至被利用来加剧股票投机。当股市只有上涨才能赚钱的时候,资金的逐利性必然把股价推向虚高。做空机制主要包括五种方式:融券交易、个股做空期权、指数做空期权、做空ETF、股指期货。目前科创板只有融券这一种做空机制。我国股指期货包括沪深300股指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和上证50股指期货,但创业板没有单独的指数期货,只有部分创业板股票可以纳入中证500指数,而能进入到融券标的的创业板股票也不多,创业板长期高估值和缺乏做空机制有关。科创板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系统引进上述五个方面的做空机制,特别是对高泡沫、关注度高的个股引入做空机制,这样才能在制度设计上预防泡沫出现。3,实施T+0和取消涨跌幅限制。T+0和涨跌幅限制的弊端,已经被业界和投资者诟病多年。目前科创板实行的是上市后头五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停板,仍然没有完全放开。上交所曾在1992年5月21日取消涨跌幅限制、实行T+0,深交所在1993年11月实施T+0。随后股市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暴涨暴跌,证监会在1995年把规则改为T+1,1996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10%涨跌幅限制。按照官方解释,由于上述实验是失败的,所以科创板仍然实行T+1和涨跌幅限制。上述期间产生剧烈波动和泡沫的真正原因,是没有实行注册制、没有做空机制和股票操纵监管缺位。当时股票发行采取核准制,股票数量很少、严重供不应求,而且没有做空机制,只能做多盈利。在缺乏股票操纵监管的时代,庄家为了盈利,只能砸低股价、拉高到超出合理估值水平,然后出货,再打压吸筹,因此出现了超高的波动性和泡沫。因此,我们不应该让T+0和无涨跌幅限制来“背锅”,在交易规则上应该勇于和国际接轨。4,着眼于培养大型科技公司。科创板实施注册制,上市门槛低,可以吸引大量处于创业阶段、盈利性不强的小型科技企业上市,但一国核心科技的提升还需成熟的大型独角兽。科创板没有必要拘泥于中小企业,科创板门槛低并不意味着排斥大企业,“放小”的同时还需要“抓大”,应该像纳斯达克一样不断引入和培育大型科技公司。亚马逊、Apple以及Facebook,这些定义现代科技的巨头,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创板需要引入改变科技生态的超级独角兽。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对新兴市场会起到基础性作用,例如FAANG(Facebook Inc.、苹果公司、亚马逊、Netflix Inc.和谷歌的合称),贡献了纳斯达克100指数一半的涨幅。中国科创板也需要有一定市场集中度,否则就会成为“散、乱、小”的劣质市场。在政策上应该鼓励大型科技公司在科创板IPO(例如当前热议的蚂蚁金服IPO),或境外上市大型科技公司发行存托凭证回归科创板。这将会起到引导和带动作用,带动一批大型公司在科创板上市。我们无需担心市场流动性不足,当前我国GDP达到90万亿,货币发行量M2达到190万亿,而我国股票市值只有50多万亿,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是优质股票供应不足。5,吸引全球科技公司上市。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资本市场依然相对封闭。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国际化的。当前美国股市市值约31万亿美元,2018年美国GDP为20.5万亿美元,这从一个角度反映美国股市是充分国际化的,中国大批知名科技企业因此选择在美国上市。香港2018年GDP为2.8万亿港币,2019年4月港股市值为34.3万亿港币,港股市值是GDP的12倍。这说明香港资本市场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吸引全球优质企业上市,成为世界经济之窗。上海的巨大优势在于拥有庞大内地市场,应该说比香港更具潜力,完全可以汇聚全球优秀科技企业,带动国内科技的发展,形成全球协作的科技产业链。只有充分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才能有助于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推动中国核心科技崛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9-07-08 目前看来,在以牺牲台湾民主为代价的前提下,蔡英文胜面要比赖清德略大一些。然而,此次选举民进党仍未摆脱“九合一”以来的颓势,蔡赖二人均不太可能在2020年选举中胜出。 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已经开打,民进党提名之战果然出现“蔡赖之争”。蔡英文为确保自己“出线”,从多次喊话“一加一大于二”(呼吁“蔡赖配”),到五人协调小组积极“劝退”,再到两次拖延时间更改初选时程,可谓是手段百出,机关算尽。赖清德则一再强调“君子之争”,寄希望于自己的高民调来扳下此局。目前看来,在以牺牲台湾民主为代价的前提下,蔡英文胜面要比赖清德略大一些。然而,此次选举民进党仍未摆脱“九合一”以来的颓势,蔡赖二人均不太可能在2020年选举中胜出。蔡赖参选,各有所谋其实赖清德参选早有迹象。长期以来,赖清德在民进党内声望较高,有新潮流系“大阿哥”之称。虽然2017年北上台北出任“行政院长”,导致其声望有损,但蔡英文在“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调更低(或低于赖清德20%左右),民进党内部一直就有呼唤赖清德出来的声音,年初甚至还有几位独派大佬公开为他站台,给蔡写信喊话“劝退”。然而,赖清德一直等到民进党登记初选的时候(3月18日)才公开表态,此举还是让蔡英文及其支持者“大跌眼镜”。从赖清德的视角来看,此次选举是一个不得不选的时机。今年1月,赖清德卸任“行政院长”之后并没有官职在身。如果他蛰伏到2024年再选的话,中间会发生很多的变数。如果郑文灿在桃园市持续维持高口碑,则2024年郑的呼声未必会低于赖。再加上在刚刚结束的台南市“立委”补选中,民进党候选人郭国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谢龙介,等同于赖清德的辅选打败韩国瑜的辅选,这让赖信心大增。当然,根本原因在于,“九合一”选举以来,在各大民调中赖清德都大幅领先于蔡英文,所以赖决定放手奋力一搏。从蔡英文的视角来看,2020也是“志在必得”。台湾自政党轮替以来,现任领导人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往往都可以得到连任。再加上蔡英文早就积极部署,对于2020未雨绸缪已久。“九合一”选举失败让蔡在党内威信扫地,若2020仍然败选或者对“立法委员”选举没有起到很好的“母鸡带小鸡”作用,蔡极有可能在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的民进党内被边缘化。然而,不论是蔡英文或者赖清德,都忽视了此次选举应该是“九合一”的延续。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建立在深刻检讨“九合一”败选原因的基础上,无论谁上,都还是有极大可能输给愈战愈勇的国民党。“君子之战”PK“权力之战”根据民进党中常会3月6日讨论的领导人选举办法,3月18日至22日进行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领表登记作业,人选在4月中旬出炉。若党内有2人以上参选,将办理党内初选民调;若仅有1人登记参选,则以征召形式办理。在此次选举开始之前,蔡英文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联系赖清德,总是得到其“不参选”的表态或者暗示,所以蔡以为自己是唯一候选人,任由民进党主席卓荣泰通过上述“选举办法”。谁料3月18日,赖清德宣布将“勇敢承担责任”,抢先蔡英文宣布参选。赖清德的基本策略是所谓“君子之争”,也就是各凭其能,不互相攻击甚至抹黑,展开高格调的竞争。赖清德这样处理或多或少是因为其并非在任官员,资源极其有限,所以打一下“君子牌”以赢得选民的支持。然而,蔡英文为确保获胜,根本不理会赖清德这一套,“打压频频”,“吃相难看”。蔡英文采取了至少五步来“打压”赖清德,首先是蔡阵营网军大肆“打压”赖清德的道德诚信问题,质疑其“之前宣布不选现在又出尔反尔”;其次是成立五人协调小组(这五人分别是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桃园市长郑文灿、“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以及后来确认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五人表面公允,实则是蔡阵营的说客,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劝退赖清德。第三步是大肆造“一加一大于二”的舆论,希望赖接受“蔡赖配”。3月29日,现任台湾副领导人陈建仁还提前宣布第二任期不再与蔡搭档,摆明是给赖“腾位子”。然而赖清德不为所动,坚持参加初选。这时候,蔡阵营又开始部署第四步――“拖延战术”。迄今民进党已经有了两次延后的动作,第一次是3月23日,民进党开会决定,“原定4月17日中执会通过并公告提名人日期延后一周到4月24日”;第二次是4月10日民进党中执会开会决定,“将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党内初选民调延期至5月22日之后”。“拖延战术”是很好的战术安排,所谓“以时间救民调”,主要是借着这段时间蔡英文频频公开亮相以及在媒体上多发声,来挽救其低迷的民调。当然,如果这样效果还不明显,蔡阵营还会有新的招数,即第五步“民调大反转”。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挺英派”正在展开“灭赖三部曲”,从斩断后路、曝光支持者到号令蔡粉致电施压表态,逼迫赖走进孤立无援的绝境,最后再透过手机民调清理战场,打包赖清德。以上讲法当然遭到了民进党的否认,但民进党内“拥赖”“挺蔡”各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以手机民调来吸引所谓更支持蔡英文的年轻选民也确实难以摆脱“因人设事”的嫌疑,难怪前台湾副领导人吕秀莲夸张地说:“这是‘君子’在对抗‘天子’,是不对称的‘战争’”。爱权谋弃民主,胜初选输台湾通观目前民进党的初选争议,不仅可以看出蔡英文并未在“九合一”选举大败后进行深刻反思,而且蔡英文和民进党对于“民主”的态度也是典型的“自利主义”。蔡阵营为了获胜,多次修改民主规则,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削弱民进党形象,连带台湾的民主品质也在大大下降。民主的核心意涵,是尊重制度和规则,众人平等地参加竞争,“胜者为王,败者衷心祝福胜者”。赖清德多次向蔡英文喊话:“如果您赢了,就是2.0,可能打赢‘大选’,我会全力支持您;如果我赢了,就是一个新的气象,也会有机会打赢‘大选’,也请全力支持我。”这番话体现的还是平等竞争的原则。然而,蔡英文以“维护党内团结”搪塞,不做过多回应。当然,当蔡英文多次向赖清德喊话“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赖清德5月也回呛:“这要看谁来带头,若有我代表民进党参选,可发挥加乘作用。辅选‘立委’让席次维持优势。”言外之意是蔡英文民调低或将拖累“立委选举”。总之,蔡赖双方表面上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实际上因为蔡英文把握主动,权谋用尽,双方近乎翻脸决裂了。尽管现在民进党初选尚未结束,但依据现在的情势来看,蔡英文获胜的概率在大大增加。甚至有媒体传出,如果蔡英文民调持续低迷的话,民进党可能不办初选,仍然坚持“劝退赖直接征召蔡”。当然如果民进党参加选举连初选乃至辩论都不敢举办,其支持者恐怕会出现严重流失。总之,今天的民进党初选若仅限于“蔡赖之争”,没有对“九合一”失败的深刻检讨,也不调整两岸政策和经济政策,那么民进党既顾不了“台湾安全”,又实现不了“台湾有钱”,这样的政党只会距离主流民意越来越远。初选没有核心民主价值,也谈不上真正的“爱台湾”,这样的政党必将在下次选举中被民众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