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9-06-25 从实际最终需求角度来看，2018年下半年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2019年一季度外贸出现“衰退式”顺差，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由负转正。不过，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判断经济增速已度过快速下降期，但仍处于下行阶段。 经济增速度过快速下降期根据追踪的数据显示，从实际最终需求角度来看，2018年下半年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2019年一季度外贸出现“衰退式”顺差，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由负转正，带动实际GDP当季同比达到6.4%，经济企稳迹象更加明显。不过，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根据测算，对2,000亿美元商品额外加征15%的关税，将会拉低今年GDP约0.2个百分点。预计全年GDP增速将会下行至6.2%。如果对剩下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或者无法达成协议，明年经济将会变得更加困难。由此，我们判断经济增速已度过快速下降期，但仍处于下行阶段。年初以来，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进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行。未来看，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上行空间但幅度不会太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下行。具体来看，基建投资仍有回升空间，但幅度有限。基建投资方面，年初以来，非标融资收缩放缓，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行，城投债发行也较好，财政支出增速高，基建投资融资环境改善，投资累计同比持续回升。年内基建投资增速回升仍有空间，不过融资环境进一步显著改善的可能性较低，回升幅度有限。利润走弱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下行，能否企稳需观察减税降费执行力度。2018年以来，制造业企业利润持续下滑，企业投资意愿下降，1-4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明显下滑。上半年，利润走弱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下行。当前来看，制造业企业利润依然较差，需求、企业经营、投资启动等验证指标均未明显好转，制造业投资仍将下行。不过，一方面，石油加工、化学原料等行业产能置换仍有空间，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并未完全结束，对制造业投资形成支撑，制造业投资下行斜率不会太陡；另一方面，随着减费降税政策的落地实施，制造业企业利润有望得到改善，从而对下半年制造业投资形成支撑。土地购置费用下滑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偏强，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购置费用增速依然较高，且建安投资增速回升。未来看，建安投资增速已经上升到较高水平，进一步大幅上升的空间有限，房地产投资走向主要由土地购置费决定。2018年下半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商品房用地成交总价增速明显下滑，预计2019年下半年土地购置费增速将会下行，进而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消费对GDP贡献下行，政策对冲效果待观察。受CPI下行以及汽车销售持续低迷影响，相较于去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累计同比下滑。下半年看，CPI将会维持高位，进而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回升。不过，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将会下行，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将低于去年。全球需求走弱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出口增速低位运行。受春节假期影响，1-4月出口当月同比波动较大。整体来看，1-4月出口累计同比为0.2%，增速较去年明显下滑。未来看，全球经济依然在走弱，叠加中美贸易摩擦负向影响扩大，出口增速偏低。国内需求走弱叠加PPI下行，进口同比继续下行。受国内需求走弱影响，相较于去年，1-4月进口累计同比明显下滑。国内需求依然偏弱，下半年PPI同比可能转负，叠加出口的拉动效应减弱，进口同比仍存下行压力。CPI受供给驱动上行但幅度可控，PPI存下行压力。猪肉价格上涨推升CPI中枢。未来看，猪肉价格将成为引导CPI走势的重要变量，CPI当月同比持续维持高位。不过，经济依然偏弱，核心CPI维持低位。CPI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猪肉价格引起的，如果没有引起工资全面上涨，且核心CPI与PPI偏低，货币政策不会明显收紧。我国和全球经济偏弱，PPI同比转为下行。年初以来，国内经济企稳，叠加国际原油、铜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PPI同比走势偏强。未来看，我国和全球经济依然偏弱，大宗商品需求走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承压。5月份以来，原油、钢铁等大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涨势趋缓，甚至出现下跌，叠加基数抬升，PPI高点已过，未来将会持续下行，下半年转负。外部经济环境风险增大美国经济增长转向下行。2019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超预期上升，其中净出口对GDP拉动明显改善，这是美国政府对贸易战态度转变的原因之一。不过，私人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减弱，这意味着当前增速回升的基础并不牢靠。另外，私人投资的回升主要依靠库存投资的拉动，进一步回升需要实际利率的下降，这在当前难以看到。我们预计，2019年下半年，随着特朗普顺周期减税效应的消退、贸易战的外部冲击负面影响显现、以及美联储加息对投资的抑制，美国经济增速将开始回落，并可能明显减速。预计2019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将下降至2.2%左右。美国国债期限利差走向倒挂。从历史上看，期限利差走向倒挂，一般预示美国经济将在未来的6-24个月陷入衰退；美联储并不认为本次期限利差倒挂预示着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如果所有人都不相信“历史将会重演”，或将意味着历史重演的概率上升。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再度走阔。2018第四季度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的大幅走阔，伴随着美股出现明显的下跌。2019第一季度的货币边际趋松和风险偏好回升，带动信用利差再度收窄。不过，信用利差并没有完全收窄至2018第三季度美国信用环境最好的位置，这意味着当前的政策宽松程度难以对冲美国经济的减速。2019年5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再度推升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我们预计，下半年，随着美国经济增速的下行，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仍会再度走阔，从而对美国企业形成较大负面影响。外部需求的下降仍将拖累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本轮欧元区经济滞后于中国经济，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2016第三季度-2017第四季度的全球贸易改善所作的贡献比美国要高。2018下半年以来，外部需求对日本GDP同比的贡献变为负值，但日本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基本在2011年完成，日本开始逐渐重新加杠杆的进程。未来看，欧元区经济和日本经济短期能否企稳，依然依赖于全球贸易能否改善；不过，日本的整体经济结构略好于欧元区。新兴市场面临资本流出压力上升和经济减速风险。截至2018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体量占比升至59.2%，但是GDP增速降至4.55%，意味着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的负向影响有所加大。下半年来看，在美元指数强势背景下，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贬值压力上升、资本流出压力增大；同时，土耳其外汇储备占比明显下降、阿根廷外债占比较高，这将导致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减速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对整体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分析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国出口和GDP的影响，需要确定美国从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弹性。我们假设0.9、1.2和1.65三种弹性。在1.2弹性假设下，美国对2,500亿清单商品加征25%关税，将会拖累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14.8个百分点，拖累我国出口增速3.2个百分点，拖累我国GDP增速0.5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对非2,500亿清单商品也加征关税，在1.2弹性假设下，将会拖累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15.2个百分点，拖累我国出口增速3.3个百分点，拖累我国GDP增速0.5个百分点。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向哪个方向演变，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这也将对经济和政策产生较大影响，需要动态跟踪应对。政策建议1、财政政策：支出更具结构性，更加关注减税降费的落地实施。今年以来，财政政策是非常宽松的，包括减税降费的力度超预期，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行，财政支出增速维持高位等。未来看，在财政收入下滑以及预算约束的影响下，财政支出增速将会下滑，支出端可以更加针对“专项扶贫”、环境保护、研发投入、创新培育等结构性方向，这有利于对冲中美摩擦的影响，也有助于应对“三大攻坚战”。同时，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减税降费的落地实施上，一方面需要防止再次出现“明降实升”等现象，导致整体企业税负下降不明显；另一方面，要更具针对性地从成本端降低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盈利，这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结构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2、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但防止“大水漫灌”推高资产泡沫。201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运用多方面政策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包括：1）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创设定向调控工具；3）扩大担保品范围；4）扩大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5）中小银行较低存款准备金框架。展望2019下半年，在总需求下降的背景下，需要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通过进一步降准甚至降息释放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同时适时下调逆回购、MLF等政策工具利率以保持实际利率的稳定（或者降低实际利率以刺激制造业投资）。3、改革政策：重构政府、企业、居民、金融四部门关系。1978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近40年的增长奇迹。当前，我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格局，“内忧”主要是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速换挡，而制度变革滞后以及创新动力不足导致资本回报率长期低迷；“外患”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且必定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下，我们认为2019年将迎来我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契机。第二次改革目标应致力于重塑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四大部门的关系，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一，政府部门需要大力度减税减费，让利于民；第二，企业部门需要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提高效率；第三，居民部门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率；第四，金融制度方面应打破银行垄断，提高金融供给质量。这一系列的措施将最终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给予验证。4、转变方式：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德国和韩国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典型案例，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萧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不足。对于我国来说，当前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边际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力对经济贡献将进一步减弱，需要依靠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具有创新发展的多方面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相信，中国有能力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从要素投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转变。
Month: June 2019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9-06-14 2019年的香港政坛因《逃犯条例》的修订变得这么热闹。依现时建制派在立法会的优势，相信条例可在本年度立法会会期通过。虽然条例的通过没有悬念，但整个过程却暴露了建制派各力量缺乏沟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香港管治短板。 相信没有人能预料到，在《国歌法》争执之后，2019年的香港政坛还会因《逃犯条例》的修订变得这么热闹。2019是选举年，反对派一直在寻找反政府的突破点，希望有像当年反23条立法或反国教运动那样的机会，带动起支持者的情绪以及再次团结已分裂出去的本土派。事态的发展出人意表，不单是反对派，甚至外国政府及商会也开始关注。条例已直接交到立法会大会讨论，依现时建制派在立法会的优势，相信条例可在本年度立法会会期通过。虽然条例的通过没有悬念，但整个过程却暴露了建制派各力量缺乏沟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香港管治短板。建制派各力量之间的沟通及其带来的管治障碍，一直是香港所面对的困局，因此针对是次《逃犯条例》修订过程所暴露的问题，笔者尝试找出根源并提出改善建议。本文所说的建制派，不单指狭义上的几个建制派政团，更包括政府、中联办、人大与政协。修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是政府与建制派政团的关系。各建制派政党除了在立法会有议员外，还在各个地区有区议员及小区主任。本来这个网络覆盖是很全面的，若政府有新政策，可透过与建制派的沟通，借此宣讲政策目的及好处，并慢慢传达到小区。这种方法虽然慢，却可减少争议政策对社会的冲击。然而这次《逃犯条例》的修订，笔者作为建制派的区议员，却和很多市民一样透过媒体得悉详情，政府没有透过任何官员向我们解释条例的重要性。这种做法源于政府对区议会及区议员的长期轻视，对他们来说，有选票才有联络价值，因此他们只会向立法会议员解释有关条例。那么什么时候才会联络区议员？只有当地区工程需要申请拨款时，政府才有较高级官员到区议会动员和解释。政府如此行事，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选举压力，对他们而言，民意未必是重要考虑，最重要的是把工作做到，而非做好。官员不会觉得到地区争取民意有多重要，只要在立法会取得足够票数过关就可以了。然而今天的社会和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市民希望对政策有更多了解，特别是在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抱怀疑态度的情况下，凡涉及内地的政策，都很容易引起恐慌情绪。如果政府还是用以前的心态去推广政策，轻视地区而不善用建制派网络，即使能通过政策，也只会失去更多民心，最终只会得不偿失，也会令建制盟友面临更大的压力。第二是中联办的角色。中联办一直负责香港政府、建制政团及爱国爱港社团与内地相对应部门的联系，是内地与香港的沟通的重要桥梁。然而，中联办协调建制派内部沟通与配合的效率有待提高。以这次《逃犯条例》修订为例，建制派其实有很多失误，其中之一便是5月23日开始的权威人士解读。5月23及24日均有建制报章指出“香港居民在香港触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不会移交内地，而会由香港自行处理。这个解读其实解答了很多香港人的忧虑，应该在报章头版大力宣传。然而，反对派媒体及政客刻意曲解甚至故意误导，指香港人在港触犯涉及国安的罪行亦有可能被引渡回内地，甚至将其解读为香港人在香港要守内地法律。可惜的是，其后建制媒体正本清源的文章却少得可怜，建制派没有及时对反对派的歪曲作出系统性回应。媒体关系由中联办宣文部负责，他们看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主动安排系统响应？就反对派的断章取义，社工部有没有告知各政党，特别是立法会议员，要求他们善用曝光率去反击？港岛、九龙及新界工作部有没有告知建制派区议员及小区主任，如何在地区层面应对反对派刻意扭曲的说法？依照笔者现时的观察，中联办善于处理日常联络任务，但在反对派于选举年大举反击时，却没能做好危机状态下统合协调的工作。笔者接触到的中联办官员大多作风优良，但在如何听党指挥打胜仗方面，他们依然需要反思并改善工作方式。第三是统战部及人大、政协的角色。回归以来，因为中央希望稳住香港的经济，加上各省市希望吸引香港资金，统战对象均以工商界别为主。这种做法在回归初期确有实效，亦能响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然而时移世易，今天的香港社会已经和回归时期分别甚大，没有人想到回归20年后，香港社会变得如此撕裂对立。另一方面，内地发展一日千里，由当年极度渴求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到今天国家的科技发展已渐上轨道，资金亦变得充裕，通过“一带一路”去发展全球基建网络即是明证之一。在香港社会及全球大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国家对香港的统战策略应该有所改变。要应对香港今天的社会问题，政治能量比经济能量更为重要。所谓的政治能量，不单是政治动员能力，也包括对政策的了解、政治敏感度、政治论述能力等等。观乎现时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政协和人大，未必每人都有这种条件协助中央及特区政府共同面对反对派的挑战。如果要整体提升建制派政治水平，统战部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讨及思考统战方向及策略。工商界别人士可进入工商联，如果他们仍想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于平日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毕竟如果在有大事发生时才由中央高官或中联办召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分配任务，这只会令香港人更加轻视人大和政协，对香港管治并非好事。改善方法就现时建制派的统合问题，笔者提出从“面‧线‧点”三个角度去逐步改善。首先，就“面”而言，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特首领导的香港政府仍是各大政策的牵头者，问题是要做好“全面斗争”工作。特首乃至特区官员要明白今天的社会已发生改变，由于市民对政府缺乏信任，由上而下推动政策特别是与内地有关的政策，过程都非常艰难。因此，今后推行重要政策时，政府要有心理准备，每次任务都面临“全面斗争”。反对派只会将政策内容断章取义，然后去煽动社会恐惧情绪，加上现时美国对中国的压制，相信美欧多国政府、商会及领事馆亦会助攻。面对全面斗争，建制派亦必须做好全面准备，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立法会议员、区议员的网络，全面覆盖，全方位向市民宣传新政策。另一方面，区议员亦要明白，将来工作重点不仅仅是地区工作或地区议题，亦要去了解全港政策，从而在地区层面向市民主动解释。只有在推出新政策前织好这个网络，做好全面准备，建制派才有可能瓦解反对派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在“线”方面，重点在于中联办内部如何协调。现时中联办的工作方式是各部做各自的工作，都向分管各部的副主任汇报。这种工作方式行之有效，每个部、每个处作为一条线在各自范围都成为重要的沟通桥梁。不过，这种工作方法对处理日常事务有效，却不代表在推行重要政策时有效。如果在有重大需要的时候，中联办能就实际情况成立特别应对小组，将相关部门代表集合在一起，并视乎重要性由主任、副主任或部长领导，相信在应对反对派及外国势力的挑战时，就能够更有效地作出应对。确保指挥中枢及部门分工高效运作，每条线都能尽快与相应对象沟通，获得最好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每条线的功效才可以得到最有效的发挥。最后是“点”，针对的是每位港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是人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他们除了在日常向中央及各级政府提出建议外，当有需要时，亦可将政府的意见及政策推广给市民，但现时大部分代表或委员都未有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到了非常重要的危急关头，中央高层或中联办才召集大家作出集体响应。和建制派议员一样，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香港亦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他们在香港日常的表现其实也直接影响香港人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提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素养以及政治能量，使其在日常协助树立中央正面形象，在重要时刻支持政府的政策，这应该是我们对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合理期许。以上改善建议，不单针对这次《逃犯条例》修订过程，也针对建制派一直处于被动的问题。香港是否有良好管治，不单单看是谁当特首，也并非仅仅看建制派在立法会有多少议席，重点是整个建制派面对挑战时，如何统合协调，以及在平时如何提升各自的政治能量。这是建制派今后将长期面对的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9-06-03 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需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优势，改进澳门民生问题，保持社会安居乐业，带领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大局，发挥澳门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枢纽作用。 2019年对澳门特区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既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也是第五届行政长官开启新发展的起点。回归以来，在两任特区行政长官、四届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保持了繁荣安定，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2018年，澳门经济生产总值较回归时增长近8.5倍，人均生产总值达8.3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突显了“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取得的成功。回归后，澳门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滨海小城，一跃成为闪耀的“东方拉斯维加斯”和旅游胜地。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需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优势，改进澳门民生问题，保持社会安居乐业，带领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大局，深化“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建设（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发挥澳门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枢纽作用。新一任行政长官的历史使命从世界范围看，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及保护主义抬头将给全球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伴随着国际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调整，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变化将继续进行。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外政经局势，中国亟待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国家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是国家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出的重大国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支撑。然而，也不能忽视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从而阻挠中国崛起的图谋。澳门特区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期盼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办事，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把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断推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丰富国家治理内容，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同时，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社会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可以顺应未来的发展方向，破除“等、拖、看”的习气，解放思想，积极主动布局，通过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工作，开创澳门发展的新局面——抓住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机遇期，发挥澳门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建好“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聚焦葡语系国家和东南亚，促进国际人文交流；引领澳门建设成为国家发展中改革开放的“双向桥头堡”。提升特区政府管治能力澳门回归近二十年，取得的各项成果都与历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澳门并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时，高度赞扬澳门“路子对、政策好、身段灵、人心齐”，“小桌子上能唱大戏”。历任特区政府的成绩有目共睹，澳门社会对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也会有更多的期待。澳门社会一直以“小政府、大社团”的方式有序运行，社团在推动社会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少社团承担了主要的社会服务功能，与政府的服务职能进行互补。社团帮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成为澳门和谐特区的重要力量。随着澳门经济体量和发展议题的复杂程度增加，除了发挥原有社团优势外，澳门社会也越来越期待特区政府提升管治能力，承担社会发展“领路人”的职责。从影响澳门在亚太区域发展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竞争力方面看，澳门的未来涉及与大湾区城市间的协调合作、澳门智慧城市的推动、澳门城市安全和环境保护，而这些都不是单靠民间社团力量就可以完成的。澳门社会期盼在新一任行政长官的战略指引下，特区政府可以统一规划、统一领导、协调各部门和民间力量，破除各自为政积弊，深入挖掘和培养澳门特区在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优势和力量。民间社团、企业、市民在特区政府的统一规划和领导下，可以找到参与国家发展和建设的着力点，能够分享到融入国家和澳门发展的红利。因此，继续推动公共行政的深层次改革，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继续调整政府部门架构与职责，提高政府透明度、行政效率和跨部门合作能力；改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和官员选拔和绩效评估制度，提升公务员士气和市民满意度，这些都是对新一任特区政府的重大挑战。推动民生发展随着澳门社会不断发展，社会规模越来越大，居民要求渐趋多元，澳门民生深层次问题凸显。房价高企、居民望楼兴叹，交通拥堵、大众出行困难，医疗资源短缺，劳工权益和外雇等老大难问题亟待改善。澳门社会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能充分聆听市民要求，配合澳门作为大湾区中心城市的整体发展定位，让公共政策的制定能更符合市民期望。做好政策规划、制度改革、法规修正，以更大决心和切实的态度正视民生福祉中的现实问题，对症下药，改善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让社会基层得享“一国两制”和融入国家发展的优越和便利，推动澳门社会更好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便利，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拓展跨境养老、医疗、社会福利等领域的互动对接和互利共享，为居民提供更多可选择的社会服务，改善居民生存空间。一直以来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人力资源非常有限，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澳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适度多元的关键因素。社会也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能够对澳门的人才政策有更好、更清晰的规划和明确的标准，以配合澳门社会长远发展。同时，还要妥善与社会大众沟通，明确指引。本地培养和人才引进并重，以便在区域人才竞争中不落人后，为澳门特区“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最根本的动力。人才培养中，青少年更是澳门的希望。青少年作为未来主人翁、发展新力军，是澳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一国两制”事业建设的积极力量。社会期待新一任特区政府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传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充分激发青少年的活力，提升澳门青少年的视野和竞争实力，让广大青少年在国家快速发展中找到自身机遇与定位，实现自我发展。加强法制建设澳门回归十多年来，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然而，相较回归时，澳门社会各方面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澳门的法律制度还未能适应这种深刻变化。澳门社会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能够继续完善澳门特区的法律制度和健全司法体系，保障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促进社会发展。“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的全面贯彻实施，需要澳门特区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其落实；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发展机遇需要澳门尽快完善高度自治范围内的具体法律制度。社会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可以继续清理和完善法律法规中内容过于陈旧且与现实需要有很大落差的部分，起草和实施配合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发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需要的配套法律法规等，为澳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展望未来，澳门机遇处处，亦挑战重重。社会大众盼望新一任行政长官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带领一个廉洁高效、积极有为、以人为本的特区政府，把握机遇，正视不足，应对挑战，引领澳门社会建设美好家园，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全体市民一起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