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南海的共处之道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在南海的博弈明显加剧。一方面，美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次数显著增多，至今已达十次。同时，美舰更加频繁地进入中国实际控制的部分西沙岛礁水域，考验中国的战略意志；另一方面，美国联合英、日、澳等盟友在南海开展军事行动，加强与部分南海争端国的防务合作，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承受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

中美南海博弈加剧的首要原因是两国海上力量差距急速缩小。按照美国战略学界的逻辑推演，中美海上力量对比日益接近的现实将使中国具备更强的实力和动力来改变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亚太海上安全秩序，即中国是试图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则会倾尽全力来阻止中国的挑战行为，并竭力维持现状。未来，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美海上力量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中国对现状的挑战将更加深入。这必然会刺激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威慑举措，从而可能引发两国海上安全冲突。

不过，这种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并非与现实完全相符。换言之，实力差距的缩小并不必然带来两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冲突。实际上，彼此的认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印度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印度洋海域，但外界并不认为印度将与美国在印度洋爆发冲突。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印美并不将彼此视为主要威胁，相反双方还有意加强防务合作，以维持印度洋现有的安全格局。

然而南海情势完全不同，中美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战略互疑。美国将中国视为改变南海乃至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挑战者，并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强行逼退中国。中国则将美国的军事挑衅视为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并采取反制措施来打破美国的围堵。未来，中美将持续在经贸合作、政治制度、军事战略及意识形态领域争吵，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将继续上升。这一方面会巩固中美现有的威胁认知，另一方面也会推动双方出台更为强硬的威慑与反威慑措施，从而令中美南海博弈的激烈程度升级。

正是在实力差距缩小和战略互疑加深的共同作用下，中美才在南海陷入“威慑-反威慑-威慑升级-反威慑升级”的循环怪圈。在双方你来我往的攻防转换之间，擦枪走火的风险日益攀升。去年9月底的“迪凯特号”事件已经公开揭示了这种风险的存在。因此，防范风险已经成为中美南海博弈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近日访华的美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上将在布鲁金斯学会谈到南海问题时表示，眼下与北京对话的目标是避免海上冲突。中国则更加不希望南海“再生事端”，以免干扰在未来三年内将要结束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不过，中美双方虽然都认识到在南海管控冲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尚未就如何管控风险达成机制性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中美此前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规则》）已经在“迪凯特号”事件中显示出其局限性。换言之，在双方军舰相遇并不是很频繁、且距离相对较远的情况下，《规则》确实可以起到规避冲突的作用，但随着双方军舰越来越频繁地近距离对峙，《规则》的操作难度和出错概率也大幅提升。同时，由于缺乏相关机制来处理违规问题（一方在相遇过程中操作违规或失误），《规则》的权威性和实用性都会遭到削弱。因此，中美双方急需要对《规则》加以完善，制定违规处理程序，增强《规则》的约束力。

除此之外，中美双方应认识到两国目前都无力改变现状，即中国无法完全制止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而美国也无法将中国“赶出”南海。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双方需要找到合适的和平相处之道，在避免冲突的基础上有序竞争。

这一方面需要《规则》的完善和有效执行，另一方面也需要中美两军及政府建立不同层级的沟通机制来处理可能的紧急与危险情况。比如，在政府层面，中美可以在外交安全对话之下设置海洋或南海议题的子对话机制，就重大问题进行定期讨论；两国海军高层之间也可以就南海问题建立工作组或热线联络机制，就重大和频发问题以及危险情况进行及时的通报和相应的处理；各战区或舰队之间也可探讨建立定期的交流机制，以了解彼此的操作异同，并寻找机会联合演练《规则》的实际操作程序等。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中美应探讨建立一套行之有效、有约束力和操作性的竞争规则来规范双方在南海的博弈。具体而言，这套规则应包含双方在南海博弈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比如遵守不冲突底线；主要的实施机构，包括两国海军作战单位等；主要的实施路径，比如建立并完善两国政府及军方层面的定期联络机制等。

总体而言，中美海上军事力量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此消彼长过程，并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点。在这一过程中，双方战略互疑的持续加深将推动两国提升威慑与反威慑力度，并增加两军之间的误解误判乃至军事摩擦风险。基于此，两国有必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以及有序竞争规则来避免冲突，实现在南海和平共处的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