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9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9-05-29 随着缅甸2020大选的临近,缅国内政局出现了一系列变数,给中国在缅投资带来诸多风险。中国政府应提前研判缅甸政局新变化,并早做应对准备,以确保我们在缅甸利益不受损害。 随着缅甸2020大选的临近,缅国内政局出现了一系列变数,给中国在缅投资带来诸多风险。中国政府应提前研判缅甸政局新变化,并早做应对准备,以确保我们在缅甸利益不受损害。缅甸政局面临变数目前,缅甸国内主要政治力量有:执政的民盟、军方及反对党(巩发党)、少数民族政党。首先,民盟与军方仍保持合作关系,但双方的裂痕正在扩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民盟希望通过修改2008宪法来提振民意,赢得2020大选并缓解来自西方的压力。然而,军方坚决反对修改宪法中给予军方的优待条款,希望继续通过宪法来保障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和特殊利益。目前,民盟的修宪诉求仍未触及军方核心利益,双方的斗争尚不够激烈。随着大选的临近,民盟将不得不迫于民意压力主动提出修改核心条款,与军方之间的摩擦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从而给缅甸政局带来动荡。其次,民盟与巩发党的竞争将日趋白热化。巩发党在民盟执政后的两次补选中逐步扭转颓势,夺取议席不断增多,对民盟构成的挑战也在加大。不过巩发党群众基础很弱,很难在2020大选中打败民盟。尽管如此,巩发党也会通过制造话题,尤其是在能够吸引民众注意力的问题上(比如中国投资、罗兴亚难民)抹黑民盟,削弱民盟的竞选优势。再次,民盟与少数民族政党既会合作修宪,又会彼此竞争选票。自民盟提出修宪之后,民盟与少数民族政党的合作关系有所加强,毕竟修宪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争取更多自治空间。因此,在修宪问题上,少数民族政党会全力支持民盟。不过,在竞选过程中,民盟与少数民族政党之间仍然是竞争关系。由于民盟在民族和解及罗兴亚问题上“顺应”军方,少数民族政党对民盟颇有怨言。因此,少数民族政党会积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与民盟和巩发党竞争。综上,民盟在选民中仍然最具影响力,并有望赢得2020大选,但其竞选优势将被削弱。在此之前,即在2020大选到来之前,各方围绕修宪、民族和解、罗兴亚问题及中国投资的争论和博弈将呈上升之势,缅政局将出现一些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态势。中国投资风险上升随着缅甸2020大选的来临,中国投资将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中国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也将上升。首先,随着大选的日益临近,民盟将会从积极欢迎中国投资转向谨慎对待中国投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盟近期成立“一带一路”实施委员会,签署中缅经济走廊和皎漂经济特区等合作协议,这也并不表明民盟真心实意地全力拥抱中国投资。实际上民盟当前对中国投资的欢迎态度是由西方投资“口惠而实不至”、民盟执政业绩和经济发展需要及其维持中缅关系稳定等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随着西方对缅经贸合作的逐步推进,比如美国近日将其在东盟的首个商务中心设立在缅甸曼德勒、欧盟恢复对缅贸易普惠制待遇等,缅甸对中国贸易投资的依赖会有所减弱,缅甸会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来有选择地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此外,出于安抚民意、赢得选举的考虑,民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不太可能大幅度推动中国在缅大型投资项目,而将鼓励引导中国投资进入服务业及民生领域。其次,缅甸反对党(包括巩发党及对民盟不满的其它政党)也将集中火力批评民盟政府的内政外交,中国投资项目有可能成为攻击的靶子。同时,缅甸地方政府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既不十分热心,也“力不从心”。不仅如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克钦邦和若开邦,对中国投资的进入仍有疑虑。比如,近期缅克钦邦三个政党的领导人就明确表示不希望中国重启密松大坝,并表现出对中国投资的抵触。再次,公民社会组织及部分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仍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缅甸境内公民社会组织众多,主要聚焦于民主改革、人权及妇女权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外来投资等。中国投资向来是这些组织批评的主要对象。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土地赔偿数额不够(涉及当地政府贪污赔偿款)、就业安置不充分、环保措施不到位等。随着2020大选的来临,他们对中国投资的批评也会上升,比如缅媒体《伊洛瓦底》杂志近期就在炒作中国欲重启密松大坝一事,企图激起缅社会反华投资情绪。最后,域外势力对“一带一路”的抹黑会加速。美国媒体及受美国资助的缅甸媒体一直在缅境内渲染中国投资所带来的“债务陷阱”,意图抹黑“一带一路”在缅投资项目。这直接导致中国在缅投资的皎漂深水港项目大幅缩减规模。随着2020大选的到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必然会借势加大对“一带一路”的恶意攻击力度。中国的应对举措首先,不要施压缅甸政府加速推进“一带一路”,相反应放缓“一带一路”在缅推进速度。考虑到当前正值缅甸大选前夕的敏感时刻,中方不宜催促缅政府加快实施“一带一路”,也不宜高调宣传“一带一路”在缅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反,出于缓解民盟压力以及避免中国投资成为缅大选争议焦点的考虑,中方宜适度放缓“一带一路”在缅推进速度,尤其不应上马规模较大的资源开发型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宜游说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重启密松大坝。中方在缅“一带一路”建设仍应坚持共商共建、稳步推进、追求实效的基本原则,稳扎稳打,精雕细琢,绘制好“一带一路”在缅甸的“工笔画”。其次,继续调整在缅投资结构,鼓励成熟的民营企业进入缅旅游业、服务业及民生领域。考虑到缅甸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对于债务问题的担忧,中方宜继续调整在缅投资结构,逐步减少资源型大项目的投资比重,适当控制投资项目的融资规模或分阶段实施项目,鼓励和指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投资缅旅游业、服务业及民生领域,共创中资企业和缅政府民众均受益的双赢局面。再次,继续加强对缅公共外交,夯实“一带一路”实施的民意基础。中国对缅公共外交已取得一定成效,缅甸民众对华态度有所转变。在2020大选日益临近的关键时刻,中方应继续加强对缅公共外交,塑造中国在缅正面形象,让攻击抹黑“一带一路”的舆论不攻自破,让中国投资在缅大选中无法成为焦点,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一带一路”在缅实施的民意压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9-05-10 总体而言,中美海上军事力量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此消彼长过程。在这过程中,双方战略互疑的持续加深将增加两军之间的误解误判乃至军事摩擦风险。基于此,两国有必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以及有序竞争规则来避免冲突,实现在南海和平共处的目标。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在南海的博弈明显加剧。一方面,美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次数显著增多,至今已达十次。同时,美舰更加频繁地进入中国实际控制的部分西沙岛礁水域,考验中国的战略意志;另一方面,美国联合英、日、澳等盟友在南海开展军事行动,加强与部分南海争端国的防务合作,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承受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中美南海博弈加剧的首要原因是两国海上力量差距急速缩小。按照美国战略学界的逻辑推演,中美海上力量对比日益接近的现实将使中国具备更强的实力和动力来改变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亚太海上安全秩序,即中国是试图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则会倾尽全力来阻止中国的挑战行为,并竭力维持现状。未来,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美海上力量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中国对现状的挑战将更加深入。这必然会刺激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威慑举措,从而可能引发两国海上安全冲突。不过,这种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并非与现实完全相符。换言之,实力差距的缩小并不必然带来两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冲突。实际上,彼此的认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印度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印度洋海域,但外界并不认为印度将与美国在印度洋爆发冲突。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印美并不将彼此视为主要威胁,相反双方还有意加强防务合作,以维持印度洋现有的安全格局。然而南海情势完全不同,中美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战略互疑。美国将中国视为改变南海乃至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挑战者,并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强行逼退中国。中国则将美国的军事挑衅视为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并采取反制措施来打破美国的围堵。未来,中美将持续在经贸合作、政治制度、军事战略及意识形态领域争吵,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将继续上升。这一方面会巩固中美现有的威胁认知,另一方面也会推动双方出台更为强硬的威慑与反威慑措施,从而令中美南海博弈的激烈程度升级。正是在实力差距缩小和战略互疑加深的共同作用下,中美才在南海陷入“威慑-反威慑-威慑升级-反威慑升级”的循环怪圈。在双方你来我往的攻防转换之间,擦枪走火的风险日益攀升。去年9月底的“迪凯特号”事件已经公开揭示了这种风险的存在。因此,防范风险已经成为中美南海博弈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近日访华的美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上将在布鲁金斯学会谈到南海问题时表示,眼下与北京对话的目标是避免海上冲突。中国则更加不希望南海“再生事端”,以免干扰在未来三年内将要结束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过,中美双方虽然都认识到在南海管控冲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尚未就如何管控风险达成机制性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中美此前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规则》)已经在“迪凯特号”事件中显示出其局限性。换言之,在双方军舰相遇并不是很频繁、且距离相对较远的情况下,《规则》确实可以起到规避冲突的作用,但随着双方军舰越来越频繁地近距离对峙,《规则》的操作难度和出错概率也大幅提升。同时,由于缺乏相关机制来处理违规问题(一方在相遇过程中操作违规或失误),《规则》的权威性和实用性都会遭到削弱。因此,中美双方急需要对《规则》加以完善,制定违规处理程序,增强《规则》的约束力。除此之外,中美双方应认识到两国目前都无力改变现状,即中国无法完全制止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而美国也无法将中国“赶出”南海。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双方需要找到合适的和平相处之道,在避免冲突的基础上有序竞争。这一方面需要《规则》的完善和有效执行,另一方面也需要中美两军及政府建立不同层级的沟通机制来处理可能的紧急与危险情况。比如,在政府层面,中美可以在外交安全对话之下设置海洋或南海议题的子对话机制,就重大问题进行定期讨论;两国海军高层之间也可以就南海问题建立工作组或热线联络机制,就重大和频发问题以及危险情况进行及时的通报和相应的处理;各战区或舰队之间也可探讨建立定期的交流机制,以了解彼此的操作异同,并寻找机会联合演练《规则》的实际操作程序等。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中美应探讨建立一套行之有效、有约束力和操作性的竞争规则来规范双方在南海的博弈。具体而言,这套规则应包含双方在南海博弈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比如遵守不冲突底线;主要的实施机构,包括两国海军作战单位等;主要的实施路径,比如建立并完善两国政府及军方层面的定期联络机制等。总体而言,中美海上军事力量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此消彼长过程,并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点。在这一过程中,双方战略互疑的持续加深将推动两国提升威慑与反威慑力度,并增加两军之间的误解误判乃至军事摩擦风险。基于此,两国有必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以及有序竞争规则来避免冲突,实现在南海和平共处的长远目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9-05-06 民进党二次上台执政后,践行“理念性台独”的蔡英文口中虽一直声称其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但其实质却是韧性台独,在军事安全领域便形成了以武拒统和以武促独的政策方针。他们频频打出两岸对抗牌、安全牌、战争牌和统独牌,这成为民进党明年大选的总路线。 民进党二次上台执政后,践行“理念性台独”的蔡英文口中虽一直声称其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但其实质却是韧性台独,也就是在不踩到国家主权红线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力抗大陆的各种压力,另一方面则采取切香肠方式一步一步强化实质性台独。蔡英文和民进党的韧性台独,在军事安全领域便形成了以武拒统和以武促独的政策方针。自今年年初以来,他们频频打出两岸对抗牌、安全牌、战争牌和统独牌,这成为他们拉抬民调和挽救选举的策略,也将成为民进党明年大选的总路线。频繁巡视部队 展现对抗决心民进党在2018年11月九合一选举大败后一度士气颓靡,但在今年1月2日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发表对台讲话、提出两岸共议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后,蔡英文和民进党不断借题发挥,营造大陆即将侵略台湾的氛围,渲染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塑造蔡英文敢于和大陆叫阵的辣台妹形象。特别是在农历春节前,蔡英文频频造访台军基地和“中科院”等武器研发部门,发表各种军事对抗大陆和以武拒统的言论。蔡英文在1月15日前往花莲防卫指挥部视察部队和慰劳官兵,视察佳山基地反空降缩短距离演练,并表示“对岸不放弃武力犯台的企图,但我们保持稳健”,提出所谓“三个坚定”,即“坚定守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及安全,坚定维护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坚定地往壮大台湾的方向前进”,强调要持续在“国防自主”及对外军购上提升部队“捍卫主权的战力”。当天蔡英文还视察了“天弓三型”防空飞弹的战备情况,并在脸书上曝光她与“天弓三型”的合照,其目的不外乎展示能够同时打击高性能战机、巡弋飞弹和战术弹道飞弹的台制防空飞弹已正式在花东地区换装完成,宣示台军已形成高、低配的防空网。1月21日蔡英文前往“国家太空中心”视导台美合作研发的福卫七号卫星升空准备,以及福卫五号行经台湾上空的情况,强调台湾要进一步提高卫星技术自主研发能力。1月25日上午蔡英文前往桃园的陆军53工兵群视导,下午则前往“中科院”系统制造中心纪念“中科院”创立50周年,首先听取飞弹量产简报,其次视导飞弹武器系统量产状况,以及了解“天弓三型”防空飞弹的生产线,并向“中科院”提出“加速量产、加速人才传承、稳健扩大产官学和海内外合作”的三大目标,要求该院为未来50年自制研发武器打下基础。1月29日蔡英文再前往宣慰台中空军第三战术战斗机联队、陆军第58指挥部及陆军步兵302、104旅。蔡英文在接受美国CNN采访时指出不排除两岸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表示要发展不对称战争的战略以及加强防卫自主来因应,以避免台湾独立生存的现况遭到改变。苏贞昌也积极配合蔡英文,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引用英国前首相在二战时的名言,声称“为了守护家园,战海上、战海滩、战街道,我们绝不投降”,甚至喊出“就算只有一支扫帚也会跟敌人周旋到底”。蔡苏两人合力采取战争边缘策略,刻意营造山雨欲来、草木皆兵的氛围,不外乎是为制造两岸对立紧张的局势来换取民意支持。加速军火量产 提高战略威慑蔡英文上任以来便持续力推所谓“国防自主”政策,打造所谓“本土国防工业”,其目标是提高防卫技术能力、减少对外军购依赖、振兴本土防务产业。为此,“国防部”仿照韩国的《国防产业法》拟具了《振兴国防产业条例》草案,2019年初在“行政院”会议通过,并更名为《国防产业发展条例》,送“立法院”进行审议。在防务自主政策下,负责研发的台湾“中科院”的经费规模从此前的新台币260亿元增加至500亿元,运营规模在过去两年内急速扩编4,000人,从6,600人增加至1万人。蔡英文的“国防自主”和“本土国防工业”政策涵盖了飞弹、舰船、战机、战车、卫星等全方位领域,包括饱受外界质疑的所谓“国舰国造”与“国机国造”。虽然台湾总体经费有限、多年来技术引入受限,但蔡英文仍坚持走防务自主道路,其计划不可谓不雄心勃勃。在上述各防务领域,飞弹研制相对较为成熟,包括天弓系列地对空飞弹、天剑系列空对空飞弹、雄风系列反舰飞弹等“新三弹”,以及云峰中程飞弹和万剑弹。为贯彻以武拒统的路线,如今蔡英文进一步要求“中科院”加速研发和量产各类型飞弹,2019年将成为台军飞弹的试射年和量产年,而满布飞弹的台湾也将成为名符其实的“飞弹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原射程范围在1,200公里以上的云峰中程飞弹,若经改良射程将达到2,000公里,使北京和大陆中南、东南各大主要城市都在其打击范围内,对北京形成不对称战略威慑,因此其发展动向对两岸军事安全关系十分关键。此外,挂载于空军“经国号”战机的万剑弹则具有战术性威慑能力,属于联合遥攻武器的一种,与美军现役的AGM-154性能相当,射程为200公里,具备巡弋飞弹的远距遥攻能力。万剑弹内装百枚子母弹头,可瘫痪陆方沿海机场跑道、军事和交通设施。倘若再将石墨纤维弹与万剑弹结合,还能攻击机场超高压变电所和输电线,瘫痪军事电力和雷达指挥系统。今年1月初苏贞昌接替赖清德走马上任“行政院长”后,签署的第一份公文便是核定第三期太空科技长程发展计划,预计该计划将于未来10年内投入新台币251亿元,发射10枚卫星。而配合该计划的麒麟项目则已着手进行低轨道运载火箭和多卫星发射技术的研发,目标为一枚运载火箭可投放重量不等的五颗微卫星,倘若该项技术研发顺利完成,台军将具有多弹头飞弹的能力,从而大幅提升战术和战略威慑力量。 天价向美军购 强化进攻力量蔡英文一方面提高防卫自主力量,另一方面试图通过美国对台军售取得更加先进的武器平台。至2019年3月为止,台军的陆、海、空三军已先后向美方提出新一批军购需求,包括陆军提出采购M1A2战车、海军提出有关潜舰制造的相关需求以及空军所提出的66架F-16V战机采购案,整体预估至少将超过新台币3,200亿元,倘若美方全数同意,将堪称美台军购史上最大交易。M1A1战车曾经在波斯湾战争中击毁上千台伊拉克的俄制坦克,而M1A2作为M1A1的升级改良版则具备更高更强的性能。台军采购M1A2战车主要用于滩岸攻防,专门针对解放军的两栖战甲车与99式主力战车,目标在于歼敌于滩岸之间,从而对解放军登陆台湾本岛形成战术威慑。F-16V战机则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F-16系列战机提出的最新改良方案,其侦搜、跟踪、锁定和自卫能力已接近F-35战机。目前台湾已有142架F-16 A/B型战机正在升级为F-16V战机,该计划被称为“凤展项目”,若再加上新添购的66架F-16V战机,届时台军将配备208架能与歼-10战机抗衡的F-16V战机,有助于提升台湾空军战斗力量,平衡两岸空军力量。在美国相继通过《台湾旅行法》以及2017至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后,只要出具“中科院”的最终使用证明文件,天弓、天剑以及雄风系列飞弹所需关键零组件及材料便可以改由美国商务部以一般装备商品出口台湾,再加上美台科研人员可以进行有限度的武器科技信息交换,如此便能帮助“中科院”突破有关飞弹武器系统研发的瓶颈。美国对台解禁军火关键零组件的输出,将加速台军自主研制武器的进程。由于F-16V战机、M1A2战车以及飞弹和潜舰的关键零组件具有进攻性而非防御性武器的性质,倘若以上军购案全部通过,势必引发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重大震荡。民进党或许将此视为以武拒统和以武促独的重要一步,但恐怕也将迫使北京加大决心和力度推进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如此,民进党推进以武拒统促独便无异于玩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