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雷鼎鸣 2019-04-17 相对于香港历史上的其它预算案，现时政府有很明显的扩张性政策倾向。这种刻意为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香港当代财政史上还没有先例。这带出了一系列问题：此种理财新政策有何优缺点？它与《基本法》有无矛盾之处？若有，当如何化解？ 扩张性财政政策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已是现任财政司司长所主理的第三份，据此我们已大可推断出现届政府的理财哲学。相对于香港历史上的其它预算案，现时政府有很明显的扩张性政策倾向。在上世纪80年代，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曾跌至15%以下，其后也很少超越18%的界线。在1998及2003财政年度，这一比重都触及22%的红线，这分别是由当时亚洲金融风暴肆虐及沙士爆发后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所致，而不是政府故意推高比重。然而在2018年度，此比重已被提高至20.2%，2019年度政府打算把它再猛增至21.6%，此升势是有意为之的。在计划中，2020年度是21.8%，2021年度是22.5%，2022年度是22.7%，直至2023年度才容许其回落至22%的目标点。这种刻意为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香港当代财政史上还没有先例。这带出了一系列问题：此种理财新政策有何优缺点？它与《基本法》有无矛盾之处？若有，当如何化解？扩张性财政的优缺点香港一向是一个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扩张性财政政策意味着社会更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政府有它的角色要扮演，不能没有资源，零资源的无政府状态一定会出问题，比如法律不能贯彻，合理的公共建设不能进行，国家安全也不能得到维护。然而，太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资源分配容易出现低效率，消费什么、生产什么都由政府说了算，政府将难以掌握到足够的资讯去为人民作决定。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巴罗（Robert Barro）多年前曾发表过一篇经典论文，专门探讨一个问题：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多大才对经济最有利，亦即最能将当地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他的实证研究发现，基本上所有的国家政府开支都过高，若适当减低，会对这些国家的长期增长更有利。按照此说，持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重征税或用其它方法把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让政府代替人民决定如何配置这些资源，这对香港的长远经济发展很可能有负面影响。资源集中，尤其会方便政客及利益团体的寻租活动，他们只要盯紧政府，向其施压便可。不过，我们要辨别两种不同类型的政府或公共开支，一种是消费性的，另一种是投资性的。巴罗的研究针对的主要是政府消费性的开支，例如雇用了多少公务员，派了多少福利等。投资性的开支则是指修桥、筑路、填海等有回报的开支。两种开支有根本性的不同，在财政上，消费性开支用了便没有了，但投资性开支，将来陆续会有回报。消费性开支是不得不付出的，以尽政府的一些责任。投资性项目应否进行，决定性的原则只有一条——只要投资的社会效益折现值大于成本的折现值，便可进行。有时项目的社会效益很大，但政府却收不回经费（例如建一条道路，虽有利市民，但道路却是免费使用的），这种情况并不理想，但项目仍可进行。当然若财务上有足够的资金回报，便更没有问题。这种分类是重要的，政府的消费性开支应有严格限制，否则会减缓经济增长，但有些只有政府主导才可进行的投资性项目，往往其效益大于成本，我们应加以鼓励。公共开支占GDP比重持续向上有违《基本法》现时预算案的公共开支项目并没有把上述性质不同的开支区分开来，这容易引起混乱。其中一种可能出现的混乱便是对《基本法》第107条及第108条的解读。这两项条文是非常有远见的。第108条指明香港要奉行低税制，第107条则要求政府“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这两项条文加起来可归纳为：公共开支或税收占GDP的比重都应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低水平，否则便违反了低税制原则，亦违反了开支增长与GDP增长相若的原则。当然，比重的短线升高，问题不大，但持续向上却有违《基本法》。要知道，撰写《基本法》时，香港公共开支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而现时计划中的比重是22%，显然与此差距巨大。把投资性开支从预算案收支平衡表中分拆出来这里尚有一难题。2013至2015年间，笔者参与了政府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的工作，主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作出建议。因此笔者深明，政府若不早作准备，将来庞大的消费性开支足以吃掉现时的储备并使政府欠下大量的债务。在人口老龄化的现实下，香港如何能满足第107及108条的要求？把部分投资性开支及回报从政府预算案的收支平衡表中分拆出来，亦即“缩表”，是有效的做法。那么分拆哪一部分呢？政府多年以来其实早在实行一个模式：政府投入资金搞基建，提升了一些土地的价值；又或造一些新的土地，将其卖掉，收入纳入库房。由此可见，政府在概念上就像一家“国企”，其商业模式是靠投资造地或改善土地赚钱，收入一部分用来再搞基建，一部分被政府用作消费性开支。在数值上，2019年度的基本工程开支预计为852亿港元，约占GDP的3%，但这些数值会急升，到2023年预计会高达1,389亿，超过GDP的4%。至于卖地收入，2019年度预计为1,430亿。要注意的是，有价值的土地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投资造地才有可用的地出卖。事实上，政府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亦已扮演着公司的部分角色，它负责基建开支，卖地收入又会注入基金之内。倘若把此基金及其业务分拆出来，仍由政府全资拥有，只是基建开支立项时不属公共开支，卖地收入即变为公司收入，那么政府的开支或收入占GDP比重将下跌3至4个百分点，在账面上，香港的公共财政会变得更为健康。若政府处理得当，分拆成立以基建卖地为业务的基本工程储备基金公司，那么它还可能发挥另一作用。近年香港政府的决策过程渐渐跌入过度监管的陷阱中，各种法定组织及咨询架构林立。以填海造地为例，虽然香港缺地问题迫在眉睫，但没有十多年的工夫根本过不了相关程序。填不出海来，原因在于要经过多个部门繁琐的审批，说得好听一些是做事有板有眼，重视民意，说得真实一点是官僚主义，无人愿意一力承担责任，要把责任分摊给多个组织承担。若基建与卖地同属一家由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负责，便可借此机会去除部分过度的监管，从而促进政府的投资效率。除了基建卖地外，“缩表”本来还有其它的途径可循。例如本年度的薪俸税估计为666亿，占公共开支的10.6%，但政府又打算宽减掉170亿元，这等于政府收了钱后又退回去，税收及开支都增加了。若是干脆减税但不搞退税，情况会简单一点。最好的情况是索性取消薪俸税，反正其数额只占政府收入10%出头，况且若香港不征薪俸税，对吸引及挽留人才都有助益。不过，这种“缩表”恐怕不可行，因为政府总是担心将来人口老龄化会使开支大增，若现在取消薪俸税，等赤字出现后重征薪俸税便困难了。
Month: April 2019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严飞 2019-04-08 一直以来，中央对香港政策的重点环节就是增进陆港沟通交流，但是在具体的沟通平台、交流形式和格局上，还是有不少可以改进的空间。针对香港文化精英群体，可以从以下方面改善与他们的互动，深化他们对内地的理解，进而让他们的转变影响到香港年轻世代。 香港回归22年的一个关键性变化，就是香港人特别是香港年轻人的本土意识，发生了剧烈增长。香港年轻世代喊出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地方”这样的口号。2005年，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达到顶点；2012年后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而对自己是香港人的政治认同则不断上升，并在随后的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旺角暴动中得到集中爆发。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支持“本土派”的大学生为支持“建制派”的2.5倍。香港众志、青年新政等组织的领袖大多以年轻人为主，网上的本土派意见领袖也都属年轻一辈。在此背景之下，我们认为，香港年轻一代的本土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香港文化精英和舆论导向的影响。这些本土文化精英除了在文学、艺术、媒体、公共层面展现出专业性，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社会公众人物。他们作为文化意见领袖，不仅对他们的青少年粉丝群体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年轻人的价值观塑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香港政府的决策，在社会和政府间起到纽带作用。香港文化精英的特性根据我们的追踪调查发现，香港文化精英普遍对香港现状感到失望，期待改变；自己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进行政治化的表达；以文化作为媒介（小说、漫画、独立音乐）介入社会公共议题，对年轻世代制造影响。（一）香港文化精英的价值取向：第一、提倡用文化形式来保留“香港价值”和“香港性”，然后传播给大众。在不少香港文化精英眼中，香港传统社会的人情风貌和其中蕴含的独特情怀是他们进行文艺创作的根基，但这种“香港性”正在被当代商业社会淡忘。近年来，包含自由、法治、开放、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香港价值”逐步褪色，商业资本对社会倾轧升级，政府施政独立性受到质疑，如此种种让香港文化精英们感到无奈和不甘。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文化创作来记录、再现那些“香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传播给香港社会大众。对香港文化精英而言，这一行动不仅彰显了自己的个人身份认同，更是对自己所赖以生存并进行文艺创作的香港社会负责。第二、希望通过社会运动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怀着上述基本价值取向，香港文化精英们自觉地将文化创作活动与周围的社会环境相联系，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和蕴含其中的情怀能够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共鸣。对他们而言，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是“社会运动”的表现，也是一种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精英们追求通过自己的文艺创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进行引导，对公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予以呈现和诠释，从而激发更多人讨论、反思。在这一模式下，即便是没有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普通公民亦可以通过围绕文艺作品的讨论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从而为整个社会的政治、舆论面貌带来改变。第三、希望将社会参与的意识传递给下一代人。香港文化精英进行艺术创作所面向的对象是广大香港社会民众，不过其中年轻世代就被视为重点受众。一方面，香港年轻世代虽然充分接触互联网新媒体，但对海量信息缺乏筛选和思辨，亦较少关注传统价值理念的传承，因此文化精英们希望为年轻世代创作蕴含“香港价值”的艺术作品，激发他们对香港精神的认同。另一方面，文化精英们也试图通过“借由文化艺术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模式，为年轻世代开辟一条新的参与社会运动的途径，激发当代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新思维，亦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进一步改变香港社会、重塑“香港价值”的责任。（二）香港文化精英的本土主义：第一、从2008年起香港文化精英正式提出建构本土主义。对于香港文化精英群体而言，“本土主义”并非是外界赋予的价值观，而是他们自己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和总结而出的产物。香港文化精英最初参与公共抗争（如保卫天星码头）时并未形成系统的理念主张，但在各个零散、独立的社会运动中，他们逐步剖析自己所保卫、塑造的对象对于自己的意义，因而生发出关于集体回忆、本土价值等的讨论。在此基础上，香港文化精英们才提出了“构建本土主义”的观念，并通过线上及线下的社交网络与不同人群互动，将这一观念加以传播。第二、香港文化精英担忧如果去内地发展，就会和本土疏离。当然，面对香港社会经济结构性困境，文化精英中也不乏“北上”发展者，毕竟内地文化消费市场有着远大于香港的商业潜力。不过当他们近距离、长时间接触内地社会文化圈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难以认同、接受很多内地社会文化元素和表现，又与曾经赖以为生的香港社会文化氛围脱节。这种窘境对于文化艺术创作而言是灾难性的，一方面他们的文艺创作与社会参与热情难以在内地找到合适的机会发挥，另一方面他们与本土疏离后再回归香港时反而会成为“故乡的陌生人”，艺术创作也不再能把握香港的社会脉搏。第三、香港文化精英认为香港是家园和创作土壤，所以没有想过要离开香港。不少香港文化精英亦表示，无论香港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他们依旧不会选择离开故园，因为他们把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家和创作的源泉。对这批文化精英而言，香港不只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存在，更是自己生活、创作过程中自我身份认同的根基。无论是出于对自身成长经历的留恋，还是对下一代年轻人发展的关注，他们都不能放弃香港。因此，在未来香港文化精英参与公共事务、社会运动的趋势依旧会持续，他们与新世代香港年轻人之间也会继续频繁互动。香港年轻一代的特性香港年轻世代本身并没有肩负很多历史包袱，但他们从小直面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生活的压力让他们不断试图寻求改变和突破，而“本土主义”就是他们在香港文化精英影响下重拾自我身份认同与对香港愿景的钥匙。（一）香港年轻世代的结构性困惑：第一、不再相信过去的成功模式。在上一辈香港人的教育理念中，年轻时努力念书，踏入社会努力工作，前途自然光明。这一模式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然而，现在的香港年轻人觉得这个阶梯并不存在，资本霸权、特权阶层对个体价值形成碾压姿态。就算有模糊的出路，不少年轻人也不想遵循这个“上一辈成功模式”往上爬，因为他们觉得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从一无所有登上顶端，最上层的风景永远只有少数固定的人群可以享受，一种垄断的社会格局已经形成。第二、面对日益膨胀的资本，生活不堪重负。目前香港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社会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而且就算年轻人甘于处在社会中下层，他们也难以负担香港资本膨胀带来的生活压力。随着上一代香港人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大陆和海外的富人、地产商不断抬高香港资产价格，置业对于在普通行业工作的香港年轻人已经无比艰难。相应地，成家、教育子女等等一系列被视为人生关键节点的事项对于今天的香港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二）香港年轻世代的转变：第一、踊跃参与社会运动。正因前述对前途的迷茫和生活压力，香港年轻世代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不断累积，对“改变”的诉求与日俱增，唯在目前社会结构下难以突围。当某一与当代香港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引爆社会舆论时，年轻人自然会踊跃参与相关社会运动，以期从中抒发自己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当抗争以“街头运动”、“占领”等方式展开时，广大高校学生因不被工作所困，更成为了抗争的主力。对他们而言，一时一地的抗争并不是自己参与社会运动的终极目标，他们的诉求是在更宏观层面上撼动既有社会经济体制，重塑香港本土性，打破阶层垄断，追求社会公义、个人自由和可持续发展。第二、选择与内地发展分界。随着香港文化精英对于“香港本土”构建的日益完备，香港新世代年轻人心目中的“本土观”也在逐渐成熟。香港年轻人将香港视为与内地不同的存在，其中不仅有对政治体制差异的认识，更有对社会文化差异的体会与建构。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在香港参与社会运动、追求“香港价值”，绝不仅仅是反映一种政治层面的姿态，他们的努力是为了维护香港本土作为自己家乡、归属地的价值，亦是履行自己作为香港人对这片土地的责任。第三、跟主流民主派分开。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当下香港年轻人参与社会运动时的诉求、立场往往与传统意义上的香港泛民主派有别。这一差异因素或可归因于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经历：老一辈泛民人士固然是香港社会运动先驱，但他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种种陆港和国际风云变化，他们的身份认同、诉求都与大陆有着更多关联。而当代香港年轻人则没有经历过香港回归前后的时局动荡，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形成并不依赖于大陆。对这批年轻人来说，自己出生、成长并且难以舍弃的这座城市即是关于身份认同的一切，在普选等民主制度建设议题之外，社会公义、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同样重要，而年轻人的抗争方式更不拘泥于既有的议会制度。于是我们看到，香港老一辈民主派往往不完全理解年轻世代的诉求，而香港年轻人则认为老一辈泛民自恃“主流”但目光局限，与新生代脱节。第四、强调讲述香港的故事。对香港年轻世代而言，“本土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诉求，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诉求：他们依托香港文化精英建构的话语来重拾香港的历史、前辈的记忆，并试图将“本土主义”作为整合这些普通、琐碎历史记忆的理论主轴。应当说，同政治诉求相比，这一辈香港年轻人的文化抱负更为明确：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香港本土主义”历史叙述，从而为自己，也为当代香港社会带来全新的身份认同。第五、彰显香港的特色。香港年轻世代眼中的香港是自己独特的家园，而不是一个与其它地区毫无分别的普通城市。因此，当年轻人越来越体会到来自大陆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冲击，尤其是当后者对香港社会本土氛围产生同化效应时，他们就会为香港丧失独特性感到焦虑。因此，香港新世代对于“文化同化”抱有极为负面的观感，尤其是在教育、文艺创作等领域，他们更强调香港本土价值，实际上是为了维护香港的特色。不过有香港文化精英指出，香港与内地及世界其它地区不少城市有别的特色其实正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国际化，如若陷于“本土”而遗忘了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身份和价值，那无异于本末倒置。对于团结香港文化精英以凝聚年轻世代的建议一直以来，中央对香港政策的重点环节就是增进陆港沟通交流，但是在具体的沟通平台、交流形式和格局上，还是有不少可以改进的空间。针对香港文化精英群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善与他们的互动，深化他们对内地的理解，进而让他们的转变影响到香港年轻世代。第一、内地相关部门、文艺工作者和学者可以在香港文化精英们所处的本地平台，譬如《明报》、《信报》进行文化层面上的对话和交流，而非仅仅只是在我们内地的媒体平台或者在香港的建制平台，譬如《大公报》、《文汇报》上隔空对话。后者在香港社会文化领域被先天打上了负面观感的标签，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沟通作用。第二、定期邀请香港的文化精英来内地进行交流，譬如书展、剧场活动、艺术活动等，向他们开放文化交流、协作的通道。尤其是目前内地不少地区也面临和香港类似的结构性问题，如历史文化的保存、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等等，它们都可成为香港文化精英与内地人士进行专业沟通的切入点。第三、从经济层面给予香港文化精英更多的内地渠道，发表他们的作品、产品，扩大他们的内地市场，从而促使他们在进行专业创作的时候，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观念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质量高而格局大的香港文化精英的作品更能为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他们也就有机会借香港文化精英的创作来重新认识内地和陆港关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9-04-01 大陆若仍想寄希望于台湾人民，那么农渔民就是重要推手，应该扩大惠农措施，让农渔民更有感，彼此心灵自然更加契合。未来除了策略性采购台湾农渔产品外，不妨考虑以中国大陆为“中转站”，将台湾生产的农渔产品，以低关税的优势卖到东盟及其它地区。 蔡政府上任以来一连串不得民心的举措，终于让原属绿营铁票区的农业县市几乎全数翻盘。蔡英文自以为是的改革，事实上与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当最温顺的农渔民都被逼上街头表达不满时，政权更替就是迟早的事，这再度验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不变真理。国民党在台湾长期执政，重商轻农，无法有效解决农产品产销失衡、农村劳动力不足、农地不断流失、农家所得偏低、大批农地休（废）耕等问题，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让农渔民相当失望，转而对强调爱乡土的民进党有所期待，终让国民党失去政权。然而在民进党全面执政后，蔡政府虽立即出台了“新农业”方案，并承诺会让农渔民过好日子，但真相是蔡政府所任命的中央农业要员（农委会主委、副主委）多属酬庸性质、派系中人，缺乏农渔业专业与实务经验，加以官员的自以为是，造成岛内农渔产品产销失衡，较国民党执政时更为严重。农渔产品价格几近崩盘，而蔡政府大张旗鼓成立的农产品外销国家队台农发，以及积极开拓的新南向市场均远不如预期，令农渔民苦不堪言。两岸关系的持续恶化，更让农渔民发现原本顺畅的出口管道受阻。同样在渔业方面，台湾远洋渔业遭欧盟黄牌警告已逾三年，至今仍未解除；传统渔场遭到日本官方强制划入；渔船于公共航道遭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军警强行拦阻、登船搜查、扣押；沿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护育成效不佳；养殖渔业则遇到病害侵袭、光电业者争抢鱼塭、外销市场受阻等挑战。面对这些问题，蔡政府态度消极软弱，渔民忍无可忍，终于在“九合一”选举前，发动首次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活动。蔡政府背离民意去年“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在传统农业县市遭遇到空前挫败，农渔民通过选票，表达了对蔡英文农渔业施政的强烈失望和不满。败选后，蔡英文并没有深刻检讨反省，只是顺势将原本最该负责的副主委扶正，渔业则找来一位退休人士当副主委，完全没有展现改革的决心，让农渔民大失所望。反观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后努力兑现承诺，当地农渔产品出口屡传捷报，声势持续看涨，被视为蔡英文连任的最大拦路虎。为此蔡通过脸书借去年台湾农产品出口总额突破54.7亿美元、创下20年新高之机，来肯定农委会施政的成果，并以出成绩不是靠口号来暗讽韩国瑜。她将民间业者的努力及中国大陆的克制，视为自己的政绩，这让许多农渔民和学者看不下去，纷纷出言反驳。事实上，岛内农渔产品总出口金额（1,513.9亿元台币）只占农渔业总产值（5,465.3亿元台币）不到三成（27.7％）。去年岛内农产品丰收，政府未预先做好管控暨应变措施，导致发生产销失衡、价格几近崩跌、农民怨声载道、政府束手无策的惨况，以上种种蔡英文似乎都忘记了。而台湾出口数据也显示，中国大陆不仅是台湾农渔产品的最重要出口市场，且去年出口额不减反增，增长幅度达23.2％，远高于其它地区（如日本6％、美国－0.8％、南韩3.7％、“新南向”国家14％）。大陆可成为台湾农渔产品外销推手大陆若仍想寄希望于台湾人民，那么农渔民就是重要推手，应该扩大惠农措施，让农渔民更有感，彼此心灵自然更加契合。未来除了策略性采购台湾农渔产品外，不妨考虑以中国大陆为“中转站”，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协议，将台湾生产的农渔产品，以低关税的优势卖到东盟及其它地区（中国大陆已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6个自由贸易协议），甚至可以依循中国大陆为世界水产加工中心的模式（如进口美国的鳕鱼，经中国内地加工，然后销售到欧洲市场），进口台湾农渔产品当原料，加工后面向全球市场销售，协助打开境外多元通路，让台湾农渔民有钱赚。当前台湾农渔业产销确实存在诸多缺失，多数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当局不能光靠补贴安抚农渔民来骗取选票，须回归专业治理并落实农地保护、源头管理、强制重要农产申报制度、产销信息实时透明、实施农产分级制及缩减中间费用，才能让农渔业步上正轨。两岸关系维稳对岛内农渔产外销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岛内消费市场有限，台湾农渔产品需靠外销来稳定价量，这不仅可以稳定既有的通路，也有助于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业采取保护措施，对进口农产品施以高关税，台湾除靠产品质量及特色取胜外，必须通过与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特别是台日、台美FTA、CPTTP），才能获得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的优惠，进而提高农渔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避免中国大陆掣肘，亦是台湾加入区域经贸组织的重要关键。以目前蔡政府的作为，两岸关系没有最坏，只有更坏，而原本可以有发挥空间来争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在野国民党，却自陷泥淖，不敢如韩国瑜般对“九二共识”主动表态，让台湾民众想不出让国民党重新执政的理由（2020“总统”大选不会只能在两个烂苹果中选一颗比较不烂的）。目前国民党内有意投入2020“总统”选举的老面孔究竟是正午的太阳还是快落山的夕阳，民众心里有数，可惜当局者迷，没有自知之明。这些人想谋取大位的目的，不是想造福百姓，而是为了权力与私欲！台湾农渔业的挑战与机遇台湾贸易自由化要求大幅开放岛内农渔产品市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这势必对农渔产品造成压力。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农民建立生产风险意识（避免一窝蜂），生产具本土特色产品（如金钻菠萝、菠萝释迦、夏雪芒果、黑珍珠莲雾、台湾毛豆等等），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食用安全来争取消费者认同，并提高对本土品牌的忠诚度。值得关注的是，在台湾仅与少数国家签订FTA的情况下，其农渔产品进口金额就已高达158亿美元，几乎是出口金额的3倍。这些进口农渔产品对岛内产品的销售暨价格已经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产生替代效果，恶化本地产品的销售。蔡政府在积极推动加入区域经贸组织的同时，却未对此提出具体因应对策，这样持续下去恐将引发农民更大的抗争行动。台湾从2002年入关以来，虽设立千亿元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基金，计划全面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并提升农业竞争力，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钱也花光了，台湾农业在面对贸易自由化挑战时依旧软弱无力，显示蓝绿无论谁执政，大量补贴、救助、酬庸、保护，永远是政客农业施政的首选。执政党为了选票只给农渔民止痛剂而不寻求根治良方，让病情持续恶化，使农民无法承受外来风雨的冲击，民怨会在台湾底层持续发酵扩大。台湾农渔业产值固然占GDP比率偏低，但是它属重要的民生产业，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对台湾政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蔡英文想寻求连任的话，必须取得农渔民的支持，只是农渔民期盼两岸关系能保持稳定，在蔡英文亲美抗中的主调下，这将难以实现。而主张“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定海神针的韩国瑜，在农渔村受民众支持程度远胜于蔡英文。蔡必须举全党之力围剿韩国瑜，扫除其连任最大拦路虎。大陆不要给统派帮倒忙预计蔡英文将通过抗中来刺激中国大陆官方，诱使陆方做出激进言行，激发台湾人民同仇敌忾的精神，进而顺利连任。鉴于大陆与台湾农渔民通过ECFA已经建立良好的营销通道，大陆在既有基础上若能因势利导，扩大惠农措施，以具体的成果来展现对台湾农渔民的关怀，仍可以翻转2020的“总统”大选选情。美国介入台湾“总统”大选的态势明显，若大陆干预过度反会引发台湾民众的反感。同样，大陆官方应该自我克制，不要给蓝营帮倒忙，不要有刺激性的言行，不要给蔡英文扭转劣势的机会，千万别成为蔡“总统”连任的最佳助选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