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9-02-26 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 2018年中国GDP增速6.6%,为28年新低,但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地位进一步巩固,彰显了内需消费对中美贸易摩擦与投资结构性缺陷的重要弥补作用。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强调“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之外,还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忽视内需消费是结构性短板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投资和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且资金、外需、技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较高。进入中高速增长常态化阶段后,一些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在改革中逐渐浮现。当我们需要内需增长稳定经济增长时,逐渐发现内需存在短板问题,消费在平滑经济增长波动、应对外部需求冲击、宏观经济供求再平衡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彰显。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启动内需消费,对冲外需对产能供给的冲击,这应该放在重要且紧急的位置。内需消费不振的国际因素其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长期存在,只是被经济较快增长的光环所覆盖。这一冰山的浮出与中国当前及长期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存在较大的关联。特朗普上台后,WTO规则遭遇的挑战加大,中美贸易冲突凸显,中国大陆出口条件迅速恶化,影响企业对经济增长及营商环境的信心或预期。再往前追溯,分享WTO边际红利和出口环境舒适区的转折点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可能只是步入了尾声阶段或正酝酿新一波危机。美国在反思内政的同时,把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归咎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众所周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采用“超常规”手段如量化宽松(QE),试图应对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引发了其它形式的社会经济类危机,如中产阶级的反抗、民粹主义抬头、欧洲债务问题等等,解决全球社会经济再平衡问题更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中国大陆在加入WTO后,更加深入地参与并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但在全球产业链中总体上长期处于低端位置,中国就业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在次贷危机国际合作中,中国推出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计划,衍生了产能过剩、脱实向虚等供给侧结构失衡问题,更是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消费人群数量极为有限。在寻找新动能和增长点,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时,新出现的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问题,更是将消费问题推上社会关注的焦点。内需消费不振的国内因素政府和社会已普遍注意到了许多相关因素。从分配的角度看,首先,随着市场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入发展,企业利润增长压力挤占员工工资增长空间,这一现象可能长期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缓解与激化交替现象。其次,税收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上升,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税负上升,制约了企业工资成本、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税收增幅同步。从社会民生的角度看,社保费率的上升和征缴规范力度加大,给企业和居民都增加了财务压力。劳动人口呈负增长,影响企业用工成本控制,人口抚养比上升,增加家庭总体负担。从房地产的角度看,高房价消耗了一度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居民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按揭,导致这几年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家庭还本付息支出增速高于家庭收入增速,对家庭消费形成排挤效应。综合施策,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解决内需问题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精神,需要以终为始、关注结果的行动原则。即使出台的措施短时间内会占用较多的政策资源,如果长期看能取得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着手推进落实。税收改革是助力消费振兴效用最大的一把钥匙。大幅度减税降费,持续提高企业和居民的可分配收入份额,改革消费税制,大幅降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税率,这样才能大力激活内需消费。规范全国房地产管理政策,让全国居民有稳定的预期,避免出现房地产泡沫。以稳定房价为长期目的,分城施策,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淡化管控思维,清理短期调控政策,加强政府房屋租赁服务,同时处理好短期政策手段和居民长期预期之间平衡。大胆放宽城市居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可将农村宅基地流转建设作为切入点和重要抓手,发展农村养老、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在确保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大涉及民生产品的进口力度,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和升级迭代,提高居民消费质量。与此同时,改善和优化民生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环境,对一些境内外价格倒挂的商品,创造政策条件比如减少或取消出口退税,鼓励相关企业更多转向境内销售。
Month: February 2019
ZHANG Wang 2019-02-25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focused on its military and economic rise in the world arena, but has neglected the need...
張望 2019-02-25 近幾年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較多地強調軍事和經濟崛起,但卻忽視了以外部世界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講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解釋我們的文明可以提供何種藥方來醫治當前困擾世界各國的管治危機。一個國家真正的崛起,不能僅僅強調政治和軍事力量,更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激起普世各國共鳴的核心文明價值。從這一點來看,在中美角力不斷升溫的今天,「日本經驗」,無疑仍值得中國謙虛地學習。 日本,對中國人來說,永遠是繞不開的話題。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着國力迅速提升,中國人開始關心日本人如何看待自己。媒體的對日論述經常不自覺地強調中國經濟規模已是日本數倍,期待中國經濟實力轉强能贏得日本尊重。同時,涉日評論也漸漸瀰漫着一股「輕視日本」的風潮。人口老化,無緣社會,隱蔽青年,數落日本的文章在網媒隨處可見,彷彿這個島國已無藥可救,日本模式不值一提。然而,有趣的是,今年春節長假,日本依然是中國遊客海外度假的首選之一。一個真實的日本,在國人的印象中是:面向大海的無人小站,大雪飄揚下的溫泉足浴,精緻可口的新鮮料理,安全舒適的住宿環境。「日本是否值得中國學習」這命題的答案,在民眾層面似乎早已不言自明了。社會穩定 再分配制度減貧富差距不可否認,即將送別平成時代的日本面臨諸多嚴峻問題。少子化,老齡化,制度僵化,都是一時難以解決的老問題。但是,審視他國,不能總盯着別國的短處。多關注他國優點,有助於本國發展程中少走彎路。更何况,當前日本面臨的問題,不只是日本的問題,而是所有發達國家在經歷了爆發式經濟增長後必然面對的困境。日本,作為最先面對後物質社會的國家,值得耐心觀察。常年研究中國和日本的美國哈佛大學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數年前來早稻田大學訪問,曾經不只一次提到:相比美國,日本社會的一大魅力,就是社會穩定,貧富差距小。在當今因財富分配不公而出現政治動盪的歐美國家的角度來看,日本並沒有出現嘩眾取寵的排外右翼政客上台,是一個例外。重視平等的日本社會,本來就極為注重通過社會再分配制度控制貧富分化,保證社會發展的整體穩定。如果我們用測量社會貧富分化狀態的基尼系數來標準看(低於0.4屬於社會穩定),日本長期處於0.3的狀態,遠遠低於中國的0.46(2017年數據)和香港特區的0.539(2016年數據)。難怪不少人戲稱,日本才是接近社會主義的國度。今年10月,日本將正式實施幼兒教育和高等教育免費,又是一新例。學日本低調不當頭 着重軟實力在外交方面,日本刻意低調的姿態,也值得中國參考。由於二戰慘敗,日本在戰後一直唯美國馬首是瞻。這個戰略有其無奈之處,但真真確確也是日本政治菁英的主動選擇。日本,可以說是最早實踐韜光養晦的國家。主張輕軍備,重經濟的「吉田主義」,就是日本版的不當頭,但這並不是說日本無所作為。我們可以看到,戰後日本的軟實力,例如流行文化與和平主義形象,在許多國家深入人心。2017年以來,在鼓吹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入主白宮後,日本意識到對美一邊倒的侷限,在短短一年間調整戰略,構建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CPTPP)」和「日歐經濟伙伴關係協定(EPA)」兩個自由貿易陣地,即維護了自身經濟利益,也避免直接挑戰美國。同時,也正是由於日本國內治理的出色表現,日本的形象在國際間評價甚高。在全球護照排行榜上,日本護照可免簽進入190個國家和地區,名列前茅。需構建各國共鳴核心文明價值當然,中國和日本各有各的國情。中國是東亞的核大國,而日本是二戰戰敗國,中國不可能如日本般過多考慮美國的感受。但是,中國,仍是一個將強未強的國家。在自身尚未足夠強大的情况下貿然向守成大國(status quo power)發起挑戰或引起守成大國的猜疑和圍堵,不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的文明的確遭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侮辱。然而,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不能總懷著受害的心態來看待世界。近幾年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較多地強調軍事和經濟崛起,但卻忽視了以外部世界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講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解釋我們的文明可以提供何種藥方來醫治當前困擾世界各國的管治危機。一個國家真正的崛起,不能僅僅強調政治和軍事力量,更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激起普世各國共鳴的核心文明價值。從這一點來看,在中美角力不斷升溫的今天,「日本經驗」,無疑仍值得中國謙虛地學習。文章轉載自2019年2月22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