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9-01-31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迄今为止，国家的主要工作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而高速经济发展在社会领域引发了大量日趋严重的矛盾，个权、法治、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均发生恶性事件。民众对政府侵权、资本滥权、司法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社保匮乏、医疗教育市场化等现象强烈不满，导致社会紧张加剧。改革开放船到中流，需要国家及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独特的中国道路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明显区别于西方模式。如果从西方发展理论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它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中最特殊的个案之一，西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社会确实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普遍现象，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法治化、科技发展、教育普及、贫富差距加大、资本阶层势力膨胀、个人身份危机等等，但也出现许多明显的独特现象，比如一党执政的巩固、国有企业的壮大、混合经济的成功、监察权的扩张、民权被暂时压缩等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僭越等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则完全避免了。从中国自身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与清末洋务运动存在诸多可比之处。最大的差别在于，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清末改革与民国发展都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力，导致外敌不断入侵，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国家陷入全面抗日战争，因此救亡图存成为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中华民族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时机。中共稳定执政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在经历了30年的探索之后，中国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力，打破束缚思想的桎梏，扫除阻遏发展的障碍，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它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惟有春秋战国时期可与之媲美。改革开放前40年聚焦于经济改革，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社会各界达成共识，未来顺利深化社会改革，中国可能成长为一个活力焕发、创新精神洋溢的社会。在社会改革过程中，中共仍然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崭新道路。中国特有的体制让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迅速扩张的交通网络将广大的偏僻乡村融入市场化、城市化大潮中，迅速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结构，城市的生产关系被重新建构。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快速网络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现象。移动互联网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上交流和交易，加快了经济要素和各种信息的流动，既促进了市场的扩张，又重新形塑了传统的价值观。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不同于西方中产的属性。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收入增长、教育普及、新媒体传播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个权的维护，约束了政府权力的行使，抵制了少数资本家的横行霸道。村民选举对农民工起到教育作用，让其增强了权利意识。然而，以儒学为基础的古代科举制在现代中国被重新建构，尊师重教和勤奋学习的传统被发扬光大，以诗文或八股取士的传统则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专业才能和学术贡献分配政治和经济资源，在相信按劳分配的同时，按才分配被中国中产阶级普遍尊重。他们倾向于通过增长才能而不是激进政治革命来改善生活环境。改革开放伴生的社会问题独特的发展道路产生了独特的社会问题，伴生了大量社会丑恶现象。官员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工被制度性打压，隐性失业严重，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社会治安恶化，黑恶势力猖獗等是各界经常诟病的问题。若干看似并非社会问题的现象特别引人瞩目。首先，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核心技术；第二，西方意识形态入侵，造成社会成员在价值观上的混乱和困扰；第三，金融资本通过赌场一样的股市收割韭菜，导致分配不公和广泛争议。其实，它们在本质上还是由中国的社会政策缺陷造成的。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政策困境，呼唤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改革。快速工业化催生了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及其子女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教育和社会条件。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后，生活不稳定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包括失业、减薪、子女就学难、突发疾病、工伤事故、丧失工作能力、无法享受退休金等等。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快速增加，既有的城市功能无法满足其要求，阶层分化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显性化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不稳定，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自身积极作为，缓解社会紧张。民企地位是近期引起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基本上否定了西方政治学中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的理论，经济自由化巩固而不是削弱了中共的权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以同国有企业合资为主，国企的力量被壮大，压缩了民企的空间。虽然民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投标、融资等事项上，待遇远不如国有企业。我们不能把改革开放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政策，而应当视其为社会范式的转换。改革开放由不同的行为者推动，包括政府、农民、工人、学生、学者、个体户、民企、国企、家庭、社会组织等。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影响了国家、社会、社区的变迁。这种变迁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现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态，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因此，改革开放的下一步需要挖掘所有社会成员的潜力，找到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激发社会活力，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新动能。重新认识福利政策任何社会改革，既要考虑国家的财政能力，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也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是政策落地的文化土壤，而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则是政府决策必须考虑的社会基础。“均贫富”的思想在中华大地根深蒂固，中国的先辈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投入了极大关注。中共前领袖毛泽东对平等矢志不渝的追求，更是强化了中华文化中的财富平等思想。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高度重视财富平等，通过各种政治和社会方案确保民众经济平等，以求政权长治久安。这是中国任何一股政治力量都必须慎重对待的政治现实以及可利用的资源。民族国家的成员既是公民，更是同胞。民族国家的责任之一是帮助同胞、照顾老幼病弱，因为这是民族国家的道义基础。民族国家除了维护秩序外，还有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义务。民族国家不是权贵的私器，而要服务于所有合法公民的利益，要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年人和老人。工业化产生的劳动者贫困状况，不仅危害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和谐，更对民族团结与融合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确保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消解其后顾之忧，解决其生活的基本问题。福利政策可以规避社会动乱，维护社会安定，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加强公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福利政策实施方面有许多挫折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欧洲各界逐渐在对弱势群体提供国家救助上形成共识，最终各国通过立法建立起政府救济、社会保险、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直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福利国家较好地维护了社会公正，提高了中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现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平衡，确立了合理分配财富的制度，规定工人的劳动时间，建立了强大的工会，把国家救助与劳动者自助相结合，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紧张程度。福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纵容不劳而获者现象，因此被批评为“养懒汉政策”。然而，经过改革的福利政策可以是一种生产要素，意味着福利政策并不一定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左右为难。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要求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发展生产性福利模式，它的主要特征在于，福利着眼于未来人力资源投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校长吉登斯总结了生产性福利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尽可能地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仅仅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支援。这种生产性福利政策有利于让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具有可持续性，让产业保持竞争力，其操作的核心在于激活人力资本，减少非生产性、非就业福利支出。北欧国家在21世纪的实践证明，福利不仅仅是社会保护措施，更是有效的社会投资。北欧福利国家已经从保护性福利模式向生产性福利供应模式过渡，其成功的经验是提供优质的免费教育，为国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企业提供高技能、高生产率的劳动力。北欧国家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更是赢得了各界的共同支持。解放活力，以社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发生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渐进务实，循环往复，不断积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获得核心技术。这需要解放社会活力，让有才能的年轻人、具备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有机会在市场上获得成长空间。社会制度创新的难度显然不亚于中共建政和改革开放，但益处良多，不仅能维护社会稳定，降低治国理政成本，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成功的社会转型，可以为经济生产提供自由流动的优质劳动力。社会改革的内容和结构，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自由流动、活力张扬、勇于创新、素质领先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培养个性化、思想新锐、拥有先进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为科技、文创、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各行各业供应优秀且富于创新能力的人才。就当前而言，国家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放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改革突破。首先是教育改革。教育要面向企业，面向前沿科技的发展，面向未来社会的转型，经过培训的学生走向社会后，才能高效工作，富于创造力。美国打压中兴、华为等企业，让世人明白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痛苦。中国经济若要掌握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就必须尽快获得自主研发能力，而这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来支撑。当前的教育制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对核心技术、创新知识、高端制造与服务的需求要求教育系统与时俱进，提供善用知识、富有创意、灵活变通的劳动者。中国现在急缺的是拥有创意和创造能力的人才。面对21世纪的挑战，教育系统应建立一个连贯而灵活的架构，适应各种改变，照顾学生和学校的不同需求，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天赋的人员随时可以进入学校接受培训，以多元化的课室、教学方法、评估模式，针对学生的特质，提供个性化终身学习服务。其次是民企平权。中国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但这并不妨碍国企和民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拥有平等的机会，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现在国有企业得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照顾，而民企融资在多方面受到限制。在市场准入方面，应该敞开大门，允许民企特别是中、小、创民企低门槛进入市场。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就需要优化社会经济结构，拓展新的经济领域，创新商业模式。在这些新兴领域里，依赖垄断、靠行政命令生存的国企，并没有太强竞争力。只要国家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地位，民营企业便可以充分发挥生存能力强、灵活性强的优势，在市场化竞争领域里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国家就更有活力和实力与美国竞争。第三是户籍改革。农民一直是改变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力量。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陶尼基于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中的重要性，曾提前十余年准确预言中共在大陆的胜利。现在即便是最偏远的中国乡村，也已经通过互联网与城市和市场零距离相联，加上身处城市的农民工传回家乡的信息，中国的农村已经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少数在城市成功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开办工厂或商店，为家乡带来了资金、经验和技术，也带来高涨的个权意识。他们反复追问：美好生活的机会向外国人开放，向城市居民开放，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向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农民开放呢？类似于南非历史上种族隔离政策的中国户籍制度，在现代化洪流冲击下，已经难以为继。第四是国籍改革。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迫切需要吸引大量高科技、高素质人才为国服务。当前中国大量人才滞留海外，而僵硬的国籍政策妨碍了他们与国内的交流。许多海外人才忠于祖国，始终不放弃中国护照，却被剥夺了内地户口，无法获得二代身份证，他们在内地交流和生活的权利被限制。目前的绿卡制度，给绿卡持有人以基本“等国民待遇”，本意是吸引原籍中国的高层次留学人员与海外华人、外国人才，不过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社会改革有助于我们巩固民族凝聚力，培养国家认同，建构中华命运共同体。站起来，让中国人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富起来，让中国人付出了环境破坏和贫富分化的代价。要真正实现强起来的目标，我们必须培育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以钢铁般的意志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社会改革，激活国民活力，建成更强大的民族国家，给每一位努力工作的同胞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文章原载於《多维CN》第42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