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田安澜 2018-02-13 香港特区将于2018年3月11日就港岛、九龙西、新界东三个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以及建测规园界功能界别议席进行补选。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立法会补选，很可能会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香港特区将于2018年3月11日就港岛、九龙西、新界东三个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以及建测规园界功能界别议席进行补选。这并非一场普通的立法会补选，很可能会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一旦重夺议席，反对派势必会放大此次补选的政治效应，把这次补选塑造为香港民意对人大释法的一次公投，凸显其支持者能够用选票否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决定，挑战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反对派重夺议席机会高三个地区直选都会采取单议席单票制。根据过往数届选举的结果来看，在地区直选层面，反对派与建制派的得票比例约为55%对45%。换言之，反对派如果不分裂，重夺这三个直选议席的机会相当高。当然，选举永远存在变化，在港岛和九龙西，建制派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议事规则》修订攻防战之后，反对派深感政治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因此一定会在补选中抓住政治议题，进行恐惧动员，届时投票率可能较高，按照传统智慧，这会令反对派的选情进一步看涨。一旦反对派获胜，肯定会被反对派媒体和海外反华媒体炒作为香港民意战胜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分拆补选造成政治伤害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补选安排出炉后，建制派普遍批评3月11日这个补选时间点与全国两会的召开时间冲突，许多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和港区人大代表的建制派人士必须告假，从北京赶回香港参加投票。然而，对于建制派来说，最大的伤害其实是分拆补选。在目前空缺的6个议席中，梁颂恒和梁国雄同属新界东选区，游蕙祯和刘小丽则同属九龙西选区。如果同时举行补选，上述两个选区须采用比例代表制，建制阵营有较大机会各得一席，届时将在立法会地区直选分组中以18席对17席，掌握分组点票过半优势，得以继续保持宣誓复核案之后形成的两个分组双过半格局。这意味着，建制派议员议案理论上都能获得顺利通过，从而在本届立法会会期内（至2020年7月）有足够实力为特区政府保驾护航，相应地压制反对派的政治空间。反对派深明个中利害，所以他们几经协调，反复权衡，最终允诺提供财政支持，力撑刘小丽、梁国雄在去年9月11日上诉期限届满当天提出上诉，而忧虑财政风险的罗冠聪和姚松炎则选择不上诉。这一政治举措成功利用司法程序之便，造成议席空缺的时间差，避免九龙西和新界东合并补选。特区政府随即就梁、游、罗、姚四个席位的补选作出安排，刘小丽、梁国雄的席位则留待法律程序结束而定。9月14日，选举管理委员会宣布，计划于2018年3月11日举行立法会补选，填补上述4个立法会议席空缺。特区政府官员曾公开表示，不会对反对派落井下石，不会搞政治小动作。选管会的补选安排实质上实现了反对派所期望的分拆补选，反造成对建制派的落井下石。分拆补选将为反对派提供两次机会来公开宣讲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不仅是反对派支持者的两次政治动员，也会把选举论坛变成对建制派的两次政治审判与羞辱，投票日实质上变为支持反对派的两次民意公投。分拆补选提高了反对派重夺被褫夺议席的几率，令补选后两大阵营的立法会地区直选席位（16对19）保持不变，分组点票的大好形势被打回原形。尽管《议事规则》业已修订，建制派仍不得不继续与反对派缠斗。更重要的是，补选获胜能够令反对派从去年7月宣誓复核案和8月加刑入狱双重打击后的低潮期走出来，集结力量，重振旗鼓。3月11日的立法会补选将成为香港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2019年开始，香港连续6年每年都有选举，选举常态化，而此次一旦补选获胜，反对派可能士气高涨，得以检讨选举协调机制，部署后续选战。可以预计，反对派议员当选之后，一定不会再在宣誓环节搞小动作，而是力求能够回到议事厅，一方面继续制衡建制派和特区政府，继续反中乱港，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立法会资源，厚植政治实力，培育地区势力，栽培青年军。3月11日补选日正值全国两会会期，而此次两会的核心议程是中央政府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换届，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大会。香港在两会闭幕、完成换届前夕举行补选，反对派不仅会利用选举议程羞辱建制派，更可能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甚至形成对国务院系统换届工作的舆论干扰。拒“港独”分子于选举门外面对当前的形势，建制派必须全面动员，迎难而上。议席固然要全力争取，夺得一席是一席，但是此刻更应着眼全局，特别是着眼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政治较量的实际需要，及早进行战略谋划，下先手棋，掌握香港形势的主动权。正如孙子所云：“因利而制权”，如此谋势，方可求得全胜。要言之，我们必须把握这次补选机会，真正确立香港选举的政治规矩，真正守住前门，拒“港独”分子于参选门外，不容他们触碰“一国”底线。这次补选要树立门槛，势必加剧选举议题的争议性，社会中可能出现一定的舆论反弹。然而，短期之内我们必须顶住政治、舆论压力，尽快着手完成选举门槛的设立，因为完成这个布局，将有助我们掌握香港政局的主导权，谋划出一个更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建立选举门槛，配合《议事规则》的修订，使反对派在立法会的政治空间受到严格限制，“武功”基本被废，相当于增强政府“行政主导”能力。2016年立法会选举前，特区政府首次推出参选确认书，试图阻止“港独”分子参选，但当时确认书缺少法理支撑，而具体裁量权掌握在一线选举主任手中，他们标准不一，政治承担力不同，导致执行过程乱象频生，没有签署确认书的参选人也同样获得参选资格，既无法实现政治目的，也为社会所诟病。此次补选，我们已经掌握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释法这个法律工具。释法条文第一款明确了参选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这一法律规定，必须在未来选举中得到具体落实。中央须明确要求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按照这一条款严格执法，具体落实参选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并直接向特区政府发出工作指引：一是细致、清晰明确反“港独”标准，二是明确要求所有补选参加者必须先签署参选确认书，不签署者无资格参选，选举主任必须严格执行同一标准。在去年的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中，选委会严格要求参选者签署确认书，并按照确认书的要求，比对签署者的公开言行，最终把试图参选搅局的反对派人员拒于门外，而此举的社会反应相当正面。人大选举的经验值得在立法会补选中予以汲取。
Year: 2018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8-02-08 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有所下移，但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提升，政策的重心建议更加关注改善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提升新兴经济产业发展等方向。 新时代大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将呈现五大结构性变化，包括经济再平衡、大众消费时代、走向福利国家、大都市化、追求国际影响力，这些变化将对2018年的经济增长和政策改革产生具体的影响。去年中国经济增长超预期，除了内在增长动能有所企稳外，政策刺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有所下移，但增长的质量会有所提升，政策的重心建议更加关注改善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提升新兴经济产业发展等方向。政策刺激推动增长超预期去年经济增长6.9%，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内生性增长的触底回升提供了支撑。我们用去掉基建地产金融三项后的经济增长来代表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该数据在2016年4季度触底后（4.4%），在2017年1季度出现超预期回升（5.2%），虽然2季度后有所回落，但也高于上年的增速。其次，受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较大的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上升。基建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步上升，对冲了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下滑。随着2、3季度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回落，基建投资对GDP的拉动回升，主要被用来稳定经济增速（2、3季度分别拉动GDP增长1.11%、1.24%）。第三，出口在上半年形成较大贡献。出口在2017年1季度和2季度拉动GDP明显，较2016年4季度边际提升0.8个百分点。计算显示，2017年净出口对增长贡献了0.5个百分点以上，边际改善了1个百分点。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对此轮全球贸易复苏贡献最大，2017年上半年分别贡献全球进口和出口的20%和12%左右（美国分别贡献10%和8%左右）。第四，政策刺激在2017年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财政支出增速上升、去年国开行1.6万亿专项金融债的滞后影响、5,000多亿棚改货币化的刺激和社融的同比高增速，均意味着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比较明显。弱V型复苏自2017年下半年起，信用收缩开始加剧，可能对经济产生较大下行压力，预计2018年1季度经济见底（实际GDP增速可能跌破6.5%），但随后温和复苏，整体增长重心较2017年下移。投资：信用收缩掣肘资金来源，2018年投资增速预计先降后升。2017年以来，资金来源增速持续降低，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掣肘。资金来源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影响预计延伸到2018年1季度。随后，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政策可能会发生微调，带动投资增速从2018年2季度逐步回升，全年呈现弱V型格局，增长6.6%。首先，房地产销售增速预计降至负值，但房地产投资降幅相对温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领先房价同比约12个月，2018年2季度房价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房价预期转向悲观，将进一步影响房地产销售。如果限购政策不松动，预计2018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增速降至-8.5%左右；同时由于房价同比转跌，房地产销售额增速可能降至-9.0%左右。其次，基建投资为对冲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主要手段。2016年以来，基建投资与财政支出相关性增强。2018年预计财政支出同比增速维持低位，对基建投资形成负面影响。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仍可能通过扩大地方专项债、PSL等方式刺激基建。拉动基建的行业可能不再是公路、铁路等方面，而是污染治理、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第三，制造业投资面临价格和贸易回落影响，但新兴产业可能得到政策扶持。2018年PPI同比和全球贸易改善幅度大概率回落，预计将对制造业整体投资形成拖累。从制造业投资的内部结构上看，国家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支持，可能推升电器、机械、计算机、汽车等相关细分行业的增速表现。消费：地产链条对消费影响有限，整体消费增速预计平稳。地产销售传导至下游家电、装潢等领域的滞后期为8—12个月，地产下游家电、装潢等领域占消费比重相对不高，因此预计2017年消费受地产下滑影响相对有限。预计2018年消费增长10.0%，较2017年的10.2%下滑0.2个百分点左右。外贸：名义GDP增速回落将影响中国出口。2018年随着价格涨幅的回落，全球名义GDP增速预期回落，2017年全球贸易增速大幅回升的态势难以再现，将导致全球贸易改善幅度减弱。如果中国经济出现较明显减速，将进一步拖累全球贸易，并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同比增速。通胀：CPI同比上升，但PPI同比将显著下降。2018年CPI同比预计上升，但PPI同比预计下降。服务和基数效应将推升CPI同比升幅；供给侧改革和环保限产对工业品价格的支撑将边际趋弱，叠加基数效应，PPI同比大概率回落至3%以下。PPI回落幅度将大于CPI升幅，整体GDP平减指数预计下降，如果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将上升。海外：美国在减税的支持下预计维持较高增速，欧元区目前的强复苏持续性可能不大。美国减税将刺激短期经济增长。2018年，税改、基建等财政改革有望对美国经济形成支撑，整体经济增速最高预计在3%左右。逆周期政策稳健，关注长期结构问题首先，建议逆周期政策保持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偏紧，但信贷需要维持中性，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为了配合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预计货币政策短期仍保持“稳健中性”的偏紧状态。如果2018年1季度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货币政策有望转向边际宽松，可能主要通过央行向国开行发行PSL的方式来实现。预计2018年预算赤字额为2.38-2.54万亿元，预算赤字率可能为2.6-3.0%，实际财政赤字率可能进一步下降。国务院50号文、87号文和92号文的严格执行继续约束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准财政”需要发力，包括扩大地方专项债和国开行支持基建投资。其次，需要提升研发投资，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增加研发投入。2020年的目标是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5%，但目前只有2.1%。假设未来几年GDP增速在6.5%左右，未来3年需要每年增加2,000-3,000亿研发支出，预计拉动GDP增长0.24-0.36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新经济成分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依然远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但最近几年新经济对GDP的拉动作用开始上升。再次，经济再平衡的核心是提升消费率。产生“灰犀牛”的原因在于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造成实体经济的不平衡和失效。破除“灰犀牛”的最终途径是通过经济再平衡，去除产生“灰犀牛”的经济土壤。当前中国的投资率与消费率相比依然偏高，意味着整体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性仍较强。中国的国民可支配收入大幅上升，但居民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所以中国的总储蓄率大幅上升；从国际对比看，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仍远高于美国。中国居民为养老、教育、买房而储蓄。控制房地产泡沫发展，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提升消费率。近两年看，城镇化拉动房地产需求可能是个伪命题，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变化不大，但过去两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却大幅增长，说明投资投机需要比重较大。此外，政府消费需要增加支出，提供保障性需求。随着经济再平衡的进行，需要增加政府在养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通过转移支付增加社会保障，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最后，防止“明斯基时刻”的关键在于宏观稳杠杆。“明斯基时刻”更多指向金融系统。当前房价的高位止涨、2015年的股灾都与“明斯基时刻”有关。防止“明斯基时刻”有两种思路：凯恩斯刺激增长的思路与货币学派控制信用的思路。我们建议政策选择倾向于后者。建议稳杠杆分阶段进行，即转杠杆→稳杠杆→降杠杆。第一步，转杠杆，是指将债务从杠杆率较高的部门向较低的部门转移，目的是通过债务结构的优化，来降低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比如，从2017年初开始的三四线城市地产去库存，完成了从部分房地产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杠杆转移。第二步，稳杠杆，是指通过“稳健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抑制住金融机构增加杠杆的冲动，并且通过对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加大约束，来控制住整体债务增量，抑制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第三步，降杠杆，是指通过债券股、温和通胀、兼并重组等方式来减少债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8-01-29 今后大陆对台部门将根据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解决台湾同胞在大陆融合发展所面临的各项问题，逐步落实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同等待遇。 自2016年岛内政党轮替以来，民进党当局片面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两岸官方交流几乎全面中断，使得两岸融合发展进程转由大陆单方面推动，其动能则来源于民间社会。如何落实台胞同等待遇，让台湾基层民众和青年一代能够真正共享两岸一中实利，以提升对两岸同为中国人的认知与认同，进而扭转台湾民心和“统独”力量对比，已成为今后两岸融合发展进程的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涉台部分明确指出，大陆将“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并且将“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今后大陆对台部门将根据十九大报告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解决台湾同胞在大陆融合发展所面临的各项问题，逐步落实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同等待遇。台胞在大陆面临的共性问题多年来，台胞在陆发展共同面临许多实际问题。首先，最具有共性的问题，便是台胞证号与大陆身份证号位数不同，台胞证是8位数，而大陆身份证则是18位数，大陆各类业务的网络作业系统中默认必须输入18位数的身份证号，但同时又没有提供台胞证的选项。因此，台胞在诸如企业招聘等网申系统上无法投递简历，在共享单车的APP系统上无法认证，在各类网络购票系统上无法顺利购票，在奖学金申报系统中无法提交申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大陆居民的二代身份证植入了NFC扫描晶片，具有存取数据的功能，而台胞证尚未具有同等功能，因此无法直接在网站上预购高铁票及刷卡进高铁站，而须在售票处排队购票；有些航空公司的登机证自助值机系统也无法读取台胞证信息，台胞只能前往航空公司值机柜台排队办理手续，而无法同享自助值机的便捷。仅此台胞证位数和功能一项，对台胞在陆生活发展造成的各类不便已比比皆是。此前有媒体传言大陆将在2017年推出具有NFC功能和18位数的“二代台胞卡”，但至今仍未推出，期待2018年这项政策能够早日实现。其次，另一个具有广泛共性的问题，是当前台湾同胞在陆投资创业、开办企业与港澳同胞一样，都比照外资企业规定办理，不论是设立企业的手续，还是资本金的注入，都与内资企业不同而且更为繁琐。目前港澳台资企业注册登记，要求必须从境外以美元或港币汇入企业设立地的资本金账户，而无法与内资一样以人民币直接在境内注入资本金账户，这导致许多在内地已有资本的台商和创业台青无法直接在境内汇入注册资本金，必须返回岛内将人民币换成美元或港币后，再从台湾汇入大陆账户，如此折返耗时费力，还必须自行负担两次换汇的成本。许多台商和台青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甚至考虑到将来办理各类手续的困难，在设立企业时选择找大陆朋友名义担任法人，以此注册为内资企业，从而埋下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法律隐患。因此，多年来许多台商广泛呼吁将港澳台资企业比照内资企业的流程和规定进行管理。特定台胞群体在大陆面临的实际问题除了具有广泛共性的问题之外，也有属于部分群体的特殊性问题。比如在陆台籍博士研究生若到国外高校担任访问学者，在当前规定下无法和陆生一样申请相同的奖学金，而台湾教育部门相关法规也导致台湾方面无法提供奖学金，倘若国外高校也不愿提供奖学金，便会形成“三不管”，从而使家境清寒或一般的台籍博士生碍于经济负担而无法顺利出国访问。此外，当前大陆大学生助学贷款仅面向大陆贫困学生，并未覆盖台湾学生，而台生赴陆学习后则无法再申请台湾岛内银行提供的助学贷款。尽管当前大陆教育部已大幅增加台生奖学金的金额与名额，但奖学金不一定足够支付生活成本。对于家境清寒的台生子弟而言，无法申请大陆助学贷款将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对于长期在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而言，需要的是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而非超国民待遇。类似以上台生申请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等事宜，其实只要根据十九大报告的精神，有关权责部门直接将相关政策覆盖范围扩及台生，予以台生和大陆学生同等待遇，相关问题便能立即解决。建议对台部门通过详细调研，全面盘点台胞在陆生活、学习、就业、创业等面临的所有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并逐一会同主要权责部门进行协商解决，能够予以同等待遇的便可适时宣布实施。对台胞开放参政机会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十九大报告中也再次重申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所谓心灵契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认同，而政治学理论认为，只有政治参与才能提升政治效能感，进而促进政治认同。囿于两岸至今仍处于政治对立状态，台湾当局片面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相关法规限制台湾同胞在大陆地区担任党政军公职，扼杀了台胞在大陆发展的参政权。然而，大陆方面可以单方面逐步开放和扩大台胞在陆参政权，也可以技术性地广开各种非党政军公职的政治参与渠道，让台胞在大陆发展不仅享有经济社会的基本权利，也能通过参政机会提升政治认同感。两岸人民不仅同属一个中国，也应共享一个中国。21世纪中国发展的机遇和实利，以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尊严和荣耀，理应为两岸人民所共享。落实台胞同等待遇，有效提升台胞在陆融合发展的获得感、融入感、成就感和认同感，是推动两岸关系从和平发展到融合发展、再迈向和平统一的理所当为、势在必行之举。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8-01-22 在特区的政治体制中，香港市民被少数“新特权阶级”代表，造成香港市民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高铁香港段一直被扣上一种政治原罪，香港市民完全无法从中央的好意中获得预期的幸福感。 特区政府的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无约束力议案，在反对派运用议事规则力阻之下，仍然于11月15日在立法会获得通过，政府随即启动落实“三步走”程序。本地立法程序将于明年6月前完成，高铁将于第三季度正式通车。回顾香港高铁的兴建过程，在立法会向“新特权阶级”倾斜的功能界别设定下，无论是2009年落实兴建，还是其后因超支需要追加拨款，以至现时政府提出的无约束力议案，均相继获得通过。在特区的政治体制中，香港市民被少数“新特权阶级”代表，造成香港市民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高铁香港段一直被扣上一种政治原罪，香港市民完全无法从中央的好意中获得预期的幸福感。香港各界对内地缺乏认识剔除体制上的扭曲现象，“一地两检”方案其实深层次地揭露，香港回归20年来，市民不但对基本法认识不足，而且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实体区分下，特区政府乃至香港市民对内地政策制定过程几乎一无所知。部分人甚至以香港的标准来与内地不同的省市进行合作。无可否认，在2004年开放自由行之前，中央大力维护香港利益，各省市唯有因应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而作出配合。然而，过去14年来内地省市发展迅速，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一日千里，各省市也要肩负起自身经济指标责任，与香港展开自由竞争。由于不了解内地各省市体制运作情况，香港的竞争力相对下滑。以今天的国情来说，西九龙高铁总站实行“一地两检”已成为香港的唯一选择。这个漫长而又实际的改变，容易造成香港市民对中央的误会，甚至认为中央朝令夕改。当务之急，就是中央与特区政府应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多以换位思维思考，尤其是特区政府应该让香港市民对大陆国情有实际的了解，减少因为误解产生的不必要矛盾。香港潜在的“本位主义”在“一国两制”安排之下，特区政府及议员在一些涉及陆港两地之间的政策倡议上，往往潜藏着一种“本位主义”。2009年，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及议员针对“一地两检”事宜，提出可以在广州、东莞、虎门及深圳福田口岸进行“一地两检”，这纯粹是从便利香港市民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可行性方案，并非根据内地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考虑，更未与上述各级政府达成任何双边协议。当年郑汝桦的建议，比今天特区政府的无约束力议案更加无力。即使特区政府当年与内地相关市区签订谅解备忘录等合作框架，比照内地的政策制定模式，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谅解备忘录只是香港市民比较熟悉的概念，而在内地一般则将其解读为一种意向，较多使用在经济合作领域，而非政府的政策制定上。香港市民对此普遍不知情。根据内地的政治体制，所有重大的政策决议，必先由相关领导人提出建议，再经政协、各民主党派、专家学者进行协商，提请人大审议通过，把党的主张上升到政府意志，然后才正式立项执行。任何政策若未经各级人大审议通过并交由政府立项处理，各级政府仍可以根据各地方的发展情况，重新走一次程序，随时进行增删修改。然而，即使我们已经对公务员团体及建制派政党进行了多年的国情教育，大多数人对此还是认识模糊。这种政策认知对公务员团体及建制派政党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凡涉及香港又未经立项处理的政策若出现改变，各省市并没有责任知会特区政府，否则便有违“一国两制”的精神。政策解释与公众论述的责任必须由特区政府的官员与建制派议员来承担，在问题萌芽发酵的时候，尽早消减香港市民对中央的误会。漠视内地发展对香港的影响我们一直组织大量内地访问团，但交流可能出现了机械式运作，而没有让参加者真正认识内地社会发展对香港政策的深远影响。广州、东莞、虎门及深圳福田口岸对香港市民，尤其经常参加建制派议员组织的短期内地交流团的群众来说，应该一点都不陌生。不过，多次多团的交流某种程度上只巩固了建制派的票源和支持者，而没有使参加者深层次地认识到内地变化对香港的影响，也没有透过参加者把这些讯息再带回香港传播，没有让香港公民社会及时调整对内地高速发展产生的心理不适。例如，根据2016年番禺区政府向广州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提交的广州南站地区新规划，广州南站地区被定位为泛珠CBD，即番禺已经由八年前的县级市发展成广州另一个商业中心。广州南站的城市规划虽然仍有高铁要素，但主要面向绝非香港居民一厢情愿的“一地两检”，而是应对国内“四纵四横”的庞大人流需要。这种重要的根本性改变，应该透过大量交流团结集民意力量，回港后主动抢占话语权，协助特区政府将施政主张合理化。港人追求特殊待遇不合时宜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缺乏国情教育的背景下，无论特区政府还是香港市民都难以换位思考，缺乏对内地施政的同理心，因此往往认为陆港互动的施政中应该要“港人优先”，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说，香港市民的权益本质上不应与内地居民有任何差异，否则极易造成同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群矛盾。香港地少人多，楼价极高，但广州与深圳同样人满为患，土地不足，各市政府均把如何让常住人口安居乐业视为施政的重中之重，否则在人多楼贵下呈现的贫富悬殊，将会成为内地社会极不稳定的因素。过去八年，深圳市的常住人口由大约900万上升至接近1,200万，广州市由接近800万大幅上升至接近1,400万。就过去十年两地平均楼价而言，广州上升了193%，深圳惊人地上升了508%。在土地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各省市政府又有什么理由为香港让出土地呢？毕竟，内地地方政府要考虑到内地同胞的感受。对他们冲击至深的也是内地群众，而非特区政府或是香港市民。借机推动国情教育因此，除非高铁香港段就此作罢，否则西九龙高铁总站进行“一地两检”的确是今天的唯一选项。面对特区政府的本位主义政策倡议、市民大众国情教育不足、对内地施政缺乏同理心的困局，中央与特区政府在推广基本法教育的同时，需要做好国情教育。反对派议员之所以未能利用“一地两检”发起大型公民抗争运动，是因为在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引用基本法20条，中央可授予香港政府“其它权力”的时候，反对派议员便陷入了概念陷阱之中，一股劲地与特区政府就中央与特区权力分配及跨境执法进行争论，但试问有多少香港市民了解基本法，对法律有基本认识？在所知有限的情况下，反对“一地两检”的主张，便只在反对派议员及他们的支持者圈中展开，而非公民社会。现在需要做的铺垫是，在明年第三季度高铁通车之前，以试点方式推动国情教育，例如设立“高铁青少年奖学金”，让香港市民知道内地执法单位租用西九龙高铁总站进行“一地两检”需要付出高昂租金。通车之后，为鼓励香港与大湾区的人文交流，对全日制学生提供高铁大湾区段来回票价半价优惠。透过这些措施，鼓励市民主动体验国家的发展，加深对国情的了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8-01-12 台生是两岸联系的桥梁，可以在两岸都参加一些政治事务。随着越来越多的台生有积极参与祖国建设的意愿，中共应该要有更加前瞻性的思考。大陆对台生的工作，仅仅通过不断增加奖学金名额和额度是远远不够的，对台生的工作需要综合管理。 2017年10月，大陆财政部、教育部印发了《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引发台湾媒体广泛热议。该《办法》与2006年的《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相比，最大调整是将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三个类别的奖学金均在原来一、二、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特等奖，奖金额度分别为每生每学年8,000元、20,000元和30,000元，人数则为60名、40名和50名。大陆对台生奖学金的加码被台媒解读为“人才出走危机”。台湾《中时电子报》11月15日报道：“大陆对台湾学生倾斜政策，力度之深之广，让人看了颇为叹服⋯⋯当时（2006年）每年总额是700万人民币，这次的新制是1,872万，加码1.6倍，且发放人数也从旧制2,000人增为新制2,900人。如果说之前大陆要吸引的是台湾的顶尖学生，这次似乎连中等程度的学生，也就是主要读私立大学或技职院校的这一个区段，都要被大陆‘整碗捧去’。”台南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教授马群杰则质问：“大陆对台湾人才磁吸效应已开始，蔡政府的对策呢？”加码凸显两岸实力此消彼长实际上，台湾媒体对于大陆此次调整台生奖学金的担忧是有些过于“敏感”了。首先，从2006年到2017年，大陆不仅将原先《台湾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的“暂行”二字删掉，而且同时删去了《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的“暂行”二字。同样的，后者也增加了“特等奖”这个等级。这说明了大陆对港澳台乃至华侨学生的奖励举措均大幅提升。其次，大陆增加特等奖并且调高额度和扩大人数，充分说明了大陆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这是一个“大河有水小河满”的现象，大陆的发展成果当然要惠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第三，媒体放大解读此次编列的“取消条款第一条”（即“有反对‘一个中国’的言论和行为”则取消奖学金），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一条是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对台工作的底线，不仅出现在2017年的《办法》中，也一字不差地出现在2006年的《暂行办法》中。文本并无调整，何来担忧？坦诚言之，台媒酸溜溜的话语只是凸显了台湾近些年的发展困境。近20年来的政党恶斗，使得台湾经济环境越来越差，薪资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台湾已经敬陪“四小龙”之末座，因此，企业和人才外逃找寻出路才成为普遍现象。台“中研院”10月份发布的《台湾经济竞争与成长策略政策建议》就认为，目前台湾面临法律限制过多、环评作业冗长以及对大陆过度保守等三大问题，让台湾经济难以发展。与台湾的经济低迷相比，大陆却呈现“风景这边独好”，不仅保持了近40年的中高速增长，而且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日益提升。台湾民众渐渐明白，两岸实力此消彼长可谓是“天下大势”，就连一些当年参加过“太阳花运动”的年轻人都有心去大陆发展了。自信的大陆在不断释放善意自2016年以来，由于台湾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官方交流已经降到了“冰点”。然而，两岸民间交流却呈现出明显热络的态势，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大陆的不懈努力。正如今年3月俞正声在政协会议中所表示的，要“加强与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基础”（台湾媒体将此归纳为“一代一线”）。这是当前大陆对台政策的重要方向。缘由其实很简单，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回避“九二共识”，国民党又总是在不断地强化“一中各表”和“三不”（不统、不独、不武），这说明两岸间透过政党交往带动民间活络的传统路径已面临某种“障碍”。归根结底，要完成艰苦卓绝的“统一大业”，中流砥柱还是要靠中国共产党，还是要靠共产党政策的灵活创新。因此，未来中共对台政策将更加积极主动、更加自信、对台覆盖更加全面。此次大陆对台生奖学金的加码就是一系列善意的重要一环。今年年初，国台办就曾表示，大陆正在考虑推出政策，让台湾民众享受“国民待遇”，在就业、就学、生活等方面获得更多便利。今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以来，不论是台湾籍党代表卢丽安的慷慨发言还是北大台生王裕庆和张立齐的入党表态，都说明两岸民间已经酝酿新的交流热潮。所以，此次大陆对台生奖学金政策的调整更说明了大陆希望“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台湾地区学生来祖国大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学习，增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可谓适逢其时。相关惠台举措需要继续深化当然，台湾民众对祖国认同感的增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民间交流需要较长周期。交流并不一定是直线升温，还可能面临因为各自暂时不理解对方所带来的曲折。所以，吸引台湾人才到大陆求学甚至将来留在大陆工作，是促进台湾民间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大陆、熟悉大陆甚至认同大陆的重要举措，必须长期执行下去。其次，台湾的历史教育长期存在着偏差，损害了相当多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在国民党的“反共教育”和民进党的“去中教育”影响下，一些台湾民众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大陆发展的。所以，采取恰当的举措，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大陆求学和求职，实际上是帮助其去除错误认知、了解一个“真实大陆”的开始。第三，习近平多次提到“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当前，台湾社会中活动性和可塑性均较强的是台湾青年，而心灵契合的难点和重点也是台湾青年。过去，民进党十分重视台湾青年的工作，其主要路径是树立青年对国民党的仇恨和对所谓“本土意识”的认同。然而，民进党并未给台湾青年一个光明的未来，未能不断增强台湾的世界竞争力，反而是采用欺骗式的方法向青年灌输“天然独”和“小确幸”等理念。所以，如果大陆能够向台湾青年展示“大陆的发展是台湾的机遇”（国台办语）、两岸是命运共同体以及大陆热切欢迎台湾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两岸之间的心灵契合就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着力点。所以，大陆对台生的工作，仅仅通过不断增加奖学金名额和额度是远远不够的。对台生的工作需要综合管理，要有一个长期精细化的心理准备。首先，大陆对台生工作需要教育资源的相关配套。台生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这个独特性既不应该放大也不应该缩小。台生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以及对于大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着认知误区，大陆应当有专门的课程来引导台生走向正确理解。其次，大陆对台生工作需要社会资源的相关配套。中共为台生提供一定的社会环境，让台生不仅有参与大陆社会实践的机会，更能够形成一种对大陆社会文化的认同。这样一种有别于台湾的社会认同，可以成为消除“台独”的新支点。第三，大陆对台生还需要有政治资源的配套。台生是两岸联系的桥梁，可以在两岸都参加一些政治事务。随着越来越多的台生有积极参与祖国建设的意愿，中共应该要有更加前瞻性的思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自创 2018-01-08 特区政府要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就应及时趁势而为，大力发展协同计算机科技产业，而其最需要的，就是建立产业研发中心，除引进国内外高科技企业之外，也要培植香港本土的相关创新科技公司。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强调，要“急起直追”，要让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她在施政报告中宣布一系列相关措施，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特区政府定下在本届政府五年任期内把本地研发开支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由目前的0.73%升至1.5%（约450亿港元）的目标。第二，特区政府会遵循研发资源、汇聚人才、提供资金、科研基建、检视法例、开放数据、政府采购及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八大层面及指针，加强创新科技的发展。第三，为鼓励人才培育及科技研发，特区政府会为各大学预留不少于100亿港元的研发预算，并为各企业研发开支提供额外的扣税额，及提供30亿港元为修读大学研究院研究课程的本地学生提供助学金，而创新及科技局会启动5亿港元的“科技专才培育计划”，包括推出“博士专才库”计划。香港需要促进创新与协同值得注意的是，特首承诺要精简政府架构及行政运作，以促进创新与协作，并在各级行政管理中采用智慧科技等具效率的革新方案。笔者赞同特首所言，认为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才培育及促进创新与协同，而协同涉及IT产业，尤其是在发展“互联网+”云端科技方面，香港具有足够的后发优势。一般而言，政府机构及企业最需要协同，而协同与服务遍布各行各业，包括政府辖下之各部门、银行、保险、能源与公共事业、电信、运输物流、教育、零售等，均可见到协同作业方案，因迎合“互联网+”时代，云端（Cloud Computing）方案现已成为政府机构及企业的优先选择，除了能够降低部署与维护成本之外，也能够提升施政及营运效率。众所周知，网络科技的发展，已从传统互联网进化成移动互联网，再演变成当前的“互联网+”及物联网。传统互联网是个人计算机互联网，能解决信息的不对称问题；而移动互联网，能解决效率的对接问题；至于“互联网+”及物联网，需要解决“万物互联”，尤其是“数据自由共享、价值按需分配、人各尽其才、物各取所需”的问题。协同计算机时代终于来临全球最具权威的IT咨询公司Gartner，在其2017年“工业4.0”专文中就已指出，成功的“工业4.0”取决于企业、物联网、TSPs（代码服务商）与用户之间的协同作业环境，以及彼此互动且直接的关系发展。随着“互联网+”及物联网产业的兴起，政府机构及企业需要的，是具普遍性、自由性及非第三方之公共服务的协同操作系统新平台，因此，协同计算机时代注定来临，而这正是香港发展创新科技的新契机。今天，业界也有类似的协同式办公软件，但多属整合性的第三方公共服务，例如美商BroadVision的Vmoso软件、美商Slack软件、微软的商用Skype、阿里巴巴的钉钉软件、腾讯通RTX等。一旦用户认为这些软件彼此之间不能互联协同时，他们还会认同其实现“万物互联”的效用吗？这些软件岂能代表“互联网+”及物联网时代的主流？很显然，由于协同云端操作系统CCOS的发明，市场终于出现协同式云端计算机（CCC, Collaborative Cloud Computer）产品，这是互联网产生以来的重大事件。这意味着围绕互联网的协同环境，现已出现系统性的整合，由此产生新的云端计算机产业及产业链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市场迄今只有约5%的企业或机构进入云端，而95%的企业或机构及99%的家庭或个人始终被排除在外，今天的“互联网+”及物联网云端生态，一直存在着“一边倒”的不平衡现象。“主权云端”的社会生态Apple、Google、Facebook、Amazon、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云端七强”的服务，主要是利用人们在其各自平台上的活动取得大数据，政府也希望利用智慧城市（Smart City）计划以取得管理各种事务的大数据，问题是，只有服务商拥有大数据，用户却没有，只有供应者拥有大数据，消费者却没有，其结果就是出现假货充斥、纠纷不止的问题，这种生态上“一边倒”的不均衡，就会导致传统业者的生意，因云端服务商透过大数据的监察，而逐渐被“掠夺”；人们的财富创造及私隐活动，也因云端服务商透过大数据的收集而逐渐被“侵权”。当前的“互联网+”物联网云端生态，是尚未具有“主权云端”的社会生态。可以说，一般的政府机构、企业及家庭完全没有抵御“掠夺”或“侵权”的能力。这无异于拥有云端能力的强者已成为狼群，没有云端能力的个体，则成为待宰羔羊。这难道是我们需要之“数据自由共享、价值按需分配、人各尽其才、物各取所需”的公平合理社会？当然，这个“互联网+”及物联网云端生态“一边倒”的问题，由于云端协同计算机技术的产生，现已能得到解决。“协同计算机”本身就是云端服务器计算机，就是“主权云端”计算机，它独特的操作系统所具有之云端协同环境，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接合，提供不同目的及不同资源的互动协同作业平台，而这些协同行为及内容，足以构成各种事务大数据分析的来源。换言之，拥有“协同计算机”，就拥有自己的“主权云端”，从而拥有自己大数据的来源及应用前景。NAS趁势而出及与CCOS的结合自2000年迄今的“互联网+”及物联网时代，计算机科技业将产销焦点放在笔记本计算机、平板计算机、iPhone等行动装置。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市场已改变用户数据存取习惯，从存取于终端硬件，改为存取于云端，因此一种集各种网络应用于大成的产品-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网络储存（服务器），在全球市场上趁势兴起。一般而言，大型企业之第三方（公有云）供应商如“云端七强”等，仍是市场上提供云端储存方案的主流，但它们具有公共性及壁垒性的缺陷，导致企业、机构及家庭或个人用户因意识到公有云代表着“连坐”的风险——一旦信息安全出现问题，用户数据随时受到波及。因此，已有愈来愈多的用户转向购置NAS，以建置自己较为安全的私有云。近几年来，因连接物联网及大数据产业发展，NAS市场正如火如荼地兴起中，Global Industry Analysts的调查报告更预计，NAS市场上，仅中小企业细分板块的产值就将从2014年的30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70亿美元。NAS结合CCOS系统，就是成型的协同计算机主机，按其发展趋势，单以供应中小企业之所需，10年后的硬件市场年产值即可达1,250亿美元；若加上可达到5倍的软件年产值，以NAS转型协同计算机50%转换率估算，预计2027年协同计算机工业（硬软件）年产值至少是4,400亿美元。香港需要大力发展协同计算机产业今天的云端生态，已从数据之安全存储的需求，转向云端协同作业的需求，CCOS已日渐成熟，两者结合的时机已出现。CCOS与平台式NAS结合，将为用户以低廉价格拥有云端提供前所未有的性价比，由此，将引发市场的强烈回响及需求的急速扩增，从而加速形成协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新格局。总言之，基于协同计算机新格局，云端社会势必从近期之充斥App服务的个人型生态，转向政府机构、企业及社会大众普及云端计算机并以此为主体的社会型生态。业界已有预测，今后势必是协同计算机普及化的时代。特区政府要打造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就应及时趁势而为，大力发展协同计算机科技产业，而其最需要的，就是建立产业研发中心，除引进国内外高科技企业之外，也要培植香港本土的相关创新科技公司。当然，这需要政府的远见及政策，以及执行此一政策的决心与行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8-01-05 民盟执政威望下降，执政基础减弱；缅军及其扶植的政党政治影响力上升；民地武的势力逐步被削弱。其次，缅甸主要政治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针对这些新变化，中国需要做好应对之策。 自缅甸民盟政府上台之后，缅甸政局出现一系列新态势。首先，这表现在缅甸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新变化。民盟执政威望下降，执政基础减弱；缅军及其扶植的政党政治影响力上升；民地武的势力逐步被削弱。其次，缅甸主要政治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缅北武装冲突持续，和谈尚未开启；若开邦恐怖袭击频发，规模呈扩大化趋势。主要政治力量实力对比新变化新变化主要表现为：民盟+民地武vs.缅军转变为民盟+缅军vs.民地武。民盟执政之初曾希望联合民地武共同推动和谈，但在民地武年初与缅军爆发武装冲突之后，民盟已经明显倾向于缅军立场，转而施压民地武。此外，近段时间缅甸国内安全局势不稳，尤其是恐怖主义势力在缅甸发展壮大，使得缅军的政治影响力凸显。因此，民盟不得不倚重缅军来维护国内安全。基于此，如今缅甸内部政治力量可以大致划分为民盟与缅军走近、民盟与民地武出现裂痕、缅军与民地武互疑加深的格局。民族和解问题拖而不决民族和解问题未取得突破。首先，果敢、德昂、若开及克钦并未与政府举行正式的政治和谈；其次，缅军坚决以武力方式打击果敢等民族武装，使得缅北战火持续；再次，缅军还罕见地挑起与佤邦的对峙，显示出缅军以武力解决缅北冲突的尝试。最后，对于缅军的持续军事行动，民盟保持沉默，显示出民盟对缅军的暗中支持。民盟、军方、民地武三方各自的战略考量未变。首先，民盟希望在其执政期内尽快就民族和解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则可以增添民盟的执政威望，巩固执政基础，为民盟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加分；二则可以借此削弱军方的政治影响力，扫除军方借民族和解拖延修宪的障碍；三则可以增强民盟与少数民族合作的意愿，壮大自身政治影响力；四则可以实现缅甸的民族团结，增强缅甸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其次，军方不希望民族和解尽快取得进展。一，尽管军方目前在与民地武的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但并未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军方也并未在对民地武的军事斗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在未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军方难以迫使民地武完全接受军方制定的和谈条件，因而就难以真正与民地武和解。二，军方已经宣称只有在民族和解之后才会考虑修宪。因此，如果军方在民盟执政期被毫无保留地与民盟合作推动民族和解，那么一旦民族真正和解，军方将面临民盟的修宪压力。三，军方正是以打击民地武、维护国家统一为由来保持其政治影响力。一旦民族彻底和解，则缅军的政治影响力将大幅下降。四，军方在与民地武的长期武装斗争中形成了对少数民族强烈的排斥情绪。因此，除非民地武主动放下武器，全盘接受军方的条件，彻底臣服于军方，否则军方难以实现与民地武的真正和解。再次，民地武既希望早日实现民族和解，又对和解前景信心不足。一，随着缅军军力的不断强化以及对民地武的持续打击，民地武在与缅军的实力对比、控制范围等方面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劣势。为避免陷入被缅军逐步蚕食的不利境况，民地武希望通过联邦制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保住自己的利益。因而，民地武希望早日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然而，缅军只承认联邦精神，不同意联邦制。二，民地武与缅军互不信任，这既显著制约了民族和解进程的推进进度，又使得民地武对民族和解前景信心不足。三，民地武对民盟政府解决民族冲突问题寄予厚望，但即便如此，民盟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政党的挤压、对民地武提出的联邦制的回避都使得民地武对民盟的期待降低。综上可以做出如下判断：一，缅军在民族和解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缅北的势力不断扩大，民地武处于招架不力的劣势。因此，缅军会继续以武力包围和不间断的攻击来逐步削弱民地武的控制地盘和对抗决心。同时，缅军也会扶植其它已经归顺的民地武来夹击果敢等民族武装。二，民盟仍然会借助“21世纪彬龙会议”来推动民族和解，也会争取缅军对大会的支持，但难以取得实质效果。三，民地武的劣势还会进一步显现。这体现在其获取武器物资援助的渠道收窄、其控制的地盘收缩、其对抗的决心削弱、其领导层老化等方面。若开邦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若开邦问题虽暂时平息，但未得到根本解决，民盟目前缺乏有效应对之策。首先，若开邦的恐怖袭击分子就是在当地遭受不公平对待的穆斯林。这些穆斯林难民既无法被其它穆斯林国家接受，又无法在自己的家园稳定生活，因此只能选择恐怖袭击来进行反抗；其次，缅军反恐能力弱，加之若开高山众多，缅军难以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分子。因此，可以预测若开邦的恐怖袭击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缅甸国内另一主要安全问题。这不仅会制约缅军在缅北的军力投放，也会对缅甸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造成严重影响。中国的应对之策针对这些新变化，中国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全力支持民盟。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宣传力度，借助民盟政府的执政威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合作项目在缅甸落地开工；协调民盟政府、缅军与果敢等民地武，继续推动果敢等民地武参与民盟召开的“21世纪彬龙会议”，坚定支持民盟和民地武政治解决民族冲突的倡议，帮助民盟形成有利于少数民族的高度自治制度安排。同时，中国既要警惕民盟借实现民族和解在少数民族地区拓展自身政治影响力、挤压少数民族政党政治影响力，又要继续支持民盟政府在若开邦问题上的立场，帮助民盟政府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指责。二，通过战略安全磋商以及常规军事交流等渠道保持与缅军的密切接触。重点加强与缅军的反恐合作，将反恐合作作为中缅军事合作的优先方向。对缅军要求中国迫使部分民地武接受缅军的和谈要求，中国不可能答应。在缅甸民族和解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中国有必要保持与民地武的联系。此外，中国不希望看到缅军完全主导缅甸民族和解进程；中国应向缅军展示中国劝说民地武参与和谈的努力，同时坚决反对缅北军事冲突，以免其对中缅边境造成安全威胁。三，加强与佤邦的联系，尤其是为佤邦完成权力过渡以及加强领导层建设提供一切必要帮助。同时，施压佤邦加强对果敢等其它缅北小规模民地武的管控，不要再出现果敢主动袭击缅军的武装冲突事件。中国应继续与民地武保持联系，提升缅北少数民族的发展能力，尤其是提升少数民族政党的影响力，但对民地武主动挑起军事冲突必须表达强烈反对立场。对民地武参与“21世纪彬龙会议”，中国应持欢迎态度，但对执意不参加大会的民地武，中国也不应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