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8

2018-10-05 重點關注 我們重點關注投資的價值，並儘可能運用多年來在行業內的專業知識、網絡和客戶基礎，尋求存在的協同效益。我們在區內的聯繫網絡，大大增加了組建合資企業的能力。投資組合也包括金融服務、房地產發展等其他行業。公司主要投資項目:在香港參與再保險、人壽保險、 退休基金受託人的多間聯營公司在內地及東南亞的人壽和一般保險、中介人服務等有直接投資投資於東南亞最大的私家醫院－泰國康民醫院

2018-09-12 美国《国家利益》给全球知名专家提了一个问题“鉴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您认为双方关系将如何发展？ ”这里是他们的回答。 美国《国家利益》给全球知名专家提了一个问题“鉴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您认为双方关系将如何发展？ ”这里是他们的回答。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注定会变得更糟。根本原因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现有统治者时，警钟就会敲响：前方危险。修昔底德解释了这一危险的动态：雅典崛起和斯巴达。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桥段不断重复。在过去的500年里发生的16起此类事件：一个崛起的国家可能会取代现有统治国家。12起是以战争的方式解决的。只要中国不放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就将继续挑战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统治。如果中国成功了，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除非美国愿意把自己重新定义为“非第一”的存在，否则美国人将对中国的崛起感到越来越不安。正如修昔底德所解释的，崛起的大国对现有统治者的影响在客观现实上看已经很糟糕了。而在现实世界中，对这种客观事实的主观感知将会进一步放大误解和误判。当一个竞争者自以为“知道”对方的所谓“真实动机”时，每个行为都会被明显的偏见所解释。在此情况下，竞争对手会被第三方挑衅或甚至意外事故所绑架。1914年6月在萨拉热窝一名大公被暗杀时，一场奇怪而无关紧要的事件迫使双方当事国作出回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会触发一系列动作和反应，将双方拖入都不愿意见到的境地中。在当前担任这一角色的候选人不仅包括金正恩，还包括台湾的政治潮流路线。我的观点是，如果修昔底德在看，他会说双方都完全依靠剧本加速推进，这种碰撞将是无意识的灾难。逃离修昔底德陷阱将需要大量的战略想象力，远远超出目前华盛顿和北京的传统智慧，因为我们现在的政治家们制定了非凡的冷战策略，因为“智者”超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的共识。戴维·邓恩David Denoon纽约大学教授、美中关系中心主任美中关系目前的低迷始于2007年。乔治·W·布什政府专注于伊拉克和中东，加上对朝鲜六方会谈的挫败感，未能对中国在2007-08期间的愈发自信给予回应。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认识到，它可以对邻国施加压力，而不会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反应。奥巴马政府开始了亚洲政策的蓬勃发展，宣布了“转向亚洲”和“再平衡”，这意味着对亚洲的军事和经济承诺要比布什的更大。尽管这种再平衡背后的想法令人钦佩，但后续行动并不尽如人意。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优柔寡断，恶性循环开始了。对阿拉伯之春的软弱反应，对利比亚的动摇，以及叙利亚政府对本国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失败，都让华盛顿倍感无力。中国利用这一时机在南海推行了更为强硬的政策。而到了2009年，人们开始认识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许多中国人由此得出结论：美国的经济管理方式正在削弱美国的实力。所以软弱的外交政策和经济动荡的结合，为中国人塑造自信提供了理想局面。此后不久，中国继续对南海七个环礁进行占领和军事化，无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裁决。这也导致东南亚国家与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分歧。随后菲律宾开始尝试与美国达成交易，同时试图从中国获取更多援助和贸易。中国还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机构和计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绸之路基金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将经济与邻国联系起来。这能否拥有一个所有各方都能美好幸福生活着的故事结局，关键变量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以每年6％或更高的速度继续增长，那么其市场及其援助的吸引力将使其邻国越来越难以抵制北京。如果中国的增长率放缓，那将为美国，日本和印度提供更多机会。中国目前无法在军事上直接挑战美国，因此我们可能面临长期竞争而非战争的局面。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其预算和贸易赤字并避免卷入不必要的战争，美中关系将是紧张但可控的。如果美国经济不善或从亚洲撤出，那么北京可能会挑战美国的承诺，而冲突更可能发生。迈克尔·法贝 Michael Fabey美国著名军事记者，荣获20余项新闻大奖。除非美国或中国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两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注定要在西太平洋发生冲突。这两个国家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核心信念，以指导他们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认为大多数空域和海上航道都是国际开放区域，对任何国家都有利。然而中国称所有这些都是中国领土，认为世界其他国家应该承认这是事实。超过七十年的时间里，美国通过各种巡逻，基地和伙伴关系，设法监管海上和空中航线。虽然一些美国人可能会抱怨成为“世界警察”的代价，但此期间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为了蓬勃发展，美国必须保持印度- 亚太地区的商业流动。中国对西太平洋诸岛拥有主权，基于几个世纪前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人认为，由于西方列强强加给他们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条约，他们失去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中国想要纠正这些错误，让它再次成为真正的“中央王国”。各种迹象表明两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地位正在加强。如在今年初，五角大楼发布了新的国防战略，其中美国首次正式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作为对手和威胁。从那以后，美国海军继续在该地区宣传自由航行巡逻，与盟国一起行动，在西太平洋部署新的先进武器，加剧了与中国军方的紧张关系。7月份美国海军领导人将其中国海军从夏威夷海岸的年度太平洋地区（RIMPAC）演习中排除在外，从而使中国感到尴尬。RIMPAC“黑化”的原因是中国将其在南海人工造岛并将其军事化。中国开始派遣军舰巡逻整个地区，建造更多的航母，并警告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中国希望南中国海成为其加勒比海，当美国控制美洲时，中国想主导亚洲。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会放弃自己的立场。约翰·格拉泽John Glaser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虽然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处于国际格局等级的最顶端，但无疑正在经历相对衰退，而中国正在无可争议地崛起。21世纪的两大巨头保持着不稳定的关系，意识到彼此的力量，怀疑彼此的意图。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态度，在不屑一顾的傲慢，真诚的合作和无耻的竞争之间摇摆不定。悲剧性的失误，如克林顿政府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误炸，以及美国间谍飞机与中国战斗机在布什政府早期的空中相撞，在北京被视为一个极端欺凌者的傲慢。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等中国无害倡议的毫无意义的反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度焦虑，以及特朗普总统专横的贸易战最后通牒，都是例证。而在重要的外交和安全努力上，从六方会谈、巴黎气候协议到9/11事件后的反恐合作和伊朗核协议，美国在尊重中国作为重要全球参与者的地位的同时，使用了多种利益叠加的方式。两国经济关系虽不完善，但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好处。但美国的做法有时看起来像是完全的遏制。所谓的“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所隐含的残酷地缘政治色彩，谁也不会忘记。华盛顿试图反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强化了中国的姿态。而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抗方式似乎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激起了更大的不信任。崛起中的大国必须谨慎管理。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肯定会转化为更加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如何应对，取决于我们自己。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任何侵略领土的倾向。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更多的威胁的是美国必不可少的国家地位，而在国家安全上没有任何实质的威胁。纵观历史，许多大国让对国家声望的关注把他们推入毁灭性的战争。如果要保持中美和平，我们必须学会放弃这种表面的自命不凡，把重点放在狭义的、具体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上。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冷战，而这两个国家都无法打赢。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海军战争学院海事战略主席不久前，我们还常常谈论“管理”中国的崛起，仿佛这是一个老牌强国的天赋，可以管理一个雄心勃勃的强国的所作所为。中国已经崛起，它本身就是一个强国。中国领导人发誓要让中国成为“海洋强国”。这个值得注意的海上力量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它要兑现中国所说的“中国梦”的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和普通中国公民视为耻辱的世纪源于外国的海上征服者,可追溯到1839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崛起及其明显要改变1945年以来由美国主导的海上贸易和商业自由体系的愿望，已经引发了一场竞争。中国想修改这个制度;美国希望保留它。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双方的政策和战略有多大的灵活性？我在北京方面看不出什么。你必须把这一问题交给中国的领导。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封闭社会，一次又一次地聚焦其目标，也多次承诺实现某些目标。正如任何谈判专家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这样的公开承诺代表了任何领导者所能做出的最强承诺。这就引出了令一个问题：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有多少灵活性？这里有一些空间。我相信中国可以被阻止，中国不是没有理性的，如果美国某天一直阻止他们，并说服中国，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会达成一些共识，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共存。因此，美国及其盟友有责任对中国的胡作非为施以足够的威慑。恢复美国的实体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展现出使用它的决心，并让北京相信美国的力量和决心，美国人可能会实现这一点。就美国对与中国和解的总体态度而言，让我们从西奥多•罗斯福身上汲取经验：说话要温和要幽默；要拿一根大棒并明示你会怎么用；在不可协商的事情上绝对不灵活，在次要问题上灵活变通。归根结底，我们正处于一场长期的战略竞争中，但如果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达成一致的目标，保持竞争的决心与活力，那么两国关系就不应该沦入真正糟糕的境地。马凯硕 Kishore Mahbubani印度裔外交家，曾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有句名言:“要想看清自己鼻子前的东西，需要不断地努力。”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美国努力理解其与中国不断变化的关系。毫无疑问，在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美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因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准备好成为第二名。但是美国在心理上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2012年1月我在达沃斯主持了一个名为“21世纪美国力量的未来”的论坛。在论坛上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Bob Corker)解释说，“美国人对全世界认为美国不是世界最强国家不可能有心理准备。”由于美国人在心理上无法为这样一个世界做好准备，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有一天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会震惊不已。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不可避免的愤怒的以为被中国欺骗了。这种政治冲击是可以预见到的，且无法避免。然而一切都不会丢失。与美国不同，中国的目标不是全球领袖。它只希望为其14亿人民实现和平与繁荣。因此即使中国成为第一，它也不会试图将美国驱离世界领袖地位。中国非常乐意维护美国和西方向世界提供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所说：“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要践行承诺、遵守规则，”有鉴于此，美国和中国实际上有可能以“和平共存”的理念实现新的运作方式。在这种运作中，美国和中国都不会挑战彼此的核心利益。中国不会试图取代美国在其重视地区的地位，比如中东；但是中国期望美国尊重其核心利益。所有这些调整都需要外交谈判，现在是时候开始了。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今天美中关系比1971年亨利基辛格访华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而且会变得更糟。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观察到，不断上升的权力和权力转移导致国际不稳定，中国的崛起将破坏稳定。过去十年中国大幅缩小了中美在东亚海域的能力差距，挑战了美国海军的统治地位。现在中美竞争加剧，这不足为奇; 权力转移发生在对两个权力都具有重要安全重要性的地区。随着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并且差距继续缩小，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加剧。中国的崛起导致其急于改善其在东亚水域的安全情况。在美国的联盟和军事基地的包围下，中国挑战了地区安全秩序。中国迅速加强了海军建设，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岛礁建设和石油钻探，对韩国和菲律宾实施了胁迫性政策，以报复与美国的联盟合作，并对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海洋主权主张提出了挑战。中国的政策是有效的，美国盟友已经开始与美国挑战中国利益的举措保持距离。美国不同意中国侵蚀美国的海上支配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向东亚转移，在东亚分配更多的海军舰艇，海军频繁和高调的挑战中国的海事主张，以及发展印-太战略。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举措不会限制中国崛起和重塑战略态势的努力，也没有稳住美国联盟。中国的海军现代化和船舶生产率继续缩小中美能力的差距，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激进主义，并加剧了盟国对美国国防承诺有效性的担忧。随着美国海军的主导地位继续受到侵蚀，其联盟体系面临更大的压力，美国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战略举措，以限制中国的激进主义，并向盟友保证其平衡中国崛起的决心。权力转移将继续，随着中国接近海军力量平衡，紧张局势将加剧。权力转移不可避免地导致强大的权力冲突。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安全事务博弈，而且是一场零和冲突。尽管如此，美中权力转移的过程和结果并非是注定的。冲突的过程，包括战争的可能性，将由领导者做出谨慎决定，受其个性，国内政治，包括民族主义和国际动态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转型的结果将受到中国和美国数十年经济和政治趋势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尽管中国近期在崛起，但美国拥有许多长期优势，可以长期支撑。罗伯特•萨特 Robert Sutter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日益强大，或明或暗的反对美国在国内外的利益和影响。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热潮要求美国利益优先。结果就是美国五十年来对华政策的最大负面变化。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官员对中国多年来如何不公平地利用美国的开放经济和迎合姿态，加强中国的力量以对抗美国的领导地位表示广泛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焦虑。如今的风险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而美中之间的权力平衡态势也被认为朝向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发展。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和国内安全部门正在实施战略，将重点放在中国，将其视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和修正主义竞争对手，他们在国会得到广泛支持。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挑战感到担忧，同时也对北京试图渗透和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政治产生了新的担忧。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剥削。中国利用美国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来削弱美国并提升中国的经济能力，这对美国在现代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不祥的挑战。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发生了冲突;最近对惩罚性关税的关注是昂贵且有争议的。美国媒体和舆论已经开始认识到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体转向严峻，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过去美国与中国积极接触的态度。那些寻求与北京和解，“想和中国人会谈”的美国人，可能会淹没在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如何操纵美国、削弱美国，强化北京的消息披露之中。中国决心继续沿着目前的方向发展，僵局将会持续。目前任何一方都不想发生冲突或战争，但两国都准备试图在另一方面推进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中国广泛的间谍活动和操纵美国舆论等敏感领域。中国的承诺和保证毫无意义，中国实力的巨大挑战或衰落，将会改变美国对中国主导地位的担忧，这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相互妥协。文章轉自《中美印象》網

张沱生 2018-09-06 近月，特朗普政府公开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指责中国已对全球与地区秩序、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形成全面挑战，中美关系明显恶化。在此形势下，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这不仅直接影响中美两国，还将对地区形势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2017年底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陆续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等战略文件，公开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已对全球与地区秩序、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观形成全面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在台湾、经贸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加剧摩擦的政策，中美关系明显恶化。在此形势下，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这不仅直接影响中美两国，还将对地区形势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两种前景近一年来，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纷纷讨论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和对策，甚至发生军事冲突乃至制度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前景。本文主要探讨中美关系近期的两种发展前景，所谓“近期”是指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第一种是两国关系全面紧张、持续恶化，出现某种冷战的局面。三种情况可能将中美关系引向此种发展前景。一是双方不能有效管控摩擦和竞争，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摩擦同时突显并全面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当年美苏冷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二是一方执意挑战另一方的核心利益，引发严重危机与对抗。随着危机升级与失控，双方的对抗与冲突迅速向其他领域扩散。在当前与未来，这方面最大的风险在台湾问题上。此外，中美经贸分歧无法妥善处理，美国执意挑起全面经贸战，也可能导致这种前景。三是因误判或擦枪走火（事故），双方爆发军事冲突或安全对抗，致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近年来，随着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特别是两国在西太平洋军力对比的变化，双方军力的接触与摩擦不断增加，风险越来越大。中美突发军事危机事件既可能发生在热点地区和传统安全领域，如在中国周边海域，特别是中美两国舰机在南海的互动；也可能发生在新型安全领域，如在太空与网络空间领域，太空与网络空间领域的消极互动对两国关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将更难估计。此外，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也很可能在中美关系中造成“黑天鹅事件”。在两国战略竞争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这类事件可能大大加剧中美管控分歧与摩擦的困难，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20世纪下半叶，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是美苏两国恶性互动的结果，两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友在战后迅速走向敌对，教训十分深刻。冷战不仅对美苏两国，而且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不幸的是，近年来，美俄关系已经再次陷入准冷战状态，虽然其形式与内容与当年的冷战有较大的不同，并且不再具有全球性，但就核大国的全面对抗这一点来说则几无二致。就当前中美两国的实力而言，如果双方出现冷战式的对抗，则很可能具有全球性，它不仅对中美两国而且将对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第二种前景是双方竞争和摩擦明显上升，但两国关系并未破局，也不会走向全面对抗，双方仍保持必要的对话与合作，两国关系呈现相对稳定状况。在这种前景下，中美战略互疑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时时处处防范中国挑战其世界主导地位和领导权；中国则高度担心美国对华采取全面遏制政策；两国在经贸、安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争端时起时伏、逐步上升；双方在多边国际机制中的竞争继续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将受到更多的限制。与此同时，中美双方仍基本上保持各方面的对话与接触，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和两军的对话，通过谈判解决经贸争端仍是双方的一项重要努力，两国的经贸往来仍在进行；由于加强了危机管控，两国之间没有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和军事安全危机，各主要领域同时发生严重对抗的状况得以避免；双方在诸如朝核问题、防扩散、地区反恐等拥有共同利益问题上的全球治理合作仍能取得一定进展。如果中美关系出现这样的前景，其重要意义在于：虽然两国关系紧张加剧，但仍得以保持在竞合关系的范围之内；虽然两国关系的天平已经倾斜，但双方分歧与合作之间的平衡仍未彻底打破。这一前景远不理想，但它明显好于两国关系全面恶化、陷入冷战的前景，它还有可能为两国在摩擦高发期通过磨合逐步找到构建新型关系的途径准备与积累必要的条件。在当前中美两国关系面临重大变化的形势下，第二种前景应是两国努力争取的一个方向。影响中美关系的复杂因素在上述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两种前景中，有一点相类似，即双方的分歧与摩擦将明显上升，这是由两国间已出现的诸多复杂的不利因素所决定的。第一，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摩擦高发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其他许多变化都是在此基础上发生的。近年来，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军事力量、国际影响力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27122亿元，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3%左右；2017中国按美元计算的军费（2280亿美元）尚不到美国当年军费（695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但若与10年前相比差距亦明显缩小。这些变化引起了美国的严重关切与焦虑。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对新兴大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适应，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主导地位形成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则日益显现出奋发有为的决心与信心，这进一步引起了美国的担心。在此形势下，中美摩擦呈现加剧趋势。未来五年，如果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不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力量对比的这一基本发展趋势将不会改变，双方的摩擦将进一步上升。第二，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的调整变化反应强烈。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加强，中国在东海、南海明显加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努力。2016年台湾地区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当选之后，坚持“台独”党纲，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使2008年以来台海出现的和平发展形势受到破坏，造成两岸关系骤然降温，大陆随之加强了反台独斗争。中国还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与发展新的地区合作机制，推进跨域广阔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美国对此反应强烈，认为中国外交日益强硬，对盟友形成威胁，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严重挑战。未来五年，中国的这些政策与努力将会继续，美国要接受这一变化很不容易，双方的博弈将更趋激烈。第三，美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政策的调整变化持深度怀疑态度。近年来，中国的国内政治有一系列发展变化，包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展反腐斗争，深化改革，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加强党的领导，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行国防与军队改革，强军兴军，等等。美国对中国内政的这些发展变化疑虑重重。在未来五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不会改变，美国如果坚持要中国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的对立。第四，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经过长期辩论，当前美国两党、行政部门与国会、各派各界（包括长期主张与中国接触合作的企业界）在对华消极认知上已基本达成一致，认为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历届总统的对华政策（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以使中国逐步改变发展方向）已经失败，此种政策未能改变中国，中国却已成长为美国必须面对的强大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新出台的三个战略报告即是这种共识的体现。在未来五年，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都趋于强硬，美国政府将采取更多的对华防范、制衡与打压措施。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深化，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呈继续上升的态势。第五，贸易争端、台湾问题已成为两个可能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爆发点。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贸易争端已经出现。强调“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执政后，中美贸易争端愈加突出。2018年以来，中美围绕贸易分歧进行了多轮磋商，尽管双方曾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但美国仍然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在中国宣布反制措施后，特朗普政府又提出将进一步考虑对中国2000亿美元出口美国的产品追加关税，这使得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两国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重摩擦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近期同样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变化趋势。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新突显出来。面对中国开展的反“台独”斗争，美国日益加强了对台湾当局的庇护。2017年年底以来，特朗普总统先后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和《台湾旅行法》，前者要求强化美台之间的防御伙伴关系，除再次提出邀请台湾参加美国及盟国、盟友的“红旗军演”外，还提出应考虑重启美台海军舰艇互访的可能性及对台军售常态化等；后者提出应鼓励美台双方“所有层级官员互访”。这两个法案严重违背“一中原则”，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埋下了巨大隐患。当然，在看到上述不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因素的同时，也应看到两国关系中仍然存在着有助于双方寻求合作、管控分歧的因素。这些因素虽然在短期内不足以阻止两国竞争、摩擦上升的趋势，但却可能限制双方竞争、摩擦的发展速度，维持两国必要的合作，防止两国关系趋向严重恶化乃至失控。其一，中美关系与当年的美苏关系存在本质区别。当年的美苏冷战是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和两个阵营、两个军事集团的全面对抗，在经济上则表现为两个市场的完全分隔。虽然代理人战争一直源源不断，但美苏未发生热战。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却是在同一国际体系内发生的，双方遵守许多共同的国际准则，在许多国际机制中对话合作；双方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度很高；美国虽然拥有军事同盟，中国的政策却是结伴不结盟；双方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仍处在较低的状态；两国在全球治理、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更有着重大共同利益。此外，当年美苏两国在面临冲突与战争的严峻形势下才逐步建立起军事安全对话、危机管理机制和安全信任措施，而多年来中美之间早已建立起包括元首直接对话在内的多领域、多层级的对话交流机制，双方间的危机管控机制也不断得到加强。这些对话交流对于双方管控分歧、消除误解、开展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两国广泛开展的人文交流更是美苏之间所根本没有的。其二，到目前为止，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仍是在战略对冲（Strategic Hedging）政策范围之内的调整。特朗普政府已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明显增加了对中国的防范、制衡与打压，但仍然保持着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尚未且难以对中国采取类似冷战中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即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和全球范围内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竞争，这对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并决定对华采取遏制政策，必将使中国对美政策也发生根本性调整，中美关系从竞争滑向全面对抗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前景。其三，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的战略文化也与苏联和俄罗斯有很大不同。十九大提出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长期实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一脉相承。在对美政策上，中国一直强调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认为中美友好相处，不仅有利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面对中美之间的分歧，中国一直采取“斗而不破”的方针。近年来，面对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和双方战略互疑上升的形势，中国领导人又向美国领导人积极倡议“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政府还多次重申中国决无意与美国争霸。中国在解决领土争端与维护海洋权益的努力中，实行“互谅互让，坚持对话协商”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反对诉诸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事实上，自1989年中越边境战事完全结束，迄今为止中国再未发生任何对外军事冲突。总之，中国的基本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不会因美国调整对华政策而轻易改变，中国的战略文化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这对维持中美两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其四，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持续降温。2016年年底以来，东海、南海争端的形势明显趋向缓和；进入2018年后，半岛形势出现了转机。最近，中日领导人恢复正式接触，两国关系在经历多年严重摩擦之后正在重返正常发展轨道；中印关系也继2017年金砖会议后的改善势头持续向前发展。这种形势如能保持和发展下去，将使中美之间因第三方因素爆发军事安全危机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著下降，从而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其五，中国坚决反对打贸易战，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同时也准备了有力的反制措施，中国是避免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的重要力量。最近，随着美国不断威胁对华增加关税、激化贸易争端，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较强的反对声音，这种声音将随贸易摩擦的加剧而增大。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征税范围仍较为有限，所谓大范围贸易战仍是恫吓、威胁多于实际行动。现在就预言中美贸易战将全面、长期打下去还为时过早，更有可能的将是打打停停，边打边谈。中美双方对贸易争端实现较好管控，避免两国贸易关系全面破裂仍是可能的。其六，“一中原则”是中美建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如公然挑战“一中原则”,风险将极其巨大。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接连出台发展美台官方关系的法案与措施，中美在台海爆发危机的风险明显上升。对于美国的做法，中国已提出强烈抗议。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新出台法案的涉台条款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特朗普就职前夕在台湾问题上的鲁莽言行曾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震动，招致朝野众多批评。一旦美国政府将这些法案中的某些条款变为实际行动,必将导致中美关系全面倒退甚至完全破裂，美国不会甘愿冒如此巨大的战略风险。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可以看到，在当前和较近的未来，有碍或不利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超过了有助于双方稳定关系、保持合作的因素。因此，在未来一个时期，中美两国间的竞争、摩擦进一步上升将难以避免。但是也应看到，如果着眼更长远的未来，有助于双方稳定关系、保持合作的因素却可能更具持久性和决定性。在此形势下，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和政策选择将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结语综上所述，可做简要和初步的结论。第一，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不能再认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虽然上述第一句话仍然成立，但第二句话已经过时。在新形势下，如果中美双方不能有效管控分歧、减少误解，两国关系存在严重恶化的可能。这是由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两国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这些是结构性因素），以及两国在其他许多领域存在利益与政策碰撞所决定的。第二，如果中美双方能共同努力，在近期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与合作，管理好两国明显上升的战略竞争与摩擦，防止爆发全面的经贸战和严重的台海军事安全危机，中美关系在新形势下避免走向对抗和保持相对稳定仍是可能的，这种前景符合两国的长远与总体利益。第三，即使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恶化，双方也没有理由过于悲观，中美关系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当年美苏两国没有爆发热战，在新时代中美两国更没有理由走向对抗和冲突。包括中美双方存在的重大共同利益、中国通过融入而非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而崛起、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决不争霸，以及中美双方都是核国家等诸多因素都决定了这一点。（文章原载於《中美印象》，2018年9月5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成 2018-08-30 香港西九龙站“一地两检”三步法律程序业已完成，高铁在第三季度顺利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一地两检”是大势所趋，但近期舆情并结合香港法律制度看，这一方案若要顺利实施并非易事。对此，笔者以法律性质为标准，将有关挑战归纳为两类：“宪制层面的挑战”和“冲突法层面的挑战”。 香港西九龙站“一地两检”三步法律程序业已完成，为香港高铁在2018年第三季度顺利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一地两检”是大势所趋，但从香港近期舆情并结合香港法律制度看，这一方案若要顺利实施并非易事。对此，笔者以法律性质为标准，将有关挑战归纳为两类：“宪制层面的挑战”和“冲突法层面的挑战”，并就如何应对提出建议。宪制层面的挑战“宪制层面的挑战”是指香港本地立法完成之后，香港法院利用其司法审查权对有关立法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进行判断，并在认定违反的情况下，将其推翻。从回归后基本法的实践看，香港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相当积极，该项制度间接变为香港反对派阻碍特区政府施政的利器。比如港珠澳大桥在建设过程中就曾因为环评报告被司法审查推翻而被迫停工，工期延宕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在“一地两检”的讨论过程中，也有部分香港反对派人士对“一地两检”（草案）提出了司法审查申请，虽然法院最终没有立案，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法院在判决书中写得相当清楚，“未予立案并非有关问题没有争议，而是因为在当事人起诉时，香港本地立法尚处于讨论阶段，有关问题尚未‘成熟’”。由此可见，在立法已经出台的情况下，寄希望于法院对有关申请不予立案，从而将争议化解于萌芽状态的可能性不大。 既然司法审查攻防战已经不可避免，中央政府应如何应对？对此，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利用好自己的“杀手锏”人大释法制度，争取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无论香港反对派采取何种诉讼策略，有关“一地两检”的司法诉讼都无法绕开基本法第八、十一、十八、十九、二十和二十二条。这些均属于中央职权或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按照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香港终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无权自行解释这些条款，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中央政府和香港律政司应该密切合作，在案件一审阶段，将辩论重点紧紧集中在“有关基本法条文香港本地法院无权自行解释，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此前的有关决定中已经对‘一地两检’的合法性进行了确认”这个论点上。对此，如果香港法院能够接受并判决政府胜诉固然最好，否则就要在上诉前进一步评估香港终审法院有多大可能主动提请人大释法。如果评估乐观，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是等待法院提请后再进行释法为好，如此有利于实现最佳的社会效果。当然，如果评估不乐观，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选择在香港终审法院审理前主动释法，早一步出手有利于避免出现以人大释法直接推翻香港终院判决的局面。除了出手时间点的选择外，释法内容也需要仔细斟酌，紧扣“一地两检”的合法性予以论述固然是必要的，然而从长远计，也不妨考虑利用此次机会，对“法院主动提请释法的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香港的法律地位”等过去模糊以对的问题加以澄清。从回归后基本法的实践看，中央管治权和香港高度自治权的边界正是通过这样的个案博弈方式一步步加以厘清的。冲突法层面的挑战“冲突法层面的挑战”是指西九龙站“一地两检”运行后，由于“法律识别”等因素，在两地之间引发的法律冲突，又可细分为“区际法层面的冲突”和“国际法层面的冲突”。受限于客观条件，此次在设计西九龙内地口岸区方案时，笼统规定了“西九龙内地口岸区适用内地法律”，同时又保留了属香港法律管辖的六项例外，比如高铁运行商与乘客以及两个乘客之间在内地口岸区发生的民事关系仍保留给香港法律管辖。这些例外的存在使得“西九龙内地口岸区存在两地法律管辖的交叉”，法律冲突由此产生。从区际法层面看，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包括三类：第一类：管辖权争夺。根据目前的方案，两位高铁乘客之间的民事问题属于香港管辖，其它事项均属于内地管辖。如果某一事项的性质在两地法律中认定不一致，内地将其认定为治安处罚，香港却将其认定为民事侵权。此时，谁来进行法律识别，按什么标准进行识别？第二类：管辖权衔接。如果两位高铁乘客在内地口岸区打架，导致人身损害并附带财产损失，打架行为属于内地管辖，但问题在于，此时由打架所引发的民事赔偿却属于香港法律管辖。那么香港法院在处理民事赔偿时如何进行事实认定，是要承认内地刑事判决书或治安处罚决定书吗？这似乎与目前两地之间互相不承认刑事领域判决书的实践不符。第三类：证据的收集。根据目前的方案，行驶过程的高铁车厢属于内地口岸区，刑事问题的管辖权在内地。刑事犯罪的起诉离不开证据，特别是目前许多新兴网络犯罪中，很多的搜证都必须借助网络服务商提供有关信息。然而目前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网络服务商却由香港法律管辖，这意味着内地虽然具有内地口岸区的刑事司法管辖权，但却没有向香港电信商进行搜证的权力，这中间的司法协助问题也需要厘清。除了上述区际法层面的问题外，“一地两检”所引发的国际法层面的问题也不可小觑。虽然在国内法上可以把“内地口岸区”视为内地，但实际上香港的行政区划并未变更，在国际法上该区域仍属香港，国际法责任也要由香港负担。由于香港长期以来对执行《禁止酷刑公约》所规定的“酷刑庇护申请”持宽松立场。如果有人乘坐高铁到西九龙内地口岸区后提出庇护申请，是由内地还是香港处理？如果都交给内地，最终的国际法责任又要由香港承担，这其中的争议如何处理？对于上面罗列的法律冲突问题，两地现有的司法协助机制并无能力完全化解。目前两地的司法互助主要集中在民商事领域，共达成了五份司法协议，但其中除了2016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互相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外，其余的协议都与解决上述问题无关。在刑事领域，两地进展不大，在刑事司法合作的四大板块中，刑事司法管辖权、嫌疑犯移送、刑事调查合作、已决犯移送都没有达成共识。双方仅在2001年就相互通报机制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安排显然也无法化解上述复杂的法律冲突。对此，我们认为，第一，鉴于执法问题迫在眉睫，应当尽快组织两地法律专家和一线实务部门进行深入磋商、形成应对预案。首先，方案应考虑到“西九龙内地口岸区”设置的目的，以及行政区划并未变更的事实；其次，方案应尽可能维护香港居民的既有权利；最后，方案的设计应尽可能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辖权。第二，建议对内地五大机构赴港执法的人员做好培训，并组织编写执法手册。鉴于香港的政治环境和法律制度都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加之香港一些激进群体又不断放话要到内地口岸区“搞事”。因此，所有赴港执法人员必须进行专门培训，使其在思想和技能上做好准备。培训的重点应包括香港的政治、法律等内容。此外，还可以组织人员编写一份内部使用的“执法手册”，对各种情况的处置予以细化，以此规范内地人员的执法行为。这份手册在实践过程中还可以不断完善，方便日后轮岗进驻的人员尽快掌握情况，保持执法尺度的统一。第三，建议设置常态化口岸协商联络机制。鉴于内地人员在香港执法是一个新课题、牵涉面广，寄希望于通过一两次事先协商和培训就把所有法律问题一揽子解决并不现实。因此，两地应通过特定的联络机制对突发的法律问题随时保持沟通，并进行定期检讨，这有利于确保西九龙口岸安全、顺利、高效运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西九龙“一地两检”实际上也发挥着试验田的作用，其成功经验、创新做法将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给未来构建整体性的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冲突解决机制积累经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祖嘉 2018-08-14 台湾政府只强调美国市场，却完全忽略大陆市场。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也包括了两岸的生产链关系在内，台湾企业不太可能如同美国企业一般可以完全避免与大陆做生意。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台湾似乎应该在两岸之间保持更多的弹性，而不应该如此明显地选边站才对。 美国贸易赤字特朗普上任之后，对于美国长期以来贸易赤字非常不以为然，希望未来能够大幅减少。美国长期以来就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从2010年到现在，美国每年的贸易逆差平均都在7,000亿美元以上，而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全球只有美国能长期享有贸易逆差，因为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贸易货币，也就是所谓的关键货币(key currency)。美国利用发行货币，来交换全球的产品和资源，这也就是所谓的铸币权。不过，身为关键货币必须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币值必须保持长期稳定，这样其它国家才会愿意持有；第二，必须与其它国家有大量贸易，而且必须是长期赤字，如此才能释放出货币，供国际交易使用。美国长期利用发行美元，来与其它国家交换各种产品与资源，所以从国家整体利益来说，美国得到的好处是最多的。中美贸易战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3月宣布，将针对大陆出口到美国产品中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25%的关税。大陆则针锋相对，表示将会对美国出口到大陆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同时，为了缓解美国的压力，大陆领导人习近平4月初在博鳌会议上宣布一系列开放措施。几天后，人行行长易纲也宣布，开放银行、证券、保险等产业在大陆的持股比例及营业项目。不幸的是，中国大陆的开放政策显然无法满足美国的需求，于是5月初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到大陆进行双方第一次协商，5月中旬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赴美进行第二次协商。会后双方发表共同声明，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同意停止贸易战争、大陆同意扩大对美国汽车及农产品的采购及同意加强智财权的保护。没想到就在美国代表第三度赴陆协商前夕，特朗普发推文表示，美国仍然要对大陆500亿美元商品课税。大陆立即反制说，如果美国对大陆课税，那么以前的谈判将完全无效，双方要重新坐下来谈。同时，大陆也会对从美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提出加征关税的措施。特朗普对此更为不满，他扬言将会另外对大陆提出1,000亿美元产品的课税列表。同时，特朗普在6月中旬正式签署同意美国贸易总署(USTR)提出500亿美元产品的列表，并针对其中340亿美元商品，正式于7月6日开始加征25%的进口税。中国大陆也立即宣布针对美国出口到大陆产品中34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另外的160亿美元商品，将视美国的举动而反应。不久，特朗普又要求USTR再列出2,000亿美元大陆商品，准备加征10%的关税。同时，特朗普扬言，如果有需要他还可以再拿出另外的2,000亿美元的大陆商品课税。至此，中美贸易大战可以说是正式开打。其实从金额上来看，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大陆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为3,470亿美元，到2017年增加到3,752亿美元。因此，虽然美国要求大陆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顺差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但是如果将要求改为到2020年每年减少500亿美元呢？也即2020年中国对美国顺差会减少到2,250美元，相当于回到2015年的水平，这看起来似乎就不是那么不可能。由于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很大，因此要中国大陆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也并非不可能。比方说，大陆向波音公司订购更多的747客机，这可能就是数百亿美元的订单；再比方说，中国大陆每年汽车需求超过2,000万辆，因此只要多开放100万辆给美国，以每辆2万美元计算，就可以达到200亿美元的规模。也就是说，如果中美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应该是有机会达成某种共识的，只是我们实在不清楚特朗普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底线为何。弄清特朗普的真正意图才是决定中美贸易战争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台湾可能受到的影响及因应中美两国发生重大贸易战争时，周边国家和地区难免会受到冲击，而台湾对大陆和美国的出口分别占总出口的41%和11%，它们是台湾的两个最大出口地区和国家，因此台湾必然会受到影响。台湾对大陆出口产品中，超过七成是零组件和半成品，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加工出口到美国和其它国家。这些从中国出口的产品以电子产品为主，包括计算机和手机等等，其中鸿海、广达、华硕、英业达等电子产品最具代表性。两岸经贸关系涉及重要的生产链关系，尤其是双方产品在很多方面都有垂直整合，这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中美之间彼此增加课税，对于台商的产品可能会产生何种影响？这就要看中美双方课税项目的主要内容才能确定。台商自大陆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以电子相关产品为最大宗，而在第一阶段美国对中国加税25%的340亿美元产品中，食品、化学、纺织与汽车等行业占主要内容，这对台商的影响比较小。至于大陆对美国加税的产品则集中在农产品和汽车产品上，因此对台商的影响也较小。不过，第二阶段的160亿美元产品中，就会包含大陆出口到美国的电子产品，这对台商的影响就会很大，值得吾人特别注意；大陆对美国第二波加税产品集中在医疗设备与化工产品，这对台商的影响比较小。如果9月美国对大陆产品再扩大课税10%，增加到2,000亿美元产品，就将包括大陆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到时台商自大陆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必然也将受害。由于现阶段两岸关系不佳，而台湾政府在政治上又非常依赖美国，因此当中美双方出现贸易战争时，台湾政府不得不追随美国的脚步。比方说，当美国宣布对全球销美的钢铝产品课征25%关税时，台湾政府要求美国给予豁免，但是美国政府指出，台湾生产的钢铝产品中有很多原物料来自中国，台湾必须先处理此问题。于是台湾政府就回头要求台湾企业减少自大陆进口钢铝原料，改用台湾本土产品，以符合美国的要求。然而，台商从大陆进口钢铝原料，主要是因其价格较低，现在要求改用台湾原料，则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台湾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再者，这些从大陆进口的钢铝原料加工后，也会卖到其它国家，现在如果不从大陆进口，也同样会让这些厂商的竞争力变弱。问题是，就算台湾减少从大陆进口钢铝原材料，美国会同意让台湾豁免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可能。另外一个例子是，之前美国政府宣布未来七年之内，禁止美国企业与大陆中兴通讯有任何业务上的往来。结果台湾政府也立即跟进，要求所有台湾企业与中兴通讯进行贸易时，必须先取得国贸局的同意。台湾政府的政策与美国政策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完全是唯美国马首是瞻。问题在于，美国市场仅占台湾出口11%，而大陆市场则占41%，远远超过美国，台湾政府只强调美国市场，却完全忽略大陆市场。更重要的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也包括了两岸的生产链关系在内，台湾企业不太可能如同美国企业一般可以完全避免与大陆做生意。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台湾似乎应该在两岸之间保持更多的弹性，而不应该如此明显地选边站才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宗义 2018-08-08 莫迪作为“香会”举办以来首次出席的印度总理发表了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印度对亚太地区局势、“印太”战略及中印关系的看法。与过去的强硬姿态相比，莫迪总理的身段已经放得相当柔软。 坚持战略自主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6月1日至3日在新加坡举行。莫迪作为“香会”举办以来首次出席的印度总理发表了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印度对亚太地区局势、“印太”战略及中印关系的看法。与过去的强硬姿态相比，莫迪总理的身段已经放得相当柔软。莫迪更多地强调了与中国的合作，将中国定位为“关键伙伴”，称赞两国在管控分歧和确保边境和平方面展现了成熟和睿智，认为只要中国和印度互信合作，互相体谅彼此利益，亚洲和世界的未来就将更加光明。同时，莫迪的讲话也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批评，且对“印太”战略提出了与印度以往政策宣示和外交行为大相径庭的说法，令西方媒体大失所望。在此次讲话中，莫迪似乎尽量避免提及美日澳印“四国联盟”。他将“印太”定义为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战略概念，并且认为所谓的“印太地区”没有排他性，“不是一个谋求主导地位的集团，也决不会针对任何国家”。莫迪在“香会”上的主旨演讲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会场上对中国充满“火药味”的攻击，以及美国在“香会”之前迫不及待地将“太平洋司令部”改成“印太司令部”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莫迪在“香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其对中印关系和“印太”战略的说法，表明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从其过去近四年的立场上有所回调。印度政府的对外战略向2012年出台的“不结盟2.0”回摆，至少莫迪口头上的说法给人以这种印象。印度对外战略的这一调整，从莫迪与习近平主席举行武汉非正式会晤、访俄与普京总统举行索契非正式会晤，以及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几个事件上可以得到印证。莫迪总理与习近平主席在武汉会晤时，重申印度将坚持“战略自主”原则，而“香会”上的演讲则相当于印度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这一姿态。对外战略调整印度对“印太”概念的立场集中反映了印度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的态度。在辛格政府时期，印度国内有相当多的战略精英拒绝接受“印太”概念，认为印度素有不结盟外交的传统，应该更多地在诸如东亚峰会、东盟这样的开放性多边框架下与多个国家开展合作，依照国际法确立自由航行和解决海洋争端的规则，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并保持外交独立，避免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因此，辛格政府的文件中尽管出现过“印太”这个词，但主要强调在“印太”地区建立“多元、开放、包容的”安全架构，而不是建立以联盟为基础的组织严密的架构，淡化了与美国结盟、排斥中国的政治意涵。辛格政府主张“印太”新架构应在保证其“战略自主”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地区稳定，建立议题导向的地区治理机制，促进主要贸易和投资渠道，以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然而过去近四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没有把握好平衡。莫迪上台后，印度对华态度发生较大转变。与辛格总理相比，莫迪总理明显更加喜欢“印太”这一表述，并且认为在“印太”地缘战略中印中两国是竞争对手。印度方面认为当前世界秩序，尤其是亚洲国际秩序正处于急剧变动之中，中国对外政策引起了亚洲地缘政治的失衡，因此莫迪政府在对外政策和周边布局中突出了“制衡中国”的一面。莫迪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加强与日本、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双边军事国防合作，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三边或多边战略军事合作。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退出TPP，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印度担心美国亚太政策变化将弱化其亚太联盟体系，从而有利于中国，对印度的地区角色产生影响。然而印度凭一己之力又难以维持亚洲力量平衡，因此莫迪政府宣称要成为维护“印太”地区权力平衡的领导力量，组建有利于势力均衡的联盟。拉贾-莫汉等一些印度知名战略家呼吁将日澳印三边副外长对话机制升级为实质性合作机制，建立日澳印同盟，向中国和美国发出强烈信号，以拉拢美国，制衡中国。印美在印太战略上的分歧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政策中印度的定位相比，特朗普的“印太”政策更加强化了印度在军事战略方面的重要性，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美印“下一个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把美印军事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反映得非常明显。莫迪政府及其智库对美国关于“印太”以及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并不满意，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将印度看作全球领导力量和更重要的战略与防务伙伴，支持印度在印度洋安全问题上以及在更广阔的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积极促进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印方虽然对此表示欣赏，但对于美国方面关于“印太”的狭隘定义感到不满，认为美国对印度作用的设想只是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充当制衡力量，忽视了印度在波斯湾、阿拉伯海以及其它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利益。所以在这次“香会”上，莫迪关于“印太”的定义是从非洲的东海岸到美国的西海岸，而不是像美国说的那样，“从印度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莫迪关于“印太”的定义明显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其次，印度方面认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重点之一是经济安全，印度希望“印太”战略有经济合作机制支撑，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在经济合作方面美国却没有多边合作计划。印度希望美日等国为“印太”战略提供金融机制支撑，通过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和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及进出口银行等机制撬动美日等国的私人资本，向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投资，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显然没有这个能力，美国自己还想吸引资本回流，以实现其“再工业化”。虽然美日澳印四国也在积极酝酿为“印太”战略提供经济金融支持，但目前仍仅限于口头上。这是印度海军参谋长兰巴上将前段时间将美日澳印四国合作说成经济贸易合作的原因。莫迪对华政策再调整促使印度对其“印太”战略做出再调整的真正原因，还是2017年夏天的洞朗对峙以及2018年1月的马尔代夫国内政治动荡。过去近四年来，印方认为强硬姿态将迫使中国让步，企图通过制造舆论压力、赢得美国支持、触碰中国敏感领域等制造麻烦的方式解决印方认为关键的问题，在边界、台湾、达赖等问题上不断挑衅，其顶点就是洞朗对峙。洞朗对峙使中印两国濒临军事冲突的边缘，而美日等国连支持印度的声明都没发一个。通过这两个事件，印度高层对中印两国实力对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莫迪等人认识到其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偏离了正常轨道。当然，莫迪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机改变其对华政策及“印太”战略，也与国内政治选举、经济发展状况及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印度对华政策及其“印太”政策的再调整是战略性还是战术性的，仍有待观察。莫迪在参加“香会”之前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与佐科总统签署15项协议，提升两国战略关系。两国誓言加强国防与海上合作，包括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濒临马六甲海峡的地方建设战略军港沙璜港。也是在“香会”之前，印度海军访问越南，与越南海军举行了联合军演。莫迪虽然在“香会”上没有提及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对话，但这一机制仍将存在，并且仍会举行会议，商讨四国如何合作。四国军事联盟才是“印太”战略的核心所在。印度也会继续努力将“印太”战略由一个安全网络扩展为由安全和经济合作两根支柱支撑的战略，并大力加强与日、澳、新加坡、英、法等国的合作，借助日印倡议的亚非增长走廊等机制扩展其势力范围，通过所谓的国际法和国家规则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印度总理莫迪目前确实对中国放软了身段，但中国方面应“听其言，观其行”，认真考察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外交行动。谁能知道莫迪政府当前的对华政策和“印太”战略再调整是不是印度版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