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泽荣 2018-10-29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以普教作手段，涉及听和讲；以简教作手段，涉及读与写。其实繁简教学之讨论，早于1997年便已开始。当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学报》调查显示，只有四成老师赞成初中学生学习简体字。到1999年，政府开始将焦点转到“普教中”，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提出以“普教中”作为远程目标。2003年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发表《语文教育检讨总结报告》，确定课程发展议会的长远展望。辗转十年，2008年“普教中”开始引入中小学课堂。在此之前，香港中小学一直是“粤教”和“繁教”，学习普通话的课堂每星期只有一至两节。在七、八十年代受教育的香港人，很多至今从未接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2015年，在中小学中文科课程咨询文件中，教育局提出学生亦应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以加强和内地及海外的沟通。然而，简体字的引入，一直只闻楼梯响，教育局并没有展开任何形式的咨询及研究。据教育局当年资料，2008至2013年，全港推行“普教中”小学的比例由55%增至70%，中学则由31%增至37%。不过，根据团体“港语学”的调查，2013／14学年起参与“普教中”的学校开始由升转跌。2015／16学年参与学校数目下跌了0.9%，即减少了约9间，小学由74%下跌至73%，中学亦由31%降至30%。到今天，参与的学校比例稳定在小学70%、中学30%。“简教中”要到2018年6月才有机会抢走“普教中”的风头。事缘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决定由2019学年起，全面以简体字教授中文，宣称为学生面对“2047年的香港”作准备，引起家长不满及传媒大肆报道。支持方论点1999年，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内文提及，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要把握良机，保持优势，因此需以“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确保港人具备“两文三语”的能力。当时响应这“远程目标”的学校为数不多。直至2008年，语常会正式启动“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并由政府注资两亿元作为资助基金，推行“普教中”的学校才开始急增。支持“普教中”的理据主要是普通话教学能提升学生理解及写作水平，以及学好普通话很有必要这两大论调。语常会当时没有研究数据支持“普教中”如何能提升学生中文水平，但支持者普遍认为，因为普通话写和说都是书面语，因此“普教中”能做到“我手写我口”，从而提升写作水平。计划实施数年后，语常会委托香港教育大学就计划成效进行研究，搜集2012-2015年40间中小学“普教中”和“粤教中”的数据，进行质化及量化研究，如通过访谈、观课、问卷及学生前后测试成绩来分析“普教中”成效。报告指出，虽然“普教中”班学生的写作及阅读成绩较“粤教中”班学生优秀，但因接受“普教中”的学生是经学校筛选的，本身语文成绩已经较好，跟“粤教中”班相比，彼此起步点有参差，故不能确定“普教中”较“粤教中”更有助学生学习中文。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普教中”对中文学习成效有正面或负面影响。对“简教中”的讨论相对简单，很多国际学校已经施行“简教中”，原因应该不是政治因素，而是成本问题。一个国际品牌在中国开办学校，若大部分盈利是在中国大陆，教材是简体字，那么自然在香港也会同样用简体字教材，而且又有家长追捧，因此没有必要制作繁体字教材。哈罗事件其实可以理解为顾客购买服务后，服务内容突然更改而没有预先通知顾客。事件之所以成为媒体焦点，是因为它触及“2047年”这个敏感字眼，因此被大做文章而已。反对方观点支持者论点假定了我们应该“我手写我口”且普通话口语等同书面语，但两者其实属于不同的语境。口语用于日常沟通，书面语用于公文、商业、学术等专业范畴。世界各地语言从来都是口语同书面语分开，不会100%等同，普通话也不例外，北京人也不会100% 地“我手写我口”。试想我们若用美国口语来写英语博士论文，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如果我们将日文“敬体”（书面语）运用于日常生活作口语，就会显得太客气，最后可能交不到朋友。口语同书面语保持适当距离，语言才会健康发展。“我手能写我口”或许有利于写作，但把“口语”变成“书面语”却不利于沟通。至于应该学好普通话，这个论点是大众都认同的，但手段是否以“普教中”最为有效? 反对“普教中”的声音有两种。一是家长疑虑他们不擅长普通话，不知从何入手帮子女温习中文。二是家长担心普通话教学令学生对学习中文失去兴趣。香港教育大学的研究报告观察到“粤教中”班别的学习气氛明显较“普教中”班别活泼。学习兴趣为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如果学生本身对普通话不感兴趣，那么他们对中文科就会失去学习动力。不懂普通话的家长，很多是上文提及的未曾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的香港人，他们的抗拒源于自己不懂或不精通普通话，或受到本土意识影响。本土意识本土意识是反对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普教中”背后有政治目的，担心广东话会被消灭。毕竟语言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文化载体及族群标志，语言政策从来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如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先摒弃日语，后压制闽南方言，再全面推行国语，便是要把台湾本土文化改造为中原文化。今天香港的社会气氛下，政府什么决策都被政治化，令香港人对“政治”两字特别敏感，甚至把政治妖魔化，凡涉及政治就贴上负面标签。在政治过敏的气氛下，“普教中”也好、“简教中”也好，都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导致大部分人不愿公开讨论。因此关于“普教中”政治意义的讨论和研究少之又少。回归后，香港政府花了十年时间才开始推行“普教中”，又花了十年时间才令70%的小学及30%的中学参与，而且不是强制。“简教中”一步也未有进展。所以，如果硬说语文政策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那么只能说明香港政府一是不听话，二是效率低。重点在于学好普通话依据世界体系理论，香港以往是世界体系核心的一部分，中国透过香港接轨世界。时移世易，今天香港在世界体系的定位是先融入大中华体系，再透过大中华体系与世界体系接轨。这样的好处是树大好遮荫，世局动荡时香港也有大中华靠山，经济上较安稳。危机则是当香港在大中华体系中被边缘化时，根据国际分工来预测，香港只会沦为二线文化旅游城巿。要在大中华体系中争取留在核心位置，香港人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香港中文大学有研究报告指出，刚脱离高中的本港大学新生对简体字的认识程度较低，认读率为 65% ，使用率为34％。学习语文必定要讲语境。香港的大学有一个奇怪现象，很多老师用英文授课很流利，但日常与西人沟通却词不达意；学生日常英语说得很流利，但写出来的文章却不行。原因是很多老师小时候学英语是学书面语，缺少日常生活口语的训练。反之今天的学生有很多机会与西人交流，口语强而书面语却弱。可见口语同书面语不能等同，两种能力同样重要，但追求“我手”等同“我口”弊大于利。争论的焦点不应再放在“普教中”及“简教中”能否提升中文水平上，因为研究的结论很难有确定的支持或反对。现在香港的处境根本已变成先验主义——若想在香港生活下去，就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再次强调，时移世易，我们不需再以“普通话”作为手段，认为可以通过普通话学好这、学好那，而应该坦白一点，讨论用什么手段（如“粤教普”）去学好普通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育，使用英语授课，“英教数”、“英教史”、“英教哲”等等，学科知识学得不太好不要紧，英文有进步便可以。这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考量。
Month: October 2018
Johnson LI 2018-10-26 US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delivered a speech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think tank on 4 October, which sent one signal...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8-10-26 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其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呈现出三种心态。 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其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呈现出三种心态。释放出中美全领域对抗的信号。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高级别官员在公开演讲时就“中国”单一话题长篇大论的，实属罕见。特朗普是共和党非传统的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而彭斯一直代表共和党的主流，是传统力量代表的象征。彭斯就中国话题发表的演讲是共和党主流共识的体现，并且民主党在彭斯演讲后也未有过多的反对声音，这表明其演讲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中国问题的共识。显然，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什么好现象。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他先是在国防授权法中夹带“中国私货”，涉台问题频出，紧接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其战略竞争对手，试探性地观察中国的反应。在中国反应不是很强烈的情况下，抛出“中美贸易战”，随后又延伸至科技领域，前几天美军还进入南海在中国领海附近巡航，险些与中国军舰擦枪走火。纵观美国近来的言行，彭斯的演讲相当于捅破了中美关系的窗户纸，给中国一个明确的信号，公开宣布要与中国在全领域进行对抗。控诉中国。彭斯细数中国的罪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控诉中国。中国确保它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力，挑战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用中国自己的方式改变国际规则，扩大中美贸易赤字，中美贸易赤字几乎占美国全球赤字的一半；在陆、海、空、天等方面弱化美国军事能力的优势，试图阻止美国在西太平洋与盟国的协同；利用中国政府的一切手段提高中国影响力，损伤美国利益、干预美国中期选举。控诉中国，主要是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服务，因为当前中国议题不仅能吸引美国选民的眼球，甚至能吸引全球的目光。控诉中国，意图打压中国，才能让更多的选民相信执政的共和党完全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是从“美国第一”角度来考虑的。控诉中国可以为共和党在11月份的国会两院改选中加分。抱怨中国。彭斯认为过去17年来，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GDP增长了9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所取得的成绩都是美国的恩惠，美国重建了中国（we rebuilt China）。然而，如果要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加入世贸组织前23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9%（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中国后17年取得的成绩是建立在前23年基础之上。实际上，彭斯抱怨中国忘恩负义，侵蚀美国区域及全球的领导地位，希望中国用实际行动来回应“美国第一”、“美国再强大”，重新尊重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潜台词就是，如若不如此，中美将兵戎相见，全方位对抗，有股“流氓耍横的霸气”。殊不知，赛跑的目的是要看谁跑得更快，而不是看谁最擅长于绊倒对手。焦虑美国。不管是彭斯在演讲开始时提及要向美国在国内外领导力的成功致敬，还是表示要对中国的各种行为对抗到底，亦或是其演讲当中多处给美国人打气等等，这恰恰是对美国自身实力不足的一种焦虑。同时，他提及美国特别关注“中国制造2025”，把它上升到赢得21世纪世界经济控制权的高度，指责该计划将侵蚀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霸主地位。这反映出了美国一种极度不自信的心态。演讲的最后，彭斯对中美关系愿景寄予美好希望，寄希望于未来中美能共创辉煌，这从侧面折射出对中美关系的忧虑。在中美对抗中，他不确定美国能否最终会赢，心里没底，但希望通过对抗令中国知难而退，用实际行动对美做出妥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8-10-26 大陆此番出台居住证政策，短期看，是方便台湾同胞更好地在大陆生活，促进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长期看，是为大量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更好地参与祖国大陆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 8月上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明确指出，“台湾居民前往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申领居住证”。对长期在大陆生活和发展的台商、台生而言，这是一则重大利好消息。长期以来，由于台胞证号码仅有8位，与中国大陆身份证号码18位不同，导致台胞在搭乘火车、飞机购票、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网络APP支付以及其它事宜方面存在着诸多不便。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不仅“修复”了以上不足，给予台胞同等待遇，还实行“两证两号”模式，即“出入大陆仍然是使用台胞证，在大陆生活则使用居住证”，可见这项政策的出台是对台胞证政策的完善和补充。该政策一经公布，就立刻受到长期在大陆发展的台胞的热烈欢迎。大陆实力上升，彰显自信此番政策出台有一个两岸发展变迁的大背景，那就是大陆经历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而台湾则经历所谓“民主化”后的低速发展，两岸之间先是差距不断拉近，然后大陆不断赶超，于是，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到中国大陆投资、经商、求学、就业和生活，因此才对大陆完善相关对台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自改革开放至今40年，大陆经济迅猛腾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陆的国际实力也在不断提升，而相对而言，台湾在全中国基本盘中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过去台湾经济十分靓丽，今天则暗淡许多。1990年台湾GDP是大陆的43.8%，2016年台湾只有大陆的4.7%，2017年更降到4.2%。2017年，中国大陆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九个省已经超越台湾，下一个福建省也指日可待。可以说，两岸实力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对普通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而言，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更高的薪资待遇以及更理想的人生规划。台湾《远见》杂志今年7月31日举行32周年庆记者会，公布了与104人力银行合作的“2018台湾人才西进满意度大调查”。该调查发现大陆薪酬是台湾的1.72倍，高于去年的1.57倍；但大陆生活费已比台湾高，是台湾的1.63倍；45%的西进者对工作感到满意，44%对生活感到满意，不满意的比例皆低于10%，愿意继续留在大陆工作的更超过八成。此番中国大陆出台居住证政策展现了开放的姿态，表明中国大陆在落实对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政策，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实力上升后的强大自信。 衔接31条惠台措施，持续对台胞释放善意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以来，大陆对台政策愈发呈现出“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硬的方面，就是在两岸之间以及国际舞台上，与“台独”分裂势力和外来干涉势力做坚决的斗争，遏制“台独”的决心毫不动摇；软的方面，则是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坚持让台湾民众也能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坚持让台湾民众也参与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因此，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对台湾民众持续释放善意，是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政策方向。今年2月28日，国台办等29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即“31条惠台措施”），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其中涉及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的措施12条，包括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适用与大陆企业同等政策；涉及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19条，包括台湾同胞可报名参加53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和81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等等。3月至今，大陆各个省市因地制宜地出台了各种具体的实施办法，持续推动“31条惠台措施”的不断落实。此番居住证政策的出台是大陆针对港澳台同胞的又一善意释放。对于长期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胞而言，办理居住证除了依法享有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三大权利之外，还将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基本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法律援助及大陆居住地提供的其它基本公共服务。简言之，“急台胞之所急、想台胞之所想”，“将心比心、同等对待”，中国大陆毫不吝啬地向台湾同胞开放公共资源，正在努力为台湾同胞营造一个更加舒适、更加平等、更加友善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两岸对比，高下立现“两岸本是一家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两岸应该有更高的智慧来实现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中国大陆坚持“两岸一家亲”，不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向台湾同胞释放各种善意。然而，台湾方面对大陆民众的态度以及对陆生和陆配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感到寒冷”。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交往越来越呈现出不确定性，陆客赴台人数随之不断下降。民进党不思反省，反而推动所谓“新南向政策”，不仅鼓动台企“向南看”，还妄图以东南亚的赴台旅游来替代陆客来台。近两年来，陆生赴台求学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2016年陆生来台求学曾经达到最高峰值2,136人，然而2018年仅剩下733人。究其原因，在于民进党并不愿意修改具有歧视性的“三限六不”政策（限制采认大陆优秀院校、限制陆生赴台总量、限制采认医学和关系国家安全领域的专业，不加分、不提供奖助学金、不影响招生名额、不允许校外打工、毕业后不可留台就业、不开放报考证照）。陆生赴台求学，总是感觉到各种“歧视性的限制”，如何还愿意在台湾求发展呢？同样的，民进党长期抵制陆配团体要求的“六改四”诉求（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年限从六年缩短为四年，而外国人仅需要四年而已），这反映了民进党对于大陆居民赴台的强烈“敌意”，也是民进党意识形态作祟下的“固步自封”。中国大陆对台胞的善意和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民众赴台的敌意，一热一冷，彰显了两岸攻防的基本态势，也显示了两岸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在台湾一方。“爱台湾”就应该力促两岸融合发展当前，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能到大陆求职创业，这说明了民进党在发展岛内经济方面实在无能。当局没有带给民众应有的获得感，更是以“五缺”（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六失”（当局失能、社会失序、“立法院”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台湾整体失去总体目标）不断招致民众的不满。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民众的各种限制，不仅深刻反映其心胸狭隘，更反映其已经陷入政策瓶颈，民进党若一味地使用“鸵鸟战术”将贻害台湾。当前，从“惠台31条措施”到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中国大陆的开放和自信已经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当局即使反复批评“大陆是在搞统战工作”但仍不得人心的原因。“爱台湾”并不是民进党垄断的话语权，“爱台湾”更不应该与“爱中国”相对立。“爱台湾”就应该力促两岸融合发展。大陆此番出台居住证政策，短期看，是方便台湾同胞更好地在大陆生活，促进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长期看，是为大量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更好地参与祖国大陆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风物长宜放眼量，登高望远天地宽，两岸中国人需要齐心协力，才能为台湾赢得美好的明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雷鼎鸣 2018-10-19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便需新的引擎，改善环境正是切合时宜的引擎，但中国需提供足够的激励政策，诱导市场多投资于环保产品，并把改善环境带来的效益算入GDP中。“绿色GDP”的制订，已是时代所需。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2017年中国的人均实质GDP是1978年的23.5倍，这意味着在39年间，中国人均实质GDP的年增长率是8.43%。不过，最近几年增长率有下降迹象，例如从2010至2017年，中国实质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平均只有7.01%。中国官方的说法是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我们应调整预期，接受增长率下降这一现实。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却非必然成立。说它有道理，主要是因为报酬递减律在起作用。打比方说，在我们没有任何公路前，建设了一条公路便会带来很大的收益，但若我们已经有了100条，那么第101条所带来的的边际贡献便小很多。同理，从前中国资本稀缺，投资的回报率很高，现在中国资金积累多了，投资回报率自然有下降压力，GDP的增长也快不到哪里去。我们若细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上述问题就更为显著。笔者曾经用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为中国估算的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作基础，计算出从2010至2017年，GDP的增长只有1.7%来自劳动力的增长，但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却高达71.9%，其余26.4%的增长动力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亦即生产效率的不停提高。资本积累能起到这么大的贡献，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一直都位居世界前列。曾有一段时间社会总储蓄率超过GDP的一半，现在也仍在43%以上。既然资本积累快，报酬递减律的影响便应更为明显，中国能否靠高储蓄（这意味着高投资）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个疑问，这也是“新常态论”有其根据的原因。化解报酬递减律有根据并不等同于必然正确。中国今年的经验也说明，报酬递减律并非不能化解。只要TFP进步得够快，便可抵消掉报酬递减律的影响。据笔者所做的估算，1978至2017年，中国TF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97%，这么快的速度是由于改革开放、加大教育科研投资及人口高速城镇化等因素造成的，今年TFP增长速度虽放缓至2%左右，但与国外相比，仍属不错。从历史角度看，GDP或资本积累都高企，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必会减缓。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中国从汉朝至1950年代初，人均实质GDP总共也只上升了20%左右。从前中国的GDP远远比不上今天，增长率同样不及今天。英国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GDP增长率在每年1%左右，但已被视为革命；而在今天，1%增长率则会被认为是衰退。其实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家的GDP都比不上今天，增长速度也比不上今天，由此可见，理论上或实证上，GDP的增长率与GDP的水平呈负关系的所谓“新常态”都并非必然。要顶住报酬递减律的压力，绝非易事。新加坡储蓄率也极高，遇上的问题也与中国接近，其解决之道是将积累到的资本大量投资到境外，以避免资本在本国局于一隅，无法摆脱报酬递减的命运。中国GDP的规模远超新加坡，后者可以做的，前者却不能。若中国像新加坡般把每年五分之一的GDP都投资国外，金融市场恐怕承受不了，所以中国应该另想办法。改善生态可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最明显的方向当然是投资于科技，以改进生产力，但科技投资的回本期颇长，尚需其它投资以作辅助。换言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找寻新的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对其加大投资力度。改善生态环境正是这样一种新经济增长动力。与其它消费品相比，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其独有的特性，我们必须解决几个概念及实践上的问题才可使改善生态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第一个要明白的问题是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此曲线是后人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之名而来，泛指在人均GDP很低的国家，人们多从事并无多少污染的农业，但他们为求摆脱贫困，会宁愿改为发展工业，即使产生污染也在所不惜，所以当他们的收入随着工业化而提升后，污染会越发严重（狄更斯时期污染极度严重的英国是很好的写照）。不过，当人均收入越来越高后，中产阶级便壮大起来，他们对干净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过了某一个拐点后，人均收入越高，环境反而越好，污染物亦减少。这个拐点在什么收入水平才会出现？不同的国情会带来差异，不同污染物的拐点也会有差异。过去一些有关中国各省市的研究显示，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水污染会得到改善；超过约20,000美元后，固体废物的污染会下降；超过20,000多美元后，空气污染会开始下降。这些估算可能稍有过时，不过人们收入就算不如上述，对洁净环境的诉求也很强烈，最近两三年我们已见到北京等大城市空气质量明显好转，蓝天白云并非只在APEC会议时才会出现。中国的环保策略似乎是先尽可能改善人人皆受影响的空气质量，下一步再改善同样影响深远的水污染，再往下走便是改善固体废物处理。EKC其实包含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我们可把优美的生态环境看成是一种可增加我们幸福感的要素，但我们却需付出代价才可得到它。在经济概念上它与其它消费品便有共通之处，而且人民收入提高后，对这种消费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换取它。经济增长必涉及多生产一些人民认为有价值的消费品，若生产出来的产品人民不稀罕，那么此种生产对经济增长便无多大帮助。在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有不少地方人均GDP已超越或接近潜在的EKC拐点，例如2017年广东珠三角的广州人均GDP已达1.765万美元，深圳是2.635万美元，佛山是1.721万美元，珠三角以外的杭州是1.935万，上海是1.625万，北京是1.662万。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人均GDP只在8,800美元左右，但因为地区性收入分布差异颇大，有部分地区人均收入早已远超EKC拐点，所以现时中国大力投资环境改善，有很大需求。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保护环境表面看人人有责，但实践上可能人人卸责，最好是别人付出了代价来改善环境，自己却不用费一文钱或一分力便可坐享其成。优美环境的产权并不属任何个人拥有，是大家都不愿付出代价的原因。改善这种情况的方法可以是靠政府强制性监管，也可以利用市场力量，例如碳排放的配额可以在市场中买卖，配额价格由市场订定。第三个问题是不易替环境的改善算出其价值。我们只知道中国人民随着收入的上升而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但对生态环境保护所得到的价值，若未能估算清楚，便不易断定某某项目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亦不能将其计入GDP。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改善生态虽有如生产了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对人民有贡献，但此种贡献若不能在GDP中反映，社会越花钱在环保上，便越抽走了制造其它产品的资源，GDP便看似正在倒退中。这样是有误导性的，生态环境不是没有需求的可有可无之物，它未算入经济增长中，不是环保不对，而是GDP的传统计算方法有问题。要解决此事，较好的方法是中国逐渐制订出所谓的“绿色GDP”，把环保的贡献也适当地加入到GDP的计算中，这有利于定量评核各地方政府的工作成绩，包括环保工作的成效。这需要大量的理论工作与定期的数据搜集才可能成功。当然现在有些环保工业的产品早已纳入GDP的计算中，例如太阳能光伏板价格下降，应用日渐普遍；风力发电也甚有扩展。这些产品虽然已算入GDP，但它们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却未必能在其实价中准确量度出来。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便需新的引擎，改善环境正是切合时宜的引擎，但中国需提供足够的激励政策，诱导市场多投资于环保产品，并把改善环境带来的效益算入GDP中。“绿色GDP”的制订，已是时代所需。
天大研究院 2018-10-08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障礙與挑戰》研究報告內容提要 1.建設智慧城市已成為全球應對城市發展挑戰的一個趨勢，為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1998年便推出了「數碼21新紀元」資訊科技策略。然而，香港發展數碼經濟的路線有別於國際上其他城市，後者更為專注城市管理的可持續性及市民的生活質素。從香港近期在智慧城市及城市競爭力的排名來看，香港正落後於很多其他同級城市。2017年10月，行政長官重申政府把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的決心，並在2017年12月發布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勾劃未來五年的發展計劃。政府的決定獲得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立法會更於2018年7月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加快行動，促進香港的智慧城市建設。 2.從其他智慧城市的經驗來看，智慧城市發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2018年3月，天大研究院啟動項目，研究智慧城市發展初期普遍面對的障礙與挑戰，以及這些障礙（若亦存在於香港）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本港智慧城市的發展。2018年9月項目完成。本報告分析香港智慧城市建設所面對的障礙與挑戰，並提出建議，供政策制定者及持份者參詳。 何謂智慧城市？ 3.智慧城市旨在融合資訊及通訊科技（ICT）和實體基礎設施及其附屬裝置，以加強城市管理及改善市民的日常生活質素。儘管各方對智慧城市的定義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但明顯的共識是，智慧城市發展必須要有針對城市與眾不同的需求以及自身特色的願景、充分利用創新科技的策略以及可帶來持續增長和更高市民生活質素的益處。 4.智慧城市關乎市民生活的改善，因此發展智慧城市的重心，在於如何滿足市民的需要和優先訴求。技術是工具，而市民的參與才是關鍵。在推行智慧城市概念時必須首先細緻分析城市的內部實力及外部挑戰與機遇，從而制定以城市特色為基礎的策略、由市民確定的優先次序，以及在發展過程中持份者及其他參與者認為切實可行的運行模式和規管框架。 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的障礙 5.香港的策略一直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數碼基礎設施，加強電子商務環境，以促進經濟增長。市民或未能看到這些建設為個人所帶來的裨益，而現時與市民溝通的機制主要還是面向持份者。讓社會明白建設智慧城市的必要性，以及市民可在哪些方面作出貢獻或獲得裨益，仍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推行智慧城市的發展需要充分的相互了解和信任，這須從市民方面著手。現將可能影響智慧城市發展的障礙概述如下： (a)香港甚少就技術整合、策略推行、持份者的參與、以及根據世界城市發展趨勢和指標進行數據收集等進行討論。現時《藍圖》內的發展計劃由六個範疇下的70多項措施組成，將於未來五年實施。這並非智慧城市發展的整體策略，也不是構想完備的路線圖。 (b)要成功發展智慧城市，香港需要雄厚的人力資本。儘管政府有良好意願來強化學生在科技領域的知識基礎，但學生把創意和創業精神應用在其他科目的能力仍然相當有限。由於老師仍未充分掌握將創科應用於所有科目上的知識，故未來10年內能否培育出具備相關技能的新一代參與數碼經濟，仍是未知數。 (c)智慧城市計劃能否成功推行，高度依賴各行各業在不同層面的共同合作，通過創新及實證研究來制定解決方案。香港在研發方面較為薄弱。儘管大灣區為初創企業和技術整合提供了巨大潛力，但由於語言因素，及不願意大膽投身於新的鄰近環境及工作文化，加上缺乏輔導及指引等，香港青年人的發展機會受到局限。 (d)從事創新科技行業的新興初創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時需要指導和建議。他們在市場推廣方面亦遇到困難，即使開發產品的資金可能來自政府，但香港並沒有政策鼓勵政府部門使用其產品。此外，由於無力負擔測試和陳列場地的租金，加上人脈網絡薄弱，新興初創企業難以在香港生存。 (e)項目融資及採購制度欠多樣化，窒礙了私營機構的參與。由於擔心被指偏袒某些私營機構，政府較傾向於自行以公帑資助智慧城市計劃，並採用傳統的程序採購服務，這不利於創新科技的採購。 (f)立法機關審批撥款有既定程序，如果所需撥款金額龐大，而預期的成果並不完全清晰的時候，流程會變得特別冗長。政府和立法機構可以參考海外的經驗，探討更合適的融資及採購方案，並大膽開拓新領域，以取得更佳的成果。 (g)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可審核及督導智慧城市的項目，但並未具有監管全部策略規劃和發展的職權，亦不能直接處理由不同政策局局長管轄的部門內較低級別人員協調不足的問題。現有的智慧城市辦公室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轄下的發展小組可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因智慧城市項目不但涉及創新科技的支援，亦涉及全球視角下的城市管理。 (h)智慧城市發展需要高度適應性和融合，如果主事人員沒有合作的思維，便無法成功。公務員普遍抗拒轉變。隨着智慧城市運動的出現，公務員制度也必須進行改革，令新的理念及思維方式滲透到各級公務員的日常工作中。 (i)政府內部的公務員團隊並未具備足夠的專業技能和知識領導變革，因而不得不主要倚賴外聘顧問。由於沒有專業技能和知識，政府將難以在發展過程中，更嚴謹地管理項目和挑選合適的合作夥伴。 (j)過時的法律與規定窒礙創新科技發展。目前也沒有為適應新科技發展而檢討現行法律的時間表。部分政府部門保守及被動的態度，對企業家運用其技術知識和專業技能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意願，構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在討論智慧城市推行的障礙時，最具爭議的部分，是公眾對開發及使用大數據、物聯網等所涉個人私隱保障問題的關切。 (k)保障消費者權益是備受大眾消費者關注的另一領域。現行的金融制度並不利於金融科技的發展，因而窒礙了電子商務的發展。 (l)香港可藉著與中國內地毗鄰城市的近距離及互聯互通，應對部分主要挑戰，例如人口老化、土地短缺導致的生活和工作質量下降問題、新科技試驗場地不足等。地方政府之間必須加強合作，以解決共同面對的城市發展挑戰，應付共同的需求，同時更積極加強溝通。 (m)香港搜集的相關數據與國際標準化組織開發的最新智慧城市表現指標（ISO 37122）組合並不一致，這樣難以將香港的表現與其他城市作合適的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