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8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祖嘉 2018-08-14 台湾政府只强调美国市场，却完全忽略大陆市场。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也包括了两岸的生产链关系在内，台湾企业不太可能如同美国企业一般可以完全避免与大陆做生意。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台湾似乎应该在两岸之间保持更多的弹性，而不应该如此明显地选边站才对。 美国贸易赤字特朗普上任之后，对于美国长期以来贸易赤字非常不以为然，希望未来能够大幅减少。美国长期以来就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从2010年到现在，美国每年的贸易逆差平均都在7,000亿美元以上，而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全球只有美国能长期享有贸易逆差，因为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贸易货币，也就是所谓的关键货币(key currency)。美国利用发行货币，来交换全球的产品和资源，这也就是所谓的铸币权。不过，身为关键货币必须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币值必须保持长期稳定，这样其它国家才会愿意持有；第二，必须与其它国家有大量贸易，而且必须是长期赤字，如此才能释放出货币，供国际交易使用。美国长期利用发行美元，来与其它国家交换各种产品与资源，所以从国家整体利益来说，美国得到的好处是最多的。中美贸易战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3月宣布，将针对大陆出口到美国产品中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25%的关税。大陆则针锋相对，表示将会对美国出口到大陆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同时，为了缓解美国的压力，大陆领导人习近平4月初在博鳌会议上宣布一系列开放措施。几天后，人行行长易纲也宣布，开放银行、证券、保险等产业在大陆的持股比例及营业项目。不幸的是，中国大陆的开放政策显然无法满足美国的需求，于是5月初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到大陆进行双方第一次协商，5月中旬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赴美进行第二次协商。会后双方发表共同声明，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同意停止贸易战争、大陆同意扩大对美国汽车及农产品的采购及同意加强智财权的保护。没想到就在美国代表第三度赴陆协商前夕，特朗普发推文表示，美国仍然要对大陆500亿美元商品课税。大陆立即反制说，如果美国对大陆课税，那么以前的谈判将完全无效，双方要重新坐下来谈。同时，大陆也会对从美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提出加征关税的措施。特朗普对此更为不满，他扬言将会另外对大陆提出1,000亿美元产品的课税列表。同时，特朗普在6月中旬正式签署同意美国贸易总署(USTR)提出500亿美元产品的列表，并针对其中340亿美元商品，正式于7月6日开始加征25%的进口税。中国大陆也立即宣布针对美国出口到大陆产品中34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另外的160亿美元商品，将视美国的举动而反应。不久，特朗普又要求USTR再列出2,000亿美元大陆商品，准备加征10%的关税。同时，特朗普扬言，如果有需要他还可以再拿出另外的2,000亿美元的大陆商品课税。至此，中美贸易大战可以说是正式开打。其实从金额上来看，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6年大陆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为3,470亿美元，到2017年增加到3,752亿美元。因此，虽然美国要求大陆每年减少1,000亿美元顺差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但是如果将要求改为到2020年每年减少500亿美元呢？也即2020年中国对美国顺差会减少到2,250美元，相当于回到2015年的水平，这看起来似乎就不是那么不可能。由于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很大，因此要中国大陆进一步开放其国内市场，也并非不可能。比方说，大陆向波音公司订购更多的747客机，这可能就是数百亿美元的订单；再比方说，中国大陆每年汽车需求超过2,000万辆，因此只要多开放100万辆给美国，以每辆2万美元计算，就可以达到200亿美元的规模。也就是说，如果中美双方愿意坐下来谈，应该是有机会达成某种共识的，只是我们实在不清楚特朗普到底在想什么，他的底线为何。弄清特朗普的真正意图才是决定中美贸易战争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台湾可能受到的影响及因应中美两国发生重大贸易战争时，周边国家和地区难免会受到冲击，而台湾对大陆和美国的出口分别占总出口的41%和11%，它们是台湾的两个最大出口地区和国家，因此台湾必然会受到影响。台湾对大陆出口产品中，超过七成是零组件和半成品，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加工出口到美国和其它国家。这些从中国出口的产品以电子产品为主，包括计算机和手机等等，其中鸿海、广达、华硕、英业达等电子产品最具代表性。两岸经贸关系涉及重要的生产链关系，尤其是双方产品在很多方面都有垂直整合，这与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中美之间彼此增加课税，对于台商的产品可能会产生何种影响？这就要看中美双方课税项目的主要内容才能确定。台商自大陆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以电子相关产品为最大宗，而在第一阶段美国对中国加税25%的340亿美元产品中，食品、化学、纺织与汽车等行业占主要内容，这对台商的影响比较小。至于大陆对美国加税的产品则集中在农产品和汽车产品上，因此对台商的影响也较小。不过，第二阶段的160亿美元产品中，就会包含大陆出口到美国的电子产品，这对台商的影响就会很大，值得吾人特别注意；大陆对美国第二波加税产品集中在医疗设备与化工产品，这对台商的影响比较小。如果9月美国对大陆产品再扩大课税10%，增加到2,000亿美元产品，就将包括大陆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到时台商自大陆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必然也将受害。由于现阶段两岸关系不佳，而台湾政府在政治上又非常依赖美国，因此当中美双方出现贸易战争时，台湾政府不得不追随美国的脚步。比方说，当美国宣布对全球销美的钢铝产品课征25%关税时，台湾政府要求美国给予豁免，但是美国政府指出，台湾生产的钢铝产品中有很多原物料来自中国，台湾必须先处理此问题。于是台湾政府就回头要求台湾企业减少自大陆进口钢铝原料，改用台湾本土产品，以符合美国的要求。然而，台商从大陆进口钢铝原料，主要是因其价格较低，现在要求改用台湾原料，则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台湾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再者，这些从大陆进口的钢铝原料加工后，也会卖到其它国家，现在如果不从大陆进口，也同样会让这些厂商的竞争力变弱。问题是，就算台湾减少从大陆进口钢铝原材料，美国会同意让台湾豁免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可能。另外一个例子是，之前美国政府宣布未来七年之内，禁止美国企业与大陆中兴通讯有任何业务上的往来。结果台湾政府也立即跟进，要求所有台湾企业与中兴通讯进行贸易时，必须先取得国贸局的同意。台湾政府的政策与美国政策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完全是唯美国马首是瞻。问题在于，美国市场仅占台湾出口11%，而大陆市场则占41%，远远超过美国，台湾政府只强调美国市场，却完全忽略大陆市场。更重要的是，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也包括了两岸的生产链关系在内，台湾企业不太可能如同美国企业一般可以完全避免与大陆做生意。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台湾似乎应该在两岸之间保持更多的弹性，而不应该如此明显地选边站才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宗义 2018-08-08 莫迪作为“香会”举办以来首次出席的印度总理发表了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印度对亚太地区局势、“印太”战略及中印关系的看法。与过去的强硬姿态相比，莫迪总理的身段已经放得相当柔软。 坚持战略自主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6月1日至3日在新加坡举行。莫迪作为“香会”举办以来首次出席的印度总理发表了主旨演讲，系统阐述了印度对亚太地区局势、“印太”战略及中印关系的看法。与过去的强硬姿态相比，莫迪总理的身段已经放得相当柔软。莫迪更多地强调了与中国的合作，将中国定位为“关键伙伴”，称赞两国在管控分歧和确保边境和平方面展现了成熟和睿智，认为只要中国和印度互信合作，互相体谅彼此利益，亚洲和世界的未来就将更加光明。同时，莫迪的讲话也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提出了批评，且对“印太”战略提出了与印度以往政策宣示和外交行为大相径庭的说法，令西方媒体大失所望。在此次讲话中，莫迪似乎尽量避免提及美日澳印“四国联盟”。他将“印太”定义为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战略概念，并且认为所谓的“印太地区”没有排他性，“不是一个谋求主导地位的集团，也决不会针对任何国家”。莫迪在“香会”上的主旨演讲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会场上对中国充满“火药味”的攻击，以及美国在“香会”之前迫不及待地将“太平洋司令部”改成“印太司令部”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莫迪在“香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其对中印关系和“印太”战略的说法，表明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从其过去近四年的立场上有所回调。印度政府的对外战略向2012年出台的“不结盟2.0”回摆，至少莫迪口头上的说法给人以这种印象。印度对外战略的这一调整，从莫迪与习近平主席举行武汉非正式会晤、访俄与普京总统举行索契非正式会晤，以及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等几个事件上可以得到印证。莫迪总理与习近平主席在武汉会晤时，重申印度将坚持“战略自主”原则，而“香会”上的演讲则相当于印度政府正式向国际社会表明了这一姿态。对外战略调整印度对“印太”概念的立场集中反映了印度处理与中美两国关系的态度。在辛格政府时期，印度国内有相当多的战略精英拒绝接受“印太”概念，认为印度素有不结盟外交的传统，应该更多地在诸如东亚峰会、东盟这样的开放性多边框架下与多个国家开展合作，依照国际法确立自由航行和解决海洋争端的规则，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并保持外交独立，避免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因此，辛格政府的文件中尽管出现过“印太”这个词，但主要强调在“印太”地区建立“多元、开放、包容的”安全架构，而不是建立以联盟为基础的组织严密的架构，淡化了与美国结盟、排斥中国的政治意涵。辛格政府主张“印太”新架构应在保证其“战略自主”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地区稳定，建立议题导向的地区治理机制，促进主要贸易和投资渠道，以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然而过去近四年的时间里，印度政府没有把握好平衡。莫迪上台后，印度对华态度发生较大转变。与辛格总理相比，莫迪总理明显更加喜欢“印太”这一表述，并且认为在“印太”地缘战略中印中两国是竞争对手。印度方面认为当前世界秩序，尤其是亚洲国际秩序正处于急剧变动之中，中国对外政策引起了亚洲地缘政治的失衡，因此莫迪政府在对外政策和周边布局中突出了“制衡中国”的一面。莫迪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加强与日本、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的双边军事国防合作，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三边或多边战略军事合作。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退出TPP，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印度担心美国亚太政策变化将弱化其亚太联盟体系，从而有利于中国，对印度的地区角色产生影响。然而印度凭一己之力又难以维持亚洲力量平衡，因此莫迪政府宣称要成为维护“印太”地区权力平衡的领导力量，组建有利于势力均衡的联盟。拉贾-莫汉等一些印度知名战略家呼吁将日澳印三边副外长对话机制升级为实质性合作机制，建立日澳印同盟，向中国和美国发出强烈信号，以拉拢美国，制衡中国。印美在印太战略上的分歧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政策中印度的定位相比，特朗普的“印太”政策更加强化了印度在军事战略方面的重要性，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强调美印“下一个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把美印军事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这一点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反映得非常明显。莫迪政府及其智库对美国关于“印太”以及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并不满意，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将印度看作全球领导力量和更重要的战略与防务伙伴，支持印度在印度洋安全问题上以及在更广阔的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积极促进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印方虽然对此表示欣赏，但对于美国方面关于“印太”的狭隘定义感到不满，认为美国对印度作用的设想只是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充当制衡力量，忽视了印度在波斯湾、阿拉伯海以及其它印度洋沿岸地区的利益。所以在这次“香会”上，莫迪关于“印太”的定义是从非洲的东海岸到美国的西海岸，而不是像美国说的那样，“从印度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莫迪关于“印太”的定义明显表达了对美国的不满。其次，印度方面认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重点之一是经济安全，印度希望“印太”战略有经济合作机制支撑，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在经济合作方面美国却没有多边合作计划。印度希望美日等国为“印太”战略提供金融机制支撑，通过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和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及进出口银行等机制撬动美日等国的私人资本，向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投资，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显然没有这个能力，美国自己还想吸引资本回流，以实现其“再工业化”。虽然美日澳印四国也在积极酝酿为“印太”战略提供经济金融支持，但目前仍仅限于口头上。这是印度海军参谋长兰巴上将前段时间将美日澳印四国合作说成经济贸易合作的原因。莫迪对华政策再调整促使印度对其“印太”战略做出再调整的真正原因，还是2017年夏天的洞朗对峙以及2018年1月的马尔代夫国内政治动荡。过去近四年来，印方认为强硬姿态将迫使中国让步，企图通过制造舆论压力、赢得美国支持、触碰中国敏感领域等制造麻烦的方式解决印方认为关键的问题，在边界、台湾、达赖等问题上不断挑衅，其顶点就是洞朗对峙。洞朗对峙使中印两国濒临军事冲突的边缘，而美日等国连支持印度的声明都没发一个。通过这两个事件，印度高层对中印两国实力对比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莫迪等人认识到其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偏离了正常轨道。当然，莫迪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机改变其对华政策及“印太”战略，也与国内政治选举、经济发展状况及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印度对华政策及其“印太”政策的再调整是战略性还是战术性的，仍有待观察。莫迪在参加“香会”之前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与佐科总统签署15项协议，提升两国战略关系。两国誓言加强国防与海上合作，包括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濒临马六甲海峡的地方建设战略军港沙璜港。也是在“香会”之前，印度海军访问越南，与越南海军举行了联合军演。莫迪虽然在“香会”上没有提及美日澳印四国安全对话，但这一机制仍将存在，并且仍会举行会议，商讨四国如何合作。四国军事联盟才是“印太”战略的核心所在。印度也会继续努力将“印太”战略由一个安全网络扩展为由安全和经济合作两根支柱支撑的战略，并大力加强与日、澳、新加坡、英、法等国的合作，借助日印倡议的亚非增长走廊等机制扩展其势力范围，通过所谓的国际法和国家规则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印度总理莫迪目前确实对中国放软了身段，但中国方面应“听其言，观其行”，认真考察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外交行动。谁能知道莫迪政府当前的对华政策和“印太”战略再调整是不是印度版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贤参 2018-08-03 在美国亚太战略架构下，安倍政权建构由“平衡”与“交往”混合而成的“避险”战略，其中“平衡”战略包括增强军力与经济等综合国力之“内部平衡”措施，以及采取以大陆为对象的合纵连横之“外部平衡”措施。 日本对台传统认知与对华避险战略1972年以降，日本对台湾政界存在国民党反日亲中、民进党反中亲日的认知。马英九执政时期，虽然揭橥“友日”方针，但由于马政府积极改善两岸关系，再加上马英九个人的保钓经历，依然被日本视为“倾中嫌日”政权。另一方面，追求“台独”的民进党，将日本视为“台独”运动的奥援而亲日，被日本视为“反中亲日”势力。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彰显对民进党的重视，在蔡英文2015年10月赴日访问时，不但责成其胞弟岸信夫在故乡山口县接待，他本人甚至还与蔡英文在东京演出不期而遇、秘密会谈的戏码。安倍此举是为确保民进党执政后的亲日政策，并且及时刹住了马英九执政期间台湾逐渐倒向大陆的趋势。分析安倍政权对台政策，必须先了解其对大陆战略，以及台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大陆崛起、美国国力相对衰退之际，位于大陆周边的美国同盟友好国家都出现经济上依赖大陆、安全上依赖美国的扭曲现象。对此，美国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强化与同盟友好国家军事合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推动确保其亚太区域经贸主导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美国亚太战略架构下，安倍政权建构由“平衡”(balancing)与“交往”(engagement)混合而成的“避险”(hedging)战略，其中“平衡”战略包括增强军力与经济等综合国力之“内部平衡”措施，以及采取以大陆为对象的合纵连横之“外部平衡”措施。建构友好的台日关系，即是其外部平衡的一环。马政府时期两岸与日本间三角关系不少学者运用美国学者罗德明(Lowell Dittmer)的“战略三角”理论来分析台海两岸与美国的三角关系演变，其实该理论也适用于两岸与日本间三角关系。马英九执政时期推动“和中”、“友日”政策，而中日双方则因2010年9月钓鱼台海域撞船事件交恶，台湾即居于“罗曼蒂克”(Romantic)型三角关系中的最佳枢纽位置，亦即台湾与相互敌视的大陆、日本两个“侧翼”都维持亲善的关系。换言之，台湾在积极与大陆交往的同时，亦可与日本发展友好关系。日本重视台湾的主要理由，不仅在于台湾占据日本海洋运输线周边、扼制进入南海北端入口的地缘位置，而且台湾是日本重要贸易伙伴、台湾民众对日友好。从台湾方面来看，日本是台湾第三大经贸伙伴，也在美国协防台湾机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对日友好是必然选项。马英九在执政时期，积极建构台日“特殊伙伴关系”，并且与日本签署投资保障协议等20余项协议，以“堆积木”方式达到实质的自由贸易协议。对于马政府的“友日”政策，安倍亦积极予以回应，不但与马政府签署曾交涉十余年未果的《台日渔业协议》，更表态支持台湾加入TPP。与此同时，马英九以“一中各表”为内涵的“九二共识”原则，改善与大陆关系，签署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在内的20余项协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建构主管两岸事务首长互称官衔的对话与热线机制，甚至举行两岸领导人首度直接会晤的“马习会”，开创两岸关系史上最佳状态。有鉴于过去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因素、日本右翼对台湾殖民时代念念不忘的情结，以及台湾处于制约大陆发展海洋强权的第一岛链核心位置，大陆对于台日发展友好关系不免抱持戒备心态。不过，在两岸关系持续朝正面发展的情况下，大陆比较能够容忍台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这才让马政府得以在中日两边左右逢源，为台湾争取最大利益。中日改善关系，台湾沦为孤雏2016年1月，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与“立法院”过半席次后，日本外务省大臣岸田文雄史无前例地发表谈话表示，“台湾对我国而言，是共有基本价值观、具有紧密的经济关系与人员往来的重要伙伴与友人”，期待今后进一步深化日台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对蔡英文当选表示祝贺，并强调“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也是日本的重要伙伴”。其后，安倍派遣“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古屋圭司携带其亲笔信访台，代表自民党祝贺蔡英文当选，并表明希望深化日台信赖关系。2017年1月，安倍政权将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更派遣日本总务省副大臣赤间二郎于3月访台，创下台日断交以来访台官员级别的最高纪录。不过，蔡英文执政迄今，未能解除日本核灾区福岛等五县食品进口禁令，颇让日方失望，并且推迟“台日经济伙伴委员会”之召开，几乎搁置缔结《经济伙伴协议》(EPA)之协商。由于民进党曾反对马政府解除福岛五县食品进口禁令，如今国民党亦以牙还牙，反对开放，甚至推动“反核食公民投票”，升高福岛食品解禁的政治风险，也导致台日关系停滞不前。此外，因为蔡政府拒绝接受“九二共识”，并且推动被视为文化“台独”的“去中国化”与“去蒋化”措施，将马政府打造的两岸关系基础摧毁殆尽，让两岸关系陷入冷对抗状态。另一方面，今年初以降，中日关系出现回温现象，以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5月首度访日为契机，中日关系已逐渐回到正常轨道。从战略三角理论来看，现阶段的两岸与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由“罗曼蒂克”型转变为“婚姻”型，中日双方分别居于“伙伴”位置，而台湾则由枢纽转变为“孤雏”。分析与建议一、安倍在第二次组阁后，为应对大陆压缩日本在东海的防卫战略空间以及争夺东海资源，采取倾向平衡的硬避险战略；历经五年的对立僵局后，中日双方开始相互摸索改善关系途径，也因此促使日本改采倾向交往的软避险战略。换言之，今后日本对大陆避险战略倾向软或硬，取决于大陆对日是协调还是强硬而定，再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决策的不确定性，中日维持良好关系的可能性增加。二、持续改善中日关系以牵制美国，并且把日本改善对大陆关系的战术性作为，提升到避险美国的战略性层次。大陆改善与日本关系，固然有自身经济发展需求等多层次因素，但亦是日本多方对大陆伸出橄榄枝之结果，特别是李克强访日受到安倍的高规格接待，凸显出安倍政权对改善中日关系之迫切期待。值此之际，安倍政权绝不会堂而皇之地在外交上支持蔡政府或“台独”势力。李登辉日前访问冲绳，当时亦在冲绳访问的安倍未与之会晤，即是中日双方摸索改善关系而为中方带来的额外礼物。然而，安倍表态反对“台独”的可能性不大。三、在寻求改善与大陆关系之际，日本对台关系转向谨慎。然而，日本重视台湾在其避险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台湾作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不会放弃发展台日经贸合作关系。蔡政府为改善台日关系，应该会在年底选举结束后，解除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禁令。不过，在中日关系改善、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的状况下，台日关系在政治外交层面将难以突破旧框架，日本版《台湾关系法》更属海市蜃楼。另外，在经贸方面，东京日前召开第一届台日第三地市场合作委员会，意味着台日经贸合作不但将继续深化，甚至要扩大到第三地的经贸合作。四、大陆应慎思机舰绕台所引发之双刃剑效果，并且思考两岸新共识。常态性的武力示威，将为“台独”分子宣传反中提供题材。在大陆与巴拿马、多米尼加建交后，蔡英文将外交失利归咎于台湾内部不团结的发言，彰显其为反“台独”势力扣上“亲中卖台”罪名的意图。值此之际，大陆对台实施武力威吓、外交封锁，只会徒增台湾民众反感，让反“台独”势力感到困扰，更让习近平的“两岸一家亲”或者是国台办的“三党竞赛谁比较爱台湾”说法失去说服力，并且成为民进党在年底地方选举中造势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