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8-06-25 从根本上看，美国经济短期内无法实现实质性转强，因此美国会持续在经贸、政治等各种议题上增加与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摩擦，以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美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工资收入增加和财政赤字减少等目标，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4月4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启动“301调查”，涵盖1,300多项中国商品，涉及加税金额500亿美元。紧接着又宣布，鉴于中国的对抗态度，美国将考虑再针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税。4月16日，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发出禁售令。几天后美国政府又宣布了一系列法规，限制中国对美国科技产业的投资。这些行动可谓是紧锣密鼓，令人目不暇接。有分析认为，本次摩擦主要受几大因素影响：特朗普“通俄门”调查使其民意支持率创历史新低；今年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前景堪忧；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再创高位等。虽然以上解释均有道理，但若从美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出发，梳理“特朗普时期”美国发展战略产生的根源，笔者认为从根本上看，美国经济短期内无法实现实质性转强，因此美国会持续在经贸、政治等各种议题上增加与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摩擦，以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美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工资收入增加和财政赤字减少等目标，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经济与特朗普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在特朗普上任前，美国经济始终未能摆脱“次贷危机”的阴影。投资者对实体经济缺乏信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印出的钞票大都进入了股市、债市和房市，农业和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逐年下滑，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比重则快速上升，造成了虚拟经济的繁荣。虽然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分析师认为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提速，但仔细分析美国经济状况，可以发现美国作为内向型经济，消费需求占经济规模的70%以上，内需不足会抑制美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之下，失业率飙升，工资增速回落，虽然在随后的经济复苏中，失业率大幅回落，几乎恢复到2008年之前最好状况，但工资增速却持续低迷。工薪水平与美国经济增速迟迟不能回归到历史轨迹，这对美国经济影响显著。根据IMF的研究，2008年之后，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仅为历史水平的一半，甚至低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相伴产生的现象是，就业市场增加的岗位很多集中在服务业、非全职工作等低端岗位上。反映在社会结构上则为美国中产阶级财富持续缩水，底层民众生活状况更加艰难，而最富有阶层占有的财富却不断增加。日益分化乃至撕裂的美国社会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基础。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政府规模与开支无限制扩大，政府部门和委员会机构日渐庞大。这些无效部门会进一步导致越位监管的增加。与此现象相关的浪费、低效、腐败、过度监管等问题伤害了美国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同时，美联储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债务，美国的主权债务已经超过了21.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106%，是美国自“大萧条”后最高的债务水平。从2018年3月起，美国财政部动辄推出“周度规模最大国债拍卖”等融资手段，推动10年期基准美债收益率冲破3%关口，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屡屡刷新10年高位。短期融资需求旺盛，又令美国长短端国债收益率差逐渐收窄，收益率曲线倒挂，引发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如上所述，美国经济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等较多问题，难以依靠自身经济提速实现各项经济数据的改善。美国经济想要实现强劲复苏并非易事。旧有的世界秩序已无法帮助美国主导世界经济、改变经济结构失衡和扭转社会撕裂。相反，在现有全球化规则下，中国和欧盟挑战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不断让美国发现其霸权影响力日渐衰退。因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家策略应运而生。只有“去全球化”、“制造业回流”、“美国优先”、遏制其它国家的挑战，才有可能提升美国劳动生产率，改善美国工资收入和减少财政赤字，实现美国的复苏和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中国“大国崛起”的思考2017年12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体现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策略，将中国列为美国当前面临的三大对抗力量之一，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力量、影响与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大国崛起会引发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但当代国际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得霸权战争打不起来，全球利伯维尔场和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战争没有必要，贸易战将会代替军事冲突。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美国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正是霸权国遏制崛起国的体现。中国的应对策略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借鉴历史上美国对英国的策略。从美国历史来看，南北战争后美英之间争端不断。美国历届政府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竭力避免与英国霸权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美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仲裁外交”战略，有效化解了巴拿马地峡问题和巴拿马运河通行税纠纷，英美关系从麻烦不断中逐步缓和下来。在长期的磨合过程中，英美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超越友谊和同盟的“特殊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应该尝试更具创造性的合作，建立一种新的沟通解决机制，尤其是一种新型“权力共同体”国际治理机制，以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要求和发展。其次，学习美国历史经验，继续集中全力发展经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持续优化经济结构。通过发展核心技术、行业标准、高端品牌，促进制造业发展和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巩固和提升中国劳动生产率优势，完善社会法律环境，吸引高技术企业直接投资，也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公平的生存和竞争环境。让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配合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良性运转的发动机，并且以此提升工资水平和扩大国内消费能力。再次，发挥中华文化的柔性力量，继续紧密联系已有盟友，增强其它国家对中国“大国崛起”的认同感。现在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以自身利益为最高目标，强迫其它国家接受，甚至对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惜动用武力，必将失道寡助。3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协议，70多个国家公开宣称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还与中国逐渐展开各个项目的合作。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的中国发展经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共识。“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为中国“大国崛起”提供了硬件支持。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如果远方的人不顺服我们，我们就应该整修自己的礼乐教化，透过文化与道德的力量感化他们。“大国崛起”还需要其它国家愿意追随中国，钦慕其价值观，学习其发展历程，或渴望达到与其相同的繁荣与开放程度。孟子也提出“仁人无敌于天下”“仁者无敌”，中华文化中深入人心、感召天下的“仁道”，要远远超过军事、政治等硬实力，是一种“无敌于天下”的巨大力量。最后，中国“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而打造全球价值链必须遵守本国以及经营所在国的法规。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既要讲实力，也要讲方式，在磨合中适应国际规则，提升企业合规管理，从而游刃有余地在国际市场中参与竞争与合作，这涉及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规范和企业经营管理思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