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8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8-06-28 特朗普为何会贸然启动此次贸易“实战”呢？特朗普想借此达到什么目的？中美贸易战会如何演化？中国又将如何应对？ 自特朗普6月15日公布将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工业产品加征25%关税的清单之后，中美贸易战的“枪声”便再度响起。考虑到中美两国高层此前就贸易争端进行的紧急磋商及达成的相关共识，特朗普此次的“回马枪”确实让外界始料未及。那么，特朗普为何会贸然启动此次贸易“实战”呢？特朗普想借此达到什么目的？中美贸易战会如何演化？中国又将如何应对？特朗普的“算盘”目前，对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缘由主要解释有以下几种：一、特朗普需要应对国内压力，为中期选举铺路。事实上，早在竞选之初，特朗普就一再扬言要对华启动贸易战，但入主白宫初期并未真正启动这一影响广泛的贸易战。因此，特朗普确实面临反对者对其不履行竞选诺言的指责，并进而影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情。特朗普也在推特上指出自己面临中期选举压力，并将此归结为其开启对华贸易战的原因之一。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无限夸大国内压力对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所起的作用。换言之，至少国内压力并不是特朗普采取对华贸易制裁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在特朗普宣布此轮对华贸易制裁之前，共和党的选情是极为乐观的。简言之，特朗普选择在此时开启对华贸易战只是巩固了共和党的选举优势，而非决定共和党选情的生死存亡之举。此外，如果特朗普真主要是出于缓解国内压力的考虑，那他为何对中兴“手下留情”？难道特朗普就不怕此举招致国内更大的反对？二、特朗普需要通过对华贸易战来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具体而言，特朗普希望通过减少对华进口、增加对华出口来平衡美国对华贸易。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希望通过此举来促使制造业回流，从而增加国内就业。尽管特朗普确实屡次将这些因素归结为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主要原因，然而实际上，这也不能算是特朗普开启对华贸易战的决定性因素。即便特朗普对中国商品进行限制，也只是减少了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同时，由于中国的反制措施，美国对华出口额也会同步减少。因此，总体来看，特朗普对华贸易制裁除了让中美贸易总额下降之外，并不能实质性地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通过限制进口中国商品来推动国内制造业复兴以及增加就业就更不现实了。一则，特朗普拟定的制裁清单并不包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比如电视机等。因此，美国国内相关产业不可能得到发展机会。二则，美国国内高昂的土地和人工成本都使得美国复兴制造业变得困难。此外，据称在特朗普开会讨论对华贸易制裁时，财政部长努姆钦持反对意见。而此前也正是在努姆钦的推动下，中美就贸易纠纷达成一些初步共识。由此可见，从美国经济部门的视角来看，其并不主张对华贸易制裁，也深知对华贸易战无法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三、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从特朗普此前的表态以及其出台的制裁清单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及科技产品是此次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主要“对象”。此外，特朗普也一再表示“国家安全”，尤其是“经济安全”压力是迫使其作出对华制裁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在特朗普开会讨论是否对华进行贸易制裁时，除了财长反对之外，其它部门负责人都表示支持。综合来看，尽管美国开启此次贸易战有多种原因，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阻止中国挑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从这个层面来看，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就不太乐观了。毕竟，延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贸易战则充当了美国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因此，美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终结对华贸易战。另外，考虑到中国的对等反击措施，美国也有可能会升级对华贸易制裁规模。中国的应对由于美国开启对华贸易战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因此中美贸易战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所以，中国首先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其次，中国也需要从舆论引导、法律诉求、外交反击等多个领域沉着应对。在舆论引导方面，中国对内需要防止国内反美情绪借助美国对华贸易战无限攀升；对外则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将美国塑造成破坏自由贸易，鼓吹保护主义的始作俑者。事实上，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就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这是特朗普一系列对华敌对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这种高涨的反美情绪不仅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也会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形成一定的制约。具体到中美贸易纠纷中，尽管中国对等反制措施是必要的，并且需要得到国内民意的支持，但中国也需要保留对话谈判空间，以避免双输局面的出现。因此，中国应该合理控制国内舆论对中美贸易战的渲染性报道，并以此尽量平衡国内反美情绪，使其既成为中国反抗美国贸易制裁的舆论基础，又不至于阻碍中美贸易谈判。对外宣传方面，中国既需要借助地区及国际性组织来谴责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需要联合欧盟及新兴市场国家来共同抵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应继续寻求在WTO框架内对美国的对华贸易制裁提起法律诉讼，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同时给美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针对美国对华出口商品启动反倾销调查。中国还需要充分利用中美已经建立的多种双边接触渠道就贸易问题进行及时谈判。毕竟，在贸易纠纷演变成贸易战之前，中美仍然存在谈判空间。即便中美已经正式打响贸易战，双方仍需要保持接触，以避免贸易战失控。在美国最为关注的高科技发展及技术转让问题上，中国一方面需要作出承诺性安排，以减轻美国的担忧；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树立自主发展的信念，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在增加美国进口以及扩大市场准入方面，中国仍然需要持开放立场。最后，中国应继续积极促进各种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加紧推动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2.0版，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谈判，从而持续扩展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减轻来自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压力。总体而言，美国对华贸易战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并聚焦于高科技领域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舆论引导、法律诉求以及外交接触等方面积极行动，最大限度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中国更需要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增加自身在贸易战中的谈判筹码，顺利实现自身崛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8-06-25 从根本上看，美国经济短期内无法实现实质性转强，因此美国会持续在经贸、政治等各种议题上增加与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摩擦，以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美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工资收入增加和财政赤字减少等目标，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4月4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启动“301调查”，涵盖1,300多项中国商品，涉及加税金额500亿美元。紧接着又宣布，鉴于中国的对抗态度，美国将考虑再针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税。4月16日，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发出禁售令。几天后美国政府又宣布了一系列法规，限制中国对美国科技产业的投资。这些行动可谓是紧锣密鼓，令人目不暇接。有分析认为，本次摩擦主要受几大因素影响：特朗普“通俄门”调查使其民意支持率创历史新低；今年11月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前景堪忧；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再创高位等。虽然以上解释均有道理，但若从美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出发，梳理“特朗普时期”美国发展战略产生的根源，笔者认为从根本上看，美国经济短期内无法实现实质性转强，因此美国会持续在经贸、政治等各种议题上增加与中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摩擦，以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美国经济结构合理化、工资收入增加和财政赤字减少等目标，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经济与特朗普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在特朗普上任前，美国经济始终未能摆脱“次贷危机”的阴影。投资者对实体经济缺乏信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印出的钞票大都进入了股市、债市和房市，农业和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逐年下滑，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比重则快速上升，造成了虚拟经济的繁荣。虽然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分析师认为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将继续提速，但仔细分析美国经济状况，可以发现美国作为内向型经济，消费需求占经济规模的70%以上，内需不足会抑制美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之下，失业率飙升，工资增速回落，虽然在随后的经济复苏中，失业率大幅回落，几乎恢复到2008年之前最好状况，但工资增速却持续低迷。工薪水平与美国经济增速迟迟不能回归到历史轨迹，这对美国经济影响显著。根据IMF的研究，2008年之后，美国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仅为历史水平的一半，甚至低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时期。相伴产生的现象是，就业市场增加的岗位很多集中在服务业、非全职工作等低端岗位上。反映在社会结构上则为美国中产阶级财富持续缩水，底层民众生活状况更加艰难，而最富有阶层占有的财富却不断增加。日益分化乃至撕裂的美国社会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基础。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美国政府规模与开支无限制扩大，政府部门和委员会机构日渐庞大。这些无效部门会进一步导致越位监管的增加。与此现象相关的浪费、低效、腐败、过度监管等问题伤害了美国经济的活力与竞争力。同时，美联储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债务，美国的主权债务已经超过了21.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量的106%，是美国自“大萧条”后最高的债务水平。从2018年3月起，美国财政部动辄推出“周度规模最大国债拍卖”等融资手段，推动10年期基准美债收益率冲破3%关口，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屡屡刷新10年高位。短期融资需求旺盛，又令美国长短端国债收益率差逐渐收窄，收益率曲线倒挂，引发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如上所述，美国经济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等较多问题，难以依靠自身经济提速实现各项经济数据的改善。美国经济想要实现强劲复苏并非易事。旧有的世界秩序已无法帮助美国主导世界经济、改变经济结构失衡和扭转社会撕裂。相反，在现有全球化规则下，中国和欧盟挑战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不断让美国发现其霸权影响力日渐衰退。因此，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反对自由贸易”的国家策略应运而生。只有“去全球化”、“制造业回流”、“美国优先”、遏制其它国家的挑战，才有可能提升美国劳动生产率，改善美国工资收入和减少财政赤字，实现美国的复苏和巩固其世界霸权地位。中国“大国崛起”的思考2017年12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体现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策略，将中国列为美国当前面临的三大对抗力量之一，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力量、影响与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大国崛起会引发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冲突，但当代国际社会条件的变化使得霸权战争打不起来，全球利伯维尔场和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战争没有必要，贸易战将会代替军事冲突。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美国要求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正是霸权国遏制崛起国的体现。中国的应对策略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借鉴历史上美国对英国的策略。从美国历史来看，南北战争后美英之间争端不断。美国历届政府集中全力发展经济，竭力避免与英国霸权发生军事冲突和战争。美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仲裁外交”战略，有效化解了巴拿马地峡问题和巴拿马运河通行税纠纷，英美关系从麻烦不断中逐步缓和下来。在长期的磨合过程中，英美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超越友谊和同盟的“特殊关系”。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应该尝试更具创造性的合作，建立一种新的沟通解决机制，尤其是一种新型“权力共同体”国际治理机制，以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要求和发展。其次，学习美国历史经验，继续集中全力发展经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持续优化经济结构。通过发展核心技术、行业标准、高端品牌，促进制造业发展和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巩固和提升中国劳动生产率优势，完善社会法律环境，吸引高技术企业直接投资，也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公平的生存和竞争环境。让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配合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良性运转的发动机，并且以此提升工资水平和扩大国内消费能力。再次，发挥中华文化的柔性力量，继续紧密联系已有盟友，增强其它国家对中国“大国崛起”的认同感。现在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以自身利益为最高目标，强迫其它国家接受，甚至对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惜动用武力，必将失道寡助。30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协议，70多个国家公开宣称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还与中国逐渐展开各个项目的合作。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的中国发展经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共识。“一带一路”的项目合作为中国“大国崛起”提供了硬件支持。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如果远方的人不顺服我们，我们就应该整修自己的礼乐教化，透过文化与道德的力量感化他们。“大国崛起”还需要其它国家愿意追随中国，钦慕其价值观，学习其发展历程，或渴望达到与其相同的繁荣与开放程度。孟子也提出“仁人无敌于天下”“仁者无敌”，中华文化中深入人心、感召天下的“仁道”，要远远超过军事、政治等硬实力，是一种“无敌于天下”的巨大力量。最后，中国“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而打造全球价值链必须遵守本国以及经营所在国的法规。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既要讲实力，也要讲方式，在磨合中适应国际规则，提升企业合规管理，从而游刃有余地在国际市场中参与竞争与合作，这涉及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规范和企业经营管理思维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8-06-07 目前台海两岸官方交流陷于停顿，“台独”声浪进一步扩大，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更是加剧了两岸关系紧张程度。如何维护台海和平已成两岸支持统一的力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渔业合作则可以成为维护两岸关系稳定的抓手之一。 根据《科学》杂志于2月22日公布的研究报告，大陆的海洋捕鱼作业在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远、产量最高，而台湾则全球排名第二。全球食用水产品供应量增速已超过人口增速，占全人类动物蛋白摄入量约17%，海洋渔业已经成为解决两岸中国人未来粮食和营养安全问题的支柱产业。然而，海洋渔业面临日益严重的过度捕捞、海洋污染、非法捕鱼、资源不断衰退等问题，各大经济体纷纷调整相关海洋渔业策略，在发展渔业的同时兼顾渔业资源的保护，以免竭泽而渔。由于民进党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目前台海两岸官方交流陷于停顿，“台独”声浪进一步扩大，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更是加剧了两岸关系紧张程度。如何维护台海和平已成两岸支持统一的力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渔业合作则可以成为维护两岸关系稳定的抓手之一。台湾渔业陷入困境台湾渔业以远洋捕捞为主，2016年产量为58.4万公吨，产值达377亿元台币，分别占总渔产量（100.4万公吨）及总产值（864.5亿元新台币）的58.2％及43.6％。目前台湾是全球鲔鱼、鱿鱼、鲣鱼、秋刀鱼等鱼类的主要捕捞经济体，随着全球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渔获量逐年减少，加上新兴捕捞经济体如中国大陆的加入，全球海洋渔业资源势将进入重新分配时代。台湾正积极设法改变国际上对台湾渔业的不良观感（被欧盟举黄牌警告），并通过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稳住台湾既有的渔业捕捞配额。除了参考过去捕捞历史外，政治实力也是获得国际配额的重要考虑之一。事实上，台湾不仅远洋渔业遭遇困境，沿近海渔业也面临枯竭窘境，渔船休渔数量大幅增加，这让台湾政府在进行渔业结构调整时捉襟见肘。尽管台湾政府希望通过设置禁渔区、鱼苗放流、栽培渔业等措施来复育沿岸渔业资源，然而由于长期缺乏整体规划以及系统的调查分析，政策常随政治动向改变，无法得到渔村及渔民的认同与配合。大陆远洋渔业崛起大陆渔业早期以养殖为主，捕捞为辅，渔业管理较松散，致使沿近海渔业资源枯竭。为解决过度捕捞及滥捕等问题，学者建议大陆对传统捕捞渔村或渔区采取配额管理。对于生计渔民和传统渔区的配额则采取配额可转让制度来获取市场经济补偿，从而促进捕捞渔民顺利转产转业，降低捕捞压力。大陆远洋渔业发展起步更晚，且普遍存在规模小、实力弱、违规事件多、滥捕、现代化不足及参与国际渔业组织不够积极等问题。这些年大陆视远洋渔业为战略性产业，也是实施“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全力推动远洋渔业发展。现今大陆有远洋渔业企业162家，远洋渔船近2,900艘（含在建渔船），其中5年以内船龄的占远洋渔船总数的52%，远洋渔业总产量199万公吨（预计2020年产量达230万公吨左右）。目前大陆正努力建设完备的远洋渔业产业体系，特别着重远洋渔业与互联网产业深度结合，促进远洋渔业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与此同时，大陆加强与国际渔业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渔业治理，树立负责任渔业大国形象，展现成为海洋强国的强大决心。未来大陆还会加大鲔鱼、鲣鱼、鱿鱼、秋刀鱼、竹荚鱼等鱼种的捕捞，成为台湾的强劲竞争对手。中国大陆正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渔业合作，甚有斩获，反观台湾渔业的新南向政策则施展不开，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对其专属经济海域鱼类资源的强力保护，已经对台湾远洋渔业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而台湾政府却还沉醉在台湾渔业捕捞量全球排名第二的美梦中。渔业配额恐引爆冲突随着海洋鱼类资源的锐减，各国对渔业资源的竞争白热化，向大海讨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为了遏制鱼类资源的继续恶化，保护现有资源，加强有实际效果的渔业监管，已在全球形成一股潮流。针对目前鱼类捕捞配额的分配方式，有人主张将历年来各经济体在当地捕捞数量作为重新分配的基准，再考虑是否遵守国际渔业管理规范，以及是否从事非法捕鱼活动等等，这样的分配方式对台湾相对有利。然而，若以传统捕捞数量作为分配依据，将会引发新兴渔业经济体（特别是大陆）的反弹，从而导致新一波的渔业资源角力大战。以秋刀鱼为例，鉴于这两年秋刀鱼捕捞量大幅减少，不到全盛期23万公吨的一半，严重影响本国渔民生计，日本政府在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PFC）会议建议按国家和地区新设秋刀鱼捕捞配额，因中国大陆、俄罗斯、韩国等经济体反对，最终未达成协议。日本政府提出的秋刀鱼配额分配新方案，是以过去五年捕捞数量为基准，如此日本可以获得最高配额24.2万公吨，台湾位居其次，可得19.1万公吨，而中国大陆只分配到4.7万公吨。此种分配比例与现况不符（日本仅捕获11.4万公吨，台湾为14.6万公吨，中国大陆为6.3万公吨），自然引发中国大陆以及其它国家的反对，提案被搁置下来。近年来大陆在沿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情况下，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积极发展远洋渔业。中国政府给予远洋渔船巨额补贴（2014年补贴金额超过26亿人民币），在许多重要捕鱼海域都可以见到中国渔船的踪迹，而扩大远洋船队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若以历年捕捞数量为分配基准，大陆不免吃亏。为此大陆势必透过协商谈判，要求给予新兴渔业经济体特别配额，此举自然会影响到其它经济体（包括台湾）的原有配额。鉴于渔船是国家浮动领土，大陆若针对渔业配额问题，携手其友好国家，强烈要求各国际渔业组织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重新检讨对台配额并交由中国大陆统一分配，将对原已风雨飘摇的台湾远洋渔业造成更严重冲击。因此，台湾多数渔民并不乐见两岸渔业进入敌对状态，目前两岸在鳗鱼、石斑鱼、吴郭鱼等市场的竞争，已经造成彼此伤害。以合作共创双赢两岸渔业其实可以携手合作，共创双赢。在回游性鱼类（如乌鱼、鳗鱼、秋刀鱼等）的资源调查、养护及利用方面，两岸可以共同努力，为子孙后代提供稳定的蛋白来源。近十年来，天然捕捞鳗苗及成鳗数量呈现锐减趋势，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养鳗产业和养殖渔民生计，两岸应该共同探明原因并寻找对策，让天然鳗苗资源得以持续，支撑两岸重要的鳗鱼产业。面对鳗苗不足危机，中国大陆及台湾都倾向于鼓励业者改养殖异种鳗（如欧洲鳗、澳洲鳗、鲈鳗、太平洋双色鳗等等），然而由于事先并未调查清楚该等异种鳗的资源动态并做好追踪管理，本土鳗生态环境可能受到影响，并可能带来外来病原菌风险，导致本土鳗成为濒危物种。对此两岸可以采用合作方式来进行相关的调查、分析及管理制度研究，避免人力、财力双重浪费，有利于两岸养鳗产业的稳定发展，这远比过去两岸所产日本鳗为抢占日本市场、互相进行价格竞争而让它国商人得利为佳。渔业同属两岸重要产业，大陆更是渔业生产及消费大国，也是台湾重点出口对象。从远洋渔业动态以及趋势分析可以看出，两岸合则两利，不合则双双受害，其它产业亦然。两岸事务不能因一时不快而意气用事，陷入亲痛仇快的恶性循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8-06-04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整合泛珠三角区域的竞争优势，使湾区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国际运营中心之一。澳门可以藉由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和港口航运中心建设，充分发挥澳门自身优势，建设和助力国家战略，推进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澳门与粤港澳大湾区及“一带一路”倡议属于微型经济体的澳门具备自由港、独立关税区、中西交流桥梁以及国际区位的特殊优势。澳门经济的腾飞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紧密相关，澳门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也离不开全球视野下的区域合作。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实施为澳门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中国境内的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沿线来自亚洲、独联体和中东欧的65个国家，是内地经济自加入WTO后一次更具规模的全球化生产分工。对博彩业一业独大的澳门经济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多元化发展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整合泛珠三角区域的竞争优势，使湾区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的国际运营中心之一。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机遇下，澳门可以藉由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和港口航运中心建设，充分发挥澳门自身优势，建设和助力国家战略，推进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澳门的优势与机遇无论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还是“一带一路”建设，澳门都需要认识自身优势和特长，整合辐射区域内其它地区优势资源，与区内其它城市错位发展，并在优势功能上引领和辐射相关产业发展。首先，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澳门背靠珠江三角洲，面向南海，拥有国际机场，出入境自由，这些都是澳门重新融入海上丝路的重要地理区位优势。其次，在“一国两制”优越制度下，基本法赋予澳门独立的金融、税收、财政体系以及其它一系列的关税、货币、外汇、自由贸易政策。澳门与葡语系国家保持着传统而广泛的良好联系，因此，利用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积极协助中国企业开拓拉美、非洲等葡语系国家市场，担负起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平台的角色，是澳门助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方面。再次，澳门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旅游资源丰富。每年澳门入境游客超过3,000万人次。澳门拥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归侨侨眷，人口数量占澳门总人口一成以上。他们与“一带一路”沿线侨居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对侨居国的经济社会环境较为熟悉，是澳门发展与有关国家在商贸、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交往的重要资源。最后，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业通路，也是思想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澳门作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作为欧亚海路开通后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也是其具备的独特优势。“一带一路”推进阶段下的澳门功能与策略目前，澳门在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具有历史、文化、经贸、侨界网络等层面的独特优势，应该着重发挥经贸平台角色优势，在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的已有功能之下，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国内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与东南亚、南亚国家、葡语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等；组织区内的商品、资金、信息的流通，形成以交易为特征的国际和区域经济活动中心。即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参与“一带一路”的功能定位中，进一步将澳门定位为“商贸交易中心”，通过建设区内消费中心、专业采购中心、离岸金融服务中心、跨国技术转让交易中心和文创产品交易中心五方面，配合澳门已有旅游、会展产业优势，对辐射区域内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商贸交易活动，产生较强的带动力和影响力。（一）区域消费购物中心目前，澳门已是全球奢侈品的荟萃之地，品牌商品琳琅满目，能满足全球奢侈品消费阶层的一站式消费需求。其次，澳门对绝大多数商品实行零关税，加上热情好客的澳门市民和良好的消费环境，澳门无疑是最为理想的终端市场之一。澳门可以成为辐射区域内的商品集散地，也可以成为就地消费和转向腹地消费的中心，具有庞大的区域内商品产能消化功能，是具有吸引力的国际性终端消费市场。来自区域内的庞大消费客流，不仅可以带动城市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性服务业能级的提升，还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及腹地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可进一步将澳门打造成为具有庞大消费能级的国际性消费大都市，使澳门这个商贸交易中心城市始终保持着引领全球流行消费的地位。（二）区域专业采购中心暨信息中心通过互联网线上、线下多元化的贸易创新合作方式促进澳门所辐射的泛珠三角、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东盟国家、葡语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商品采购流通。以澳门作为采购中心，结合澳门已有专业会展产业发展的优势，开展离岸贸易，特别是推动国际专业采购中心联盟的建立和澳门辐射区域国家和城市的加入，发挥澳门与侨界、海外商会的联系优势，整合“一带一路”各相关区域内的商贸交易信息，成为辐射面广的专业贸易采购中心暨信息中心。通过信息流的聚集和整合，带动人流和资金流在澳门和大湾区内的聚合。（三）离岸金融服务中心一方面，离岸金融服务中心为澳门的区域消费中心和采购中心功能提供金融服务支撑，发挥澳门作为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的作用，加强人民币在葡语国家和拉丁美洲等辐射国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贸交易平台，澳门可为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提供跨境投资、并购融资、跨境资产管理等服务，发挥澳门正在形成的融资租赁、产业投资基金等金融服务功能和投融资便利化，提升优势。同时，发展离岸金融服务中心也需要澳门提升金融服务监管能力，提升区域资金流动的透明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四）跨国技术转让交易中心澳门虽然在科技创新能力上无法和湾区内领头城市媲美，但可以运用自身平台和辐射区域的优势，以技术转移资源网络和信息平台建设为依托，通过高效的专业化服务和资本运作，实现湾区内优势科技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和葡语国家及地区间的技术转移。葡萄牙、巴西等国家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澳门可以将此类技术和企业引入内地及其它沿线地区。通过技术转让交易中心，提供项目信息、技术评估、资信调研、融资等对接活动，有效整合国际技术转移所涉及的各要素，促进区域内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相关企业的技术实力提升，也为国家发展所倡导的环保和新兴产业活跃发展提供支撑。（五）文创产品交易中心澳门可以利用多元文化交融和旅游业发达的特殊优势，服务其所辐射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文化艺术产业发展、创新文化艺术贸易，以及由文化艺术贸易衍生出的文化艺术品金融保险业务，打造文创产品综合服务交易中心。利用澳门的优势，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具特色的艺术品和影视作品等文创产业产品提供全流程便捷服务，包括文创产品及艺术品的外贸代理、仓储物流、展览展示、交易洽购、评估鉴定、金融保险、公共服务、商务咨询等，将澳门打造为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国际文化产品交易中心。建议简而言之，澳门具备区位、环境、文化等多方面的条件和优势，若能进行有效集聚和整合，必将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制度的交流、融合、沟通、理解和合作方面发挥自身优势而大有所为，在减少“一带一路”战略各方合作中的政治差异、法律风险和文化冲突方面大有建树，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多元文化荟萃的舞台，尽可能地彰显澳门的特色、价值和魅力。将澳门打造为“一带一路”沿线和辐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易中心”，澳门需要在现有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会展产业发展的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商业环境配套，提升特区政府的行政效率，打造快速便捷的企业投资政策环境，以及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条件；加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消除与湾区内其它城市在通关、流通等方面的阻碍，配合“一带一路”沿线的交通网络，实现从湾区内部到“一带一路”沿线外部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流通和交易活力。从国际成功经验来看，国际商贸交易中心的形成需要政府的精心培育，尤其需要注意该中心的功能建设，从而形成效率高、环境优、人才全、配套足的湾区领导城市，以胜任国际商贸中心的角色。只有完善功能建设，才能使澳门既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凸显特色和引领功能，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节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