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8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8-05-29 香港发展到今天，要突破瓶颈再进一层，必定要与国家的发展方向同步，善用国策以提升投资成效。如果只是口念“一带一路”、“大湾区”，但没有好好想方法去落地，可以说是未能善用优势，不能算是一份能带领香港前进的好预算案。 林郑政府于2月28日发布第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了理财新哲学，“在确保公共财政稳健的前提下，应该采取前瞻性与策略性的理财方针，善用盈余，为香港投资，为市民纾困……”。有没有理财新哲学，不是看口号，而是看财政预算案中实实在在的内容，因此林郑政府的第一份财政预算案备受关注。目标无惊喜预算案开宗明义，提出三大目标，包括多元经济、投资未来及关爱共享。这三个目标，其实并无新意。多元经济的提法由来已久，由董建华时期的数码港、中药港等到曾荫权的六大产业，再到梁振英的创科局，产业多元化是历任特首念兹在兹的目标。只可惜回归20年，香港在此方面仍未有任何突破。香港传统的四大行业支柱没有改变，仍占本地生产总值近五成半。所谓投资未来，是要把香港建成为宜居宜业的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其实亦是上届政府希望在香港推行的计划，当时成立创科局，主要目标即为此事。所谓关爱共享，更是每届政府都会提出的目标。由此来看，这次预算案的目标，仍是延续之前特区政府一直以来的未竟之志。这份预算案的目标没有惊喜，但在把握局势及国家政策方面，仍为香港的未来定下不错的基调。财政司认为，现时的环球经济格局有三大趋势需要留意：第一，创科的浪潮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结构和人类的生活与消费习惯；第二，全球经济重心“西向东移”之势已经确立；第三，自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先进经济体中反自由贸易及去全球化的声音增强，保护主义持续升温。预算案认为，香港要根据这三个趋势作出应对，把握当中的机遇。特区政府提出的策略都相对宏观，能够响应国策。例如善用十三五规划中提到的巩固及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为香港的专业、法律及其它高端服务业找到新的市场；特别重点提及的是利用大湾区发展为香港提供“双市场”、“创新科技产业”和“土地资源”。发展产业需要综合施策那么，财政预算案能不能达到上述三大目标呢？产业多元化一直是多位特首的目标，而这份共203段的预算案，用了55段论述如何发展多元经济。然而，当中提及的七项产业，四项是传统的四大支柱，其余三项则是创新科技、建造业及创意产业。既然多元化是目标，加上四大支柱早已发展成熟，我们不妨集中看看预算案计划如何扶持另外三个产业。最令人失望的是创意产业，预算案只用了一段来阐述，提出再注资十亿元到创意智优计划，而这个计划其实在2009年就已经启动，所以预算案没有任何新的想法。对建造业的财政支持，其实也大同小异，就是拨款十亿元成立建造业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持业界应用创新科技。简单来说，就是拨款鼓励业界运用新科技，很明显就建造业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新想法，所谓支持建造业界，其实还是支持创新科技。那么创新科技是否会得到大力支持呢？从表面投资金额来看的确如此：200亿元给予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科园做前期准备，100亿元注入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持本港研发，100亿元支持建设“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及“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科技创新平台”，最后还有100亿元直接给予科技园。这500亿应该是整份财政预算案最大手笔的投资，似乎亦符合新理财哲学中善用盈余、为未来投资的想法。然而特区政府这种投资，却也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回归以来，政府有两种运用资源的方法，但往往没有成效。第一是投资大量金钱成立一个大型项目，但结果却往往变成地产项目。例如数码港及科技园，虽然政府已投资大量金钱及土地，但香港至今依然没有任何顶尖的数码或科技公司。这次投放200亿到创科园，会否到最后也变为另一个地产项目，这的确令香港社会非常担忧。第二是设立不同的基金。曾荫权及梁振英在任期间都有此行动。设立基金有两个好处，首先是能对焦问题，其次是不会成为经常性开支以致为政府财政带来长远负担。然而，基金往往缺乏持续性。现时政府表现得比较好的是关爱基金，该基金主要目标是试行各种关爱弱势群体的计划，最终当计划成熟变为恒常计划时，仍要加入政府的经常性开支。而以基金去发展新的产业，例如这次再注资100亿的创新及科技基金，虽然批出的资金越来越多，但究竟有什么成效却不为人知。贸然加大注资可能也不会对创科产业有任何帮助。宜居宜业要全面规划政府的第二个目标是投资未来，使香港成为宜居宜业的智慧城市。预算案的重点没有放在智慧城市上，而是放在香港人现时最关注的土地房屋及医疗问题上。当然在土地方面，财政预算案还是集中在房屋用地，当中包括在未来五年兴建10万个公营房屋单位，而私营方面则预计未来五年平均每年有约20,800个单位，即合计亦有104,000户，公私营比例约为一比一。而医疗方面，现时最大的问题是人手不足，以及各个地区的资源分配非常不平均。预算案提出，将会以三年为一周期，按人口增长及结构逐步增加经常拨款，相信能有效改善区际资源不均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亦会与教资会研究，商讨在未来三年增加医学专业学生的资助学额，希望能够改善医生数量不足的问题。先不论预算案没有就目标提及的智慧城市作出响应及方案，就房屋及医疗这两个最大的民生议题而言，预算案的确已针对性拨出资源应对。然而政府在执行方面仍是困难重重。首先在医疗方面，医管局的各个地区联网都被批评为各自为政，因此地区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多年没有解决，即使以三年为一期调整资源分配，每次可以调整拉近的幅度有多少仍是疑问。房屋问题更难解决，虽然政府的确在不同地方尝试觅地建屋，但建屋之后所需要的交通及小区设施等配套却往往跟不上，这些问题在地区已为政府带来很大压力，但却因为政府部门之间欠缺协调导致类似问题不断重复。宜居宜业不应单是提供房屋，各类与民生有关的建设亦同样重要，只是预算案只集中在房屋供应量，而没有就整体规划作出预算及拨款，那这样的小区又怎可能会宜居呢？关爱未能全民共享预算案的第三个目标是关爱共享，这亦涉及香港社会上最有争议的话题，即在巨额盈余下，政府应否“派钱”。政府的角色之一是透过二次分配，照顾弱势，减少社会各阶层矛盾，但无差别地给每人派定额现金并不符合政府的理财哲学以及公平公义运用公帑的原则。最终政府决定不会全民“派钱”，但因盈余丰厚，仍需与市民共享成果，当中包括宽减薪俸税、个人入息税、利得税及差饷，另外针对领取社保的人士额外发放两个月的标准金额。从大方向而言，不全民等额派钱，而集中帮助有需要的人士，的确是较为合理的做法。然而，是次预算案最饱受批评的也是这部分。退税固然能令中产满意，而领取社保的人士当然亦欢迎额外两个月的金额，但问题在于，香港仍有一大批不需要交税也没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障的人士，他们勤奋工作，工资未达到交税标准，也不够资格申请社保，在这次的预算案中没有分享到任何成果。因此，这次分享成果的方法被批评为不鼓励勤奋工作，与香港精神背道而驰。总括而言，这次预算案提出了三个目标，针对投资未来及关爱共享两个目标，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却仍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最大问题是针对发展多元产业的投资，不仅设立的相关基金成果未明，而且对创科园的投资有可能让其沦为另一个地产项目。这笔总值500亿元的投资，到底会否真的如特区政府之前的产业投资一样，成为另一个没有回报的深渊，相信需要再多观察一段时期才有定论。不过，根据以前的经验来判断，市民很难抱正面期望。财算案提到理财新哲学，但审视其细节，其实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想法，未能有效运用国策去达到目标。香港发展到今天，要突破瓶颈再进一层，必定要与国家的发展方向同步，善用国策以提升投资成效。如果只是口念“一带一路”、“大湾区”，但没有好好想方法去落地，可以说是未能善用优势，不能算是一份能带领香港前进的好预算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8-05-2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实践方略和制度架构三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已经塑形于世。这是一个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顶层设计，是一个迈向未来、积极作为的顶层设计。 回顾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深思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决定，领悟今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历览习近平各次重要讲话，及至细观日前全文公开的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实践已经清晰展现，这些思想和实践向制度和法治的转化取得了重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理论、实践方略和制度架构三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已经塑形于世。这是一个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顶层设计，是一个迈向未来、积极作为的顶层设计。新顶层设计的主体内容新顶层设计的主体内容就是“一套思想理论体系”、“一套实践方略”及“一套政治法律和政策体制”。“一套思想理论体系”，指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构成的承前启后、贯通一体的思想理论体系。这套思想体系，扎根于中国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坚守民族特色和自信，继承和弘扬中共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精神，尊重并重视吸收各国各民族优秀思想文化，始终秉持科学、发展、革命与自我革命、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自觉遵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遵从人、自然和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一套实践方略”或者“行动策略”，即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述、宣传，牢牢掌握思想舆论和意识形态主动权、话语权。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理政内容，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守融传统与现代、道德与法律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朝着构建“和平、和谐、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全面部署未来30年以至更长久时期的建设任务和方略，坚持党领导一切工作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和保障、改善民生，坚持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这套方略的保障和动力。“一套政治法律和政策体制”，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实践的主要内容制度化、规范化，通过党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修改宪法、制定《监察法》等，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指导思想体系，把这些思想、实践和制度探索转化为清楚、明确、稳定的宪法、法律规范和政策，推动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变革，并且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和制度的继续探索、变革、创新及发展，提供宪法和法律根据。政治法律和政策架构是重点一、明确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政；完善立法体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推进依法行政，推进综合执法，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改革司法体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等。二、确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三位一体”制度，使中国《宪法》与中共《党章》之间协调一致。这个政治和法律架构，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总结自身历史经验和其它国家共产党执政失利教训的产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和保证。中共十八大以后，稳步确立习近平在党和国家的核心地位。中共十九大和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坚定确认习近平的党的核心、国家掌舵人、军队统帅和人民领袖地位。现在，这个政治格局显然已经超越特定个人的意义，它是一个“成功不必在我”的宪法制度，是宪法对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中的“主心骨”地位的确认和维护。三、以“革命”的精神和方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定一脉相承，具有三个鲜明特征：改革的全面性和全局性、改革的深入性和细致性、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这次改革，涉及了党、政、军、民（人民团体）、群（群团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社会组织，是全方位的机构改革，不再只是“行政机构改革”；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从机关到部门及内设机构，从“编制（体制）内”到“编制（体制）外”，都统筹谋划，细致操作；改革既要破除各部门、系统之间职权职责的不合理分割和壁垒，也要优化不同机关、部门和体系之间的联系、协作和配合，从而构建新型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治理及工作体系。四、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部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机关，不仅推动反腐全覆盖，而且推动反腐法治化、长效化和专业化。五、坚持“一国两制”，落实宪法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两个“基本法”，把维护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推进祖国统一，实现完全统一；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平发展、开放互利共赢，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国家、地区和全球安全，实现创新、包容和互惠，促进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新顶层设计面对中国、面向世界。面对中国，就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谋中国的发展，催发中国人民新的奋斗激情，带给中国人民新希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面向世界，就是把中共的战略意图和策略方案坦诚公布于世，让世人了解、理解中国的执政党和人民的理想信念、行动纲领和宗旨目标。面对中国，就是中国人自己要坚毅、沉稳地迈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不指望、不依赖他国来办好自己的事情，独立自主，自强不息，奋勇前行；面向世界，就是把中国的建设、发展，以及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与其它国家和民族对建设、发展和幸福生活的愿望、期待和追求融汇起来，在彼此之间架起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法律等桥梁，避免误判，消除阻隔，携手共进，和平共荣。理解这个新顶层设计，要明确五个观念。这五个观念是：新顶层设计不单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更是在中国和世界都进入新时代、出现新格局、面临新任务、承担新使命的国情、世情之下酝酿和提出的，因此，“为了中国，适应世界”，是这个新顶层设计活的灵魂；新顶层设计不谋求中国独大、超强，而谋求首先办好自己的事，并努力为人类的共同福祉做贡献，坚持合作而不对抗，互利共赢而非肥一己之私，携手和平建设，反对霸权、欺凌和侵夺，以此作为基本价值准则和手段；新顶层设计不只是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意志和蓝图，更是规划了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道路和策略；新顶层设计及其依托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仍然在深入探索、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和制度形态，远未进入“完成时”，达到“完整态”，而是仍然处于“进行时”和“完善中”，习近平及其领导的执政党和人民大众，还在不断进行着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这个新顶层设计是为避免走“老路”、“邪路”和弯路、错路而开出的新路和正路。路子对了，就要毫不动摇、一往无前地坚定、沉稳地走下去，直到胜利的终点。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8-05-21 特朗普当前的对华博弈原则：以多面进攻、漫天要价、极限施压为手段，同时在跨领域的多议题上与对手博弈，随后回转妥协，暗度陈仓，从而在核心利益上达成目标。面对特朗普这种超限战式打法，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去消解。 今年3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朝鲜、台湾、南海、贸易等问题上对华全面出击，试图在中国全面崛起之前半渡而击，摧毁中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特朗普当前的对华措施，集中体现了他在著作《交易的艺术》中阐释的博弈原则：以多面进攻、漫天要价、极限施压为手段，同时在跨领域的多议题上与对手博弈，随后回转妥协，暗度陈仓，从而在核心利益上达成目标。面对特朗普这种超限战式打法，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定力和智慧去消解。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沃尔兹认为，国际关系的演变动力来自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的首要考虑是生存，而暴力是维护其生存的最重要权力因素。在他看来，国际冲突最终要靠军事力量的使用或威慑来解决，而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体系结构，即以暴力为后盾的国家之间实力的分配。基于逻辑演绎和科学分析，沃尔兹认为两极体系最为稳定。前苏联解体后，国际体系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极结构。虽然中国国力急剧上升，但美国一直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9·11”事件后，美国受到伊斯兰恐怖组织这一非传统国际行为体的挑战，中美之间尚能展开合作。然而，在“伊斯兰国”被基本击垮后，美国为确保单极霸权地位，开始一步一步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更是变本加厉，演变到目前通过贸易战、科技战来狙击崛起的中国，瓦解中国对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能力，防止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有些学者曾经提出中美分治全球的G2 或者P2 模式，希望以此来稳定国际秩序。然而，在稳定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第一”之间，特朗普选择了后者，让世界与G2 或者P2 失之交臂。由于中国还没有实力成为与美国对等的一极，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会持续动荡，国际秩序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美国内部的阶级冲突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学说、制度建设与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严重脱节，完全忽视了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英国的脱欧运动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实际上是两国劳动阶层反抗资本、反抗建制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下，英美的制造业大量转向劳动力低廉的第三世界国家，英国中西部和美国中北部等传统工业地区被掏空，劳动者失去工作，收入无法增长。英美工业区域的经济衰退使得劳动者失去对美好生活的信心，造成文化颓废和社区解体，最终形成大规模社会危机与运动。为缓和阶级冲突，特朗普努力将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本土，收紧移民政策，同时筹措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让美国劳动者重新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并试图建立与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以及“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口号，从根本上看是更加内倾的政策诉求。事实上，特朗普的执政也更多地聚焦于经济、就业以及移民等备受中产阶级关注的民生议题。问题在于，特朗普不可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根治美国资本主义危机。主流派经济学家向来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模式视为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近几年来围绕中产阶层反抗、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之类问题的社会运动和学术辩论，把主流经济学的软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长期来看，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实际经济增长率，因此财富加速聚集到少数人的手中。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有生命力。特朗普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把矛头指向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带一路”倡议、在 5G网络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等发展，都让美国感到极大的威胁。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现实，在无法解决内部阶级矛盾的时候，力图用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来赢得选民的认同和支持。 网红企业家总统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总统，极其擅长商业和政治交易。作为企业家，特朗普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丛林世界，其生存法则是开拓、冒险、伪装、灵活、创新，所以他敢于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敢于破除陈规，奉行赤裸裸的实用主义。特朗普自诩为交易高手，善于运用谋略掩盖真实意图，根据国家和自身利益理性行事。他致力于利益优先、美国优先，所以即使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他都愿意坐下来与对手磋商。大多数企业家不顽固，手腕灵活，凡事都可以简化为生意，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判和交易，从而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特朗普力排众议，决定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参演过影视作品，做过电视节目主持人，是忠实的推特用户。作为“网红”，特朗普自恋、善变和反正统，具有与众不同的表演型人格。特朗普以自我为中心，哗众取宠，刻意迎合中产阶级对建制传统的反感，乐于把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第一位“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网络影响力。在处理内政和外交事务时，特朗普行事发言经常出人意表，不按常理出牌，不受传统规范的约束。极端、善变、情绪化的表达实质上是特朗普打造“网红”形象的一种精心算计，意在获得更多关注，赢得中产粉丝的支持，最后创造自己的利益。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一些为搏眼球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公知并无太大差别。强烈的军人情结特朗普幼年桀骜不驯，父母将他送往私立寄宿中学纽约军事学院就读，这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朗普最崇拜的人物包括美国名将巴顿和麦克阿瑟。虽然特朗普没有正式的从军经历，甚至有逃避兵役的嫌疑，但他在自传中表示，他一直坚信自己曾是军队的一分子。就读军校本身就是一种非传统的教育经历。特朗普适应了军校的严格训练，发挥出体育天分，磨砺了争强好胜的性格，学业成绩优良，多次受到嘉奖。军校塑造了特朗普独立、刚强、坚持的性格，培养了他高度的适应能力以及与众不同的领袖才能。特朗普经常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中学的军事训练。大量军人在特朗普内阁担任要职。特朗普喜欢重用军人，因为军人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崇拜威权，善用强力，执行力强，习惯于服从命令，比较符合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在他目前的团队里面，国务卿蓬佩奥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在军队服役5年；国防部长马蒂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白宫幕僚长凯利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上将，曾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内政部长津凯为美国海军退役中校；能源部长佩里曾是美国空军资深老兵；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上世纪60年代曾在美军服役。已经离任的官员中，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曾为美国陆军中将，前白宫高级顾问兼首席战略专家班农曾在美国海军任职。军人情结强化了特朗普独断专行的决策风格。许多内阁成员都是从推特上才知道总统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在用人方面，内阁成员只要持有不同意见，就免不了被特朗普炒鱿鱼的命运。前国务卿蒂勒森被解职，实际上表明特朗普不需要决策者，只需要忠实的执行人。这种乾纲独断的作风，避免了官僚的繁文缛节和议而不决的惰性，提高了决策效率，但是决策过程军事化大大增加了政策输出的风险。中国的对策以准同盟抵消美国单极霸权的影响。两极体系固然是稳定的，但目前世界距离两极体系仍然非常遥远。中国弥补的办法是建构“准两极体系”，通过联合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来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从而制衡美国的权力，同时弱化美国与友邦的同盟体系。基于这一考虑，中国需要强化与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保持与朝鲜、伊朗、古巴、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的密切合作关系，并善用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暂时缓和与日本因领土争端而产生的紧张对立关系，重启东亚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以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回应美国劳动者的诉求。皮凯蒂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是准确的，中产阶级的贫困会长期困扰世界各国。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阶层的财富不降反升，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则大幅缩水。当代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者，资本积累的逻辑必然导致中产阶级对资本的全面反抗。中国在21世纪有条件发展出“新时代综合理论”，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中国传统墨儒法道等学说融为一炉，回应世界范围内劳动者的利益诉求，既可以巩固自身政权合法性，又可以提升中国对美国社会的话语影响力。在中美互怼中，中方宜借鉴太极拳原理，以慢打快，以稳打快，以巧打快。面对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中方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庸人俗吏误导，开启与美国的所谓“新冷战”，而是要稳住阵脚，努力维护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大局，深化对美开放，遵循“曲则全，枉则直”的古训，准备适当妥协，同时不能无原则退让，坚持斗而不破，据理力争，巧妙地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影响美国大型跨国企业对华意见，分化其阵营，为我所用。针对特朗普的军人行事风格，中方在安全问题上必须以实力建立信用，既要保持与美国军方的良好沟通，又要强化包括核武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能力，掌握大国重器以及关键的核心技术，从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持久安全的获得必须以发达的高质量经济为后盾，所以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一带一路”倡议、5G网络、金融技术、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中方可以迂回应对，但终究不能在核心利益上让步，因为这关系到中方占领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能力。美国的强大来源于其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只有通过创新特别是掌握核心技术来获得发展动力。中兴事件于此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