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若怡 2018-04-17 激进的分裂主义者为达到“台独建国”目的而推行“去中国化”之举措，实非始于当今政府，自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可谓一以贯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历经重重劫难后的全面新生，台湾的复归更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我们应剑及履及地做好工作。 清末大思想家龚自珍曾说：“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激进的分裂主义者为达到“台独建国”目的而推行“去中国化”之举措，实非始于当今政府，自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文，可谓一以贯之。所不同者，端在今日反对党的力量愈加衰弱分散，而民进党的全面执政则为蔡英文的颟顸遂行，带来更多的推动助力罢了。2018年1月23日，蔡英文接受三立iNEWS谈话节目专访，被问到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否还是民进党的盟友。她表示，柯文哲必须对“台湾价值”进行再次确认，“让我们的支持者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起作战的人”。柯文哲则对此质问：“我也很想知道蔡的‘台湾价值’是什么？”那么，什么是蔡英文口中的“台湾价值”呢？台湾“去中国化”行为李登辉自出任“总统”以来，便标举“台湾人意识”，试图以之为核心建立台湾主体性，从而确立所谓的“台湾价值”，引为“独立建国”的基础，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去中国化”的工程。这是一个企图在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以人为手段与中国文化割裂的行为，其中尤以历史课纲的修订最为突出，彰显出他亟欲摘除台湾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因此，“去中国化”是强化“台湾人意识”、完善“台湾价值”的重要手段。“台湾意识”的提出与形塑：在政治上李登辉以“台湾”为政治实体之名，首先将“中华民国”改为“中华民国在台湾”，进而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蔡英文更是他1997年“两国论”的起草人。其次，李登辉在岛内极力鼓吹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是属于和中国人完全不同的“台湾民族”。他进而将岛内居民划分成原住民、客家人、台湾人与外省人四个族群，并以“原罪观”污蔑戕害外省人，以配合政治斗争挑起族群冲突，再把 “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以“仇中、反中”来增强台湾人的主体性。“台湾意识”的深化与灌输：为了使“台湾意识”深入“台湾人”的骨血，李、扁当政时期积极着手教科书的修订工作。1996年，李登辉任命提出“同心圆”史观的杜正胜为教育部顾问。该史观主张以台湾为中心，以台湾→中国→世界作为历史课本叙事的顺序，并改变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后（1949-1997）国、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本国史、世界史”并列的做法，而将“台湾史”独立出来与中国史、世界史等量齐观。1997年，李再任命他为国中版《认识台湾》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主委，并正式将《认识台湾》增加为国民中学的新课程。2004年，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教育部则依照“同心圆”史观修改高中历史课纲，自此以“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三个领域并列，其中“中国史”则不再被称为“本国史”。2017年7月3日，蔡政府教育部所属国家教育研究院公布《十二年国民义务教育社会领域课纲草案》，进一步在历史课纲草案中，把中国史的领域都删除，进而把“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并列，作为日后高中教科书授课范围。 上述课程纲目的改订，除规定学生们在国、高中各要读一年台湾史外，中国史的上课时数与分量，则被减少甚至删除归零。至于教材内容的修订则更加离谱，台湾历史不仅缩短至400年，举凡相关国族定位的部分，都将“我国”改为“中国”。例如“我国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改写成“玉山”或“中国的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以彰显台湾与中国无涉的主体性。更有甚者，则是极力美化日本侵华殖民历史，不但将日本的武装侵略和日军的残酷加害一笔掠过，代之以轻描淡写的“新的时代”、“日本人来了”，还增加日本对台湾现代化贡献、强调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台湾慰安妇为自愿等论述，无疑是将殖民地式的“台独史观”内化于教育之中，以求达致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目的。自称22岁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辉，声称台湾精神就是“武士道”的“日本精神”，这种把“奴隶根性”当做“台湾精神”，并塑造为“台湾价值”的心态，充斥在新版的国、高中教科书之中。因此，到了蔡英文执政时期，社会上弥漫着去“孙肖像”、拆“蒋铜像”、贬谪“孔庙”、复建日本“神社”的民粹之风，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过“去中国化”建构“台湾价值”根据2016年3月14日《联合报》以“民众对国族认同的意向变化”为题所做民调，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从1996年的44%、2006年的55%，攀升到本次的73%，创近20年来调查的新高；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则由20年前的31%、10年前的20%，降至此次调查的11%，为历次调查新低。作为建构“台湾价值”的重要手段，充满“台独”意识形态的历史教材被拿来堂而皇之地在教室宣讲，真可谓“去中国化”最深谋远虑的狠招，加上政治与媒体的操作和煽动，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次的民调中，台湾20-29岁年轻族群中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更高达85%，他们正好是适逢台湾进行教改、历史教育“去中国化”的一代，这相当程度地说明，所谓“天然独”，绝对不是与生俱来，教育与宣传在引导与形塑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16年11月4日，在蔡英文就职半年之际，《台湾竞争力论坛》公布“2016年下半年度国族认同调查结果”，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较前次增加5.2％，回升至52％，否定者从45.8％降至43％，认同首度超过50％。其中20-29岁的认同虽然只有28.1％，但相较于半年前已然增加4-6个百分点；其中愿为“台独”打仗的仅20%。到底“中华文化”与“台湾价值”的差异何在？多元包容的天下主义、求同存异的和谐理念、在生命的追求上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华文化，历经2,000余年的发展堪称体系完整。形而上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形而下者则器物习俗、礼仪规制无不完备。正所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相对于此，近期台湾教育部要求建国中学校方把挂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礼义廉耻”题字拿下，这不禁让我们疑惑什么是“台湾价值”、“台湾人意识”？它只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梦呓、抱美日大腿的奴才习性吗？抑或那个现在日本人都不再讲求的“武士道”精神？事实上，拿掉了中国人的习俗礼仪、文字语言与道德实践，“台湾价值”仅成了虚妄的概念。这样的台湾价值，英雄没有了、祖宗不见了、廉耻不要了；这样的“台湾价值”，神圣感消失了、时间感割裂了、归属感丧失了，又如何能号召台湾人献身“台独”之战？大陆须构建文化制高点 主动出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历经重重劫难后的全面新生，台湾的复归更是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就短、中、长期而言，我们应剑及履及地做好以下工作：一、祖国要有当仁不让的信心掌握中华文化的发言权。中国文化的根就深植于中华大地，中国人就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在“弘道以达知”、“推陈以创新”、“笃实以践行”的前提下，掌握道德文化的制高点，全面推动中华文化复兴，成为台湾人的向往与希望的灯塔。二、严禁独派学者赴大陆演讲、教学、研究并出版图书。或由于认识不清、或囿于信息不足，大陆高校与研究机构常以学术独立之名，邀请一些独派学者前往任教、演讲或为之出版书籍。更有甚者，据悉台湾版的国、高中教科书，亦在大陆书店发行销售，真是情何以堪！对于文化阵地的主导权，建议相关单位成立专责机构统一办理。三、持续推动“邀访交流”与“国民化待遇”政策。艾普罗民调显示，台湾人有一种“务实”的性格。由于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的僵化，《天下杂志》1月2日“2018国情民调”的结果显示，对于台湾的认同感、政府信心度，有高达72%的民众“不支持”。真是民意如流水呀！这跟近一年来大陆标举“两岸一家亲”的文化理念，并切实推动“国民化待遇”政策密切相关。相信在“青年邀访交流”、“国高中教师文史研习营”等两岸交流活动的持续举办下，台湾人那深藏在心灵深处的中华文化印记必然会被唤醒。
Month: April 2018
Richard LUI 2018-04-16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LegCo) by-election was held on 11 March 2018 following the disqualification of six lawmakers in the...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8-04-16 6名民主派议员因宣誓风波而被取消议员资格（DQ），选举管理委员会遂公布于2018年3月11日进行补选。是次补选于新界东、九龙西、港岛区各补选一个议席。根据立法会条例，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选举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然而，由于是次补选, 各区只有一个选席，因此比例代表制在单议席的补选下，等同于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只有得票最高者才可赢得议席。 6名民主派议员因宣誓风波而被取消议员资格（DQ），选举管理委员会遂公布于2018年3月11日进行补选。是次补选于新界东、九龙西、港岛区各补选一个议席。根据立法会条例，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选举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然而，由于是次补选, 各区只有一个议席，因此比例代表制在单议席的补选下，等同于单议席单票制的选举，只有得票最高者才可赢得议席。鉴于先后两宗DQ案令民主派在立会内共失去6个议席，其中5席来自直选，1席来自功能组别，泛民在补选前只余下14个直选议席和10个功能组别议席，因而失去分组表决的否决权。民主派希望能在今次补选的直选组别中全胜，取回表决否决权。为增加胜算及避免分裂，民主派曾于补选前进行“初选”，并于每个地方选区协调出一位候选人出选。泛民各党派在是次分区直选的补选中协调，同意各区只派一人参选。是次补选的地方选区投票率仅得43%，是过往两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最低的一次，泛民的总得票数量和比例也有下跌。建制派更首次在立法会补选中胜出：分别在地方选区及功能界别击败泛民主派，取得两席。在选举前一致被看好的姚松炎，最终在九龙西以2,400多票之差败予民建联的郑泳舜。在功能界别的建筑测量界，全国政协委员谢伟铨取得2929票的过半数选票，击败仅得2,345票的司马文。泛民主派在是次补选中，只有区诺轩与范国威两人在港岛和新界东地方选区胜出。 补选评析 低投票率证DQ符合民意。今次立法会补选，地方选区总体投票率仅43.13%，少于五成。在2012及2016两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都超过五成，投票率高一般都对泛民有利，让泛民在分区直选中的议席得以过半数。今次补选的投票率偏低，建制派的铁票便发挥重要作用。在九西的补选，姚松炎便以二千多票之差仅败于建制的郑泳舜。这次补选泛民炒作“DQ”、 “人大释法”、“一地两检”等议题。他们认为泛民支持者会因此在补选踊跃投票，用选票反对政府DQ他们的议员。泛民曾估计在这次补选的投票率会高于以往的补选，甚至与2012及2016两届的正式选举相若，可达到五成以上的投票率。可是，事与愿违，这次补选的整体地区投票率只有四成。这正好反映选民并不赞同泛民所提出的“反DQ”议题，这可能与选民不满泛民经常“拉布”、无休止的“争拗”有关。市民也并不一定会支持泛民反对“人大释法”、“一地两检”的立场；而且，唯一曾被DQ的姚松炎又选举落败。这更加证明“DQ”议题并不获普遍选民所支持。 打破“64黄金定律”。 所谓 “64黄金定律”，是指泛民与建制派每次选举的得票约为6与4之比。在这次补选的低投票率下，泛民所得票数大跌。九龙西的补选是回归后泛民与建制对决的首次败选。选举结果也打破了过往泛民与建制派得票率维持在6与4之比；在这次3区补选中，泛民与建制派选票差距明显缩窄：建制派的得票比例“逆流而上”已达到5与5之比。在泛民败选的九龙西，建制派的得票率上升了13个百分点至49.9%，港岛区建制派虽然败选，但得票率也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至47.2%。在九龙西选区，姚松炎输在未有足够小区支持而落败。在这选区可以看到建制派的地区组织能力极强，地区团体，特别是同乡会，街坊会等的动员催谷投票的宣传攻势强劲，更有部分居民是收到建制派团体的催票电话而投票。 泛民续失分组点票否决权。根据立法会的议事规则，议员提出的议案和修正案，必须在地区直选和功能界别中，分别获得过半数支持才可以通过，由于先后共有5名地区直选的泛民议员被DQ，民主派在地区直选的议员数目因而由原来的19人降至14人，建制派在地区直选中的分组点票人数首次占优，胜过泛民的人数。在今次补选中，民主派要在地区直选全取3席才能以17:16，取回分组点票的否决权。可是，这次补选泛民只能赢回2个地方直选议席，泛民在地方直选仍只有16席。这意味泛民若要取回分组点票否决权，必须在接下来的新东和九西的补选中完全胜出，全取两席。 泛民仍保有少数否决权。根据基本法，重大议案，例如特首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等政改议题，若需修改，必须经立法会至少三分之二议员投票通过。在是次补选后，建制有42席，就算在接下来的补选中建制能再取得新东和九西的两个议席，也只能控制议会中的44席，仍然不足三份之二；因此，就算政府再提政改，建制派仍未有足够票数通过。从反面来看，泛民要稳操少数否决权就至少要取得三分之一的议席；以现时议席分布情况，泛民虽然有24席，今次补选中又取回2席，即现时合共控制26席，仍可保住少数否决权。但是，26席只是仅仅超过三分之一少数否决权的安全线而已。倘若有中间游离的泛民议员，在重大议题上倒戈，泛民的少数否决权也可能随时不保。 本土派力量不能忽视。区诺轩获得137,181票，以近万票高于陈家佩而胜出。总得票率也高于五成（50.7%）。区诺轩的得票率也高于2016年换届时泛民及本土派阵营得票的总和（48.1%）。区诺轩在是次选举中，能成功吸纳本土派的支持得力于香港众志周庭和罗冠聪为其助选。本土派之中港独倾向较强的青年新政、本土民主前线等，其参选资格或议员资格被DQ后，已遭边缘化，影响力不再。香港众志也由于有自决倾向，先后有议员和参选人资格被DQ，很难再走入议会。可是，泛民在此次补选中赢得的2个直选议，都是由以独立议员或一人党身份参选的候选人而赢得的。他们其实也都带有一定的“本土”和“自决”的味道。他们的当选，有可能会把“本土”和“自决”议题重新带入议会。在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民主党在新界东的首三个大票仓，范国威的得票都不过半，在今次补选，由于民主党最终支持他出战新东，并把在自已最大票仓的票射向范国威，让他得票过半胜出。这也可能会助长这些带有本土色彩的政党的发展。区诺轩被认为是香港众志的Plan B，因此也带有自决的色彩。他藉泛民的支持因而得票率超过五成，这也可能做就自决派的复兴。建制派稳操功能组别。建制派的谢伟铨以584票差距，击败泛民对手司马文成功夺回议席，在2016年建筑测量界功能选举中，建制派曾由谢伟铨及林云峯二人出战，当时建制派虽然取得55.54%的过半数选票，但由于两个建制派之争反而分薄票源，致令姚松炎得以渔人之利。在是次补选中，由于建制派只派谢伟铨一人与泛民的司马文对战，建制与泛民双方都总动员，选民热烈投票，投票率达七成。最后谢伟铨获得2,929票击败只得2,345票的司马文重返议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8-04-16 国家倡导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区域内人员来往越加频繁，传统城市内部的公共品越趋外部化，成为城市群之间各区域共享的公共品。由于公共品的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公共品供给如果超越各城市的治理边界，就只能依靠区域间的自愿合作才能落地和实现。 伴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和不断推进，如何改进跨区域治理的合作机制，将成为珠三角城市群之间亟待突破的瓶颈。众所周知，珠三角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非常高。然而，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包括制度、政策和公共品的竞争。公共品在经济学上的特点是不具排它性、竞争性，这与私人品有所不同。包括教育、医疗、交通、治安等在内的公共品，主要供给者是政府。国家倡导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区域内人员来往越加频繁，传统城市内部的公共品越趋外部化，成为城市群之间各区域共享的公共品。由于公共品的非排它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公共品供给如果超越各城市的治理边界，就只能依靠区域间的自愿合作才能落地和实现。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加速，各区域地方政府可能即将面对大量出现的区域公共品需求。因此，各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更多的区域合作或联合治理等方式，解决跨行政区域的事项，如环境保护、交通设施、人口流动、水域管理、城市规划、区域协调等问题。珠澳区域合作的现状及问题从《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实施，到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新区批准设立，中央政府始终关注珠澳两地合作发展。因中央的高度重视，近年珠澳双方共同努力，抓住横琴开发与港珠澳大桥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务实推进两地合作交流，已取得显著的成绩。回顾历史，无论是“珠海特区”，还是“横琴新区”，都是在“一国两制”的设想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说珠澳两地合作，从最初的顶层设计考虑，可以形成优势互补，促进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维护澳门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从而丰富和完善“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尽管珠澳合作取得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问题。2015年两会期间就有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指出，横琴的发展模式偏离原来中央为珠澳合作订定的政策目标，未能配合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需要。澳门需要充分吸取横琴开发的教训，例如在规划过程中，澳门特区政府缺少参与，五平方公里粤澳合作产业园没有划定界限，澳门项目零碎分布在各片区，以致在规划上无法衔接。同时，在招商引资方面，澳门政府只有推荐权，而没有决定权和管理权。所以，横琴的产业规划不但未能真正做到与澳门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反而形成了正面竞争的关系。在珠澳区域合作过程中，目前的机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缺乏常设机构推动区域合作。当前合作架构看上去似乎很完善，但在合作项目的落实工作中，部门之间的对接协调存在困难，专责工作小组的作用不大，很多项目没有人主动牵头。一些合作项目往往在一个小细节上出现有关部门意见不一后就只好停顿。政府各有关部门都有正常的份內工作，合作事项不落实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影响其工作绩效，因此合作项目有时被晾在一边，得不到重视。其次，合作资金问题协调困难。在合作中，很多项目涉及到资金问题，而且由于缺乏协调机制，解决起来比较困难，往往因为经费分摊比重意见不一而无法正常推进。最后，问责及评估机制有待建立。目前合作中，对专责部门并没有订立问责制度，这样有可能导致未来合作项目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合作项目的推进也没有评估机制，这需要特别关注。区域合作的公共品供给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各种跨区域公共品的缺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这需要区域内的各级公共行政主体合作提供。恰当的区域公共品生产和机制建立，有利于区域合作的推进，从而找到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区域稳定、协调发展、社会公平和区域治理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供给必需的“区域公共品”，成为区域政府和第三部门治理“区域公共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可以借鉴长三角地区和美国水利管理的经验，研究在区域合作的公共品供给方面采取类似政策的可行性。第一，参考长三角区域的合作机制。长三角地区建立了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包括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决策层即“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主要负责决定长三角区域合作方向、原则、目标与重点等重大问题。协调层则由常务副省市长牵头，落实部署，推进区域重大合作事项。执行层即“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重点合作专题组”，以及“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合作组”，具体负责在各个领域和城市间开展合作。这个机制的建立，不但有助提升行政效率，也为推进长三角区域合作奠定基础。第二，参考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区域合作经验。TVA是一个典型的跨区域治理案例。该管理局成立于1933年5月，是大萧条时代罗斯福总统规划专责解决田纳西河谷一切问题的机构。由于田纳西河流域涉及多个州，而各州的权力都很大，因此只有通过联邦立法，才能确保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顺利进行。为此，1933年美国国会专门通过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赋予TVA规划、开发、利用、保护流域内各种自然资源的权力，包括独立行使人事权、土地征用权、项目开发权、流域经济发展及综合治理权和向其它领域投资开发权。该法案还历经多次修改和调整，进一步扩大TVA的权力，使得TVA可以在田纳西河全河流域进行跨州的统一规划，制定开发建设的具体方案，为田纳西河流域长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区域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设想从长三角区域的合作机制和美国区域协调管理的做法和经验看，各类跨区域行政组织都把区域规划作为其主要政策重点，体现区域规划的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因此，建立好跨区域的管理机构，比如区域经济联席会议、区域经济联盟或协调委员会等机构，并赋予相应的全局规划和调控权，由它来处理解决单一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难点问题，如区域经济实施中必然牵涉到的税收、资源外流等各种利益分配问题，协调跨区域间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关系等问题。从美国的经验看，区域规划能否顺利实施，关键在于法律的保障。目前我国尚无“区域规划法”规范经济圈区域，可以考虑着手研究制定“区域规划编制和管理条例”，从而逐步确立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有了法律的保障，便可以消除政策障碍和行政壁垒，真正实现资源共享、相互开放市场、科技人才互相流动、产业密切合作以及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共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根据区域城市群内一些成熟经济圈的实际情况，建议成立“区域公共品管理委员会”，构筑重大公共品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例如，参考长三角地区市长级别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可以成立例如“区域交通管理委员会”或“跨境基础设施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可以借着港珠澳大桥即将落成的机遇，集合区域内城市的政府以及国家部委，负责这些重大项目的管理、营运、保护和监督工作。该委员会既要发挥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协调地方政府方面的作用，同时也应具有一定的自治性质。因此，委员会内部需下设承担决策、实施与监察职责的部门。综上所述，区域公共品的制度设计，既要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调动区域内部各个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尊重中央政府的权威性；既相互自治，又相互协商，发挥分权和集权作用，才能合理协调各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