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月 2018-03-12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会自然得出结论：台湾仍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任何关联台湾问题的事件，无不折射出那个时段的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美关系问题，1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当然也不例外。 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我们会自然得出结论：台湾仍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内容就是台湾问题。任何关联台湾问题的事件，无不折射出那个时段的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美关系问题，1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当然也不例外。“快三步”探底中国红线2016年12月，美国通过“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美台军事交流”列入法案，提升了美台军事交流的层级，不仅突破了美台现役军人交往的级别和美台军售规模，而且突破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的美台现役军官互访限制。2017年12月12日，特朗普签署美国“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美台军舰互访”列入其中。从现役人员的交流到作战平台的互访，美台“军事同盟关系”往前挪了一大步。2018年1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初衷不仅是实现双方现役军人、武器装备及作战平台互访等等，而且是实现包括最高层级即决策层的互访和交流。从上到下，囊括美台所有人员的互访、交流，简直就是两个“国家”间正常的外交活动。从放开双方现役军人互访到作战平台的互访，再到通过法案实现美台各种级别的官方互访，都是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的，是典型的“快三步”。密集抛出涉台议案，步步都是冲着中国的红线而来，一步比一步尺度大，一步比一步更激进，突破中美关系底线，意欲废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非常危险的态势。美国国会频繁出现涉台问题的根源1. 美国国会“台湾游说团”的推动。美国国会“台湾游说团”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蒋介石聘请的顾问就是美国知名公关企业莱特公司。“台湾游说团”是美国重要的院外利益集团，曾经长期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2000年3月10日，美国30位众议员联名提出“支持台湾民主选举决议案”。同年11月4日，多名众议员直接参与“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全美展开的示威活动，抗议美国限制台湾高层官员“过境”的做法。2018年，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参议院三分之一的席位和众议院全部议席都将更换。议员们为了竞选连任，对台湾的政治捐款兴趣浓厚，特别是众议员每两年就改选一次，所以随时都在募捐。在台湾当局的“银弹”攻势下，台湾议题就会经常出现在美国议员的议案中。2. 台湾执政当局急于扭转不利形势。岛内在遭遇“外交”低谷以后，各项政策又推行不力，民众对执政当局的支持度持续下降。根据台湾1月28至30日的民调，对蔡英文的不满意度高达60.3%，再创新高。因此，民进党迫切需要一些力挺台湾执政当局的事件发生，来提升其在民众中的威望。民进党认为，如果能得到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认可”，建立近乎“国与国”的关系，就一定能保住其执政地位。所以，台湾执政当局不惜血本，套近与美国的关系，以求扭转当前的颓势，推进其“台独”政治“抱负”。3. 美国自身的战略需求。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后，亚太战略迟迟没有定论，甚至连负责亚太事务的外交人员也长时间空缺。这不是说美国要放弃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让渡或部分让渡其在亚太地区的权力，只是在“美国优先”的战略语境下，美国改变或暂时改变在亚太的战略方向，区分轻重缓急，略有不同。“台湾旅行法”正是在这种战略态势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制衡中国的手段，也是美国当前战略需求的现实体现。我们从美国近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及特朗普的国情咨文等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再加上当前中美的贸易摩擦，这些足以反映出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那种担忧与扭曲的心态。中美对“台湾旅行法”的反应1. 特朗普的选择将决定美国对华战略方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采用众议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版本，于2月9日毫无异议地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议案。数周之内，参议院将就“台湾旅行法”进行表决。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台湾旅行法”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大，并且与众议院是同一版本，届时国会将提交一个统一的版本直接送白宫由总统签署，因此，特朗普的对台态度是决定“台湾旅行法”能否成行的关键。当前很多学者对特朗普的认识存在误区，习惯性地把他看成一位商人，而不是美国总统。恰恰相反，我们认识特朗普首先要看到他是美国总统，其次才是曾经身为商人。他一直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目标，只不过其决策过程当中带有商人的方式方法。“美国优先”优先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的是美国生死攸关利益与次要利益的次序，优先的是美国战略方向的先后顺序。前“一二步”涉台提案都夹带在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特朗普不便行使否决权，“快三步”的第三个涉台提案是独立的法案，特朗普容易对其行使否决权。正如美国戴维森学院教授任雪莉所言，特朗普政府在对台政策上需要的是一致性和可预见性。如果特朗普真的失去理性，签署这个法案，那么整个中美关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难题，美国也不能独善其身，其利益必将受到牵连和打击，陷入困境。2. 中国要沉着面对“台湾旅行法”。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台湾旅行法”一旦成为法律，即使特朗普政府不去实实在在地履行，它所带来的影响及危害跟“与台湾关系法”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台湾旅行法”最终通过，那就意味着美台交往正式官方化，意味着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在美国参议院未表决的数周内，该对美国国会谴责的要谴责，该对特朗普政府施压的要施压，重点要放在做特朗普本人工作上面，同时要做其执政团队成员的工作。此外，中国应做好“台湾旅行法”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的各种预案。如果美台高级别官员实现互访和交流，不仅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被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也将被严重冲击，势必会在台海地区酿成高强度的对抗，地动山摇就成为可能。中国对此要有最坏的打算，要做最充足的准备。未雨绸缪 顺势而为1. 中国应把握好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美国一直强调不希望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台湾旅行法”一旦通过，美台官方交往将公开化，美台官方关系的形成是美国对台海现状的打破，这也为中国大陆统一台湾提供了良机。况且，台湾问题不能再无限期拖下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不能让台湾问题始终成为他国制衡中国的“法宝”，并且要在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做最成功的事。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不在最好的时期把握住统一台湾的机会，就有可能失之交臂，再去创造机会，那就难上加难了。2. “武统”要成为优先选项。现在看来，解决台湾问题靠等是等不来的，和平统一台湾的愿景恐难实现，多有变数。因此，要考虑把“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变换为“武力统一台湾”作为优先选项。当然，“武统”要考虑到美国等国家军事干预的问题。美国总体实力强，中国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台湾紧挨中国大陆，中国与美国相比，有先天的地缘优势，即使距离台湾最近的日、韩基地美军干预，以目前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能够有效压制美军的干预，美军在台海地区的优势不再那么明显。更何况，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坚守统一台湾的底线，中国会不惜战争成本。3. 成本与代价会让美国做出理性的选择。当前应该说是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美国冒险为“台独”背书，与中国展开一场对抗，代价未免太大。1996年台海危机时，美国派出了航母战斗群为台湾打气，但最终抵挡不住各种压力，考虑到成本与代价而主动选择撤离。如今，美国国力相对不济，而中国已今非昔比。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军事现代化的投入，形成了反介入战略。此时，美国再来干预台海局势，恐怕成本更大，付出的代价更多。“美国优先”的战略目标、重振美国的理想、使美国变得更强大的愿望，恐怕难以为继。美国是一个崇尚实用主义哲学的国家，实用主义是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做事所遵从的首要原则。中国要提高美国介入的成本与代价，让其明白干预可能导致自身利益严重受损或其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促其权衡利弊，最终做出理性的选择。
Month: March 2018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裕庆 张立齐 2018-03-05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下，加强“一国”政策和优化“两制”关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陆会更加自信地建构“祖国大家庭”，促进两岸融合，推动两岸关系进入“新时代”。 在十九大报告中我们看到大陆对台政策的新变化。“我们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这表明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下，加强“一国”政策和优化“两制”关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陆会更加自信地建构“祖国大家庭”，促进两岸融合，推动两岸关系进入“新时代”。台胞进入大陆体制内服务两岸关系的发展从和平发展的道路转为融合发展的方向是大势所趋。两者看似很接近，但实际意义却完全不同。和平发展是针对两个矛盾体所谈的道路，而融合发展却是专门给一家人开辟的亲情道路。后者将成为解决两岸之间长期隔阂的具体方式，并界定未来的政策方向。两岸之间现在交流虽然频繁，但事实上长期以来台胞还是维持一种既是中国人又是“境外人士”的身份，导致台胞一直无法进一步融入大陆社会经济中。彼此同文同种，但长期被当成“境外人士”对待就容易固化身份隔阂。因此，未来两岸关系若要持续推进反独促统，首要任务是实现两岸同胞真实的融合发展，让彼此通过融合达到“心灵契合”。基于台湾同胞是“在台湾地区居住的中国公民”这一法律逻辑，大陆未来应该依照宪法与相关法律原则，向台湾同胞提供越来越多的居民待遇，并大力鼓励台湾青年参与大陆体制内干部培训，如上党课、入党与各种干部培训机会，并且引导他们参与大陆政府的各种工作，让台湾青年成为未来反独促统的核心力量。在不久的将来，希望台湾同胞可以在大陆自由发展，在法律身份待遇上和大陆同胞一致，在参政、参军、党务、政务方面有职业发展空间，例如在台湾从事教育事业的同胞可以成为大陆教育系统官员，甚至有到地方政府锻炼的机会。如果机制安排能朝这些方向发展，那么大陆既能解决承诺“两制”的问题，同时又能提高台湾人民尤其是精英官僚对“一国”的认同。目前福建平潭实行台胞在大陆政府内工作的政策，但这远未能满足台湾青年想到更多大陆地方政府服务的意愿。在许多体制内干部培训中，台湾同胞常因身份认证问题被排斥，导致台湾同胞出现“自己是否是中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困惑。其实，只要台胞接受大陆政府体制内干部培训并通过政治审查，就可依据相关法律赋予其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享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让台胞由顾问成为真正有编制的公务员。雇佣合格而有完整政治培训的台湾同胞在大陆体制内服务，是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唯有这样，台湾同胞才可以在两岸统一前提前融入大陆社会。 融合发展的新思路两岸融合发展工作，除了台胞关注的18位身份证号码问题外，还可以从以下诸方面努力。第一，区别对待台湾各县市，制定更多接地气的政策。台湾所据福建沿岸岛屿居民的思维，与台湾本岛人民思考方式不一样。蔡英文当局最近的倒行逆施，导致两岸关系后退，严重影响金门老百姓生活。大陆可以使用“闽台分离”与“区块分离”方式来制定更多接地气的政策，更好地分配两岸政策资源。只要某县市公开表态反独促统，坚持“一个中国”，我们就应该优先给予红利待遇，从而给予台湾基层县市反独促统的竞赛动力。第二，台湾研究的视角要更加多元化，鼓励心理学、哲学甚至文学专家加入研究团队。台湾问题本来就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课题，对台湾青年的心理及其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有助于更深入了解台湾青年社会运动。大陆对台湾青年的宣导，可“多以图片少文字”和“多以轻松调侃少说教”的方式，传播两岸新话题，不要把连大陆同胞都觉得枯燥乏味的过气宣导方式用在涉台青年宣导上。第三，包容台湾青年，引导他们改变思维。最近台湾媒体报道，有所谓“太阳花学运”参与者隐姓埋名来大陆工作。其实，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待他们，不妨学习先贤统一华夏的胸怀，大度“安抚收服”这些曾经参加过反对祖国活动、后来又真正觉悟的台湾青年，并且给予他们认识祖国、改变自己的机会。根据历史的经验，这种真心悔悟的人才，反而愿意在前线为统一大业工作，愿意为国牺牲与奉献，并且会成为说服群众参与祖国统一工作的见证人。我们应该敞开胸怀，让祖国本身的实力改变他们，创造他们崭新的未来。两岸交流应面向台湾社会各阶层大陆应持开放的态度，让台胞有机会参与祖国发展建设，解决台胞圈内诟病已久的“被代表”现象。不要害怕台胞说真话，要让体制消化他们多元的声音，让台胞变成一支建设祖国的生力军。建议所有涉台座谈会与论坛，都效法“三三制”的人员参与原则，让三分之一的台商、三分之一的政党与社团代表、三分之一没有身份背景的基层群众来参与，这样就能让真正多元的声音发出来，供大陆政府选择与采纳。这样也会让台胞更认同大陆，而不会与大陆产生距离感，台商、政党、社团垄断台胞舆论的情况得以杜绝，从而成为台湾各个阶层融入大陆的沟通典范。完成两岸融合发展的目标，要求深化两岸交流工作。我们应遵循依法治国的原则，把台胞作为中国公民的一部分，恢复其权利与义务，划清其与“割据政权”、“台独”势力的界线，真正让台湾同胞成为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大陆方面应该积极凸显自信，坚持原则，不要一味让利妥协，从而提升交流方式的深度和工作水平，使各个阶层的台湾同胞完全了解大陆社会自由、多元、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貌，进而达到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只要台湾同胞愿意主动亲近祖国，了解大陆，彼此融合，国家统一就会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