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8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8-12-03 在外部力量有意分化统派以及统派内部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台湾统派长期难以实现团结整合。因此，如何实现台湾统派的大团结与大联合，组建广泛的统派选举联盟，是岛内“反独促统”的重中之重。 台湾统运的兴衰一直与台湾统派的团结和分裂有关，统派团结则统运蓬勃，统派分裂则统运艰难。在外部力量有意分化统派以及统派内部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加剧的双重影响下，台湾统派长期难以实现团结整合，使得统派政党和团体的力量过于分散，在台湾选举中难以有效取得政治席位，因而导致20多年来台湾民意光谱中“台独”和“独台”两大板块均大于“统一”。没有强有力的“促统”力量便难以有效“反独”，这是岛内“反独促统”进程至今仍十分艰难的结构性因素。因此，如何实现台湾统派的大团结与大联合，组建广泛的统派选举联盟，是岛内“反独促统”的重中之重。碎片化的台湾统派多年来，台湾统派整合程度一直较低，除了松散的活动合作、大型集会的共同动员之外，在政党与选举方面几乎没有成熟的整合机制。究其原因，除了美国和台湾绿营的长期打压与分裂举措之外，台湾统派内部“左、中、右”不同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各个统派政党和团体之间历史遗留的矛盾，都是使统派整合变得困难重重的原因。统派力量碎片化的格局，直接导致统派在台湾政治舞台上长期被边缘化。尤其在台湾立委选举制度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以来，区域立委选举逐渐走向两大党对决，一般小党很难在区域立委选举中胜出，再加上所有政党只有获得5%以上的政党票才能取得不分区立委席次，这大幅增加了小党取得政治席次的困难。新的障碍和门槛使得台湾的中小政党普遍走向泡沫化，严重压缩统派政党的生存空间。在过去20多年间，属于右统的新党曾经是台湾统派中最具有选举政治能量的政党。新党成立之初便在1995年的立委选举中取得13%的得票率和21个席次，1998年也有7.1%的得票率和11个席次，几度成为台湾第三大党。然而随着亲民党的崛起，新党在各届立委选举中快速泡沫化。2001年得票率剧降至2.6%，当选席次仅剩1个；2004年得票率仅剩0.12%，维持1个当选席次。在台湾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后，新党在2008、2012、2016年的立委选举中政党票的得票率分别为3.95%、1.74%、4.18%，均未达到5%的门槛，无法取得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形成自2008年以后便再无一个统派小政党能够立足于立法院的困境。可见统派政党只有通过组建选举联盟，集中选票方能一举突破5%的政党票门槛。民进党二次乱政下民心思变台湾民意绿化在2014年“太阳花学运”到2016年大选期间达到最高峰，但是民进党在二次上台执政后，完全无心于经济发展，只是将精力放在政治清算和自肥上，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全面崩坏，台湾经济螺旋式下沉，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青年和基层百姓对未来失去希望。反观中国大陆，多年来励精图治，虽然面临外部压力，但经济与科技仍然高速蓬勃发展，大陆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薪资平均水平和增长幅度已超过台湾。两岸相较之下，大陆对台湾的磁吸力快速扩大，形成台湾各年龄层、各行业领域全面西进大陆的新浪潮。从此前的年金改革、劳基法修订等强渡关山的做法，再到今年8月台湾南部各县市大面积水灾以及台湾旅客滞留日本关西机场等一系列事件，民进党所作所为完全暴露出执政者的傲慢，丝毫不将百姓的生存和需求放在心里，蔡英文坐在“云豹”车上视察水灾地区的视频和照片更是通过互联网和媒体传遍全台。在民心思变下，台湾“统独”民意的结构开始松动翻转。綜合比岛内多家民调数据十分明确地显示两年来已出现“统升独降”的趋势，有别于1997至2016年期间维持了20年的“统降独升”趋势，这代表统派力量壮大发展的民意土壤基础正在逐渐形成。此外，多家民调也显示，无特定政党倾向的无色选民已经超过半数民众，传统上蓝绿两大党垄断台湾政治板块的格局也正在解构，代表未来选举中很可能会有半数选民将选票投给非两大党的无党籍人士，或者其它中小政党或政党联盟，这为过去长期不见容于蓝绿两大党的台湾统派抢进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平等结盟扩大统派选举战果由于台湾统派长期在主流政治外碎片化、边缘化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台湾其它小党的发展经验。台湾小党在选举期间的合作主要有两种模式可供台湾统派参考，其一是亲民党与民国党的合作模式，其二是绿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模式，两者差别在于是否公推大选候选人，以及是否共同登记一张政党票。亲民党与民国党在2016年选举中联合推出大选的正副候选人，分别由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和民国党主席徐欣莹担任，但两党在政党票方面仍然各自登记。该合作模式的结果是，双方在大选中共获得12.83%的选票，同时亲民党取得6.52%的政党票，而民国党则只获得1.62%的政党票，民国党无法超越5%门槛取得不分区席次，而亲民党的得票率与其全盛时期也相距甚远。绿党与社会民主党在2016年选举中联合组成“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简称为“绿社盟”，共同登记为一张政党票，但双方仍然保留各自政党的运作机制。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集中选票在同一张政党票，争取超过5%的不分区席次门槛。虽然绿社盟在2016年选举中仅获得2.52%的政党票，但作为两个原本几无政治影响力的小党，首次联合登记参选便取得如此成绩，实属难能可贵。亲民党与民国党的政治结盟，在2016年大选中共获得12.83%的得票率，但两党不分区政党票合计则只有8.14%，两者相差达4.69%，这部分选民采取了分开投票，大选支持宋楚瑜和徐欣莹，但是政党票并未投给亲民党或民国党。倘若在该次选举中，亲民党与民国党共同登记一张政党票，或许政党票的得票率还能进一步提高，从而增加两党联盟在立法部门的席次。统派政党在2016年选举中也出现类似情况，新党和中华统一促进党分别获得4.18%和0.46%的政党票得票率，均未能达到5%的门槛。倘若当年选举中，全台所有统派政党和统派团体全部登记为一张政党票，台湾统派便有机会超过5%的政党票门槛，一举进入立法院。至于地方县市议员选举的难度则更高，需要长期在地经营与大笔选举经费，即便能够选上几席议员，也无法牵动全台“统独”结构的大局。因此，鉴于台湾统派政党和政治团体边缘化、分散化、泡沫化的基本生态，台湾统派需要参考借鉴“绿社盟模式”，针对2020年立委选举，在2019年组成跨政党和跨团体的统派选举联盟，各个政党和团体平时继续维持各自的独立运作，在选举期间则以双旗帜进行活动，一面旗帜属于自己政党或团体，另一面旗帜则属于统派选举联盟。考虑到统派当前的特殊生态，彼此平等结盟并且采取主席团和轮值主席机制，更加有助于扩大落实联合范围。其后通过媒体文宣广泛号召所有支持统一的政党、团体和民众，在立委政党票上全部投给统派选举联盟，集中选票以争取超过5%的不分区政党票门槛，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战果，争取获得10%以上的得票率，进而取得更多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在立法院组建统派联盟的跨党派联合党团，使整个统派联盟能够在“台独”和“独台”两大板块之外，形成台湾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总结而言，组建一个针对2020年立委不分区政党票的跨党统派选举联盟，既有扭转民意结构的必要性，也有具体操作的可行性，同时还有时间上的紧迫性，需要所有统派政党和团体以国家民族统一为重，与各个友党友会平等结盟。也唯有统派选举联盟进入立法院组成党团，在两岸当前如此严峻、复杂、恶劣的情势下，和平统一的几率才能重新提高，如此则统派幸甚，台湾幸甚，两岸幸甚。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8-11-19 就当前中国而言，核心内容在于一党执政、社会改良、文化维新以及成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保育政治的具体措施不一而足，但至少应该包括乡镇直选、社区民主、联署立法、公民陪审、性别平权、维护个权、节制资本等等。 优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需要以理性的个体主义文化为土壤。民主政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植根于欧洲传统的个体主义文化，其中个人权利极大彰显，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契约性人际关系。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摆脱了家庭、家族、社区和机构的限制，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主要基于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判断，令选举的结果更合乎理性。中国社会的变迁由于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与儒家传统，中国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和权力社会，个体的权利既受制于血缘以及身份性人际关系，也受制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权力结构。儒家文化压抑个性，阻碍个体主义的发育，如果不经改良，将难以托起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的过程中，如果将基于个体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国，国家会在短期内出现严重失序。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存在独特之处。中共建政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单位体制，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同时也促成了家庭、家族、同乡等传统人情纽带的逐渐复归。这种在改革中重新出现的社会力量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成为理性民族主义的养分，但这些传统力量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障碍。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和科技飞跃，如今互联网应用已经高度普及。由于收入增加、教育普及和网络扩张，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崩塌，社会底层和中产阶层获得便捷的发声渠道，而各种资本利益集团则可以通过商业化的传媒操纵民意，导致社会动员更容易、更高效、更广泛，社会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失序。由于中国尚未发展为成熟的法治国家，国家制度建设滞后，各种社会力量为了自身的利益，围绕网络平台，采取激进的普力夺方式互相倾轧，这不仅威胁国家既有的发展成果，也威胁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到民族国家本身的生存。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已经相当开放，利益多元化已是既成事实。年轻人对刻板的意识形态教育产生冷漠感，个人权利意识上涨，要求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依然尊重权威，但同时要求监督和制约官僚体系和资本阶层的行为，要求在私人和公共领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话语权。激进主义在中国本来已经式微，但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问题尖锐化，再加上英国脱欧、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等外部事件推波助澜，导致极左和极右利益集团冲突渐趋激烈，其背后的知识分子及其发表的言论也进一步激进化。所幸的是，目前年轻人的诉求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事项，更关注经济社会问题，对政治参与并无太大热情。新权威的合理性新权威主义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威权政治，主张通过短期过渡性集权来推动社会的长期发展，通过政治集权来发展自由经济，并始终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新权威主要出现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的新权威主义者支持移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有的则主张建构有别于西方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他们都相信，如果要限制权威，则首先要建立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权威体制是社会最后的选择，是在确定民主体制会带来巨大破坏性后果下的替代物。制度建设的落后，往往是落后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在经济腾飞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目中无法甚至身怀政治野心、一心改变政治秩序的强大利益集团。资本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复杂，各方为了私利激烈博弈，最后牺牲的是普通公民利益和社会秩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通过法律制度来界定，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普力夺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秩序的维护不得不求助于暴力。后进国家的资本利益集团不是在法治环境和市场经济下发展起来的，缺乏西方国家资本阶层的法规意识和市场认知，迷信以权牟利、官商勾结和政治操纵。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较低，规范滞后，资本利益集团不愿通过研发核心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创新管理制度等市场行为来发展企业，更多的是通过抄袭、造假、欺诈、分赃、操控信息和掠夺国有资产等手段来聚敛财富。由于有先进国家作样板，落后国家可以在技术研发和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减少投入，直接学习、模仿甚至抄袭先进国家的成果。这种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弱点在于此种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缺乏原创性和持续性，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制度的移植缺乏个体主义文化和法治土壤，忽视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和核心技术研发。因此，高速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多社会和制度变革压力。晚清的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但由于忽视个体主义文化培育，社会、文化、制度建设缺失，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助推器。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当前仍然缺乏全面民主化的条件，不可急于推行欧美式民主，当务之急是培育成熟的个体主义文化以及与之适应的社会制度。基于历史的教训，加强中央权威，孵化个体主义文化，就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和现代化建设顺理成章的选择。新权威的历史局限性新权威坚持现代化导向，垄断暴力工具，可以防止利益集团的破坏，培植现代性所需的土壤，其合法性既来源于突出的政绩，尤其是经济发展，也来自于传统以及构建的价值观，然而新权威主义天然存在许多局限性。首先，新权威体制不能对权力有效制衡。它缺乏节制威权的制度设计，容易回归过时的专制制度。在新权威体制下，选举流于形式，竞争对手的失败发生在选举之前，当选者总是由小圈子内部决定，在民众中缺乏真实的拥戴，需要通过集权和文宣来巩固地位。在权威体制下，公民被迫容忍必要的恶，无力改变权力在小范围内的滥用和腐败。其次，新权威主义的退出机制也是个难点。它缺乏从威权体制升级为现代民主制的措施，容易造成对威权的路径依赖。在中国，威权制度催生庞大的官僚体系，治国理政的成本居高不下，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但是迅速裁撤冗余官员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使改革自身失去操盘手。威权体制下的信仰操控往往以牺牲民众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创造能力为代价，在权威退出之后，民众往往无所适从，失去方向感和原有的生活轨迹。第三，新权威无法将经济发展成果转换成民主政治的资源。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民主化成正相关，而实际情况是，由于权威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长时间的权威体制容易滋生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阶层围猎官僚阶层，左右公共政策，让国家公器服务于集团利益，导致国家不可避免地全面腐败。特殊利益集团依靠权力，攫取巨额财富，结果成了权威的同盟军甚至白手套，使民主化的目标愈加遥远。第四，新权威不符合新时代中产阶层的根本利益。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劳动者，具有现代化意识，其自身的利益其实就是社会的主体利益。传统中产阶层排斥激进主义，政治参与意识不高，本来是权威体制的认同者。然而，互联网时代的中产追求自我意识、社会参与、言论自由、平等机会、共同富裕等，目前风起云涌的Me Too运动其实预示着中国个体主义精神的兴起。在这些事项上，新权威体制更契合传统官僚和资本的利益，而与网络时代的中产阶层利益严重冲突。保育政治作为后进国家在早期现代化阶段的一个特殊政治形态，新权威主义需要构建理性的社会与文化、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法治。如此，随后建立的民主政治才不会成为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迎合民意、牺牲公意的体制。然而，新权威主义在后发劣势下容易陷入困境，无法完成现代化任务。在不改良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前提下，抄袭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容易助长政府和民众的自高自大和低质量财富，刺激利益集团与民争利，损害公共利益，阻碍可持续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需要开辟一条迈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而保育政治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保育是一个生态概念，包含保护与培育内涵，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并协调人类与生态的相互关系。保育主义作为政治概念，兼顾历史连续性和未来开放性，强调保护社会秩序，善用传统价值，培育新生价值观、文化、社会生态、经济制度直至政治制度。它强调实事求是，渐进改良，培育新优，稳步向前，主张首先培育良好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法制基础，鼓励非政治性参与，然后引入不同形式的选举制度，逐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保育政治主张经济发展、社会改良和制度革新同时进行。保育政治不反对巩固中央权威，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博弈的紧张时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正进入决定中华复兴能否成功的十年关键期，确实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威来团结国民，一致对外。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会乘机打压中国，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阻止中国全面崛起。认为中国能够以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隐形遁迹，养精蓄锐，而不被侧目和打压，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继续用韬光养晦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汇来表述和传播中国外交，势必传递混乱的信息。西人对韬光养晦的理解一直比较负面，认为此举就是隐藏实力，待时而起。中国不能以鸵鸟心态回避矛盾，而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制定和遵守国际规则，堂堂正正地形塑国际外交价值观和制度。面对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外交，中央权威排除浮夸风和投降主义的干扰，保持定力，坚持“辩理交利、用忍积实”的理性外交政策，基本上确保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就中国而言，保育政治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五四以来的激进传统，反对小圈子瓜分国有资产。保育政治主张强政府、强政党、强社会，主张稳步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主张对中国文化进行个体主义精神改造，主张契约社会与人情社会混合的社会形态，主张制约基层政府权力，主张允许民众通过收集签名的方式提出议案，推动立法进程。若要落实这些理念，其标志性政策是推动“党导民主”、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新权威主义的弱点之一在于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容易引发权力滥用与腐败等问题。保育政治有助于弥补这种制度性缺陷，因为培育新优的任务决定了权威不是没有边界的，社会参与决定了公民的权利一定要逐步提高，而不是下降。民权的逐步扩大有利于防止权威的任性和社会失序。新权威的难题之一在于政治强人退休后，威权体制的效能大幅度降低，必须依靠政府权威来推进现代化，而保育政治有助于破解权力交接难题。保育政治既是强人政治，强国家政治，更是强社会政治，将三者有机结合而不是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在保育政治下，个人权威流失不会损害国家权威，更不会损害强大的社会自治功能。没有强人的时代，民众自信而独立，保育政治使得社会高效有序运转。保育政治接纳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把特殊利益集团置于民众公开监督之下。威权政治解体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被特殊利益集团误导而做出错误决定。戈尔巴乔夫（Mihail Gorbachov）并非自由主义者，却在误导下把改革的目标定为在前苏联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造成意识形态混乱并引发大规模社会反抗。通过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公民主体与民主意识增强，能更好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决策者就不会被少数人误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公民主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与特殊利益集团进行集体谈判，这种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机制能够将经济发展带来的进步导向理性的民主化。保育政治符合中产阶层的利益。保育政治鼓励中产阶层的非政治参与和低政治参与，引导中产阶层把国家视为一个在市场中运行的大型企业，淡化意识形态，采取现实主义生活态度，更多地关注工作、收入、家庭、住房、教育、医疗、社区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权利。保育政治保护民众的工作机会、生活质量、利益诉求以及对秩序的依赖和对传统的留恋，是中产阶层的天然保护伞。保育政治也不对外输出发展模式，坚持合作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中产阶层追求安逸与和谐社会的心态。保育政治主张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信息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和自由旅行会使权威政府无法维护社会稳定。实际上，这种情况基本上只发生在同质文明的国家之间，而异质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流反而会促进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强化。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出现的，在与其它国家对比和互动中演进。东亚国家的对外开放既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也唤醒了长期潜伏在市民社会中的民族主义精神，促进了社会稳定。边境开放也让政治反对派主动移居境外，减少了执政者的压力。在中国传统政治光谱中，左派维护劳工利益，右派维护资本利益，中派维护个体权利，建制派维护政府利益，儒家维护家国利益。保育政治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主张在维护秩序的前提下，坚持中道立场，支持个体权利，依靠权威推进以个体社会与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最终平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就当前中国而言，核心内容在于一党执政、社会改良、文化维新以及成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保育政治的具体措施不一而足，但至少应该包括乡镇直选、社区民主、联署立法、公民陪审、性别平权、维护个权、节制资本等等。文章原载于《多维CN》第38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志峰 2018-11-16 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实现了社会与经济的跨跃式发展。2017年GDP超过4,000亿澳门元，人均GDP更高达7.95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不过，随着澳门社会继续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浮现。 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实现了社会与经济的跨跃式发展。2017年GDP超过4,000亿澳门元，人均GDP更高达7.95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不过，随着澳门社会继续发展，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浮现。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传统工业没有发展空间，澳门多年来都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回归以来旅游博彩业成为澳门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存在不稳定的因素。为了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央为澳门明确了“一中心一平台”的发展定位，可是澳门近年在推进该战略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阻碍，其中人才问题尤为突出。现行人才培养计划过于保守有见及此，特区政府在2014年的施政报告中申明，优秀的人才能够为“一中心一平台”创设条件，人才培养成为澳门一项重点发展战略。2014年特区政府成立了由行政长官领军的人才发展委员会，广泛吸纳相关的各级官员，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领袖和专家学者，负责制定、规划和协调澳门长期的人才培养策略，也制定了不同的人才培养计划和吸引澳门人才回流等多项措施。至于人才引进的问题，由于涉及“抢饭碗”，并没有纳入人才发展委员会首阶段的工作范围。澳门推行优秀人才策略，不外乎三条路径：本地人才培养、海外澳门人才回流和外地人才引进。如今特区政府的人才政策，主要集中在前二者，对于外地人才引进仍然停留在第3/2005号行政法规《核准投资者、管理人员及具特别资格技术人员居留制度》模式。然而该机制经过十多年以后早就不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成功获批的个案从2006年的499例合共730人到2015年的81例150人。最近更爆出这个机制出现较大漏洞，被监督部门要求纠正。在这样的前提下，三大路径中，培养本地人才有成效但需时经年，海外澳门人才回流成功个案不多，暂时未能发挥关键作用，外地人才引进机制保守，根本无法吸纳地区或国际高端或优秀的人才来澳，因此澳门社会发展仍然受制于人才短缺。根据人才发展委员会近年公布的七大行业人才需求列表显示，博彩、零售、酒店、饮食、会展、金融和建筑等行业均出现程度不一的人才缺口。上述三大途径未能充分解决澳门现时的相关问题。人才空心化危机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澳门在人才问题上必会遇到两大挑战：第一，大湾区建设和发展必然会吸引不少澳门人才融入湾区发展，人才外流令澳门人才缺口问题变得雪上加霜。中央乐见澳门人才获得更高的发展平台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分享湾区发展红利，进一步增加澳门年轻一代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无疑对“一国两制”事业愈行愈稳起到关键作用，但人才外流可能使澳门可持续发展之路更加艰难。第二，澳门社会对于外来人才存在高度戒心，这势必会令湾区人才引进举步维艰。在大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兄弟城市之间人才自由流动，形成人才优势互补，可是澳门当前对于人才引进的保守政策，将导致澳门人才多出少入，澳门必将出现人才空心化危机。对于未来的澳门来说，无论是自身发展，还是在大湾区的发展，都会造成严峻的考验，全澳社会不能忽视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积极调整人才政策正因如此，澳门特区必须突破人才制约问题，借着大湾区发展的机遇，调整澳门总体的人才政策。具体调整的方向建议如下：第一，人才政策方针必须更清晰更明确。正如亚洲对全球人才最具吸引力的两个经济体——新加坡和香港，其人才指导方针非常明确，新加坡讲求“人才优先”、“人才治国”和“人才立国”，将人才视为国家最珍贵的资源；而香港最大目标就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其人才引进的指导方针严格依照其城市发展的定位而实行。因此，我们也应该围绕着国家定位澳门“一中心一平台”的城市发展战略，以及促进经济产业适度多元的优先次序作为引才的依据。特区政府必须做好政策倡导工作，向社会作出清晰的政策解说，限定引才政策的范围，并重点针对特定行业，如特色金融等，这不单不会抢去澳门普通居民的饭碗，更大大有利于澳门经济进一步优化，惠及社会，绝对有利无害。第二，建立公开透明的人才引进制度。澳门现行沿用的人才引进制度依据第3/2005号行政法规，并没有订定详细的引才和审批标准，长期被社会诟病。我们建议参考邻近地区成功的经验，修订现时不合时宜的法例，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引才计分制度，按照申请人的学历、工作经验、专业资格、技术能力、语言能力、个人成就、家庭成员与澳门的关联度、是否从事有利经济适度多元的行业等方面进行评分，制定合格分数线，由独立的委员会向相关机构建议每年的引才配额。审核标准与过程公开，让社会掌握状况，减轻社会对人才引进的疑虑。第三，完善配套政策，吸引高端人才。澳门现行的政策对人才引进相关的配套措施关注不多，少有考虑到人才来澳发展的子女教育、住房、生活环境、语言适应等问题。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有效吸引人才到当地工作，且落地生根，安身立命，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最关键的。澳门是全球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个人所得税在7%-12%之间，纳税人还可享受一定的免税额与税务优惠，这对高端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区政府应在这个基础上多花心思，完善相关配套，解决人才来澳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也必须进一步为人才提供指引与辅导，提供语言与文化适应课程，使高端人才更好融入本地生活，全心全意助力澳门进一步发展。大湾区建设为澳门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澳门必须面对可能出现的人才外流问题。国家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大湾区战略也如火如荼，澳门再也不能独善其身，融入区域更紧密合作，携手湾区兄弟城市是我们必由之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相通，良性的人才流动更是湾区发展和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正视人才流动的问题，改变心态，共迎挑战，才能在大湾区发展中不落人后，分享到国家发展的红利和荣光。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8-11-15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一些过度反应，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最近显得尤为吸引眼球。 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由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单方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再加上国际社会有一些过度反应，台湾“国际空间”问题最近显得尤为吸引眼球。岛内的认知台湾岛内对其“国际空间”问题的认知，各种观点和说法都有，可谓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国际空间”是一种必需品。对台湾当局而言，不论是谁担任地区领导人，都认为“邦交国”的数目是衡量其“国际空间”的重要指标，数量的增减意味着台湾对外工作成绩的好与差。因此，不论是李登辉的“务实外交”，还是陈水扁的“金元外交”，还是马英九的“外交休兵”，亦或是蔡英文的“踏实外交”，都追求一定数量的“邦交国”，能参加国际组织及相关活动，让台湾在国际上有能见度。他们一致认为，台湾的“现状”理应具有独立的对外交往与交流，是台湾的一种必需品。其次，“国际空间”外交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是承认“九二共识”，固邦；二是不承认“九二共识”，拓邦。第一种主要是马英九主政时期的做法。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提出“不统、不独、不武”，两岸关系总体缓和，且与大陆“先经后政”的政策相契合，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马当局提出并施行“外交休兵”和“活路外交”的新理念，与大陆达成一定程度上的默契，旨在维护现有的“邦交国”，在不拓展其“邦交国”基础上，寻求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第二种主要是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主政时的做法。他们对台湾“国际空间”设置了前提和方向，那就是“台独”。他们认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不是应该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应该“扩大参与”、拓展“邦交国”的问题。台湾只要拓展了“国际空间”，也就意味着制造了“两岸不可能统一”的国际事实。国际社会的反应第一，台湾“邦交国”的离心现象。目前，台湾“邦交国”仅存17个，这些国家当中，除了梵蒂冈属于发达国家，其余全是发展中国家或未开发国家，且大多是岛国。这些国家不仅小，而且经济落后，他们不仅仅需要“金元”，更需要全面发展。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日益密切，往往是台湾的10倍、20倍之多，台湾根本不可能在这方面跟大陆竞争，况且台湾近年来经济萧条，不可同日而语，难以支撑起越来越高的“外交预算”。2018年，台湾机密预算是17.2亿新台币，是2017年机密预算的4倍，仅巩固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经费就达5.8亿新台币。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贸易往来日趋密切，双方自然需要通过正式的外交关系来进行巩固和深化，如果中国大陆再稍加一些优惠政策，将对这些岛国产生一种极大的现实吸引力，这是这些台湾“邦交国”离心的真正原因。第二，西方国家对台湾“国际空间”的现实考量。近来对台湾“国际空间”问题反应比较大的要数美国和欧盟。9月7日，美国召回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三国大使，了解三个国家与台湾断交的事项，并要求两名即将出任驻中美洲国家的大使敦促该国与台湾维持现有关系。美国认为拉美国家对其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严密关注其它国家插手这一地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本就被美国视为全球竞争对手，再在美国“后院”如此活跃，美国的警惕性必然会异常加重，担心中国介入拉美后，将萨尔瓦多等国港口作为军事用途。然而，台湾始终是美国棋盘中一颗棋子，只有在其战略需要时，台湾才会被重视，并且其对台湾的支持是有限的，需要的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不是考虑台湾的利益。我们从近期美国国防部以资源有限为由拒绝美国务院提出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台湾AIT的要求，可见一斑。欧洲议会9月21日通过了一份《欧中关系报告》，它虽对欧盟成员国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参考。报告重申欧盟对台湾有意参与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民航组织（ICAO）等国际组织的一贯支持，强调台湾持续遭排除不符合欧盟利益。欧盟选择这个时机抛出涉台问题，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要真正关注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而是在中美贸易对抗之际，明示中国大陆：欧盟在贸易战上不会联中抗美。第三，国际组织务实处理“台湾参与”。参与国际组织也是台湾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内容。国家才是构成国际组织的主体，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取得国际组织的席位，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因此，根据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会员制度和章程，即使大陆不阻止，台湾也无法参与这些国际组织。大多数国际组织也会务实地衡量“台湾参与”情况，如马英九主政时期，世卫组织根据两岸共同的认知即在“CHINA”前提下，邀请台湾参与其活动。民进党政府欲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显然不会得到邀请。然而，国际组织种类繁多，会员类型多样，像会员、准会员、观察员等，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的参与留下了可灵活处理的空间。前景预判第一，只有两岸统一于“中国”，台湾“国际空间”才更广阔。李登辉、陈水扁以及蔡英文有意模糊两岸关系，他们只要“台湾”，不要“中国”，但是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源自于“中国”文明，“台独”分子巧言令色也无法撇清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马英九在主政时期提出“一中各表”，既是“中华民国”又是“中华台北”，也没有真正讲好“台湾”与“大陆”的血肉联系。其实，只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必拘泥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两岸统一于“中国（CHINA）”（中华民族自秦汉以来，虽经历不同朝代，国号各异，但唯一没改变的是对国家的认同，即“中国”），这也许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第二，大陆着重限制台湾“政治空间”。台湾除了与少数国家保持着正式的外交关系，还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设立了代表处或办事处，参与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其对外活动已经涵盖了国际社会交往的几乎所有层面。台湾时常混淆“政治空间”与“生存空间”概念，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钻其中的空子，暗度陈仓。中国大陆应明确两者本质区别，严格限制台湾的“政治空间”，而不是“生存空间”。中国大陆若对台湾放行若干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它功能性较强的政府间组织，势必给国际社会造成更加鲜明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印象，因此，中国大陆应想尽一切办法对其“政治空间”施行无缝压缩，而适当放行其“生存空间”。这不仅有利于争取岛内民心，让岛内民众明白台湾“国际空间”的复杂程度，也给“台独”势力划出一条清晰的政治红线。第三，“台独”势力与西方强国形成“统一战线”。未来台湾“邦交国”数量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如果台湾“邦交国”数量下降至接近于零，那么“台独”力量势必借机炒作，民众对于“邦交国”“断交”议题的关注度将会迅速提升，刺激其对大陆的不满情绪。因此，“穷寇勿追”是大陆较为稳健的应对方法。要警惕“台独”势力“狗急跳墙”，特别是当西方国家战略需求与台湾需要相契合时，台湾在其战略中的价值和作用将最大化。大陆务必防止“穷寇”与西方国家形成“统一战线”，各取所需。此时“台独”势力很容易铤而走险，走向“法理独立”，造成中国大陆在战略上的被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泽荣 2018-10-29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    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以普教作手段，涉及听和讲；以简教作手段，涉及读与写。其实繁简教学之讨论，早于1997年便已开始。当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学报》调查显示，只有四成老师赞成初中学生学习简体字。到1999年，政府开始将焦点转到“普教中”，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提出以“普教中”作为远程目标。2003年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发表《语文教育检讨总结报告》，确定课程发展议会的长远展望。辗转十年，2008年“普教中”开始引入中小学课堂。在此之前，香港中小学一直是“粤教”和“繁教”，学习普通话的课堂每星期只有一至两节。在七、八十年代受教育的香港人，很多至今从未接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2015年，在中小学中文科课程咨询文件中，教育局提出学生亦应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以加强和内地及海外的沟通。然而，简体字的引入，一直只闻楼梯响，教育局并没有展开任何形式的咨询及研究。据教育局当年资料，2008至2013年，全港推行“普教中”小学的比例由55%增至70%，中学则由31%增至37%。不过，根据团体“港语学”的调查，2013／14学年起参与“普教中”的学校开始由升转跌。2015／16学年参与学校数目下跌了0.9%，即减少了约9间，小学由74%下跌至73%，中学亦由31%降至30%。到今天，参与的学校比例稳定在小学70%、中学30%。“简教中”要到2018年6月才有机会抢走“普教中”的风头。事缘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决定由2019学年起，全面以简体字教授中文，宣称为学生面对“2047年的香港”作准备，引起家长不满及传媒大肆报道。支持方论点1999年，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内文提及，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要把握良机，保持优势，因此需以“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确保港人具备“两文三语”的能力。当时响应这“远程目标”的学校为数不多。直至2008年，语常会正式启动“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并由政府注资两亿元作为资助基金，推行“普教中”的学校才开始急增。支持“普教中”的理据主要是普通话教学能提升学生理解及写作水平，以及学好普通话很有必要这两大论调。语常会当时没有研究数据支持“普教中”如何能提升学生中文水平，但支持者普遍认为，因为普通话写和说都是书面语，因此“普教中”能做到“我手写我口”，从而提升写作水平。计划实施数年后，语常会委托香港教育大学就计划成效进行研究，搜集2012-2015年40间中小学“普教中”和“粤教中”的数据，进行质化及量化研究，如通过访谈、观课、问卷及学生前后测试成绩来分析“普教中”成效。报告指出，虽然“普教中”班学生的写作及阅读成绩较“粤教中”班学生优秀，但因接受“普教中”的学生是经学校筛选的，本身语文成绩已经较好，跟“粤教中”班相比，彼此起步点有参差，故不能确定“普教中”较“粤教中”更有助学生学习中文。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普教中”对中文学习成效有正面或负面影响。对“简教中”的讨论相对简单，很多国际学校已经施行“简教中”，原因应该不是政治因素，而是成本问题。一个国际品牌在中国开办学校，若大部分盈利是在中国大陆，教材是简体字，那么自然在香港也会同样用简体字教材，而且又有家长追捧，因此没有必要制作繁体字教材。哈罗事件其实可以理解为顾客购买服务后，服务内容突然更改而没有预先通知顾客。事件之所以成为媒体焦点，是因为它触及“2047年”这个敏感字眼，因此被大做文章而已。反对方观点支持者论点假定了我们应该“我手写我口”且普通话口语等同书面语，但两者其实属于不同的语境。口语用于日常沟通，书面语用于公文、商业、学术等专业范畴。世界各地语言从来都是口语同书面语分开，不会100%等同，普通话也不例外，北京人也不会100% 地“我手写我口”。试想我们若用美国口语来写英语博士论文，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如果我们将日文“敬体”（书面语）运用于日常生活作口语，就会显得太客气，最后可能交不到朋友。口语同书面语保持适当距离，语言才会健康发展。“我手能写我口”或许有利于写作，但把“口语”变成“书面语”却不利于沟通。至于应该学好普通话，这个论点是大众都认同的，但手段是否以“普教中”最为有效? 反对“普教中”的声音有两种。一是家长疑虑他们不擅长普通话，不知从何入手帮子女温习中文。二是家长担心普通话教学令学生对学习中文失去兴趣。香港教育大学的研究报告观察到“粤教中”班别的学习气氛明显较“普教中”班别活泼。学习兴趣为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如果学生本身对普通话不感兴趣，那么他们对中文科就会失去学习动力。不懂普通话的家长，很多是上文提及的未曾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的香港人，他们的抗拒源于自己不懂或不精通普通话，或受到本土意识影响。本土意识本土意识是反对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普教中”背后有政治目的，担心广东话会被消灭。毕竟语言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文化载体及族群标志，语言政策从来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如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先摒弃日语，后压制闽南方言，再全面推行国语，便是要把台湾本土文化改造为中原文化。今天香港的社会气氛下，政府什么决策都被政治化，令香港人对“政治”两字特别敏感，甚至把政治妖魔化，凡涉及政治就贴上负面标签。在政治过敏的气氛下，“普教中”也好、“简教中”也好，都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导致大部分人不愿公开讨论。因此关于“普教中”政治意义的讨论和研究少之又少。回归后，香港政府花了十年时间才开始推行“普教中”，又花了十年时间才令70%的小学及30%的中学参与，而且不是强制。“简教中”一步也未有进展。所以，如果硬说语文政策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那么只能说明香港政府一是不听话，二是效率低。重点在于学好普通话依据世界体系理论，香港以往是世界体系核心的一部分，中国透过香港接轨世界。时移世易，今天香港在世界体系的定位是先融入大中华体系，再透过大中华体系与世界体系接轨。这样的好处是树大好遮荫，世局动荡时香港也有大中华靠山，经济上较安稳。危机则是当香港在大中华体系中被边缘化时，根据国际分工来预测，香港只会沦为二线文化旅游城巿。要在大中华体系中争取留在核心位置，香港人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香港中文大学有研究报告指出，刚脱离高中的本港大学新生对简体字的认识程度较低，认读率为 65% ，使用率为34％。学习语文必定要讲语境。香港的大学有一个奇怪现象，很多老师用英文授课很流利，但日常与西人沟通却词不达意；学生日常英语说得很流利，但写出来的文章却不行。原因是很多老师小时候学英语是学书面语，缺少日常生活口语的训练。反之今天的学生有很多机会与西人交流，口语强而书面语却弱。可见口语同书面语不能等同，两种能力同样重要，但追求“我手”等同“我口”弊大于利。争论的焦点不应再放在“普教中”及“简教中”能否提升中文水平上，因为研究的结论很难有确定的支持或反对。现在香港的处境根本已变成先验主义——若想在香港生活下去，就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再次强调，时移世易，我们不需再以“普通话”作为手段，认为可以通过普通话学好这、学好那，而应该坦白一点，讨论用什么手段（如“粤教普”）去学好普通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育，使用英语授课，“英教数”、“英教史”、“英教哲”等等，学科知识学得不太好不要紧，英文有进步便可以。这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考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8-10-26 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其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呈现出三种心态。 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其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呈现出三种心态。释放出中美全领域对抗的信号。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高级别官员在公开演讲时就“中国”单一话题长篇大论的，实属罕见。特朗普是共和党非传统的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而彭斯一直代表共和党的主流，是传统力量代表的象征。彭斯就中国话题发表的演讲是共和党主流共识的体现，并且民主党在彭斯演讲后也未有过多的反对声音，这表明其演讲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中国问题的共识。显然，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什么好现象。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他先是在国防授权法中夹带“中国私货”，涉台问题频出，紧接着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其战略竞争对手，试探性地观察中国的反应。在中国反应不是很强烈的情况下，抛出“中美贸易战”，随后又延伸至科技领域，前几天美军还进入南海在中国领海附近巡航，险些与中国军舰擦枪走火。纵观美国近来的言行，彭斯的演讲相当于捅破了中美关系的窗户纸，给中国一个明确的信号，公开宣布要与中国在全领域进行对抗。控诉中国。彭斯细数中国的罪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控诉中国。中国确保它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力，挑战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用中国自己的方式改变国际规则，扩大中美贸易赤字，中美贸易赤字几乎占美国全球赤字的一半；在陆、海、空、天等方面弱化美国军事能力的优势，试图阻止美国在西太平洋与盟国的协同；利用中国政府的一切手段提高中国影响力，损伤美国利益、干预美国中期选举。控诉中国，主要是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服务，因为当前中国议题不仅能吸引美国选民的眼球，甚至能吸引全球的目光。控诉中国，意图打压中国，才能让更多的选民相信执政的共和党完全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是从“美国第一”角度来考虑的。控诉中国可以为共和党在11月份的国会两院改选中加分。抱怨中国。彭斯认为过去17年来，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GDP增长了9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所取得的成绩都是美国的恩惠，美国重建了中国（we rebuilt China）。然而，如果要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加入世贸组织前23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9%（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中国后17年取得的成绩是建立在前23年基础之上。实际上，彭斯抱怨中国忘恩负义，侵蚀美国区域及全球的领导地位，希望中国用实际行动来回应“美国第一”、“美国再强大”，重新尊重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潜台词就是，如若不如此，中美将兵戎相见，全方位对抗，有股“流氓耍横的霸气”。殊不知，赛跑的目的是要看谁跑得更快，而不是看谁最擅长于绊倒对手。焦虑美国。不管是彭斯在演讲开始时提及要向美国在国内外领导力的成功致敬，还是表示要对中国的各种行为对抗到底，亦或是其演讲当中多处给美国人打气等等，这恰恰是对美国自身实力不足的一种焦虑。同时，他提及美国特别关注“中国制造2025”，把它上升到赢得21世纪世界经济控制权的高度，指责该计划将侵蚀美国在全球的经济霸主地位。这反映出了美国一种极度不自信的心态。演讲的最后，彭斯对中美关系愿景寄予美好希望，寄希望于未来中美能共创辉煌，这从侧面折射出对中美关系的忧虑。在中美对抗中，他不确定美国能否最终会赢，心里没底，但希望通过对抗令中国知难而退，用实际行动对美做出妥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8-10-26 大陆此番出台居住证政策，短期看，是方便台湾同胞更好地在大陆生活，促进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长期看，是为大量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更好地参与祖国大陆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    8月上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明确指出，“台湾居民前往大陆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根据本人意愿，可以申领居住证”。对长期在大陆生活和发展的台商、台生而言，这是一则重大利好消息。长期以来，由于台胞证号码仅有8位，与中国大陆身份证号码18位不同，导致台胞在搭乘火车、飞机购票、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网络APP支付以及其它事宜方面存在着诸多不便。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不仅“修复”了以上不足，给予台胞同等待遇，还实行“两证两号”模式，即“出入大陆仍然是使用台胞证，在大陆生活则使用居住证”，可见这项政策的出台是对台胞证政策的完善和补充。该政策一经公布，就立刻受到长期在大陆发展的台胞的热烈欢迎。大陆实力上升，彰显自信此番政策出台有一个两岸发展变迁的大背景，那就是大陆经历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而台湾则经历所谓“民主化”后的低速发展，两岸之间先是差距不断拉近，然后大陆不断赶超，于是，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到中国大陆投资、经商、求学、就业和生活，因此才对大陆完善相关对台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自改革开放至今40年，大陆经济迅猛腾飞，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陆的国际实力也在不断提升，而相对而言，台湾在全中国基本盘中的比重则不断下降。过去台湾经济十分靓丽，今天则暗淡许多。1990年台湾GDP是大陆的43.8%，2016年台湾只有大陆的4.7%，2017年更降到4.2%。2017年，中国大陆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北、河北、湖南九个省已经超越台湾，下一个福建省也指日可待。可以说，两岸实力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对普通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而言，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更高的薪资待遇以及更理想的人生规划。台湾《远见》杂志今年7月31日举行32周年庆记者会，公布了与104人力银行合作的“2018台湾人才西进满意度大调查”。该调查发现大陆薪酬是台湾的1.72倍，高于去年的1.57倍；但大陆生活费已比台湾高，是台湾的1.63倍；45%的西进者对工作感到满意，44%对生活感到满意，不满意的比例皆低于10%，愿意继续留在大陆工作的更超过八成。此番中国大陆出台居住证政策展现了开放的姿态，表明中国大陆在落实对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政策，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实力上升后的强大自信。 衔接31条惠台措施，持续对台胞释放善意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以来，大陆对台政策愈发呈现出“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硬的方面，就是在两岸之间以及国际舞台上，与“台独”分裂势力和外来干涉势力做坚决的斗争，遏制“台独”的决心毫不动摇；软的方面，则是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坚持让台湾民众也能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坚持让台湾民众也参与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来。因此，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对台湾民众持续释放善意，是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政策方向。今年2月28日，国台办等29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即“31条惠台措施”），涵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等多个领域，其中涉及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的措施12条，包括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适用与大陆企业同等政策；涉及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19条，包括台湾同胞可报名参加53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和81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等等。3月至今，大陆各个省市因地制宜地出台了各种具体的实施办法，持续推动“31条惠台措施”的不断落实。此番居住证政策的出台是大陆针对港澳台同胞的又一善意释放。对于长期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台胞而言，办理居住证除了依法享有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三大权利之外，还将享有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基本公共卫生、公共文化体育、法律援助及大陆居住地提供的其它基本公共服务。简言之，“急台胞之所急、想台胞之所想”，“将心比心、同等对待”，中国大陆毫不吝啬地向台湾同胞开放公共资源，正在努力为台湾同胞营造一个更加舒适、更加平等、更加友善的政策环境和生活环境。两岸对比，高下立现“两岸本是一家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两岸应该有更高的智慧来实现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统一。中国大陆坚持“两岸一家亲”，不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向台湾同胞释放各种善意。然而，台湾方面对大陆民众的态度以及对陆生和陆配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感到寒冷”。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交往越来越呈现出不确定性，陆客赴台人数随之不断下降。民进党不思反省，反而推动所谓“新南向政策”，不仅鼓动台企“向南看”，还妄图以东南亚的赴台旅游来替代陆客来台。近两年来，陆生赴台求学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2016年陆生来台求学曾经达到最高峰值2,136人，然而2018年仅剩下733人。究其原因，在于民进党并不愿意修改具有歧视性的“三限六不”政策（限制采认大陆优秀院校、限制陆生赴台总量、限制采认医学和关系国家安全领域的专业，不加分、不提供奖助学金、不影响招生名额、不允许校外打工、毕业后不可留台就业、不开放报考证照）。陆生赴台求学，总是感觉到各种“歧视性的限制”，如何还愿意在台湾求发展呢？同样的，民进党长期抵制陆配团体要求的“六改四”诉求（大陆配偶取得身份证年限从六年缩短为四年，而外国人仅需要四年而已），这反映了民进党对于大陆居民赴台的强烈“敌意”，也是民进党意识形态作祟下的“固步自封”。中国大陆对台胞的善意和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民众赴台的敌意，一热一冷，彰显了两岸攻防的基本态势，也显示了两岸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在台湾一方。“爱台湾”就应该力促两岸融合发展当前，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希望能到大陆求职创业，这说明了民进党在发展岛内经济方面实在无能。当局没有带给民众应有的获得感，更是以“五缺”（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六失”（当局失能、社会失序、“立法院”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台湾整体失去总体目标）不断招致民众的不满。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民众的各种限制，不仅深刻反映其心胸狭隘，更反映其已经陷入政策瓶颈，民进党若一味地使用“鸵鸟战术”将贻害台湾。当前，从“惠台31条措施”到居住证政策的出台，中国大陆的开放和自信已经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当局即使反复批评“大陆是在搞统战工作”但仍不得人心的原因。“爱台湾”并不是民进党垄断的话语权，“爱台湾”更不应该与“爱中国”相对立。“爱台湾”就应该力促两岸融合发展。大陆此番出台居住证政策，短期看，是方便台湾同胞更好地在大陆生活，促进两岸之间不断的交流融合；长期看，是为大量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更好地参与祖国大陆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风物长宜放眼量，登高望远天地宽，两岸中国人需要齐心协力，才能为台湾赢得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