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7-03-24 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 特朗普胜选之后，外界对特朗普时代美国的走向做出截然不同的研判。这些研判大体归于两类：持体系决定论的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将受体系的制约，并最终被体系“驯化”，特朗普因此难以对美国民主体制做出颠覆性变革；持个体决定论的观察人士则无限夸大特朗普个性对其政策制定的关键作用，以及由此给美国民主体制带来的根本性改变。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前者主要从体系层面来考察特朗普可能的政策行为，强调体系对个体的制约以及个人难以冲破体系的束缚，但忽略或者说低估了个体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则从单元层面出发强调个体对体系的改造作用，认为这种改造足以改变体系的某些关键特征，但低估了体系对个体的束缚效应。跨越体系与个体的理论解释事实上，单一层次的视角难以客观解释及预判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可能的政策变化。因此，需要有一种跨越体系与个体的跨层次理论来解释特朗普时代美国的政策变化。这种跨层次理论试图将体系的约束与个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解读个体的最终行为取向。通常而言，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强时，个体最终的行为取向难以准确预测；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弱时，个体倾向于顺应体系，主动被体系塑造；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而个体主观能动性强时，个体具有突破体系束缚的强大意愿和能力，并进而塑造有利于个体的体系；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弱时，个体倾向于维持现状。特朗普政策发展阶段从上述理论假设来看，特朗普上任之后的政策变化当属第一种假设，即美国民主体制所造就的一系列约束机制仍然对特朗普的新政施加强大的约束，而特朗普也展现出强劲的意愿去寻求突破体系的约束，并进而塑造有利于己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最终可能的行为取向就取决于其自身与这一系列约束机制的互动。当双方的互动呈现出互不相让的局面时，特朗普将很有可能会坚持己见，并进一步释放主观能动性，以寻求最大力度地突破体系的约束，而这又将激发体系更加强烈的反应。因此，双方将进入一个激烈博弈的僵持期。不过，僵持期最终会过去，而后将会是妥协期。在这段时期，经过双方激烈的博弈，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特朗普的某些修正，同时特朗普也接受体系一定程度的约束。其后，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施政空间将大为拓展，施政压力也会逐步缓解，其政策也将进入理性期。从当前特朗普接连出台新政引发美国国内及部分国家的不满与担忧来看，特朗普执政初期仍竭力释放主观能动性，寻求短期内突破体系的束缚。同时体系反弹强烈，对特朗普施加了强大压力。因此，双方目前的互动处于互不相让的僵持态势，激烈的博弈在所难免。在此期间，体系约束能力的持久性和特朗普的抗压能力就成为左右这场博弈的关键。从体系层面来看，体系仍然具有较强的约束能力。首先，在两院中，少数派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不满，可以在体制内对特朗普进行制约；其次，在官僚体系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官员对特朗普不满，这可以在政策实施范围内制约特朗普新政的实施效果；再次，主流媒体对特朗普长期持批评立场，从而在舆论方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最后，知识精英和部分民众对特朗普不满，从而可以在民意层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在这几大因素中，只有官僚阶层可以通过更换主要官员来落实特朗普新政，其它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换言之，短期内体系的约束能力较强，而且能够持续。同时也应看到，两院中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仍然支持特朗普，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面临质疑并受到社交媒体的强烈冲击，部分民众仍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尽管体系层面的约束能力较强且能够持续，但并未占据绝对优势，以成功“驯服”特朗普。从特朗普的抗压能力来看，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必定心理素质过硬。此外，经历过竞选洗礼，特朗普也逐步适应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下坚持己见。这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主动践行诺言，积极出台一系列竞选期间所承诺的政策即可看出。即便如此，仍然难以确保特朗普在今后的施政时期保持强大的抗压能力。毕竟，目前特朗普的施政理念以及政策效果还未清晰显现，因而其新政所面临的压力峰值还未来临，也就是说特朗普还未经受最严厉的压力考验。综上所述，体系层面较强且持续的约束能力确实会对特朗普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尚未达到成功“驯服”特朗普的程度，这也是特朗普敢于主动释放主观能动性的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具备一定抗压能力的特朗普也能在面临较大压力时坚持己见，并寻求逐步塑造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体系最终会接受特朗普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修正，而特朗普也会逐渐摸清体系的约束边界，并逐步修正激进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的应对特朗普上台的确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大可不必惊慌。一则，尽管特朗普在执政初期积极释放主观能动性，但这种冒险策略尚难以彻底扭转美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政策取向，因而也就难以短期内完全颠覆美国的行为模式，从而不至于让中国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二则，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特朗普与体系激烈博弈的僵持期过后将会出现妥协期。因此，即便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初期出现波动，但波动之后将会是平稳期。这就要求中国对特朗普的对华新政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坚持守住底线，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更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应注意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在体系层面作出一系列修正。中方需要增进对美国体系层面调整的认识，及时调整并适应与美国接触的新方式、新环境。这些体系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政党政治演变、官僚体系变革、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竞争舆论影响力以及社会阶层分化。毫无疑问，特朗普的上台将为上述变化增添鲜明的“特氏”元素。尤其是在舆论竞争和社会阶层流动方面，中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加强相关研究，以更加全面完整地认清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重要变化。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出现加速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型，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美国国内的各种震荡，从而对中美关系造成波动。这也为中国重新认识美国，尤其是对美国社会阶层变化及社交舆论崛起等一系列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机会。因此，中国应该在妥善应对特朗普执政初期中美关系波动的前提下，加大对美国体系层面一系列变化的研究力度，为中国对美政策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

天大研究院 2017-03-10 习近平主席基于中道思想所阐述的全球化理念，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首访瑞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了尚中持平、开放包容、共赢共享、全面协调、综合施策的中道思想，有力地引领全球化新纪元。继承和发扬中道思想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深刻阐释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包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民为本、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等中道思想在内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蕴藏着解决全球性难题的重要启示，它们对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未曾中断，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和优秀成分。万事万物并不总是处于恒定状态，其发展一旦突破中间的平衡状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的反面，而极端情况最不稳定，只有在对立面的作用下才能重新恢复平衡。因此，中道思想天然地具有综合性、协调性、包容性、开放性，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和利益，抵御极端思想和组织。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违背了中道思想。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法则是市场竞争、跨国生产和资本自由流动。它在创造高效率的同时，驱使财富越来越向特殊利益集团集中，导致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快速扩大。毫不讳言地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只是让社会的部分阶层受益，无法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传统上国家与市场的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要靠国家的福利政策来救济，国家通过协调劳资双方权益来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生产为资本开拓了追逐更高利润的境外市场，削弱了国家能力，压制了劳动者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中产阶层受到资本和不劳而获群体的双重挤压，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而国家在维护其利益方面却软弱无力。经济全球化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西方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在制定全球化政策的时候，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利益集团思考和行动，社会整体利益只能靠多方博弈机制实现。如果任何全球化政策制定都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照顾所有社群的关切，那么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便能得以维持。未来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整体与部分，超越左右、劳资、种族、宗教分歧，这样才能避免西方社会日益猖獗的极端思潮和运动。习近平主席所推崇的中道思想，崇尚开放与宽容，反对极端主义，应可成为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思想沃土。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哲学高度解答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基本问题，高屋建瓴地为人类社会未来描绘了蓝图，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方案，呼吁各国携手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倡议各国一道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认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包括全球经济发展不均、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失衡等等，但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要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际社会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挖掘和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创新驱动，倡导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当今世界各国各阶层利益高度融合，安危与共，相互依存。每个国家和阶层都有发展权利，实现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它国家和阶层利益为代价。国际社会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健全发展协调机制，致力于互利共赢，分享机会和利益，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协同联动，倡导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全球化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国际社会要让全球化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必须提升全球化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打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中国方案的宏大实践。它秉承中道思想，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互联互通、合作共赢，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将让全球化进程更为通达、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不断释放全球化进程中的正能量。全球化的领导者当前，西方社会反全球化声浪高涨，人类自身不和谐杂音、利益冲突甚至局部战争此起彼伏，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极端政策，世界面临严峻的新挑战和不确定的态势。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以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的政治家精神，透过两大国际政经舞台，适时发出中国强音，系统提出中国主张。习近平主席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各国要根据各自国情，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消除其负面影响，释放其正面效应，努力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人类在经历几百年各种战乱、痛定思痛之后，才终于有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孜孜以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顺应各国人民愿望的重大倡议。正本清源，情真意切。习近平主席基于中道思想所阐述的全球化理念，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习近平主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思考，更为全球治理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动力，必将有力推进全球化朝着理性方向和人类共荣的彼岸继续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7-02-28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中，必然包括“以台制华”的“台湾牌”。今后蔡英文肯定还会打几次“美国牌”。以北京对政治原则的坚持，中美关系必然严重倒退，最为严重者甚至无法排除中美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 民进党蔡英文当局自上任以来，始终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一个中国”，严重破坏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台海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先是蔡英文与特朗普电话沟通；随后特朗普表态除非中国在经贸政策上退让，否则不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之后蔡英文借出访中美洲四国期间过境美国休士顿与旧金山，与美国政治人物会面和通话。特朗普与蔡英文的任期将有至少三年多的重叠时间，大陆如何在此期间有效稳定台海局势，已成为十分严峻和重要的课题。蔡英文过境美国蔡英文本月访问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去程于7日和8日过境美国德州休斯顿，回程则于13日和14日过境加州旧金山。此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亲自登上蔡英文的专机迎接，同时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安排特勤人员负责安全，并有警车和重型机车队开道。这些接待规格均远超当年李登辉和陈水扁过境美国，仅次于马英九因两岸“外交休兵”而得以在过境美国时所获得的较高规格礼遇。在去程过境休斯顿期间，蔡英文充分利用机会分别与美国参议员克鲁兹和德州州长阿博特等人会面，与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Walter Lohman）共进午餐，并与参议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及特朗普交接团队成员之一的佛纳（Edwin Feulner）等人通电话，晚间还出席了约500人的侨宴，共和党众议员费伦侯（Blake Farenthold）、民主党众议员格林（Al Green）也分别到场。在回程过境旧金山时，蔡英文参访了民进党当局成立的亚洲硅谷计划执行中心并为该中心揭牌，最后一站则特别安排参观社交媒体“推特”的总部，并在现场开设了英文官方账号，会见了推特公司总顾问贾德（Vijaya Gadde）女士。此外，当天中午蔡英文还与800位旧金山侨界人士共进午宴，并利用时间与参议员加德纳（Cory Gardner）通电话。媒体报道蔡英文当天还与当时的准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通电话，消息虽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普里巴斯是之前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的牵线者，因此其真实性并不能否定。民进党当局被美方利用从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美方的安排、民进党当局的规划以及特朗普本人及其交接团队并未与蔡英文公开见面等结果来看，以下三项判断应该成立：第一，美方有意给蔡英文出访一定程度的面子，但又不愿过于触怒北京，因此在许多安排上都在拿捏平衡。蔡英文虽与几位美国政界人士会面和通话，但并没能与特朗普直接联系，也没有公开与特朗普的交接团队成员见面。第二，经过此前蔡英文与特朗普热线通话、特朗普三度表示考虑调整美国的“一中政策”之后，特朗普及其团队没有必要在上任前就将手上的筹码全部出尽，因此特朗普及其团队没有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与之见面。特朗普此前的用意主要是对北京开展经贸谈判的“喊价策略”。第三，此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正值特朗普就任前一至两周，接待行程和安保工作由奥巴马政府团队规划安排，但对于特朗普就任后将如何操作“台湾牌”，对于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真实想法，各方可从蔡英文过境美国事件中管窥一斑。蔡英文政策危害中美关系特朗普的个性极其好斗，是一位斗争性十足的领导人物。他有心建立林肯或罗斯福那样的功业，因此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蔡英文政府认为特朗普必然容不下中国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者，他和他的团队将会动用战略资源来防范中国，其中必然包括“以台制华”的“台湾牌”。今后蔡英文肯定还会再次出访中美洲国家并过境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对蔡英文的接待规格，如此必然将对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造成严重冲击。特朗普政府很可能突破过去历届政府的自我约束，与蔡英文政府进行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官方交流。蔡英文必然会要求特朗普加大对台军售，尽管台湾内部民意会有所反弹。去年底奥巴马签署了美国2017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首次在法案中写入“美台高层军事交流”的内容，未来美台之间高阶军事官员和资深军事将领之间进行交流互访将会成为大概率事件。特朗普顾问、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于1月1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文，建议减少驻日美军，转移驻防至台湾。此建议并非空穴来风，蔡英文政府很可能会搞一些小动作投石问路，比如邀请美国航母停靠台湾，聘请美军顾问团等等。以北京对政治原则的坚持，中美关系必然严重倒退，最为严重者甚至无法排除中美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7-02-28 香港若想走出困局，2017年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如何能先把政治争拗放下，让没有太多政治包袱、有管治经验的人领导香港，休养生息、重整旗鼓，显得尤为重要。 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照目前的政治形势看，有可能出现非常戏剧化的局面。首先，现届政府的两位司长同时参选，或许他们可以同时取得足够提名票数。如此，叶刘淑仪和胡国兴不一定能取得足够的提名票，使选举变成是主张继承“小政府、大市场”理念、较为得到本地大商贾支持的曾俊华，和近年变得较倾向有为政府、颇获北京信任的林郑月娥之间的竞争。曾经表示如果特首选举没有竞争就可能会参选的曾钰成应不会参与竞逐。民主派选委票会否和上届支持唐英年或倾向延续“小政府、大市场”管治哲学的选委票合流，对普遍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派来说是一大挑战。如果合流成功，他们将是有力影响到曾俊华是否能在选战中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不管是林郑月娥还是曾俊华，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或是政改争议上，他们的立场和政策建议均不能也不应失去北京的信任，否则他们将失去建制派选委或北京的支持，这对有雄心要出任特首的候选人来说无异于政治自杀。他们两位谁能争取到民主派选委的支持，将取决于其政治手腕和技巧，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政改或23条立法这些根本争议上，与民主派取得妥协或共识。这方面若有进展，将有助于下届特区政府改变目前政治两极化和社会撕裂的状况，在社会和民生政策上形成共识。如果民主派选委最终放弃在特首选举中发挥影响大局的潜在力量（比如最终选择集体投白票），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当选特首的认受性，但却不会产生北京不能接受的政治后果。另一个值得分析的可能情况，就是民主派会否提名自己的参选人去竞逐特首职位。本届选委会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投票率由2011年的27.6%大幅攀升至46.53%，让民主派成功获得计划中的320多个席位，比上一届多出120个，并且有足够票数提名两位参选者成为候选人。许多人参与非普选的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寸土必争地为普选特首尽量铺平道路。以往民主派的选委在明知其支持者不可能当选的情况下，提名或投票给民主派参选人去竞逐特首，为的正是要使特首选举有竞争，以及把民主派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带进特首选举过程中。本届在选举委员会拥有逾320席的民主派如果要继续在特首普选上寸土必争的话，可以考虑集体提名愿意争取公民推荐的参选人。例如一旦有特首参选人取得一定数量（例如1%或5万）的香港登记选民的推荐，民主派选委便集体承诺会与相关参选人进行政策纲领的商讨，从中商议出值得支持提名的参选人成为候选人，以扩大普通选民在特首选举过程中的参与。由于民主派选委只占选委会1,200人中的约1/4，为集中力量，尽力影响选举结果，320多名民主派选委最有可能只提名一位候选人。假若其他非民主派的候选人其政治立场不能与民主派取得基本共识的话，民主派选委便应集中提名一位民主派候选人参选。如果有其他非民主派的参选人愿意取得公民推荐，在政策纲领上又愿意争取民主派的支持，并有力问鼎特首位置，民主派便可能尽最大努力，求同存异地努力争取在政策纲领上与其达成基本共识，为下一届特区政府开拓政改空间和共识政治。自从现任特首梁振英决定不会寻求连任之后，社会上对于下一任特首如何领导特区政府、修补社会出现的撕裂和寻求最大的政策共识增加了期盼。去年11月下旬，在媒体报导梁特首不会连任传闻的同时，也提到北京属意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出任下届特首的消息。在经历了2014年雨伞运动、近年的港独风波以及四年多以来梁振英政府管治下的政治两极分化后，香港若想走出困局，未来几年如何能先把政治争拗放下，让没有太多政治包袱、有管治经验的人领导香港，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次或未来的特首选举中，这样的构思未为不可。香港未来应尽力寻求社会上各主要持份者的最大共识。若要香港长治久安，不管你喜欢与否，在“一国两制”之下，如何让北京安心、在港工商界有信心、传统社会和亲中力量接受、公务人员服从、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认受、年轻人以及市民大众首肯，这是新一届特区政府面临的首要课题。香港社会自八、九十年代起日趋政治化，希望通过技术官僚的经验管治以带来长治久安不再现实。因此，未来理想的特区政府领袖，必须是有高度政治能量，能与不同持份者求同存异，充分发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又同时取得中央信任的人。希望2017年的特首选举，向此理想迈出坚实的一步。

寿慧生 2017-02-10 特朗普是自战后以来被逐渐边缘化但从未消失的“另一个美国”的继承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归到美国主流政治中并占据主导地位。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 过去一年多来，人们对特朗普的最大误判是相信他是一个不靠谱但务实的商人——他缺乏外交经验和明确的外交政策，但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外交立场，因此会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为世界政治和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在1月初的一次访谈中，基辛格认为特朗普的世界观尚未形成，意味着他需要时间学习和了解外交事务而逐渐能够和现有的机制相融合。1月20日之后的短短几天时间，特朗普就已经用一系列总统命令向世界显示，他言出必行，执意推行他的竞选承诺，不打折扣。最说明问题的是他重新主张使用水刑逼供，而此前传言他听从国防部长提名人马蒂斯的劝说已经放弃此念头，曾让很多人相信他并不固执，而是有学习能力和灵活性。这并不是说特朗普真的能够完全成功实现他的想法。目前为止，他完全依赖总统行政命令来实现他的竞选诺言，尚未提出任何法律来试探国会的忠诚。但至少，共和党人在美墨边境筑墙和限制中东移民两大问题上的态度反转已经显示出他们无意冒犯特朗普。如一位共和党议员在被质问为何食言时所坦承：“11月8日改变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发生的事情表明，特朗普并非如很多人此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善于用极端言语作秀的投机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判断并没有错。但“投机主义者”和“作秀”这些标签容易让人忽视或低估他的行为背后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以及这些世界观可能带来的危险。特朗普的19世纪世界观早在2016年初，几份新闻报告已经明确地指出，反观他从1980年代末以来的言论，特朗普的世界观其实极为清晰，而且30年来几乎一以贯之。他的“美国优先”原则基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美国盟友的愤怒。他长久以来反对美国承担国际责任，抱怨盟友占尽美国便宜，而美国从中一无所获。其次是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不满。他声称不反对贸易，但他一直是坚定的重商主义者，对所有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都持反对意见，认为美国在战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吃亏。他拥护贸易保护主义，对保护主义可能引起的贸易战不屑一顾。再次，他对自由民主价值几乎没有任何好感，相反，他崇尚强人政治，对普京的强权政治极为推崇，对普京打压媒体、入侵克里米亚等各种行为视若无睹。而所有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对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否定和对美国维护战后全球秩序的国际责任的拒绝。很多批评认为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是在重复他的竞选言论，了无新意，也缺乏政策细节。这些批评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演讲辞与他过去三十多年间的观点一脉相承，是他长期以来的世界观的一次重要总结，是他的政治宣言和未来行动纲领。换句话说，决策者们最值得重视的是指导他们决策的世界观而非政策本身。如果特朗普的这些观点只是代表他的怪异个性和浅薄无知，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上台视为一个历史偶然而祈祷一切能终究过去。即便如此，他的个性和他的世界观的相互影响完全有可能将他推到一种危险的位置。在9·11事件发生前，没有人会相信毫无外交经验和兴趣的小布什会成为战争总统。权力本身足可以改变人的认知和行为，何况是发生在特朗普这个对权力有着强烈嗜好的人身上。除此以外，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特朗普的这些世界观并非是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异类。相反，这些观点长久以来被深藏在美国人的潜意识中而没有机会得到展现。回顾历史，特朗普的各种政治口号几乎没有一个是原创，大部分可以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美国政治讨论中找到原型，而那时候正是特朗普的政治观点开始形成的时期。“让美国重新伟大”是里根在1980年代初的竞选口号。在美墨边境筑墙的想法来自于1990年代初的共和党候选人布坎南，当时被称为“布坎南之墙”。而“美国优先”也是布坎南的竞选口号。再往前推，早在1940年代初，游说集团“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一度左右美国政府对介入二战的态度。而在共和党内部，保守派领袖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强烈反对美国对英国的战时援助，并在战后反对杜鲁门的贸易开放政策。尽管他自己是反共人士，塔夫特却反对针对前苏联的遏制政策，认为美国在西欧并不存在国家利益。同时他也反对北约的建立。尽管塔夫特之后很少有重量级的美国政治家对美国的盟国政策给出详尽而全面的抨击，特朗普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世界观在塔夫特之后却从未断绝。布坎南在1990年代初竞选中的极端排外主义观念显然对特朗普有深刻影响。换句话说，特朗普是自战后以来被逐渐边缘化但从未消失的“另一个美国”的继承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归到美国主流政治中并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当代的“保守主义”或者是冷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等标签都不能准确地描述他的世界观，因为他的 “美国优先”主张的最核心部分是在19世纪大行其道的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原始重商主义。由此而言，希望特朗普上台后重新拥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让美国继续承担全球秩序的责任，这种想法显然无视历史，而1月20日之后的现实已经将这种幻想彻底打碎。人们当然有理由寄希望于美国的制衡机制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够将特朗普的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美国民众愿意把权力交给一个明确宣称要破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人，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巨大的不安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躁动已经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不论是美国盟友还是对手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各自的应对。简单地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意味着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意味着美国人自杜鲁门以来坚信的一个世界观正在被摒弃——和平繁荣的世界是美国繁荣强盛的基础。这个历史性转折对任何一个对国际秩序有着善意期盼的政府都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孤立主义将美国退回到“正常国家”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曾在竞选期间认为，回归孤立的美国无意再干涉国际事务，因此会更为热爱和平。这是极为天真而又危险的一种思维。19世纪的美国远比二战后的美国更热衷于战争，也更热衷于为本国的经济利益而诉诸于战争。相比之下，二战以来的美国从未因为自己的本土受到威胁或因为贸易摩擦而参与到任何一场战争当中。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话来说，美国在战后参与的几乎所有战争都是“非必选的战争”，都是为了防卫别的国家或维护全球秩序的一些原则。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驻军长达70年，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直接攻击，而是为了保护盟友。卡根认为，这是有违传统国际关系常理的一种现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为了如此微薄的显性回报，承担起种种看起来和自己极为遥远的责任。这当然也是特朗普无法理解和容忍的行为。从卡根的角度来讲，原因很简单：美国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孤立主义，将自我隔绝于世界之外。长期以来，美国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奉行的是国家唯我主义——以狭隘的方式定义美国利益（例如贸易赤字），同时避免承担国际责任，但当这种狭隘的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会毫不犹豫地诉诸于战争。换句话说，孤立主义时代的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曾像所有传统国家在过去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当中那样思维和行事。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二战后的重建改变了美国对自身利益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认知，促使美国放弃了19世纪的重商主义，选择了卡根所说的“非正常外交政策”，通过保护盟友来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在19世纪，这个盟主角色曾由大英帝国扮演，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则是当时一个并不特别友善的重商主义者（尽管与当时的德国相比要温和得多）。20世纪初期，当周围的世界崩塌时，美国拒绝承担全球责任，独享自己的繁荣。今天，特朗普和他代表的美国人希望把美国拉回到的那个世界，拉回到“正常”的外交政策模式中，相信美国可以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世界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会付出代价。无论历史证明这种认识多么荒唐，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可避免地将会把其他国家推回到“正常”的传统国际关系范式当中，刺激国家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回归，让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各类国际制约机制被弃之一旁。贸易保护主义、资本的“再国有化”（renationalization）、民族主义、军备竞赛等等已经开始在激化某些区域冲突。不论与美国是敌是有友，很少国家能在这个逆流中获利而不付出代价。对中国来说，除了日渐脆弱的全球经济体系和各种激进主义带来的威胁外，另一个明显后果是特朗普上台后带来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和东亚各国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安全格局产生的直接影响，将改变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路径。更明确地说，中国过去多年来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即将消失。衰落的美国将是一个危险的美国最危险的因素最终来自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原则虽然让美国明确放弃国际责任，但并未让美国放弃利益。相反，在世界重返丛林后，孤立的美国会对自己的利益更为看重，对他国的利益也更为敏感。虽然已经没有力量统领全球，今天的美国仍有足够能力造成破坏，实施打击报复。如一个受伤的野兽，一个失去自信而放弃责任的帝国会越来越促狭乖戾，越倾向于用蛮力来解决争端，甚至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或挽回颜面。特朗普在任何一个角度和层面都是这种狭隘个性的经典写照，这在他的过去几十年的行为言语和他最近的就职演说和决策中表露无疑。特朗普也许是这个衰落帝国的产物，也许是这个帝国衰落的催化剂，或者二者兼具。无论如何，他的上台只会让这种危险倾向更为突出。用英国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的话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正在将美国变成一个流氓国家，用经济战欺凌令他不满的任何国家。其结果是摧毁掉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让世界崩塌为一种各方都不讲规则的贸易政策。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或者“金德伯格陷阱”，把目光聚焦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却很少意识到，终究，决定国际秩序的最重要主体在于守成大国，在于这个大国在相对衰落的时期能否用坦诚平和的态度去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不造成破坏的前提下积极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引导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二战以来人类社会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国际秩序和各种制度安排。没有人会反对美国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她事实上一直如此。但特朗普的零和思维显然远远超出过去很长时期以来美国所遵循的底线。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个强大而“孤立”的美国，而是一个强大而“自律”（self-constrained）的美国。这是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实现和平繁荣的关键，也是美国迥异于以往帝国，能以规则而非仅靠武力来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不幸的是，特朗普先生似乎缺乏理解这个道理的大智慧，而世界也只能准备好应对他将带来的破坏。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并获作者授权转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7-01-27 回顾过去的2016，展望新的2017。 宏观环境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2016年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为今年中国经济新变化埋下了种子。从内部看，中国工业品价格超预期上涨，表明工业部门去产能取得实质进展，也反映中国宏观经济的供给收缩明显。思考中国增长问题不能单纯从需求面分析，还要考虑供给面收缩带来的宏观层面变化。国际上，特朗普当选增加了新变量，将与国内因素共同改变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利率、弱增长和金融不稳定格局。低利率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名义利率有所上升，而真正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实际利率仍处下行通道。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6%上升至目前的3%以上，但由于通胀回升，实际利率反而下降，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今年将出现“脱虚入实”，低利率对增长将变得有效。过去几年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效果不大，根本原因在于资金实际成本大于投资回报，企业不愿借钱投资。然而，中国实际利率已经开始小于资本边际回报率ROIC，PPI的回升是ROIC回升的先导指标，此次PPI的回升已使得 2016年年化ROIC（5.29%）水平小幅超过去年5.27%。金融市场不稳定格局将持续，市场波动性将上升，需要预防金融风险。2017年全球货币供应边际趋紧，美元汇率变动可能超预期，导致新兴市场风险上升。短期看，美国加息、美元走强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迫使货币当局收紧货币政策，降低风险偏好，预计2017年人民币贬值幅度（5%）小于2016年（7%），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政府被迫强化外汇管制。中期看，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经济实现弱企稳概率较大经济弱企稳是指增长窄幅波动，向下空间不大，但同时也难以看到增长上行。2011年以来，扣除基建、地产、金融外的增长下行相当明显，2016年下行幅度尤为显著。虽然近期经济企稳脆弱，但也不乏基本面的支撑，特别是供需失衡的矛盾有所好转，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可能实现弱企稳，预测经济增长6.6%，CPI增长2.1%，而PPI全年可能前高后低，中枢在2.3%左右，明显高于去年的-1.6%。今年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实现弱企稳？除了实际利率降低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作用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供需矛盾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有所好转。由于供给侧持续收缩，宏观经济的行业和微观基础发生改变，制造业去产能明显。通过2016、2017年PPI回升，预计存货投资对于GDP贡献将提高至2%以上。从各项具体的经济活动来看，向下的因素仍然存在，但同时有利的因素在增加。首先，房地产投资拖累增长的幅度可能不大。房地产投资滞后于新开工，2016年新开工增长对于后期的投资有一定领先性，结合在建工程的持续性，预计2017年地产投资虽有所下滑，但影响GDP同比增速不到0.2个百分点。其次，预计基建投资在广义财政扩张的支持下，仍将发挥对冲老产业投资下滑的作用。预计2017年基建投资增长18.5%，财政、准财政政策仍将扮演重要作用，而第三批PPP示范类项目再创新高（1.17万亿），主要集中于交运和市政领域，也将利好未来基建投资。再次，外贸出口可能超预期。预计2017年外贸增速回升，美元计价下出口或将回升至-1.6%，人民币计价下出口或回升至5.7%。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负相关并具有一定领先性，2016贬值预计将拉动后期出口回升。消费增幅可能下滑，拖累增长。地产下游家电、装修等领域占消费比重相对不高，因此预计明年消费受地产下滑影响相对有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力度下降，可能引起汽车销售增速（5－7%全年）下滑。预计2017年消费增长9.1%，较2016年10%下滑1个百分点左右。货币政策收紧和结构性改革带来机会按照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17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原则。今年中国经济应该抓住机会，适当收缩货币政策，改变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行业（包括房地产行业）泡沫化发展的倾向。我国金融化程度2005年以来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势头，2015年底达到了8.3%，高于英美的水平（7%）。今年金融领域的工作重点需要从过去的加杠杆转变为去杠杆，这样既可预防金融风险，又能促进资金脱虚入实。货币政策需要从去年的中性偏松转为今年的中性偏紧。建议供给侧改革要更加注重实效，由于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加，在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改革的步伐不宜过大，需要积极而稳健。从根本上说，要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选择。只有结构性改革才能改善增长，提高投资回报，提升自然利率水平，最终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对中国而言，其主要问题不是经济增速下降，而是增速下降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取决于未来的改革进程。去产能要吸取煤炭行业的教训，有色、化工、建材、造船等领域去产能要更多依靠市场进行，同时配合去产能、债转股，加大国企兼并重组力度。创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需要从模仿战略走向创新战略。创新带来的增长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将越来越高。当前宽泛的计算发现新经济部门对于GDP的拉动作用为2.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33%左右，宏观政策需要适当调整，促进新经济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裕庆 2017-01-24 台海两岸的交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发现目前的两岸交流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如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实到台湾普通人的幸福梦，这是大陆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 针对两岸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历史性的六点意见。第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第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第三，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第四，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第五，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第六，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六点意见是台海局势稳定的压舱石，为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台海两岸的交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对照习主席的六点意见，我们会发现目前的两岸交流现状并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迄今为止的两岸交流过度凸显了对台湾资本阶层的让利，忽视了台湾基层民众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如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实到台湾普通人的幸福梦，这是大陆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两岸交流要走群众路线笔者经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发现这些活动有时会被特定组织垄断，根据该组织本身的喜恶选择参与人员。不少交流活动过于照顾台湾权势人物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政党和工商界人士，导致台湾普通民众没有机会就两岸关系发声。这些参与两岸交流的人员无法体会基层人民的生活需要，也拒绝为台湾基层民众发声，如此大陆与台湾民间出现越交流越疏远的反讽局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在不同交流场合看到老面孔，而台湾底层百姓却没有机会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如果两岸交流变成台湾少数人的特权，那么这样的交流活动根本无法全面、深入发展。 针对两岸交流的群众路线，笔者有以下建议。第一， 建议陆方针对两岸交流活动实行比例制，保证台湾基层民众有足够代表参与，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赢得台湾普通人对中国的认同。第二，建议陆方面向台湾基层民众，创办新型交流活动。交流活动的议题可以更生活化，邀请方式更公开化，形式更通俗化，从而走进台湾基层百姓的心里。第三，建议陆方少请来自党政和社团组织的老面孔，多与台湾新面孔接触，听取他们真实的意见。只要参与人员不发表“台独”或“独台”言论，大陆都应该欢迎他们来大陆“走亲戚”，听他们聊聊台湾普通人关于“柴米油盐”的故事。这样的两岸交流才是契合大多数台湾百姓生活的贴心活动。如果两岸交流活动真正走上群众路线，那么台湾就会有成千上万个洪秀柱站出来，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效力。两岸交流要立足于台湾本土文化当前的两岸交流活动多由大陆主办，组织者对台湾本土文化缺乏了解。今后陆方应根据台湾当地民众习俗与个性来做出适当安排，采用尊重台湾本土文化的新型交流方式，避免因文化冲突而产生的越接近越反感的现象。以台湾南部本省民众为例，笔者曾在台南新营长期居住，对台湾南部本省老百姓的习俗和民风有亲身体验。来到大陆后，发现大陆官方和人民对台南文化存在诸多误解。台南当地人并不具有大陆人所认为的闽南文化性格，而更多的是如同大陆北方百姓一般，直来直去，有话直说，个性豪放，勇武好酒。在遵从中华文化与民俗宗教方面，台南人并非仅仅崇尚闽南文化，反而更多的是认同闽南以外的河洛文化、古中原文化以及日本文化传统。建议未来在安排两岸交流前，陆方应该彻底了解台湾当地百姓的民风与习俗，开发个性、兴趣与习俗相投的交流，使之成为活络两岸关系的新方向。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终究要通过亲密的感情联系来建立，而不是依靠“假、大、空”的研讨会和访问。鼓励台胞融入大陆社会除了给予台胞“居民待遇”外，大陆也应多鼓励台胞到大陆生活与工作，参加大陆的各种社会活动，让他们亲身了解和体验大陆社会的飞速发展。大陆可以采用激励机制，用学分与三好学生等奖励鼓励台生到大陆交流，或是用颁发荣誉市民与税务优惠政策等方法奖励认同中国的台湾民众，这样就可以在台胞中传播社会正能量，吸引越来越多的台胞参与和融入大陆社会，让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起为中华大家庭做贡献，实实在在落实两岸一家亲的政策。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本身应该主动融入大陆社会，甚至应该有愿意到农村服务的精神，让自己的能力发挥在祖国土地上，让自己的努力能成为中华复兴的一部分，而不是整天在沿海都市区的台湾人社区内固步自封。大陆对台胞的照顾与台胞对祖国的责任应该是双向的，是相辅相成的。正如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先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台胞应该在追问大陆如何给自己更多福利之前，先问问自己为祖国大陆能做出什么贡献。支持台胞公开反台独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不仅是两岸交流的桥梁，也天然是反击台独势力的生力军，应该主动“扛大旗”，承担起为民族发展而反独促统、澄清谣言的重要责任。当各种反华与分裂势力诋毁祖国时，生活在大陆的台胞，尤其是各种协会的台胞领袖，更应当仁不让，通过撰写文章、参与辩论、公开宣讲等方式澄清错误，反驳谬论和力挺“一个中国”原则。笔者发现在大陆伸手要福利的台胞很多，但愿意主动扛大旗帮助大陆的却很少。依据两岸一家亲的原则，看到同为家人的大陆同胞被误解被欺负，台胞当然有责任澄清事实，反驳谣言。特别是那些在陆台胞社团的领袖们，除了要照顾台胞生活与工作问题外，为祖国仗义执言，公开反独促统，也是其当然的职责。对大陆不足的地方，我们要直言相劝，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对大陆在各个领域的进步与发展，我们要向全世界宣传。无论是坚持群众路线，还是两岸同胞互相融合与支持，都是基于人民立场，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也与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一脉相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以亲如一家人的同理心互谅互让，以家和万事兴的方式了解各自的诉求与困难，这样两岸经济和社会融合才能大步向前，大陆和台湾同胞才能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建宗 2017-01-24 过去数年，笔者与超过20名现任和前任的问责官员和高级公务员进行访谈，对问责制的实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尝试描述香港问责制的特点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距离2017年3月26日第五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不足100天，无论是坊间传言的几位大热门人选，例如林郑月娥、曾俊华、叶刘淑仪，还是其他人当选，新一任特首都需要处理同一个问题：如何通过遴选主要政治委任官员机制来建立班底？政治委任制度（又称“问责制”）实施了十多年，坊间评论都是以批评居多，包括制度本身和个别官员的素质问题，但能够从香港实际政治地位出发并提供切实可行建议的研究却寥寥可数。过去数年，笔者与超过20名现任和前任的问责官员和高级公务员进行访谈，对问责制的实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尝试描述香港问责制的特点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在大多数国家，问责制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政党通过普选轮流执政，二是管治团队由公务员和政治委任官员两部分组成。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的公务员管治团队分别来自英国和由港英政府培养，由英国派来的港督也是来自公务员系统（最后一任彭定康除外），因此问责制并不存在。回归后，香港根据基本法进入民主化时期，行政长官由香港人选举产生，但《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行政长官不能拥有政党背景，就算将来落实普选，相信有关规定也会保留。“问责”一词源于西方政治学概念accountability，意指向某人或机构负责。问责在公共行政范畴的应用则更为复杂，可以是宪制上的安排或跟权力来源有关。“责任”的意思涵盖“从事公务的权力和能力”、“向问责者提供数据和解释的义务”及“对个人的行为承担后果”。政治问责主要包括“垂直问责”和“水平问责”两个方面，前者指官员向执政党或公众担责，后者指行政机关向立法机构担责。具体情况取决于当地法律和宪法规定。香港的问责制有其独特性。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即使以后实行普选，也必须如此。作为香港特区的首长，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肩负执行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的责任。司局长属于基本法中的“主要官员”，全部由行政长官提名，中央任命。他们的权力来源和行政长官是一样的，即问责对象除了特首和市民，也包括中央人民政府。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兴起，很多原来政府从事的职能纷纷转移到法定机构或政府委任的组织（例如香港的港铁、医院管理局或房屋委员会）。这些法定组织的优点是可以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下，以比政府部门更有效率的模式运作。然而，从香港的例子可见，部分法定机构的管治水平参差不齐，所属政府部门不一定能够驾驭，而法定机构表现并未如理想的话，问责官员仍然是被追究的对象。2014年，港铁涉嫌向政府隐瞒广深港高铁超支延误事件便是一例。当时备受舆论批评的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而港铁的行政总裁虽然提早离职，但仍可得到相应酬金，并没有惩罚措施。与西方国家比较，香港问责制的特点是前公务员比例偏高，而政党代表的比例偏低。典型的英式问责制是下议院议员兼任问责官员，领导常任制的公务员队伍。美国总统制下的问责制，则更多倚重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组阁。特朗普即将提名埃克森美孚行政总裁蒂勒森出任国务卿，是其中一个例子。香港的情况比较特殊，首先香港没有足够的政治人才，而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民选议员未能累积足够的行政经验。在没有“执政党”的情况下，作为职业公务员（大部分自大学毕业一直在政府任职）的政务官是对政府运作最熟悉的群体。香港政务官大约有600多人，占公务员总数约百分之三，但却肩负领导整个公务员团队的重任。自2002年开始，问责制历经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三位行政长官。数据显示，前公务员始终占问责官员最大比例。以司局长级别而言，曾荫权任内比例高达六成，董建华和梁振英政府也有约四成，其余官员则主要来自学术界、商界、专业人士和政界。值得注意的是，政党人士在问责官员当中比例十分低。以本届政府为例，只有五名问责官员（含司局长、副局长、政治助理）有政党背景，司局长当中只有两人，占总数八分之一。理论上，香港虽然没有执政党，委任较大政党进入行政机关有助于政府议案得到通过。然而，香港的政党成员加入政府架构后不但难以施行党内的政策，也与政党关系变得疏离。这有违政府希望透过委任政党成员使政策更容易得到该政党的立法会议员支持的本意。而有政党身份的问责官员在向其它政党（尤其反对派政党）争取支持方面，面对的困难比非政党官员更大。问责制运行至今，一个最大的迷思，是公务员“政治中立”与是否“从事政治工作”的关系。事实上，笔者从多名受访者得知，公务员过去一直有从事所谓“政治工作”，公务员“不从事政治工作”是香港回归以后才出现的说法。一直以来，公务员要严守的是“政治中立”。根据《公务员守则》第三章“操守准则”，公务员须具备八项操守，其中包括“政治中立”。其重点在于：不论本身政治信念如何，公务员必须对在任行政长官和政府完全忠诚；在履行公职时，不得受本身党派的政治联系和政治信念支配或影响；公务员不能以公职身份参与党派的政治活动，不得把公共资源用于党派的政治目的；以私人身份参与党派活动时，须避免引起与公职身份有实际、观感上或潜在利益冲突，不会使政府尴尬等等。实际上，公务员“政治中立”和从事“政治工作”并不产生矛盾。回归以前，公务员就需要向立法会和区议员解释政策，进行联络传媒等方面的工作。政府内部也有民政事务署人员处理地区工作，新闻处人员负责传媒联系等等。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政策局，公务员都会协助问责官员对议员和持份者进行游说工作。所谓公务员不从事政治工作的说法，使问责官员和公务员重分工，轻合作，未能形成一支有效应对恶劣政治环境的团队。公务员不隶属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规定也是另一个值得商榷的安排。西方国家有成熟的政党政治经验，其问责官员有能力带专家顾问进入政府。反观香港，政治人才不足，公务员不隶属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使后者难以顺利展开工作，这对于需要在局长缺勤时署理职务的副局长而言，影响更大。除此之外，加强问责官员办公室的资源和人手配置，对他们提供更全面的培训，都有助于他们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复杂的政治形势。根据《“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央授权特区实行高度自治，但对属于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也有监督权。香港主要官员的问责对象除了特区，还包括中央政府。最近有意见认为，中央对主要官员除了任免权，还应该有监督权。这种监督权通过什么机制行使，会对现有问责制产生什么影响，是香港问责制日后发展的一个关注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