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7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7-07-13 “一国两制”就好像“根”与“枝”的关系。“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央其实是想让“一国两制”回到最基本的关系上。香港人要先确立有“一国”，才能有“两制”。“两制”的发展不能危害“一国”的存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访港，在香港短短三天，一共发表了六次讲话。其中最重要的讲话是在新任特首班子就职典礼上的发言。习主席点出香港现存的五大问题，足见中央对香港问题甚为了解，也藉此提醒了新任特首班子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习主席提出“四点意见”，可从中窥见中央对新一届政府的要求回归二十年的香港特区在实践“一国两制”方面，仍有待完善。中央信守承诺，让香港特区行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长期以来，中央尽量放手让特区自行管理香港内部事务而不加干预，以致香港一些“泛民”和本土激进派认为中央无权过问香港内部事务。回归二十年后，一些民调显示，部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仍然模糊，对“一国”仍然抗拒。釐清“一国”与“两制”关系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初期，甚少过问香港内部事务，但这并不等于中央放弃领导和监督特区政府的权力。二十年过去，中央再重申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作为中央政府，领导和监督特区政府是应有之义，当特区面对危机而无力解决问题时，中央有责任出面干预。习主席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正好指出香港目前“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出现问题，进一步说明“一国”与“两制”的最根本关系，同时也明确划出中央的底线不容挑战。近年，香港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在处理这些内部问题和矛盾时，特区政府有时会感觉力不从心。习主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中，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方面还需完善”、“对国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对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习主席这番话，语重心长。总括来说，就是香港在上至国家层面、歷史文化，下至经济、社会、民生、住房等范畴，都有待完善。这都是习主席对特区政府的告诫。在维护“一国”的管治权和国家安全方面，特区政府仍有待完善。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来说，回归已经二十年了，特区政府仍未能推行有关立法。二○一五年立法会否定了人大八．三一普选方案，亦出现“佔中”和立法会选举出现“港独”候选人当选。此外，自回归以来，香港的教育一向忽略基本法和国民教育，以致香港的年轻人甚少对基本法和国家有所认知。他们在追求民主自由时罔顾“一国”，危及国家安全。这些情况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多加关注和正视。习主席比喻，“一国两制”就好像“根”与“枝”的关系。“一国”是“根”，“两制”是“枝”。“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央其实是想让“一国两制”回到最基本的关系上。香港人要先确立有“一国”，才能有“两制”。“一国”是“两制”的根本，“两制”的发展不能危害“一国”的存在。因此，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上，首先要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一大前提下才能谈得上“两制”的发展。习主席更明确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性，“任何挑战中央权力，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都是绝不能容许”。“港独”罔顾国家主权，并不能为香港带来实质有利和合乎国家发展的结果。在落实基本法方面，特区要加强公职人员和青少年对基本法的教育。习主席指出，“一国两制”目的，除了是以和平方式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更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因此，“一国两制”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途径。对新一届政府的启示习主席提出“四点意见”，强调“一国”是“一国两制”之本，并且绝不容触碰底线。他明确提出，绝不允许四种触碰底线的行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对“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立法。引申出来就是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做准备。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尽可能完成第二十三条立法。其次就是要遏制分裂国家的“港独”活动。新一届政府应尽量遏制“港独”活动和思想在香港散播，及防范“港独”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在经济、社会民生方面，特区政府也应找出香港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尽早谋划发展，配合国家规划，善用国家优惠政策，让香港经济得以再次迅速发展。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习主席劝勉新一届政府，要“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国两制”的精神也是追求大同，存大异。所以，香港不应“泛政治化”，香港特区政府应与立法机关多些理性沟通，尽量凝聚共识，共同改善行政与立法关系，为香港营造一个政通人和的局面，更好地实践“一国两制”。本文原载于2017年7月11日大公网。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 王志民 2017-07-1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开辟了我们党对“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规律认识的新境界，增强了港澳同胞与祖国同进步、共发展的坚定信心，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巩固提升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成功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是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基本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这是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更好践行“一国两制”根本宗旨的科学指南。“一国两制”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求大同、存大异”的精神，展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在贯彻“一国两制”的实践进程中，香港和澳门依靠“一国”强大后盾、立足“两制”特色优势，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并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澳门回归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门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脚踏实地谋发展、促和谐、求进步，走上了与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抒写了世人瞩目的“澳门故事”。回归17年来，澳门已成为当今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从1999年到2016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由502.7亿澳门元增至3582亿澳门元，增长6.1倍，跻身世界富裕城市前列。各项民生事业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澳门保持了中外经济交融、中西文化合璧的特色，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坚持以宪法和基本法为根本遵循，依法保障“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习近平同志强调，“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政权架构、政治运作、社会治理体系的宪制基础。要坚决维护、充分发挥宪法和基本法的“定海神针”“压舱石”作用，确保“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维护“一国”，就要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尊重“两制”，要以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为基础。我们要牢牢把握“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中央授权和监督下的高度自治三个核心要素，全面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港澳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允许的。回归以来，澳门始终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尊重和认同国家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积极维护和配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2009年澳门率先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宪制责任，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释法后，澳门主动在立法会选举法修改法案中增加了“防独”条款。在2017年4月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行政长官崔世安明确提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切实维护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主导体制。基本法关于特区政治体制规定的精髓要义，是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主导。这个体制保留了澳门原有政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符合澳门作为中央政府直辖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是最有利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制度安排。回归以来，行政长官作为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双首长”、对中央政府和特区“双负责”的宪制地位得到充分尊重，依法行使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力。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且重在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各政权机关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共同维护行政主导体制顺畅运作。着力夯实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澳门回归以来，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不断巩固，确保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的真正落实。在管治力量上，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特区政府注重持续提升公职人员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立法会始终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不折腾、不内耗，形成了“爱国爱澳、民主和谐”的立法会文化。司法界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要求，不断加强澳门法治建设，并积极同内地开展司法合作。在社会意识上，澳门持续开展基本法宣传教育，广大澳门同胞始终衷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持续升华，社会舆论理性平和，以爱国爱澳、包容共济、务实进取、民主和谐为核心内涵的“澳门精神”，已从朴素的民间情怀上升为澳门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主流意识。积极先行先试，再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辉煌去年12月，习近平同志高度肯定澳门“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树立了榜样”。这次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坚持“四个始终”的重要指导意见。我们要以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守方向、踩实步伐，主动作为、先行先试，着力破解影响澳门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积累新鲜经验。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夯实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和法律基础。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央同特区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逐步探索建立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系统规范的中央任免行政长官和特区主要官员的制度。探索建立中央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制度。完善维护国家安全配套执法的体制机制，探索扩展维护国家安全领域的覆盖面，有效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的干预渗透，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和特区政权安全。支持特区政府加强管治能力建设，提升依法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管治团队的政治忠诚和施政效能，加强公职队伍的国情研修、宪法和基本法学习培训，提倡忠诚、干净、担当的公职文化。不断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深化公共行政改革，提高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支持特区政府加强管治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澳门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支持澳门发挥好“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作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规划利用好85平方公里管理水域，支持完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配套政策、法律支撑及营商环境建设，拓展经济多元发展的新空间。支持加强博彩业监管，促进博彩业规范有序发展。支持央企、国企和民企来澳助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帮助和支持更多的澳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让广大澳门居民在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支持特区政府强化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开展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等国民教育的主体责任，支持澳门与内地合作编写“澳门版”中国历史教材，支持中国历史科目独立必修和提倡学习普通话，支持开展两地青少年交流和国情教育，巩固提升澳门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怀。支持特区加强爱国爱澳青年人才培养，保证“一国两制”事业薪火相传、行稳致远。(原载201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理论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马 2017-07-10 习主席寄语，香港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反映出中央对香港的信任。习主席肯定港人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并认定让“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成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征程的一部分。 香港回归20周年，举国上下齐庆贺，习近平主席亦亲临香港为庆典主礼。期间，习主席的演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佐之以法；既肯定港人的贡献，让全国人民和香港同胞感受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关爱，又显出主席的大气大度，确实是一篇情、理、法兼备的肺腑之言。习主席的演辞首先从历史说起，香港的命运和发展，从来都与祖国的走向分不开。只要对香港史稍有认识就不难发现，香港近160多年的发展很大程度是中国近现代发展使然。从被割让予英国，成为殖民地，到成为中外贸易集散地，到吸纳内地精英移民发展轻工业，到把握祖国改革开放机遇与珠三角共建“世界工厂”，再到回归以来发挥“超级联系人”优势，把国际资金引进内地，并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这一切皆是香港与祖国发展互动的结果。历史从来都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根源。实际上，祖国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着无数香港人的情感。远的不说，近30年来，每当国家遭逢天灾，港人总会义不容辞地率先出钱出力为内地同胞送上关怀；每次国家代表在国际场合出赛，港人都会全情投入地为国家运动员加油喝彩，这些都是对民族国家情谊最直率的表达。从长期的积贫积弱到近年在经济、科技乃至国际影响力方面的提升，国家正走向富强，中华得到振兴，民族耻辱得以洗刷，这其实是13亿内地同胞与700多万港人的共同愿望。泛政治化也许令港人暂时忘记了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祖国强大的期盼。然而，只要实事求是，泛政治化的糖衣很容易就会被戳破。探本寻源，勿忘初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崇敬之情仍然烙在港人心底里。习主席寄语，香港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反映出中央对香港的信任。习主席肯定港人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并认定让“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成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征程的一部分。回归以来，香港社会产生了复杂的变化，这变化是多元社会的必然产物。习主席以成年礼比喻香港回归20年，勉励港人“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政策措施。这番勉励给予部分对前景感到疑虑的港人极大信心。动之以情后，习主席晓之以理，重申中央贯彻“一国两制”的两点坚持，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要达到两点坚持，习主席亦为更好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提出了四点意见，包括“一国”是根、是本，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是不容挑战的底线；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香港要聚焦发展，把握国家持续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求大同、存大异，同时不要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习主席提到“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突出依法行事，意义重大。习主席坦言，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法律是文明社会解决问题的最终依据，只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就能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去年的候任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便是很好的例子，相关人士在宣誓时加入辱华字眼，引起社会一致的愤慨和谴责，法官按照基本法裁定相关人士丧失议员资格。由此可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是对继续践行“一国两制”最大、最有效的保证。香港回归祖国20年，是值得各界庆贺的大事，习主席亲临香港，主礼庆典并作出情、理、法兼备的演讲，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提升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勉励港人要对自己、香港和国家有信心。习主席的讲话振奋人心，让港人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下再创辉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7-07-07 台湾暴力“执法”，对大陆渔船实施“射击遏阻”，在大陆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大陆方面是否应该对此做出针锋相对的举措呢？ 2017年以来，台湾方面的基隆海巡队、高雄海巡队等部门在大陆与台湾附近海域施行多起逮捕大陆渔民事件。最严重的是5月6日，澎湖海巡队在澎湖花屿海域以“越界捕鱼”为由，对一艘大陆广东籍渔船实施“射击遏阻”，结果造成船上2名船员受伤。针对此次事件，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1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岸同胞是骨肉兄弟，将心比心，台湾方面应当停止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来对待大陆渔民，保证相关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岛内一些热爱和平的人士也对民进党当局的“暴行”进行了谴责。过去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海巡部门发现此类事件一般是驱逐了事，媒体也不愿意放大。然而，近期此类逮捕事件频发，甚至出现了“射伤事件”，民进党当局到底是何用意？民进党将国际环境恶化归咎于大陆当前，民进党刚刚上台一年，两岸关系已经朝着急剧冷却的方向前进。鉴于蔡英文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缺乏建立互信的政治基础，大陆不仅逐渐收紧两岸交流，在国际舞台上也日益强调“一中原则”。加上蔡英文和民进党缺乏国际视角和战略高度，在诸多问题上严重误判形势，因此，台湾的国际环境面临越来越“紧缩”的窘境。蔡英文在2016年下半年，先是押宝希拉里·克林顿上台和TPP的继续推进，随后在特朗普胜选后又调整为希望得到新总统的支持和提升美台实质性军事关系。然而，这两件事情先后被证明是“重大误判”。尤其在今年4月中美两国领导人“习特会”之后，蔡英文的“美国牌”愈发失效。再加上2016年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断交等事件的发酵，2017年为配合大陆“一带一路”倡议，斐济总理访华前撤销驻台30年的代表处，次日越南又在与中国签署的《中越联合公报》第12条中明确写入了“越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蔡英文的国际窘境似乎从一个冰点走向另一个冰点。此外，衡量蔡英文国际活动能力的重要标志就是今年能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这既是与去年（当时还是马英九在任）相比较，也是未来台湾所谓“国际空间”拓展的重要指标。鉴于蔡英文在“九二共识”的认同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大陆以世界卫生组织（WHO）是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组织、必须遵守联合国2758号决议为由向台湾施压，最终蔡英文不愿妥协，今年台湾WHA已难成行。凡此种种，民进党困境重重，进而恼羞成怒，将这一切归咎于大陆的打压和敌对。蔡英文政府的意图此次蔡英文政府对于大陆渔民的处理，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其彰显的意图至少有三：一是坐实两岸关系冷却。蔡英文当局不认同大陆所希望的“九二共识”，也不再寄望大陆维持蔡英文所定义的“现状”。两岸从小心翼翼维持某种“模糊”，开始走向充满敌意的“清晰”。两岸关系冷却符合民进党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因为民进党可以进一步借题发挥，将中国大陆进一步妖魔化。二是不断酿造此类危机，逼迫大陆与台发生官方接触，甚至两岸实现某种对等谈判，至少是在不断创造可能谈判的契机。今年3月，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接受大陆有关部门调查，此事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政府缺乏与大陆官方的沟通渠道，束手无策，因此，此番藉由在渔民问题上的强硬，蔡英文希望创造对等谈判的条件。三是通过此举凸显所谓台湾的“主权”，并希望放大到国际，引起西方的关注。海峡两岸针对捕鱼有各自的传统海域，但是中国对这个海域的主权是不容质疑的。民进党政府借此凸显“主权”，其实是“划地而治”，刷存在感。当然，其暴力对待大陆渔民，在岛内也是争议不断的。大陆应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台湾暴力“执法”，对大陆渔船实施“射击遏阻”，在大陆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大陆方面是否应该对此做出针锋相对的举措呢？笔者在此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不同的策略选择要面对不同的博弈结果，所以，我方要慎之又慎。上策，搁置不理、静观其变。大陆渔民在禁渔期间去双方交叉海域捕鱼，是这类事情的直接原因。我方可以约束渔民行为，且看台方是否敢于“越界”挑衅？这类事情只要就事论事地处理，蔡英文方面“借力打力”的愿望就会落空。如果下一次再出现类似情况如何应对？在国际舞台上，此举只能凸显台方对两岸关系无理、粗暴的破坏。在岛内，我方也可以营造大陆方面的悲情，将两岸关系冷却的责任归咎于民进党。因此，我方应该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民进党当局此类挑衅事件一定会再次发生，但毕竟难以撼动两岸根本的力量态势，更难以扭转两岸民间交流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中策，有条件地沟通，侧重于民间。如果此类事情持续发生，我方势必面临某种与台湾沟通的压力。如果必须沟通，我方应明确提出条件，必须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希望民进党回到“九二共识”的“一中”架构。具体而言，我方处理此事一方面应该侧重于“就事论事”，不涉及渔民事件以外的事情，谨慎妥善应对相关事宜；另一方面要尽量动用民间的力量（包括民间智库、企业团体、国民党的力量等）。这样，民进党希望透过此类事件与大陆展开官方互动的图谋就会落空。下策，针锋相对、睚眦必报。一部分大陆学者认为，中国大陆变强大了，台湾这样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主张，大陆也应该对台湾渔民强硬，或者直接对民进党政府强硬。问题在于，大陆的强硬可能会使两岸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这样的紧张关系势必会压缩我方在台推动两岸民间交流的空间。此外，此时此刻大陆的强硬，也会“授人以口实”。中国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是需要在世界范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不是动辄对台“用强”。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大势的引领者，但越强大，越应该强调章法和秩序，越应该强调大局走向。实际上，大陆对台可打的牌越来越多，强硬牌完全没有必要出。大陆此时的强硬只能凸显大陆对台战略的不自信，而大陆的据理力争却可以赢得两岸民众更多的支持。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7-06-28 整体上看，港澳在推行“一国两制”方面确实存在不少落差。如果我们把港澳两个特区的现况与回归时的情况作比较，不难发现澳门在经济发展上是急速的，社会稳定方面更优胜，更为和谐。因此，香港在实践 “一国两制”方面，其实可参考澳门的经验，也应加强研究“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如何才能达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澳门自1999年回归，经过18年的“一国两制”实践，GDP增长达6倍，财政收入和储备也快速增长。在前后两任特首的管治下，澳门社会整体上比回归前经济急速发展。澳门回归后，随着赌权开放，虽然社会上仍有很多问题和矛盾，如贫富不均扩大，高楼价，就业市场结构严重失衡，青少年问题等，但经济明显有所改善。前几年澳门博彩业曾有萎缩，但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出台一系列提振澳门经济的政策，扶助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澳门政府也加强对博彩业的监管，严控博彩业的裁员情况，减少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对社会的冲击。澳门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张德江委员长于今年5月8日到澳门视察，与社会各界交流并多次发表讲话。张德江对澳门实践“一国两制”成功的评价，可归纳为：澳门能把握中央的优惠政策、坚守“爱国爱澳”的价值、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和实践“良政善治”。 因此，可从如下方面总结澳门发展的经验。第一，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把握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发展机遇。于2016年编制的首份《五年发展规划》，就明确提出要“研究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体现了特区政府对大湾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并积极谋划和参与。第二，藉助中央的优惠政策。澳门2016年面对经济下滑，中央曾向澳门给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支持澳门每年举办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建设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设立中葡合作发展的基金总部、与澳门企业合作拓展葡语国家的电商市场、支持澳门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会展品牌、建设传统医药中心和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完善内地与澳门便利通关、批准澳门填海80多平方公里等。此外，中央亦为澳门发展成世界最大赌城订出新的发展方向。第三，爱国爱澳成主流。澳门较能与内地的生活、文化接轨，具有较强的国家观念。培养爱国爱澳的治澳建澳人才，也作出很多努力，让青年在社会事务中多有参与机会，尽早培养和储备建设澳门的人才。澳门立法会也是由爱国爱澳议员组成，向来都是以平和方式运作，立法会与行政机关合作畅顺。澳门繁荣稳定，能集中精力搞建设，这与澳门社会以爱国爱澳为主流价值有密切关系。第四，正确理解“一国两制”。张德江视察澳门时表示，“‘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基础，当中最重要是正确理解一国与两制的分别”。只有“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才是澳门成功的基础。澳门居民大多数是认同和维护中央管治权的。因此，中央对特区的管治权得到特区的尊重，中央对澳门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也得到落实。澳门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方面，已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因此澳门在实践“一国两制”时，能从“一国”的高度来考虑，可以保障“一国两制”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第五，实践“良政善治”。在正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特区实现“良政善治”。近年来，澳门特区不断提升依法施政的能力和水平，改善了行政效率和增加施政的透明度。澳门特区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运行顺畅，有效维护澳门政府行政主导的管治。最近澳门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公共行政改革统筹委员会”，这反映特区政府敢于面对过往公共行政的深层次问题。相对过往一些小修小补的优化式改善措施，这实在是公共行政改革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再看香港，或可从以下方面思考。第一，加强爱国教育。曾参与“占中”的大学生，都是香港回归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所受的教育缺乏对基本法的了解认识和国家观念的培育。他们向往西方的价值思想，在追求香港的民主自由时，却罔顾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再加上香港一些学者鼓吹本土和“香港民族”论，引发本土派和“港独”思想抬头。“港独”存在的事实告诉我们，香港的爱国教育出了问题。要遏制“港独”，最好的措施就是加强爱国教育，让香港人多认识“港独”对国家和香港不利。香港“泛政治化”削弱施政第二，维护“一国”管治权。香港就基本法第23条迟迟不能立法，先后出现“占中”和“港独”当选立法会议员。这启示香港，在实践“一国两制”时，特区政府必须维护“一国”，才能争取到国家的支持。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须互相配合，才能有利于国家和特区。港人要争取“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也必须在“一国两制”下争取，否定人大8·31决定并不会为香港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香港需要发展一套既符合港情，又不挑战中央管治权的“香港模式”，这才是对香港长远最有利，也合乎国家、民族利益的发展模式。 第三，“泛政治化”削弱政府施政。香港一向被认为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一些立法会议员和法官因此以独立监察政府为目的，与政府抗衡，使得政府在实际施政时经常受到立法会掣肘和司法复核，寸步难行。此外，香港立法会内部也经常出现“拉布”和流会。一些立法会议员更不断对政府条例提出修正，最终令特区政府不能通过有关议案，以致施政困难。由于近年香港社会“泛政治化”，议会抗争不断，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正不断被削弱。香港的公共行政要加强行政主导，在作出改革方面也可供借鉴澳门行政改革的经验。整体上看，港澳在推行“一国两制”方面确实存在不少落差。如果我们把港澳两个特区的现况与回归时的情况作比较，不难发现澳门在经济发展上是急速的，社会稳定方面更优胜，更为和谐。因此，香港在实践 “一国两制”方面，其实可参考澳门的经验，也应加强研究“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如何才能达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香港回归20年了，特区政府也应加强资助一些学术研究项目，检讨“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经验，找出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主流意见，也找出实践的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方法。适逢香港庆祝回归，在各处举办的各种大型纪念活动，多属文娱康乐性质，政府在资助和举办有关活动时，应加入爱国教育的元素，推广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操。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27日版《大公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楠迪扬 2017-06-22 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标志着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全然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输出的方式，引领与重建国际新秩序。中国以充分尊重别国既有制度为前提，建构一种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近日在北京顺利落幕。此次论坛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召开的最高规格国际论坛。与会来宾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13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记者、企业家、银行家等各界人士，以及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89名负责人和代表，与会总人数达到1,500多人。130多个国家的代表、数十个国际组织参会，如此规模超越绝大多数有特定议题的国际会议，堪比小型联合国峰会。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冷战结束后，两极世界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政治制度输出重整全球秩序。然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早早预示了强势政治制度输出的灾难性后果。“9·11事件”、“伊斯兰国”等国际乱象印证了亨廷顿的担忧。世界并没有因为西方政治制度的输出而变得更加和平。目前，全球范围内尚存相当数量的国家，引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但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不同程度地陷入发展困境。不少未被制度输入的国家，则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遭到国际秩序的排斥，长年处于欠发展状态。如今我们以“一带一路”框架来看，相当数量的“带路”国家就属于此二类。在西方输出政治制度建立国际秩序的同期，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出不同于任何一国的独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标志着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全然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输出的方式，引领与重建国际新秩序。中国以充分尊重别国既有制度为前提，建构一种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框架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原则。论坛成果初步展示了这一布局，成果清单涵盖76个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中国与蒙古、巴基斯坦、尼泊尔、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东帝汶、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白俄罗斯等国签署国际运输及战略对接协定；和巴基斯坦、菲律宾等30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以发展带动和平”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中国为此进行了多层面的布局。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金融合作”方面提供总值达3,80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贷款。未来三年，中国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援助规模至少为600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西方国家转变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西方国家派出高级别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比如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波兰、瑞士、捷克等欧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发生态度转变，从冷淡、观望到积极参与。“带路”国家拥有全球64%的人口，29%的经济总量，如此体量的人口规模以及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不仅是中国也是西方国家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成熟，西方国家灵敏地嗅到了机会，更清晰地看到了未来发展图景，开始提出具体合作意向。比如，近期脱欧的英国正在谋求实施亚洲发展计划，愿意发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更多资金。美国与日本态度的转变特别值得玩味。由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领衔的美国代表团参加了论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邦层面提出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方案，美国代表此次参会有可能会寻求与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的对接。以其商人秉性，特朗普无外乎谋求与中国展开中、短期可能性利益交换。日本方面，安倍晋三派出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访问团长参会，表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的积极转变。以创新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为扎扎实实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新时代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国需要在理念、模式和政策方面大胆创新，在正确的战略轨道上争取早期收获。“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经济相互依存理念。中资可以携手美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两国经济融合。经济相互依存能够减少冲突，但历史经验已证明，仅仅依靠两个经济体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即是明证。然而，这并不是说经济相互依存对防止冲突和战争没有作用，而是意味着我们需要纳入更多与经济相互依存相关的变量，包括军事上的相互威慑以及在新的高度上深化经济相互依存。“一带一路”为中美深化经济相互依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两国把经济相互依存延伸到境外的“带路”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海外投资保险模式。在诸多保险产品中，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和战乱险等特别政治险在内的海外投资保险一直是中国保险业的短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总体上比较高，因此中国政府要密切关注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局势和法律法规的变化，充分发挥政策性保险公司的作用，考虑在与外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时，对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承保机构、保险程序、保险期限和除外责任做出具体的规定，甚至可以考虑采用日本海外投资单边保险模式，即使东道国没有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向政策性保险公司申请投保。“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策。PPP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公共部门和社会资本的不同优势，提高“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规模、质量和效率。“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周期较长，可以考虑把投资周期分割成不同阶段，妥善设计项目公司股权结构，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允许各类公募和私募基金在不同阶段自由购买和售卖股权，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方便灵活回笼资金，保护投资者利益，这样通过回报便利化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同时，在项目投资和运营过程中，鼓励当地企业参股投资项目，使项目的建设得到东道国政界和商界的支持，确保PPP项目长期顺利运营。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重点是内部发展，那么现在，中国将凭借“一带一路”倡议，将自身受益的发展之道与经验向更广的范围传播，塑造新型世界秩序。“一带一路”倡议初期的发展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正是中国朴素的发展智慧“要想富，先修路”的体现。倡议在具体实施上会面临各种技术层面的挑战，这将直接影响该倡议理念的实现，需要分门别类制定具体应对方案，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试错前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开放性框架，可调适性强，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在“带路”国家成功落地，它也必将获得更丰富、更有针对性的内涵。 

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 伍俊飞 2017-06-16 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由于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中互斥的“极”概念特别是“多极化”渐趋过时，以互利的“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更为恰当。事实上，当今国际体系正逐渐由单极体系或“一超多强”过渡到中美主导的“二元结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佛州海湖庄园会晤，就彼此共同关心的诸多事务特别是双边贸易和朝鲜问题进行了探讨。两位领导人相向而行，密切沟通，一扫特朗普上台之初世界舆论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阴霾，为新的国际局势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发展树立了榜样。民族主义运动复兴特朗普入主美国白宫、英国脱欧以及西方国家反全球化、反穆斯林和排外情绪蔓延，标志着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兴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国际关系的时代主题之一，是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产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广大中产和工人阶级意识到全球化的风险，感到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谋求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和促进自身的利益，导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回潮和民族主义抬头。他们通过民族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将其与各种形式的政治制度嫁接，试图遏制主要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全球化进程，巩固和修正民族国家体系，保护本国国民权益，限制移民和跨国资本的无序扩张。当前民族主义运动的弊端在于，它重申了利益分配以国民为基础的原则，排斥来自异邦的移民，拒绝来自战乱国家和地区的难民。无疑这不是理想的发展方向，但如果我们将它置于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大背景下，人们又能对其表示理解。毕竟，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本国国民的安全，增进本国国民的福利。基于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各国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具有诸多近似背景。第一，民族国家内部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压缩；第二，民族国家中资本阶层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和社会无力监管其非正义的行为，导致民众集体拥抱民族主义，通过政治选举或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掌握暴力工具来制衡资本阶层；第三，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过于强势或者单方寻求自决，凌驾于主体民族利益之上。民族主义被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妖魔化。其实，民族主义不是社会稳定的毒药，亦非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民族国家的国民在安全和利益受到挑战时对全球化的本能反应。民族主义是凝聚国民向心力的粘合剂，可以有效弥合民族国家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有利于国际秩序的重建，不加分别地将其等同于沙文主义、仇外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将会导致更多动乱、冲突甚至战争。民族主义既可在集权体制下生长，更可在民主体制下膨胀。在世界历史上，存在许多通过对外战争来巩固民族团结的案例，但民族主义并非战争发生的根源，权力斗争、资源争夺、阶级矛盾、国际结构失衡等才是引发冲突和战争的根本原因。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依附在权力和利益矛盾之上的意识形态。为防止民族主义极端化，我们需要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西方霸权问题、世界经济中西方垄断核心技术问题，而首要任务是重建国际关系的结构平衡。中美主导的国际体系二元结构全球化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为美国的资本阶层带来超额利润，也促进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财力与日俱增，军事实力日趋雄厚，“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欧亚各国普遍欢迎，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的创立，更是迅速扩大了中国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力量，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但中国以综合国力说话，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捆绑了两国利益，美国越来越不能俯视中国，不得不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与中国协调行动。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由于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中互斥的“极”概念特别是“多极化”渐趋过时，以互利的“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更为恰当。事实上，当今国际体系正逐渐由单极体系或“一超多强”过渡到中美主导的“二元结构”。虽然全球化的脚步在未来会有所放缓，但它已深刻改变了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连高涨的民族主义也不得不在其设定的框架中追求自己的目标。经过民族主义运动的过滤，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将被稀释，而其契合市场原则的互利机制将被发扬光大。这无疑是崇尚“互利”精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胜利。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美互利二元结构可以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有利于共同决策和相互监督。崛起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利益攸关方，既像与美国持有等额股份的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努力维护自身的权益；也像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代表中小国家的利益，对美国在国际体系的权力运作给予监督和制衡。价值观的差异有助于中美两国履行其监督和制衡职责，确保各国之间利益合作与交易的公正性。中国作为异于西方文明的大国，监督和制衡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行为，有利于对其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事前防范、事中规范、事后监督；有利于通过中美双边协调机制解决问题，提高治理效率，节约国际社会的成本和资源；也有利于加强国际法的执行力，维护联合国的形象和声誉，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以互利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湖庄园会晤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加强中美关系达成一致意见，推出互利双赢的“百日计划”，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考虑对美放宽金融投资限制，取消美国牛肉进口禁令，并有可能与美方就汽车关税和钢铁问题进行谈判。“百日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增加美国对华出口而不是限制中国对美出口，有助于两国实现贸易平衡，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作为精明的商人，特朗普明白，单靠保护主义措施不能有效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华盛顿需要摒弃过去那种把中国制造限制在价值链低端的做法，而是要把更多高新技术及产品销售给中国。中国则在加强对美军事威慑的同时，在经贸领域顺应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对加深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来说，这避免了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是现实且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选择。中美两国已经锁定在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双方都受益匪浅，且无法简单地一刀两断。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庭消费支出超过14.88万亿美元，而中国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总额超过2.14万亿美元。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出口市场，2015年对美出口额达到1,616亿美元，而美国则依赖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其它美元资产。中国是美国政府的第二大债权国，截至2016年10月，美国对华债务高达1.115万亿美元。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力图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这与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政策发生冲突。建议中国政府顺势而为，拥抱消费主导型经济，更多地进口高质量、高标准、更环保的美国消费品，既给中国产业升级换代施加外部压力，又迅速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建议中国政府更多地向美国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公司、营销公司、广告公司、咨询公司等专业服务企业开放市场，吸引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同时全面提升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专业水准。为促进国际体系二元结构的形成，中国需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一个异质化的二元结构中，一个大国不承担起应有责任的话，另一个大国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严重损害地区和中小国家的利益。就当前世界局势而言，中国最紧迫的是要携手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从中美互利二元结构的角度出发，朝鲜拥核破坏了国际体系稳定，违反了中朝互利原则，建议中方对朝采取新思维。中国的底线是维护半岛上朝韩两国间均势和东北亚地区均势。建议中国政府继续尊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坚持在合适的时机以武力维持朝鲜领土现状的权利，维护朝鲜的主权独立，支持朝鲜拥有与韩国适度的力量平衡。中国也要精心维护中俄朝与美日韩在东北亚形成的微妙均势。然而，如果美方不以地面部队进入朝鲜，而是以“非战争状态”形式处置朝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不宜介入美国和朝鲜之间的有限冲突、雇佣兵或志愿军战争。中国有义务维护朝鲜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没有责任担保特定政府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