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7-10-31 我们需要总结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遵循中央治国治港战略，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在香港实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诸多新举措当中，运用巧实力，发挥非政府力量，可以成为改善香港管治的重要突破口。 2017年无疑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习近平主席莅临视察，林郑月娥宣誓就职，王志民走马上任，更重要的是，10月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九大，将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我们需要总结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遵循中央治国治港战略，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在香港实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诸多新举措当中，运用巧实力，发挥非政府力量，可以成为改善香港管治的重要突破口。香港政制的特殊性现代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来表达和实现其利益要求的政治组织，大多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或阶层利益而成立。香港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其党团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发展格局与西方迥然不同，基本上以拥护和反对中央为分野。香港不存在《政党法》，党团只能注册为公司或社团。特首不是党团人士，或者当选后必须退党，所以香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只有建制派和反对派之分。香港建制派力量单薄，在政治博弈中长期处于下风。在选举社会中，政党以赢得选举而获得政治权力为目标。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香港呈现半政党政治状态，党团可以拥有部分公共权力，但无法掌握行政权。党团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立法会和区议会影响和制衡特区政府的权力，发挥立法、议政、监察等作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政府首脑同样没有政党背景，但是能够得到议会中强势政党的支持，存在“事实上的执政党”。这本该是香港建制派应努力达成的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人所愿。香港特区政府也一直处于弱势状态。特首无党无派，在立法会内缺乏有力支持，大量议案难以通过，施政效率低下。由于实力不济，建制派未能成为沟通行政与立法的纽带，特首、政府和建制派无法形成行政与立法“执政联盟”，导致香港出现弱行政主导的局面，特首权力处处受限，无法大展拳脚。面对新加坡强势政府的竞争，香港只能望洋兴叹。香港政制的特殊性需要中央发挥领导作用。中央对香港具有“全面管治权”，还有依照《基本法》享有的更多权力，其中就包括从思想和战略上指导建制派党团工作等，这属于中央管治权的一部分。建制派理应充分理解和支持中央的治国治港方略。如果建制党团人士拒绝执行中央战略，互相内斗，缺乏担当，推卸责任，那么国家和香港利益就会严重受损。由于第二十三条立法没有实现，国家安全在香港本来就存在隐患，建制派的软弱涣散更是为投机分子危害国家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中央行使管治权有自己的政治艺术。由于《基本法》的规定，中央所属机构不能在香港亲自下场充当政治博弈的选手。中央对香港的管治主要形诸于思想、战略和宏观政策指导，以及人事任命和人大释法。中央正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央对港政策必须契合这一国家大战略，需要通盘考虑包括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两岸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的重要因素，不可能把香港利益置于全国利益之上。因此，在具体政策操作层面，特别是选举工程当中，建制派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要追求自力更生，根据中央的治国治港战略来切实落实和推进管治政策。中联办成为部分建制派人士的“挡箭牌”中央当前对港方略，一言以蔽之，是底线思维加团结思维，因此香港管治政策需要有软有硬。香港接连发生“占领中环”、“港独滋扰”等事件，情势愈加复杂，迫切需要建制派骨干提高政治活动水平，做到软硬双管齐下。对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港独势力，我们必须坚决遏制和打击，毫不手软；对其它社会组织和力量，我们要留有余地，争取团结。然而，在处理与泛民的争执时，部分建制派人士只知打打杀杀，实际上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个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联办施加压力，让一个作为“联络部门”的驻港机构不堪重负，“西环治港”的说法不胫而走。中联办被污名化，既损害中央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又严重妨碍了“一国两制”的健康发展。香港政制的特殊性要求建制派人士团结一致，奋发有为，勉力成长为立法会的主导力量，但事实恰好相反，建制派长期萎靡不振，一盘散沙，就像扶不起的阿斗。扩大在立法会和区议会中的议席、团结爱国爱港阵营、支持特首施政等任务，理应成为建制派当仁不让的职责。然而，部分建制派人士养成了惰性，不发挥主观能动性，习惯于施压和依赖中央，要求中联办成为直接介入香港行政与选举事务的指挥者。一旦市民出现反对声音，这些人士就临阵退缩，把中联办推向前台，让其充当建制派的“挡箭牌”。此风诚不可长。习近平在视察香港时，语重心长地给新政府班子送上三句话：一是“一寸丹心为报国”，二是“为官避事平生耻”，三是“上下同欲者胜”。实际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为官不避事、上下同欲，不仅针对特区政府官员，也针对所有建制派骨干。建制派要敢于承担责任，自立自强，同时加强组织建设，把个别不具才德、专横跋扈、破坏团结、动辄向中央要价、以私利绑架中央的害群之马清理出建制派队伍。借重非政府力量凝聚建制派既要解决香港特殊体制带来的各种问题，又要减轻中联办的负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笔者以为，关键还是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把《基本法》吃透用好。《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基本法》限制了中央人民政府之外的政府机构在香港活动的空间，但并没有限制中央授权社会智库、民间社团、私营企业甚至“自然人”等非政府行为体参与特区事务的权力，而这些支持中央的力量完全可以被发动起来，促进“执政联盟”尤其是建制派联盟的建立与维护。获中央授权的非政府力量，其主要任务是引导建制派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治国治港战略，协调建制各派的政纲制定、选举事务和立法活动等，可以合法地直接参与香港地方具体事务。非政府力量在近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引导建制派学习中央的思想与战略，获得市民的信任和支持，敢于承担，勇于作为，改变遇事就推给中央的作风。非政府力量可基于国家利益，发挥组织作用，把建制派对中央的支持机制化、平台化。这种安排符合伯克对政党的定义。他认为政党“就是大家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则，并通过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团体”。建制派未来的目标，就是成为伯克意义上的支持中央、效忠国家利益的“事实上的执政党”。这样，建制派就会成为真正的强势组织，成为维护“一国两制”稳定发展的柱石。非政府力量可以促成建制派的实质性联合。建制派各个团体都是爱国爱港的政治组织，其联盟代表了香港社会的多元性，有利于吸纳和培养治港人才，调和不同阶层利益，维护香港社会和谐稳定。重整后的建制派，可以成为香港跨阶层、跨界别的最大政治组织，汇聚基层、中产、专业人士、资本阶层，政治光谱更宽阔，基础更雄厚，能够对社会产生更大影响力。具体政策建议一、中央对港政策要运用巧实力，抓大放小，着眼于全局，通过中央信任的非政府力量，培养建制派自力更生的本领。中央对具体行政和选举事务要采取“放”的态度，不再“包养”建制派，鼓励建制派自谋生路。在当前阶段，中央当务之急是面向香港的社会智库、民间社团、私营企业等，通过授权集中资源扶持一批有实力、可信任的支柱机构，以培育和重组现有力量为主要途径，采取更灵活、更切实际的形式引导建制派政治活动。二、授权非政府力量牵头，汇聚所有爱国爱港力量，建立类似于美国民主党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建制派协作委员会。美国两大政党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管理系统，而是通过常设机构全国委员会协调和运作党务。全国委员会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不能领导政府和党员，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和推行政纲，负责筹款和选举事务，确定竞选战略与战术。它既是一个智库，为本党长远发展出谋划策，规划方略；也是一个协调和执行机构，平时为本党募集经费，大选期间则负责举办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候选人赢得选举进行运筹。三、授权非政府力量引导建制派骨干定期学习中央文件，认识中央制定的国家战略，领会中央对港路线、方针和政策。非政府力量可督促建制派人士，按照中央治国治港思想、战略和政策，有计划、有措施地组织开展学习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并联系工作实际，坚持知行合一。学习和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实现建制派团结的有力抓手，是不断提升建制派管治水平的有效途径，是凝聚大大小小各派系的内在需要。四、授权非政府力量培育移民香港的内地专才，鼓励其加入建制派领导核心层。香港的永久居民中，大部分都是过去数十年来由内地移居香港的人士及其后裔，其中包括回归后来自内地的大量专才。他们大多既熟悉认识大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又了解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和法制体系。他们认同自己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认同香港与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培养他们对中西文化价值的深层次认知、有效的沟通和冲突管理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等，帮助他们积极参与建制派政治活动，充分激发他们的潜能，有助于提升建制派领导层对中央战略的把握和执行能力。（文章原载於《亚州周刊》2017年10月第31卷43期，内容稍有改动。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Month: October 2017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7-10-17 进入2017年，朝鲜明显加快了拥核的步伐，增加了核试与弹道导弹试射的次数，而针对朝鲜的各种制裁与军事演习活动频率也日益增多、增强。朝鲜半岛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局势紧张程度几达战争临界点。 朝核问题，久拖未决。进入2017年，朝鲜明显加快了拥核的步伐，增加了核试与弹道导弹试射的次数，而针对朝鲜的各种制裁与军事演习活动频率也日益增多、增强。朝鲜半岛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局势紧张程度几达战争临界点。面对新情况、新态势，朝鲜半岛防扩散该作何选项，值得我们深思。朝鲜半岛核扩散现状一、朝鲜核试次数频繁，相关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2017年以来，朝鲜核试次数明显增多，频率进一步加快，并且同步进行投送工具的试射。截至9月23日，朝鲜仅2017年核试与导弹发射次数就达14次。要想把核弹头安装在导弹上，通过导弹发射进行投送，发挥核武器实战威力，就必须实现核武器小型化，也就是至少应将其重量控制在1吨以内，最大直径控制在0.5米左右。9月3日，朝鲜将装载在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成功引爆；9月15日朝鲜在平壤顺安一带发射一枚导弹，该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770公里，射程约3,700公里。朝鲜核能力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世界各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其技术能力。二、“制裁战”效果不佳。1993年，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25号决议，敦促朝鲜不要退出条约并信守防扩散义务。此后，安理会相继通过第1540、1695、1718、1874、2087、2094、2270号决议，其中第2087号决议后，朝鲜宣布“9·19共同声明”将不复存在，朝鲜不再讨论半岛无核化。今年，鉴于朝鲜核试与弹道导弹活动频繁，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制裁决议，最近通过的第2375号决议，号称最严厉的制裁，规定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等。“停油”制裁以后，朝鲜于9月16日发射“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最严厉的制裁仍然未能阻挡朝鲜拥核的前进道路，制裁效果微乎其微。三、朝鲜已拥有核威慑能力。从1993年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始算起，迄今为止，朝核谈判已历经24年之久。朝鲜由弃核换安全得援助逐步发展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随着朝鲜核武能力的提升，朝鲜根本无意放弃核能力，坚称要做“负责任的拥核国”。9月3日，朝鲜氢弹试验成功，已经清楚地展示其核武研发的技术进步和成就。朝鲜未来核武能力未必如预测的那么强，但它无疑已成为具有核威慑能力的国家。半岛核问题困境及各利益相关方立场一、美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美国视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认为中国控制着朝鲜的经济命脉，要求发挥中国的地缘优势，以及历史影响力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甚至希望中国能“包揽”整个朝核问题。美再三强调“中国责任论”，目的在于营造中国“看管不严”氛围，不断给中国扣上袒护朝鲜的帽子，将朝鲜不当行为转嫁给中国。此举不仅可以进一步拉近美日、美韩同盟的距离，而且可以借机增强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通过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既可监控中国大部分地区洲际导弹的发射，又可离间中韩关系，加大对中国的牵制力量。美国作为朝鲜半岛核扩散最主要、直接的当事国之一，在解决危机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延宕朝核危机，遏制中国是实，解决问题是假，这也是半岛核扩散困境迟迟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所在。二、日韩各怀鬼胎。安倍政府刻意夸大半岛危机，多次拿半岛核扩散说事，企图借此达到其修宪目的。美国政府多次要求日本归还冷战时期滞留的核燃料钚，但日方一直以研究快中子反应炉为由强烈反对归还，拥核之心昭然若揭，其意图令人质疑。半岛核扩散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韩国，而自从朝鲜核导活动步伐加快以后，韩国国内要求加强导弹防御的声音越来越高，最终朴槿惠政府同意部署萨德系统。为应对来自外界威胁，韩国开始考虑自己的核选择。与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关系密切的国会议员李仲杰提出，“我们需要一个阶段性的发展核武器战略”、“最后阶段，我们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可见，朝鲜半岛核扩散呈蔓延之势，令人担忧。三、中国始终坚持无核和稳定两大目标。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说到底就是要保持半岛无核化和局势稳定。北京应继续向朝鲜明确中国的立场，防止朝鲜“绑架”中国，消除朝鲜试图在核问题上获得中国支持的想法。朝鲜不断核试带来的地震及核泄漏等潜在威胁，对中国而言是不可估量的。同时，北京坚持不对朝鲜盲目、过度制裁的立场，过分制裁朝鲜以及干预朝鲜内政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外交原则。朝鲜政局的动荡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会带来包括难民涌入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四、朝鲜铁心拥核是朝核问题最大的困境。2012年5月13日，朝鲜在其第十二届第五次最高人民会议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提及朝鲜是“核拥有国”，也就是所谓的“拥核宪法”。2016年5月在朝鲜劳动党七大上，金正恩表示朝鲜是“负责任的拥核国”，完全以“有核国家”身份自居，这也说明朝鲜正为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做最后冲刺。朝鲜目前到底拥有多少核材料难以准确估算，但如果当前的僵局持续，朝鲜有潜力进一步扩大核材料库存，增强其核武能力。从历史上看，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它将很难被说服以和平的方式放弃这种能力。即使朝鲜因为各种制裁或国际压力，最终被迫回到谈判桌前，朝鲜也会为弃核提出其它国家根本无法支付的价码。如果说以前朝鲜是在拥核保安全和弃核换安全之间左右摇摆，那么目前看来，朝鲜拥核的决心已经不可逆转。正如俄总统普京所说的那样：“朝鲜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这一计划。”然而，朝鲜铁心拥核将极大地破坏“核不扩散机制”，给东北亚安全格局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把地区安全带向更危险的境地。未来半岛防扩散的可能选项战争只能是次要选项。朝核问题延宕20多年未能妥善解决，说明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僵局继续，朝鲜距离获得可靠的核能力与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就为期不远了，很可能迅速拥有攻击美国本土的打击能力。因此，2017年伊始，美国政府就围绕朝鲜半岛展开频繁的军事力量部署和高密度军事演习。一方面对朝核动向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对朝鲜核试与导弹试射构成威慑。9月17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接受CBS采访时提出，若外交失败，唯有军事选项，并重申“四不”原则，意在向周边国家表明美国军事行动的目标与界限，似乎做好了开战前的准备。然而，战争手段只能作为次要选项。一是朝鲜处于大国利益交汇处，中俄绝不希望看到半岛生战生乱。二是朝鲜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由于长期处于制裁与恐吓之下，朝鲜并不会惧怕所谓的强制性政策，即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迫其就范，构成不了实质的震慑效果。三是美军自身能力不足。美国对长期封闭的朝鲜存在情报黑洞，朝鲜最具威胁的核设施及导弹部队在哪里尚未能准确掌握，一旦开战，朝鲜可能会进行核报复，美国很难承受这样的代价。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没有精准的把握，最好别捅马蜂窝。立足于“冻核”而非“弃核”。不管国际社会是否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经过频繁的核导试验，朝鲜核导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氢弹试爆成功，表明其核武已经超越了“有”还是“无”的关键层面，进入了核武库是“多”还是“少”的范畴。虽然其核武可靠性、实战性、小型化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朝鲜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有核国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拥核已不可逆转，因此解决朝鲜半岛核扩散要向防纵向扩散的方向发展，立足于核裁军，立足于“冻核”而不是“弃核”。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7-10-06 美国对台政策连续突破，步步为营，将触及中国的底线。中国需要营造出什么样的态势，才能致使美国放弃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改变现状的想法，这是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台海局势变化2017年7月1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同意“美国海军在高雄或其它合适的台湾港口定期停靠，并且允许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接受来自台湾的停靠”，要求国防部长在2018年9月1日之前，提交美国军舰访问并停靠台湾港口、美国接受台湾军舰停靠夏威夷及关岛的可行性报告。早在2016年，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就通过决议案，将《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并列，首次将“六项保证”纳入共和党党纲。目前，美国参众两院中共和党占多数，今年10月份《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特朗普是否签署则存在不确定性。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以候任总统的身份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直接通电话，并以“台湾总统”称呼蔡英文，通话的内容涉及经济和防务、美台关系、台湾国际空间、亚太形势等广泛议题。自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没有任何一位候任或在任美国总统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以电话形式直接沟通交流，特朗普打破了美台互动的级别，同时也打破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默契。根据三个《中美联合公报》对美台军事交流的限制，美国现役军官与助理部长不得访台，台湾地区“正副国防部长”不得进入华盛顿地区访美，一定层级以上现役军官不得着军服访美。2016年12月23日，奥巴马在其任期的最后一个月内签署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将“美台军事交流”列入法案，形成法律条文。这项法案的通过，不仅提升了美台军事交流的层级，而且突破了美台现役军人交往的级别和美国对台军售的规模限制。如果特朗普总统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允许美台军舰互停，那么中美关系性质将发生变化，相当于美国承认了“一中一台”，这将会进一步助长“台独”势力，对中国核心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台湾价值再利用近几年来，中国军事力量取得突破性进展，已初步具备突破第一、第二岛链的能力。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的重要节点，自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具有独特定位，有“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之称。虽然台湾目前在美国对华军事战略中的重要性已经弱化，但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欲打造更强势的军事力量，把“重振美军”列入优先解决的事项之列，继续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所以强化美台军事关系是其重要选项。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支持“美台军舰互停”相关法案。南海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但就连当初“闹得最凶”的菲律宾也与中国重修旧好，加入亚投行，同北京加强合作。美国军舰总以“航行自由”为名来南海巡航，还时不时闯入中国领海，但华盛顿并没有得到南海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迫切需要在中国周边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来撬动新的对华战略，争取在博弈中获得更多主动权。适值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拒不承认台海两岸“九二共识”，搞变相“台独”，致使美方认为台湾这颗棋子如今可以重新启用。因此，“美台军舰互停”的提出就顺理成章了。然而，美国对台政策无疑要服从于其国家总体战略利益，对台政策选择受到中美关系及其全球战略的牵制。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马扎所言，“台湾不再是冷战遗物，它处于中美战略竞争最前沿，这种竞争很可能决定21世纪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如果把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角关系放到全球战略格局中去评估，十个台湾的价值也抵不上一个大陆，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美国需要中国的配合与默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美台军舰互停”相关法案还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成为法律，但它已经发出非常危险的讯号。美国对台政策连续突破，步步为营，将触及中国的底线。中国需要营造出什么样的态势，才能致使美国放弃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改变现状的想法，这是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考虑和研究的问题。首先，做好特朗普政府的工作。美国参众两院批准“美台军舰互停”相关法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关键是要看特朗普如何处理。如果特朗普表示不接受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条款，他就有权要求参议院删除这些内容。中方可以提前做好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在制定《2005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时，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文本包含“推动与台湾之间的高级官员互访计划，放宽军方官员访问台湾的层级限制”等条款，但参议院因顾忌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对法案提出异议，最后两院敲定的版本中删除了相关条款。其次，做好必要时武力统一台湾的准备。如果片面强调外交努力与和平统一，在没有武力威慑或武力威慑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的概率定会大大增加，而美国对华政策也会变本加厉，导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在核心利益面前没有商量的余地和妥协的空间。保持武力攻台高压态势，显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有助于防止美国和“台独”分裂势力对形势作出“误判”。如果“美台军舰互停”法案通过，并且真正落实军舰定期互停，那么，武力统一台湾就会成为实际选择。再次，要制定多种战略预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曾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十种模式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中包括四种和平方案和六种非和平方案。在六种非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中，有三种设想美国会主动介入协防台湾，另有三种估计美国会选择不介入。在美对台政策频繁触及中国底线之时，我们既要研究美方的各种方案选择，也要制定好各种应对的战略预案，包括所有作战计划。最后，要有不惜与美国摊牌的战略意志。“美台军舰互停”一旦成为法律，美军舰就可能长期停靠台湾港口，这不仅给台湾问题的解决带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会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通过外交途径套路化地严正交涉，已不足以震慑美国，不足以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美国近来的屡屡突破，步步紧逼，部分源于中方战略上的温和表象。因此，中方有必要发出不惜与美摊牌的信号，明确展示对美台宣战的战略决心与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