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略 2017-08-21 具体分析来看，澳门实际上把回归时相对不利的因素，转化成了有利的因素。也许正是因为澳门回归时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反而使得居民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更为期待，也为基本法权威的树立和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相对有利条件。 深化“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具体内容在港澳回归之前，曾有学者估计，香港回归“先难后易”，澳门回归“先易后难”。其逻辑主要是当时中英争拗虽多，但回归前香港已是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而中葡之间尽管一团和气，但澳门还处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阶段，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回归近20年后，澳门已成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加入了发达经济体俱乐部。澳门的发展获得中央高度评价。在庆祝澳门回归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发表讲话，高度评价澳门取得的成就：“我们高兴地看到，‘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澳门社会广泛深入人心、得到切实贯彻落实，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得到尊重和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有效行使，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受到充分保障。广大澳门同胞当家作主、依法享有广泛自由和民主权利，澳门民主政制有序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对外交往不断扩大。”2016年年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到京述职的行政长官崔世安时更指出，“澳门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树立了榜样，中央对此高度评价。”澳门回归以来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向全世界证明了“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它不仅是解决中国统一的理想方案，也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澳门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了“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具体内容。坚持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利2017年5月8日-10日，张德江视察澳门，将澳门最主要的经验总结为“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并从四个方面做了具体阐释。一是制度和法律基础，即“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始终牢固把握三个核心要素，即：“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中央授权下的高度自治。二是政治基础，即切实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体制。澳门自觉配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澳门居民尊重、认同和维护中央管治权。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并重在配合。三是经济基础，即特区政府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历届澳门特区政府，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澳门社会始终务实进取，不争拗，不空耗，善于把国家发展大势和自身优势结合起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四是社会文化基础，即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和爱国爱澳主流价值。广大澳门同胞实现了在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广泛团结，爱国爱澳从质朴的民间情怀，升华为澳门社会的主流价值。澳门回归初期，博彩业严重萎缩，出口加工业、银行保险业、房产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下滑，而博彩一业独大，严重挤压了其它产业，扩大了社会的贫富悬殊，导致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然而，由于特区政府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澳门逐渐找到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钥匙，特区政府受到中央的高度赞扬，实至名归。化不利为有利 变劣势为优势具体分析来看，澳门实际上把回归时相对不利的因素，转化成了有利的因素。回归时，澳门相比香港，有更多的劣势。比如，制度和法律基础不及香港深厚，也许正是因为澳门回归时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反而使得居民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更为期待，也为基本法权威的树立和一国两制的实施提供了相对有利条件。 再如，在政治基础方面，虽然澳门回归时，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官方语言中文化的进展都比香港缓慢，但这也正好为回归后一大批年轻的爱国爱澳的政府官员、司法官员担当重任提供了条件。虽然也可能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配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认同和维护中央管治权，维护行政长官作为双首长的权威等方面，澳门更能够坚定立场，切实执行。爱国爱澳的建制派力量在立法会占据主导地位，回归时，即使在直选部分，也占据了75%的席位，加上间选和委任议席，建制派占据91%的席位。这之后的立法会议席中，建制派基本上占据90%的席位。委任议席不太符合现代民主普选的理念，但它对贯彻行政主导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基础方面，回归时澳门经济远不如香港，但澳门找到了合适的发展道路。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引入竞争机制来发展经济，并成功借着自由行、CEPA等中央政府支持港澳的政策把旅游博彩业做大做强。从1999年回归祖国至2013年，澳门人均GDP由1.5万美元增至8.7万美元。澳门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使居民实实在在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比如澳门孩童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全部实施免费教育；初级卫生保健体系被世卫组织评价为“太平洋地区典范”；连续多年的现金分享，目前永久居民每人可得9,000元；此外还有医疗券、电费补贴、房屋税减免、持续进修资助、各种税费减免、学生还有书薄费等等；而65岁以上老人各项福利加起来大约可达每人每年6万元。尽管房价很高，但澳门居民已经有79%拥有自置物业。此外还有不断兴建的社会房屋和经济房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的住房压力。 在社会文化基础方面，葡澳政府不重视教育，导致基础薄弱，高等教育水平较低。回归后特区政府非常重视教育，积极贯彻“教育兴澳”和“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教育质量进步快速提高，在近几年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的测试中，澳门学生的成绩进步显著，各项指标都普遍高于经济合作组织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由于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澳门大学崛起为东亚名校，其横琴新校区成为“一国两制”在高教领域的伟大成果之一。凝聚共识 敢为人先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日前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坚守方向、踩实步伐，主动作为、先行先试，着力破解影响澳门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积累新经验。回顾澳门的发展，虽然仍有许多缺憾和不足，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但内地发展和中央的大力支持给澳门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澳门各界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把握正确方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面向未来，澳门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抓准“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的定位，凝聚共识，敢为人先，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中，会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7-08-15 蔡英文政府上台后鼓吹的“九二史实”论，造成各方强烈反弹，在她执政一年多来，两岸关系基本停摆，经济无法突破，民众生计无法照顾，国际空间逐渐缩小。祖国大陆要为台湾普通人提供赴大陆实地了解情况的机会；要支持台湾统派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唤醒台湾群众，才有可能让民进党失去政权。 回顾蔡政府一年多来的施政，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对大陆强硬，对民众傲慢”。蔡英文政府否认“九二共识”是维系两岸之间和平稳定发展的关键，仅将其解读为一个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认为它并不意味着两岸政治上的认同与默契，将其描述为单纯的“史实”，导致现今两岸关系降到冰点。“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九二共识”的达成，体现了两岸双方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确立了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为两岸政府开展协商并取得成果提供了必要前提。蔡英文政府上台后鼓吹的“九二史实”论，意在否认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导致台湾当局开始陷入僵局。蔡英文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尊重当时的史实”，换句话说，这只是1992年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不能代表两岸曾经达成目标一致，而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尊重九二共识”。此态度造成各方强烈反弹，在她执政一年多来，两岸关系基本停摆，经济无法突破，民众生计无法照顾，国际空间逐渐缩小。在台湾四处碰壁之后，民众才意识到“九二共识”的重要性。虽然不是那么清楚，但也开始去了解当时的情况，以及服贸和货贸协议对台湾各产业带来的影响。由于蔡英文一再忽视民众的心声，民众渐而从对政治的冷感转向去了解大陆的相关政策。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的态度，反而倒逼民众去了解大陆此刻的发展与对台各项改革举措，让民众去了解大陆对台胞的用心。民众的思维纯朴，官员的想法自私，两者相抵触的情况下，民众的政治意识抬头，他们为自己争取权益，是政府抵挡不了的。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两岸未来发展的决定因素将是民众心里的利益衡量与历史认同。去中国化蔡英文当局上台后，发动了“去蒋”、“去孙”、“去孔”等一连串“文化台独”运动，先不祭拜黄帝陵，后又破54年惯例将民族英雄郑成功祭典降级，现在连抗战纪念也取消了。即使许多民间团体号召举办七七抗战80周年纪念活动，蔡英文政府仍以“考虑政治气氛”为由取消七七纪念日。前总统陈水扁2000年首度执政后，主张“一边一国”，大搞“去中国化”，但仍保留祭黄帝陵的惯例，如今蔡英文干脆废除了解相关活动。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现在也拒绝承认台湾人是炎黄子孙，不属于中华民族。台湾年轻人认为卢沟桥事件与台湾人无关，这种心态的历史渊源甚深。第一，事情不发生在台湾。第二，现在的教育课纲，中国历史已经变成外国史，也就是东亚史。第三，国民党和民进党敌视大陆的教育非常彻底，首先是国民党在撤退到台湾后的制度性“反共、仇共”洗脑言论，紧接着是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教改。如今蔡英文政府推波助澜，强化了年轻人的“天然独”价值观，即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蔡英文政府用政治因素绑架了民族大义、历史真相，驱使台湾人热衷于区别中华文化的想象和建构，以情绪化的立场去看待分治的历史。去中国化无视历史的教训，恐置台湾于水深火热之中，葬送先人用鲜血所换来的和平盛世。转型正义实质为绿色恐怖蔡英文当局搞“转型正义”，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清算，但拼经济却一事无成。为了修法，将11位监察委员全部撤换，全部由蔡英文任命，这意味着台湾的司法已经没有所谓的是非道德标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年多来蔡英文碌碌无为，林内阁荒腔走板，台湾民众与各界团体大概已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的能耐，也逐渐觉醒。现在岛内议论火热的议题，除了年金改革、退休将领待遇、一例一休、去蒋化、同性法案修订、退休将领赴陆严惩等，还有严重侵犯人权的“保防法”草案。这些举措造成民众恐慌，台湾进入了所谓“绿色恐怖”的软戒严独裁时期。当前台湾民众对政府的倒行逆施严重不满。军公教担忧晚年生活不保，对年金改革连连；工商企业苦叹经营投资环境每况愈下；一例一休造成广大劳工与受薪族抱怨物价高涨，薪水停滞，心中怒火濒临爆发；同性婚姻法冲击中华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引发社会与家庭矛盾等。“绿色恐怖”来临，全民反政府运动愈来愈频繁。从最早的旅游业者、劳工团体、中南部农渔养殖业者、青年团体至今年的军公教劳警消，全台几乎各界都上街头！抗议声不断，冲突不停，陈情没用，只因民进党政府全面执政后为所欲为。蔡英文自吹自擂，自称是最会倾听民意的领导。台湾人因为她自私自利的决策，每天上街头抗议，她的冷血回应，让台湾人痛不欲生，她的团队决议政策完全天马行空，图利自己，政府的作为是在逼民众又到“绿色恐怖”，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逼民反。如今，台湾民众感受到当局释放出来的愈来愈明显的柔性戒严；政务官无感、地方首长无奈、执政者无关紧要，倘若再不把民众当主人，表面上说是“人民公仆”，内心却想着当员外，伤害到群众利益，把“鱼水关系”转化成“油水关系”，让官民和谐演变成对立和冲突，这就是最大的官德败坏，就真的是“行莫贱于害民”。当年如何经历戒严时期的过去，蔡英文政府都忘了吗？如今却要走回头路，逼着民众来对抗政府？大陆需调整对台政策为普通人提供赴大陆实地了解情况的机会。目前许多退伍军人团体对蔡英文当局深感愤怒，怨声载道，政府现在即将修法，意在阻止退休将领赴大陆交流。一些教育界人士不满教师教授薪资年金问题，想了解大陆的教职体系与退休保障，有意考虑去大陆寻求发展机会。基层警察则感叹政府对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生活不易，他们都从新媒体了解大陆的发展，有意去亲眼目睹大陆的变化。蔡英文计划用“保防法”绿色恐怖手段遏止台湾民众与大陆过从甚密，而这正暴露了蔡英文政府的弱点，也为大陆指出了未来对台关系的着力点，那就是为台湾普通人提供更多登陆便利，用群众路线击败民进党的封闭政策。支持台湾统派民间组织发展壮大。未来两岸民间组织发展定会胜于官方间往来，缩小两岸矛盾，深化民间关系。如今，台湾百姓不再信任国、民两党，用政党、政治绑架民意已不再大行其道，民众自我意识抬头，开始正视自身权益。此时此刻，民生议题大于政治斗争议题，全台民众也在凝聚共识、聚焦力量，想尽办法让蔡英文提前下台。大陆支持台湾统派民间组织积极反抗，唤醒台湾群众，才有可能让民进党失去政权。从去年和平游行示威，到今天遍地开花的正面冲突，统派民间组织冲击了蔡英文的施政。在民怨沸腾、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台湾发生首次领导人因执政无能被迫下台的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

宋亮华 2017-08-01 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泛滥，金融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共存，风险也正在向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聚集，微观或非系统性风险频发。在国民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时，作为承担经济体“血液”功能的金融部门自然不能缺席。优化社会投融资结构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影子银行的治理，并通过收缩资产负债表的方式降低杠杆。发挥投资银行功能、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是全球普遍采用的策略之一。如何补足我国金融体系的投行短板，更好服务于全社会特别是实体经济，值得引起广泛的关注。从财务角度解读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需要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成共识。从财务这一理论与实践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可能会同时被中外理论界与经济主体理解和接受。在此意义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实际上主要是优化和再造一个效率更高的社会资产负债表，放弃规模情结、改善结构、提升质量和效益是题中之义。大陆“三去”给经济增添短期下行压力，而“一降一补”则提供长期上升动力，二者叠加，供给侧结构改革向纵深挺进，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然而，有迹象显示宏观经济正陷入“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选择，需要警惕局部领域通货紧缩、非系统金融风险个案频发以及经济继续下行趋势。政府部门应由强势的经济威权角色转变为有限作为的守夜人，精简财政供养的机构和人员，降税减费的同时要加大压缩行政开支力度，降低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负债率或杠杆，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财税支持，弥补社会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服务等不足。人民银行需要聚焦目标，M2还有降低的空间，通过稳健中性偏紧的渐进式缩表策略扭转货币超发为当务之急。通过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可加速货币流通，适时在存款准备金等宏观调控工具与短中期借贷等微调工具之间相机抉择，减少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双边征税的空间。国有实体部门是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的主力，应以资本管理为抓手，加入时代创新、创业、创造的大潮，加快体制改革，珍惜社会信用地位，集约使用负债，有序退出房地产行业、融资平台代理人角色等。经济下行调整阶段正是社会创新创业与配套投融资布局的绝佳时期。民营部门应增强投资的信心，相机增加杠杆和产能。居民在提升消费信心和安全感的同时，根据未来的现金流预期可适度加大消费杠杆、人力资本投资和金融资产的比重。金融部门需进行供给侧改革在国民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时，作为承担经济体“血液”功能的金融部门自然不能缺席。金融部门既需要为优化、再造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提供服务，也亟需优化、再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第一，主动走出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非理性繁荣的恶性循环周期，限制短期套利，规范开展理财资管服务和同业通道业务，根据实体经济投融资有效需求适度压缩、优化表外资产负债表。第二，坚持合规稳健，优化杠杆，将资本充足率和偿付能力保持在适当安全的范围内，提高为实体部门融资服务能力，主动降低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和表外投融资业务的杠杆。第三，提升风险控制水平，加强不良资产和非金融交易性资产管理，如自用房地产。第四，广泛利用现代科技和管理工具，弥补诸多功能短板，比如普惠金融、实业投行、市场化投融资和公司治理等。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泛滥，导致主要经济体负债率和杠杆上升。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市场实际利率上升，大宗商品带动物价下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费率高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民间投资和消费信心双双不振；另一方面，金融行业过度繁荣，金融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共存，风险也正在向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聚集，微观或非系统性风险频发。货币泛滥的症结之一在于工业化大幅度领先于城市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导致外汇占款居高不下，产能过剩，库存高企，一线、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这些问题部分源自于城市化滞后和境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即城市化不足或未与工业化同步。结合大城市房地产的非理性繁荣现象，需要把卫星城镇建设、综合治理土地信用化和信用土地化上升到经济金融安全的战略高度。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潜藏着两个重要议题，即实现新旧版工业化平稳换代和新型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货币泛滥的症结之二是由于受股东财富最大化、同业资产信用风险系数低等综合影响，金融机构偏好拓展同业资产负债业务以及表外业务特别是理财资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影子业务，将表内资产负债业务通过同业通道转移到表外，或用表外业务替代表内业务，转化成低风险或不承担风险的业务。短短十多年，影子投融资已达中国正规金融体系一半的规模，这为宏观货币数量调控增加了难以管控的变量。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纷纷借助同业通道，拓展表外业务和同业存贷业务，特别是采用加杠杆的金融市场套利交易业务，导致过多的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流转，对中央提倡的实体经济投融资有效需求产生挤出效应。目前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终于逐渐由从严监管直指金融空转、理财资管。为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安全产生冲击，中央去杠杆的矛头转向金融部门，首当其冲的是套利性表外投融资（影子金融），特别是同业杠杆。原本以影子金融方式运作的部分资金汇入了社会流动性大海后，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为数不多的金融投资属性和投机属性不断强化的大宗商品之一房地产。通过实业投行优化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走出资金体内恶性循环，深入改革经济结构，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和效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实现金融可持续的前提和保证。目前，金融部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优先任务是通过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降低服务费率和补足功能短板。大陆金融监管存在体制短板，金融体系存在功能短板。在金融脱实向虚的政策要求下，在金融市场内交易型投行非正常繁荣的背景下，实业投行的发展显然存在不足。优化社会投融资结构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补齐实业投行功能短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优化和再造资产负债表的要求具有拟合性，在大型金融保险机构中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实业投行具有战略上必要性和禀赋上优势。大陆金融保险机构迅速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可能性不大，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仍是支撑实体经济重回中高速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力量。借鉴国际先进银行应对经济低迷的服务模式，商业银行转型实业投资银行和商品交易银行，在当前更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我国金融保险机构应注重专业能力建设，致力于从经营金融资本转向同时经营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不断延伸实业投行金融产业链。首先，学习全球结构类似的标杆，借鉴其先进理念。从根本上规范影子金融或去金融影子化是实业投行需要优先聚焦的课题。可重点对照学习与大陆结构相似的德国和日本，两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股票市场不发达，其资本市场服务对象重点定位于为金融机构融资，维持必要合适的杠杆（上限12.5倍）。其次，创新适应经济金融新常态的实业投行管治体制及经营机制。应锚准经济金融转型、产业和消费升级的方向，规范结构化金融创新和表外结构化投融资行为，杜绝多层嵌套交易，缩短社会投融资的信用链条，大力发展财务顾问和信息咨询服务，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引导社会将更多资金投向实体产业。第三，加强实业投行与商品交易金融、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金融的协同。这里的商品包括实体产品服务和金融原生品，与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相对应，防范杠杆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成为大规模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滋生地，拒绝不合理套利性的资金加杠杆需求和交易行为。第四，参与全球和多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的制定与实践。关注、参与甚至主导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投资合作区谈判，推动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和区域金融合作战略落地。

天大研究院 2017-08-01 天大研究院在4月26日至6月11日期間展開全港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2,028名18歲或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候任特首的施政期望。調查問題涉及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社會保障、經濟科技、政制發展六個方面。結果顯示，市民認為候任特首最急需解決的是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等民生問題。在重要程度評分上，以0分為重要性最低，以10分為重要性最高。調查發現，得分最高的是房屋土地（8.50），其次分別是醫療衛生（7.85）、教育改革（7.78）和社會保障（7.18）這些社會民生問題；再次是經濟科技（6.73），政制發展被認為重要性最低（6.70）。在房屋土地方面，近五成（45.9%）受訪者認為其重要性為最高分10分，且不論年齡、性別、學歷和政治傾向，房屋土地均最受關注。在具體解決措施上，受訪者最支持的是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次是通過不同途徑逐步增加土地供應。高達28.1%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最急需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中月入1-3萬和不足1萬人士共佔83.2%，超五成（52.8%）學歷為中學或以下；18-29歲受訪者中，有高達35.4%認為該措施最為緊要，而本土/自決派受訪者中，超四成（41.3%）以此為首要期望。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的受訪者佔23.0%，19.6%的受訪者最希望加快市區重建，支持釋放私人發展商土地儲備的只佔16.8%。而最支持開發郊野公園的受訪者僅佔11.0%，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組別對此支持率明顯偏低（分別只佔各組別的2.9%和3.2%）。在醫療衛生方面，超過三分之一（33.4%）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增聘及培訓醫護人手，其次是縮短公立醫院輪候時間（23.5%），各組別受訪者意見較為一致。20.0%的受訪者最支持為低收入人士提供醫療補助，其中以月入1萬以下者居多，佔48.4%；中學及以下學歷受訪者對此的支持率也高於其它組別。改革自願醫保計畫的支持率最低，僅為7.6%，其中近半數（49.7%）擁有專上或以上學位；月入1萬以下的受訪者對此支持率較低，本土/自決派中僅有3.2%認為該措施最緊要。在教育改革方面，相對於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更多市民希望政府在基礎教育方面增加投入。高達33.4%受訪者最希望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其中月入3萬以下的人士佔80.4%；學歷為小學或以下的受訪者中，有過半（51.7%）最支持該措施，中學學歷的受訪者中這一比例亦達到37.2%。支持率居第二、三位的分別是改革小學TSA（22.8%）和提供免費職業培訓（17.1%）。與其它組別相比，學歷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的受訪者更支持這兩項措施。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最支持改革小學TSA，認為應優先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比例明顯偏低。建制派最支持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37.5%），50歲以上人士比其它年齡組別更支持此項措施，18-29歲受訪者中僅有4.3%以此為首要期望，這一措施的總體支持率為12.9%。最支持增加大學資助學額的受訪者比例僅為12.6%，18-29歲受訪者明顯比其它組別更支持這一措施（20.7%），入讀中學卻未能獲得專上學位的受訪者對此也更為支持。在社會保障方面，超過八成受訪者意見集中在三項措施中，且佔比較為接近，排名前三的依次為推動全民退休保障計畫（28.4%）、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27.2%），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25.9%）。其中支持推動全民退保的受訪者中過半（53.3%）為50歲以上人士；月入3-6萬者最支持是這一措施（佔該組別的31.0%），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中對此支持率都超過三成，本土/自決派中支持率則較低，不足兩成。最支持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的受訪者中過半（52.8%）月入不足1萬，小學以下教育程度人士和60歲以上人士中支持最這一措施的比例也較高。30-49歲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34.3%）；最支持該措施的受訪者中，56.6%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士。最支持設定標準工時的受訪者只有12.2%，其中有53.3%教育程度為專上非學位或專上學位，本土/自決派對此支持率明顯偏高。最支持增加綜援及公共福利金的受訪者佔比更低至5.8%，側面反映香港人自力更生的價值觀。在經濟科技方面，35.7%的受訪者希望政府優先幫助中小企業發展，支持率大幅領先其它措施，其中以4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73.0%）。在所有受訪者中，最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的佔19.2%，其中過半為18-39歲人士（56.1%）。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高端製造業以創造高收入就業機會的受訪者佔18.8%，其中以5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53.2%）；中學學歷者和持有研究院或以上學歷者對該項措施的支持率較高，中間（溫和）派和建制派也較其它組別更支持該措施。最支持資助初創企業發展的佔17.5%，18-29歲人士較其他組別對此更為支持（21.5%）。通過風險投資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支持率只有8.1%，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對此支持率較其它組別更高。對政制發展重要性評分最高的是18-29歲人士（7.18），50-59歲人士評分最低（6.31）。最受支持的措施是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佔32.2%，這也是無政治傾向者、中間（溫和）派和泛民主派共同的首要訴求，相比之下，該政策的支持者中建制派和本土/自決派的比例偏低。支持率其次的是將行政長官納入《防止賄賂條例》監管（25.8%），其中以月入3萬以下者為主（82.0%）；這也是本土/自決派最支持的措施（37.7%），50歲以下人士較50歲及以上者更支持這一措施。受訪者中有17.0%表示，最支持加強對「一國兩制」的認同，其中五成以上為中學及以下學歷者（56.0%），40歲及以上人士比18-39處受訪者更支持這一措施。15.3%的受訪者最支持改善現有高官問責制，18-39歲人士比40歲以上人士更支持這一措施。而僅有8.5%的受訪者最希望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其中學歷為預科及以下的受訪者佔67.1%，50歲及以上人士比18-49歲人士更支持推動第23條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