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July 21,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7-07-21 在回归20年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及近年政治风波中，市民对特区政府出现了明显不信任，甚至出现在管治上极为不妙、互不相接的“平衡状态”。 候任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公布了新一届特区政府主要问责官员名单，市民对这份名单的反应一般。在回归20年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及近年政治风波中，市民对特区政府出现了明显不信任，甚至出现在管治上极为不妙、互不相接的“平衡状态”。市民认为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倾斜于中央人民政府，而不代表香港民众的利益。因此，特区政府的官员不管姓甚名谁，市民也抱着一种“你有你管，我有我活”的心态。市民不信任特区政府这种情况在年轻市民中更为明显，据政府统计署数据显示，2016年20至25岁组别登记选民数上升24.9%。同期根据香港中大亚太青年研究中心2016年10月-11月所做的民意调查，65%受访青年不满特区政府表现，63%更表明不信任特区政府。有趣的是，这批受访者尤其是刚满20岁的年青人，大部份未接受过港英殖民管治，因此对政权的认识便只有“一国两制”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区政府，不存在恋殖情结。香港大学2017年6月20日公布港人身份认同最新民调。18至29岁受访者自称是中国人的比率仅有3.1%，比半年前进行的调查急跌10个百分点，跌至港大民研1997年展开调查以来的新低。如果对数据进行交叉分析，便可合理推断出：由于特区政府在牢抓“管治权”的思想下，没有通过开放部分“管理权”，与公民社会建构“香港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造成市民与特区政府的切割。当政府政策与市民期望出现落差时，市民在事不关已的情况下，对政府极易出现不负责任的否定，最后还会直指中央用人失策，得出否定“中国人”的结论。“新特权阶层”阻碍香港发展如何准确认识“管治权”与“管理权”的分别，从权力再分配的角度，重建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和“一国两制”的信任成为新一届特区政府的重要工作。特区政府在开局之先，为了保证长期繁荣稳定，刻意放任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回归20年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新一届政府变中求稳的最大障碍。我们若将特首选举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名单与立法会传统功能组别30个议席进行比较，便会发现其成员不但以“大亨”为主，更出现了28个界别完全重迭的情况，部分连选民基础也是如出一辙，变相造成新一届政府对部分既得利益者投鼠忌器。香港最新基尼系数为0.539，不但是亚洲最高，亦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贫富悬殊严重，其中两个重要成因就是财富分配不均及工种多样性不足。香港的营商环境高度倾斜于金融与地产，三任特首各项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倡议，大部分无疾而终，皆因传统既得利益者阻挠。由于既得利益者不配合行政长官的工作，中央的挺港政策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这批在回归之后才出现的“新特权阶层”，与广大香港市民的群众利益出现了根本性矛盾，而体制的建构又滋生“官商俱乐部”。市民不但得不到任何政治与经济上的好处，还容易萌发一种“被剥夺感”，因而提出“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号。特区政府认受性不足在“官商俱乐部”的运作之下，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组成的“新特权阶层”手上，导致政策考虑不周，成效不彰。市民既未能参与特区政府的决策，又未能从特区政府施政中感受到生活质量有所提升。对政府的“有感施政”日益减少，特区政府的认受性自然每况越下。困扰劳资双方多年的强积金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项政策原意良好，但执行时由于政府假手于商界，又倾斜于财阀的利益，结果不但手续费高昂，而且回报率一直甚低，导致香港市民怀疑特区政府在安老方面的立场。加上对冲机制安排，强积金政策明显倾向于雇主利益。以2014年对冲情况为例，平均对冲款额占雇主供款的95%。越是需要退休保障和劳工保护的退休长者阶层，实际上越得不到保障和保护，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强积金立法的初衷。此外，强积金的有效运作是基于个人账户，而且必须基于持续有效的工作人口。香港60岁以上的长者，在未来15年的自然增长速度超过新生儿自然出生率，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弹性和远程就业。在市民无法参与政策制定的情况下，就业面貌的巨大变化没有得到特区政府的关注，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催生出政治上的不认同。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上述案例却说明，回归20年来，特区政府没有从制度上进行过任何权力和财富再分配。在没有全面普选的情况下，特区政府的施政与普罗市民的利益完全割裂，直接冲击了“一国两制”，让市民很难再信任体制内的制度。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竞选时提出“与民共议”的施政概念，当选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要为年轻人提供“议政、论政及参政”的空间。这些方向虽然好，但她现时只是开了一个没有内容的题目。之后的关键是这些空间是否公平、公正、向全民开放，甚至在各区议会分区之下，容许小范围、小规模的选举，让真正有代表性、有能力的有志之士，包括部分反对派，跻身体制之内。同时，要避免架床迭屋，例如新成立的隶属政务司司长的“青年发展委员会”与隶属特首的中央政策组，将会负责讨论政府的政策或统筹项目的20至30位全职负责人，在层级不一，分工不清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造成政出多门及失焦的情况，市民便会再一次勾起特区政府是在“应酬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回忆。当然，若这些新增委员会及相关权力，仍然沿袭港英时代由行政官员任命的旧模式，只会把权力继续高度集中在“新特权阶层”手上，这完全背离中央对特区政府按基本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