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ly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7-07-21 在回归20年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及近年政治风波中，市民对特区政府出现了明显不信任，甚至出现在管治上极为不妙、互不相接的“平衡状态”。 候任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公布了新一届特区政府主要问责官员名单，市民对这份名单的反应一般。在回归20年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及近年政治风波中，市民对特区政府出现了明显不信任，甚至出现在管治上极为不妙、互不相接的“平衡状态”。市民认为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倾斜于中央人民政府，而不代表香港民众的利益。因此，特区政府的官员不管姓甚名谁，市民也抱着一种“你有你管，我有我活”的心态。市民不信任特区政府这种情况在年轻市民中更为明显，据政府统计署数据显示，2016年20至25岁组别登记选民数上升24.9%。同期根据香港中大亚太青年研究中心2016年10月-11月所做的民意调查，65%受访青年不满特区政府表现，63%更表明不信任特区政府。有趣的是，这批受访者尤其是刚满20岁的年青人，大部份未接受过港英殖民管治，因此对政权的认识便只有“一国两制”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区政府，不存在恋殖情结。香港大学2017年6月20日公布港人身份认同最新民调。18至29岁受访者自称是中国人的比率仅有3.1%，比半年前进行的调查急跌10个百分点，跌至港大民研1997年展开调查以来的新低。如果对数据进行交叉分析，便可合理推断出：由于特区政府在牢抓“管治权”的思想下，没有通过开放部分“管理权”，与公民社会建构“香港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造成市民与特区政府的切割。当政府政策与市民期望出现落差时，市民在事不关已的情况下，对政府极易出现不负责任的否定，最后还会直指中央用人失策，得出否定“中国人”的结论。“新特权阶层”阻碍香港发展如何准确认识“管治权”与“管理权”的分别，从权力再分配的角度，重建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和“一国两制”的信任成为新一届特区政府的重要工作。特区政府在开局之先，为了保证长期繁荣稳定，刻意放任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回归20年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新一届政府变中求稳的最大障碍。我们若将特首选举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名单与立法会传统功能组别30个议席进行比较，便会发现其成员不但以“大亨”为主，更出现了28个界别完全重迭的情况，部分连选民基础也是如出一辙，变相造成新一届政府对部分既得利益者投鼠忌器。香港最新基尼系数为0.539，不但是亚洲最高，亦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贫富悬殊严重，其中两个重要成因就是财富分配不均及工种多样性不足。香港的营商环境高度倾斜于金融与地产，三任特首各项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倡议，大部分无疾而终，皆因传统既得利益者阻挠。由于既得利益者不配合行政长官的工作，中央的挺港政策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这批在回归之后才出现的“新特权阶层”，与广大香港市民的群众利益出现了根本性矛盾，而体制的建构又滋生“官商俱乐部”。市民不但得不到任何政治与经济上的好处，还容易萌发一种“被剥夺感”，因而提出“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号。特区政府认受性不足在“官商俱乐部”的运作之下，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组成的“新特权阶层”手上，导致政策考虑不周，成效不彰。市民既未能参与特区政府的决策，又未能从特区政府施政中感受到生活质量有所提升。对政府的“有感施政”日益减少，特区政府的认受性自然每况越下。困扰劳资双方多年的强积金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项政策原意良好，但执行时由于政府假手于商界，又倾斜于财阀的利益，结果不但手续费高昂，而且回报率一直甚低，导致香港市民怀疑特区政府在安老方面的立场。加上对冲机制安排，强积金政策明显倾向于雇主利益。以2014年对冲情况为例，平均对冲款额占雇主供款的95%。越是需要退休保障和劳工保护的退休长者阶层，实际上越得不到保障和保护，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强积金立法的初衷。此外，强积金的有效运作是基于个人账户，而且必须基于持续有效的工作人口。香港60岁以上的长者，在未来15年的自然增长速度超过新生儿自然出生率，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弹性和远程就业。在市民无法参与政策制定的情况下，就业面貌的巨大变化没有得到特区政府的关注，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催生出政治上的不认同。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上述案例却说明，回归20年来，特区政府没有从制度上进行过任何权力和财富再分配。在没有全面普选的情况下，特区政府的施政与普罗市民的利益完全割裂，直接冲击了“一国两制”，让市民很难再信任体制内的制度。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竞选时提出“与民共议”的施政概念，当选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要为年轻人提供“议政、论政及参政”的空间。这些方向虽然好，但她现时只是开了一个没有内容的题目。之后的关键是这些空间是否公平、公正、向全民开放，甚至在各区议会分区之下，容许小范围、小规模的选举，让真正有代表性、有能力的有志之士，包括部分反对派，跻身体制之内。同时，要避免架床迭屋，例如新成立的隶属政务司司长的“青年发展委员会”与隶属特首的中央政策组，将会负责讨论政府的政策或统筹项目的20至30位全职负责人，在层级不一，分工不清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造成政出多门及失焦的情况，市民便会再一次勾起特区政府是在“应酬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回忆。当然，若这些新增委员会及相关权力，仍然沿袭港英时代由行政官员任命的旧模式，只会把权力继续高度集中在“新特权阶层”手上，这完全背离中央对特区政府按基本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要求。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7-07-13 “一国两制”就好像“根”与“枝”的关系。“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央其实是想让“一国两制”回到最基本的关系上。香港人要先确立有“一国”，才能有“两制”。“两制”的发展不能危害“一国”的存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访港，在香港短短三天，一共发表了六次讲话。其中最重要的讲话是在新任特首班子就职典礼上的发言。习主席点出香港现存的五大问题，足见中央对香港问题甚为了解，也藉此提醒了新任特首班子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习主席提出“四点意见”，可从中窥见中央对新一届政府的要求回归二十年的香港特区在实践“一国两制”方面，仍有待完善。中央信守承诺，让香港特区行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长期以来，中央尽量放手让特区自行管理香港内部事务而不加干预，以致香港一些“泛民”和本土激进派认为中央无权过问香港内部事务。回归二十年后，一些民调显示，部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仍然模糊，对“一国”仍然抗拒。釐清“一国”与“两制”关系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初期，甚少过问香港内部事务，但这并不等于中央放弃领导和监督特区政府的权力。二十年过去，中央再重申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作为中央政府，领导和监督特区政府是应有之义，当特区面对危机而无力解决问题时，中央有责任出面干预。习主席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正好指出香港目前“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出现问题，进一步说明“一国”与“两制”的最根本关系，同时也明确划出中央的底线不容挑战。近年，香港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在处理这些内部问题和矛盾时，特区政府有时会感觉力不从心。习主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中，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方面还需完善”、“对国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对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习主席这番话，语重心长。总括来说，就是香港在上至国家层面、歷史文化，下至经济、社会、民生、住房等范畴，都有待完善。这都是习主席对特区政府的告诫。在维护“一国”的管治权和国家安全方面，特区政府仍有待完善。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来说，回归已经二十年了，特区政府仍未能推行有关立法。二○一五年立法会否定了人大八．三一普选方案，亦出现“佔中”和立法会选举出现“港独”候选人当选。此外，自回归以来，香港的教育一向忽略基本法和国民教育，以致香港的年轻人甚少对基本法和国家有所认知。他们在追求民主自由时罔顾“一国”，危及国家安全。这些情况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多加关注和正视。习主席比喻，“一国两制”就好像“根”与“枝”的关系。“一国”是“根”，“两制”是“枝”。“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央其实是想让“一国两制”回到最基本的关系上。香港人要先确立有“一国”，才能有“两制”。“一国”是“两制”的根本，“两制”的发展不能危害“一国”的存在。因此，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上，首先要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一大前提下才能谈得上“两制”的发展。习主席更明确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性，“任何挑战中央权力，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都是绝不能容许”。“港独”罔顾国家主权，并不能为香港带来实质有利和合乎国家发展的结果。在落实基本法方面，特区要加强公职人员和青少年对基本法的教育。习主席指出，“一国两制”目的，除了是以和平方式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更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因此，“一国两制”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途径。对新一届政府的启示习主席提出“四点意见”，强调“一国”是“一国两制”之本，并且绝不容触碰底线。他明确提出，绝不允许四种触碰底线的行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对“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立法。引申出来就是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做准备。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尽可能完成第二十三条立法。其次就是要遏制分裂国家的“港独”活动。新一届政府应尽量遏制“港独”活动和思想在香港散播，及防范“港独”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在经济、社会民生方面，特区政府也应找出香港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尽早谋划发展，配合国家规划，善用国家优惠政策，让香港经济得以再次迅速发展。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习主席劝勉新一届政府，要“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国两制”的精神也是追求大同，存大异。所以，香港不应“泛政治化”，香港特区政府应与立法机关多些理性沟通，尽量凝聚共识，共同改善行政与立法关系，为香港营造一个政通人和的局面，更好地实践“一国两制”。本文原载于2017年7月11日大公网。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 王志民 2017-07-1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开辟了我们党对“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规律认识的新境界，增强了港澳同胞与祖国同进步、共发展的坚定信心，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巩固提升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成功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是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基本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这是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更好践行“一国两制”根本宗旨的科学指南。“一国两制”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求大同、存大异”的精神，展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在贯彻“一国两制”的实践进程中，香港和澳门依靠“一国”强大后盾、立足“两制”特色优势，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并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澳门回归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门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脚踏实地谋发展、促和谐、求进步，走上了与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抒写了世人瞩目的“澳门故事”。回归17年来，澳门已成为当今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从1999年到2016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由502.7亿澳门元增至3582亿澳门元，增长6.1倍，跻身世界富裕城市前列。各项民生事业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澳门保持了中外经济交融、中西文化合璧的特色，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坚持以宪法和基本法为根本遵循，依法保障“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习近平同志强调，“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政权架构、政治运作、社会治理体系的宪制基础。要坚决维护、充分发挥宪法和基本法的“定海神针”“压舱石”作用，确保“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维护“一国”，就要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尊重“两制”，要以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为基础。我们要牢牢把握“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中央授权和监督下的高度自治三个核心要素，全面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港澳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允许的。回归以来，澳门始终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尊重和认同国家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积极维护和配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2009年澳门率先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宪制责任，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释法后，澳门主动在立法会选举法修改法案中增加了“防独”条款。在2017年4月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行政长官崔世安明确提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切实维护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主导体制。基本法关于特区政治体制规定的精髓要义，是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主导。这个体制保留了澳门原有政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符合澳门作为中央政府直辖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是最有利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制度安排。回归以来，行政长官作为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双首长”、对中央政府和特区“双负责”的宪制地位得到充分尊重，依法行使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力。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且重在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各政权机关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共同维护行政主导体制顺畅运作。着力夯实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澳门回归以来，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不断巩固，确保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的真正落实。在管治力量上，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特区政府注重持续提升公职人员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立法会始终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不折腾、不内耗，形成了“爱国爱澳、民主和谐”的立法会文化。司法界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要求，不断加强澳门法治建设，并积极同内地开展司法合作。在社会意识上，澳门持续开展基本法宣传教育，广大澳门同胞始终衷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持续升华，社会舆论理性平和，以爱国爱澳、包容共济、务实进取、民主和谐为核心内涵的“澳门精神”，已从朴素的民间情怀上升为澳门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主流意识。积极先行先试，再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辉煌去年12月，习近平同志高度肯定澳门“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树立了榜样”。这次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坚持“四个始终”的重要指导意见。我们要以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守方向、踩实步伐，主动作为、先行先试，着力破解影响澳门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积累新鲜经验。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夯实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和法律基础。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央同特区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逐步探索建立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系统规范的中央任免行政长官和特区主要官员的制度。探索建立中央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制度。完善维护国家安全配套执法的体制机制，探索扩展维护国家安全领域的覆盖面，有效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的干预渗透，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和特区政权安全。支持特区政府加强管治能力建设，提升依法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管治团队的政治忠诚和施政效能，加强公职队伍的国情研修、宪法和基本法学习培训，提倡忠诚、干净、担当的公职文化。不断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深化公共行政改革，提高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支持特区政府加强管治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澳门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支持澳门发挥好“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作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规划利用好85平方公里管理水域，支持完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配套政策、法律支撑及营商环境建设，拓展经济多元发展的新空间。支持加强博彩业监管，促进博彩业规范有序发展。支持央企、国企和民企来澳助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帮助和支持更多的澳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让广大澳门居民在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支持特区政府强化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开展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等国民教育的主体责任，支持澳门与内地合作编写“澳门版”中国历史教材，支持中国历史科目独立必修和提倡学习普通话，支持开展两地青少年交流和国情教育，巩固提升澳门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怀。支持特区加强爱国爱澳青年人才培养，保证“一国两制”事业薪火相传、行稳致远。(原载201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理论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马 2017-07-10 习主席寄语，香港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反映出中央对香港的信任。习主席肯定港人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并认定让“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成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征程的一部分。 香港回归20周年，举国上下齐庆贺，习近平主席亦亲临香港为庆典主礼。期间，习主席的演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佐之以法；既肯定港人的贡献，让全国人民和香港同胞感受到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关爱，又显出主席的大气大度，确实是一篇情、理、法兼备的肺腑之言。习主席的演辞首先从历史说起，香港的命运和发展，从来都与祖国的走向分不开。只要对香港史稍有认识就不难发现，香港近160多年的发展很大程度是中国近现代发展使然。从被割让予英国，成为殖民地，到成为中外贸易集散地，到吸纳内地精英移民发展轻工业，到把握祖国改革开放机遇与珠三角共建“世界工厂”，再到回归以来发挥“超级联系人”优势，把国际资金引进内地，并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这一切皆是香港与祖国发展互动的结果。历史从来都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根源。实际上，祖国的一举一动总是牵动着无数香港人的情感。远的不说，近30年来，每当国家遭逢天灾，港人总会义不容辞地率先出钱出力为内地同胞送上关怀；每次国家代表在国际场合出赛，港人都会全情投入地为国家运动员加油喝彩，这些都是对民族国家情谊最直率的表达。从长期的积贫积弱到近年在经济、科技乃至国际影响力方面的提升，国家正走向富强，中华得到振兴，民族耻辱得以洗刷，这其实是13亿内地同胞与700多万港人的共同愿望。泛政治化也许令港人暂时忘记了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祖国强大的期盼。然而，只要实事求是，泛政治化的糖衣很容易就会被戳破。探本寻源，勿忘初心，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崇敬之情仍然烙在港人心底里。习主席寄语，香港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反映出中央对香港的信任。习主席肯定港人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并认定让“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成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征程的一部分。回归以来，香港社会产生了复杂的变化，这变化是多元社会的必然产物。习主席以成年礼比喻香港回归20年，勉励港人“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政策措施。这番勉励给予部分对前景感到疑虑的港人极大信心。动之以情后，习主席晓之以理，重申中央贯彻“一国两制”的两点坚持，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要达到两点坚持，习主席亦为更好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提出了四点意见，包括“一国”是根、是本，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是不容挑战的底线；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香港要聚焦发展，把握国家持续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求大同、存大异，同时不要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习主席提到“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突出依法行事，意义重大。习主席坦言，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法律是文明社会解决问题的最终依据，只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就能确保“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去年的候任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便是很好的例子，相关人士在宣誓时加入辱华字眼，引起社会一致的愤慨和谴责，法官按照基本法裁定相关人士丧失议员资格。由此可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是对继续践行“一国两制”最大、最有效的保证。香港回归祖国20年，是值得各界庆贺的大事，习主席亲临香港，主礼庆典并作出情、理、法兼备的演讲，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提升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勉励港人要对自己、香港和国家有信心。习主席的讲话振奋人心，让港人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下再创辉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7-07-07 台湾暴力“执法”，对大陆渔船实施“射击遏阻”，在大陆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大陆方面是否应该对此做出针锋相对的举措呢？ 2017年以来，台湾方面的基隆海巡队、高雄海巡队等部门在大陆与台湾附近海域施行多起逮捕大陆渔民事件。最严重的是5月6日，澎湖海巡队在澎湖花屿海域以“越界捕鱼”为由，对一艘大陆广东籍渔船实施“射击遏阻”，结果造成船上2名船员受伤。针对此次事件，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10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岸同胞是骨肉兄弟，将心比心，台湾方面应当停止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来对待大陆渔民，保证相关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岛内一些热爱和平的人士也对民进党当局的“暴行”进行了谴责。过去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海巡部门发现此类事件一般是驱逐了事，媒体也不愿意放大。然而，近期此类逮捕事件频发，甚至出现了“射伤事件”，民进党当局到底是何用意？民进党将国际环境恶化归咎于大陆当前，民进党刚刚上台一年，两岸关系已经朝着急剧冷却的方向前进。鉴于蔡英文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缺乏建立互信的政治基础，大陆不仅逐渐收紧两岸交流，在国际舞台上也日益强调“一中原则”。加上蔡英文和民进党缺乏国际视角和战略高度，在诸多问题上严重误判形势，因此，台湾的国际环境面临越来越“紧缩”的窘境。蔡英文在2016年下半年，先是押宝希拉里·克林顿上台和TPP的继续推进，随后在特朗普胜选后又调整为希望得到新总统的支持和提升美台实质性军事关系。然而，这两件事情先后被证明是“重大误判”。尤其在今年4月中美两国领导人“习特会”之后，蔡英文的“美国牌”愈发失效。再加上2016年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断交等事件的发酵，2017年为配合大陆“一带一路”倡议，斐济总理访华前撤销驻台30年的代表处，次日越南又在与中国签署的《中越联合公报》第12条中明确写入了“越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蔡英文的国际窘境似乎从一个冰点走向另一个冰点。此外，衡量蔡英文国际活动能力的重要标志就是今年能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这既是与去年（当时还是马英九在任）相比较，也是未来台湾所谓“国际空间”拓展的重要指标。鉴于蔡英文在“九二共识”的认同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大陆以世界卫生组织（WHO）是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组织、必须遵守联合国2758号决议为由向台湾施压，最终蔡英文不愿妥协，今年台湾WHA已难成行。凡此种种，民进党困境重重，进而恼羞成怒，将这一切归咎于大陆的打压和敌对。蔡英文政府的意图此次蔡英文政府对于大陆渔民的处理，已经不再遮遮掩掩。其彰显的意图至少有三：一是坐实两岸关系冷却。蔡英文当局不认同大陆所希望的“九二共识”，也不再寄望大陆维持蔡英文所定义的“现状”。两岸从小心翼翼维持某种“模糊”，开始走向充满敌意的“清晰”。两岸关系冷却符合民进党所需要的社会氛围，因为民进党可以进一步借题发挥，将中国大陆进一步妖魔化。二是不断酿造此类危机，逼迫大陆与台发生官方接触，甚至两岸实现某种对等谈判，至少是在不断创造可能谈判的契机。今年3月，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接受大陆有关部门调查，此事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蔡英文政府缺乏与大陆官方的沟通渠道，束手无策，因此，此番藉由在渔民问题上的强硬，蔡英文希望创造对等谈判的条件。三是通过此举凸显所谓台湾的“主权”，并希望放大到国际，引起西方的关注。海峡两岸针对捕鱼有各自的传统海域，但是中国对这个海域的主权是不容质疑的。民进党政府借此凸显“主权”，其实是“划地而治”，刷存在感。当然，其暴力对待大陆渔民，在岛内也是争议不断的。大陆应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台湾暴力“执法”，对大陆渔船实施“射击遏阻”，在大陆民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大陆方面是否应该对此做出针锋相对的举措呢？笔者在此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不同的策略选择要面对不同的博弈结果，所以，我方要慎之又慎。上策，搁置不理、静观其变。大陆渔民在禁渔期间去双方交叉海域捕鱼，是这类事情的直接原因。我方可以约束渔民行为，且看台方是否敢于“越界”挑衅？这类事情只要就事论事地处理，蔡英文方面“借力打力”的愿望就会落空。如果下一次再出现类似情况如何应对？在国际舞台上，此举只能凸显台方对两岸关系无理、粗暴的破坏。在岛内，我方也可以营造大陆方面的悲情，将两岸关系冷却的责任归咎于民进党。因此，我方应该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民进党当局此类挑衅事件一定会再次发生，但毕竟难以撼动两岸根本的力量态势，更难以扭转两岸民间交流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中策，有条件地沟通，侧重于民间。如果此类事情持续发生，我方势必面临某种与台湾沟通的压力。如果必须沟通，我方应明确提出条件，必须开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希望民进党回到“九二共识”的“一中”架构。具体而言，我方处理此事一方面应该侧重于“就事论事”，不涉及渔民事件以外的事情，谨慎妥善应对相关事宜；另一方面要尽量动用民间的力量（包括民间智库、企业团体、国民党的力量等）。这样，民进党希望透过此类事件与大陆展开官方互动的图谋就会落空。下策，针锋相对、睚眦必报。一部分大陆学者认为，中国大陆变强大了，台湾这样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主张，大陆也应该对台湾渔民强硬，或者直接对民进党政府强硬。问题在于，大陆的强硬可能会使两岸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这样的紧张关系势必会压缩我方在台推动两岸民间交流的空间。此外，此时此刻大陆的强硬，也会“授人以口实”。中国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是需要在世界范围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不是动辄对台“用强”。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大势的引领者，但越强大，越应该强调章法和秩序，越应该强调大局走向。实际上，大陆对台可打的牌越来越多，强硬牌完全没有必要出。大陆此时的强硬只能凸显大陆对台战略的不自信，而大陆的据理力争却可以赢得两岸民众更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