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June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楠迪扬 2017-06-22 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标志着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全然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输出的方式，引领与重建国际新秩序。中国以充分尊重别国既有制度为前提，建构一种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近日在北京顺利落幕。此次论坛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召开的最高规格国际论坛。与会来宾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13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记者、企业家、银行家等各界人士，以及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89名负责人和代表，与会总人数达到1,500多人。130多个国家的代表、数十个国际组织参会，如此规模超越绝大多数有特定议题的国际会议，堪比小型联合国峰会。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冷战结束后，两极世界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政治制度输出重整全球秩序。然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早早预示了强势政治制度输出的灾难性后果。“9·11事件”、“伊斯兰国”等国际乱象印证了亨廷顿的担忧。世界并没有因为西方政治制度的输出而变得更加和平。目前，全球范围内尚存相当数量的国家，引入了西方政治制度，但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不同程度地陷入发展困境。不少未被制度输入的国家，则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别，遭到国际秩序的排斥，长年处于欠发展状态。如今我们以“一带一路”框架来看，相当数量的“带路”国家就属于此二类。在西方输出政治制度建立国际秩序的同期，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出不同于任何一国的独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标志着中国开始采用一种全然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输出的方式，引领与重建国际新秩序。中国以充分尊重别国既有制度为前提，建构一种以“发展带动和平”的新型世界秩序。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框架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具体项目的实施原则。论坛成果初步展示了这一布局，成果清单涵盖76个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中国与蒙古、巴基斯坦、尼泊尔、克罗地亚、黑山、波黑、阿尔巴尼亚、东帝汶、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白俄罗斯等国签署国际运输及战略对接协定；和巴基斯坦、菲律宾等30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以发展带动和平”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中国为此进行了多层面的布局。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金融合作”方面提供总值达3,80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贷款。未来三年，中国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援助规模至少为600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提供无偿援助和无息贷款。西方国家转变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西方国家派出高级别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比如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波兰、瑞士、捷克等欧洲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发生态度转变，从冷淡、观望到积极参与。“带路”国家拥有全球64%的人口，29%的经济总量，如此体量的人口规模以及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不仅是中国也是西方国家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成熟，西方国家灵敏地嗅到了机会，更清晰地看到了未来发展图景，开始提出具体合作意向。比如，近期脱欧的英国正在谋求实施亚洲发展计划，愿意发挥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更多资金。美国与日本态度的转变特别值得玩味。由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领衔的美国代表团参加了论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邦层面提出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方案，美国代表此次参会有可能会寻求与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的对接。以其商人秉性，特朗普无外乎谋求与中国展开中、短期可能性利益交换。日本方面，安倍晋三派出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访问团长参会，表明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态度的积极转变。以创新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为扎扎实实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引领新时代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国需要在理念、模式和政策方面大胆创新，在正确的战略轨道上争取早期收获。“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经济相互依存理念。中资可以携手美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两国经济融合。经济相互依存能够减少冲突，但历史经验已证明，仅仅依靠两个经济体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赖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即是明证。然而，这并不是说经济相互依存对防止冲突和战争没有作用，而是意味着我们需要纳入更多与经济相互依存相关的变量，包括军事上的相互威慑以及在新的高度上深化经济相互依存。“一带一路”为中美深化经济相互依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两国把经济相互依存延伸到境外的“带路”国家，实现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海外投资保险模式。在诸多保险产品中，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和战乱险等特别政治险在内的海外投资保险一直是中国保险业的短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总体上比较高，因此中国政府要密切关注沿线国家和地区政治局势和法律法规的变化，充分发挥政策性保险公司的作用，考虑在与外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时，对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承保机构、保险程序、保险期限和除外责任做出具体的规定，甚至可以考虑采用日本海外投资单边保险模式，即使东道国没有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向政策性保险公司申请投保。“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实践新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策。PPP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公共部门和社会资本的不同优势，提高“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规模、质量和效率。“一带一路”项目投资周期较长，可以考虑把投资周期分割成不同阶段，妥善设计项目公司股权结构，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允许各类公募和私募基金在不同阶段自由购买和售卖股权，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方便灵活回笼资金，保护投资者利益，这样通过回报便利化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同时，在项目投资和运营过程中，鼓励当地企业参股投资项目，使项目的建设得到东道国政界和商界的支持，确保PPP项目长期顺利运营。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重点是内部发展，那么现在，中国将凭借“一带一路”倡议，将自身受益的发展之道与经验向更广的范围传播，塑造新型世界秩序。“一带一路”倡议初期的发展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正是中国朴素的发展智慧“要想富，先修路”的体现。倡议在具体实施上会面临各种技术层面的挑战，这将直接影响该倡议理念的实现，需要分门别类制定具体应对方案，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试错前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开放性框架，可调适性强，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在“带路”国家成功落地，它也必将获得更丰富、更有针对性的内涵。 

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 伍俊飞 2017-06-16 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由于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中互斥的“极”概念特别是“多极化”渐趋过时，以互利的“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更为恰当。事实上，当今国际体系正逐渐由单极体系或“一超多强”过渡到中美主导的“二元结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佛州海湖庄园会晤，就彼此共同关心的诸多事务特别是双边贸易和朝鲜问题进行了探讨。两位领导人相向而行，密切沟通，一扫特朗普上台之初世界舆论给中美关系带来的阴霾，为新的国际局势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发展树立了榜样。民族主义运动复兴特朗普入主美国白宫、英国脱欧以及西方国家反全球化、反穆斯林和排外情绪蔓延，标志着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兴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国际关系的时代主题之一，是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产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广大中产和工人阶级意识到全球化的风险，感到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他们谋求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和促进自身的利益，导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回潮和民族主义抬头。他们通过民族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将其与各种形式的政治制度嫁接，试图遏制主要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全球化进程，巩固和修正民族国家体系，保护本国国民权益，限制移民和跨国资本的无序扩张。当前民族主义运动的弊端在于，它重申了利益分配以国民为基础的原则，排斥来自异邦的移民，拒绝来自战乱国家和地区的难民。无疑这不是理想的发展方向，但如果我们将它置于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大背景下，人们又能对其表示理解。毕竟，民族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本国国民的安全，增进本国国民的福利。基于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具备充分的合法性。各国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具有诸多近似背景。第一，民族国家内部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基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压缩；第二，民族国家中资本阶层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和社会无力监管其非正义的行为，导致民众集体拥抱民族主义，通过政治选举或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掌握暴力工具来制衡资本阶层；第三，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过于强势或者单方寻求自决，凌驾于主体民族利益之上。民族主义被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妖魔化。其实，民族主义不是社会稳定的毒药，亦非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民族国家的国民在安全和利益受到挑战时对全球化的本能反应。民族主义是凝聚国民向心力的粘合剂，可以有效弥合民族国家内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有利于国际秩序的重建，不加分别地将其等同于沙文主义、仇外主义或者民粹主义，将会导致更多动乱、冲突甚至战争。民族主义既可在集权体制下生长，更可在民主体制下膨胀。在世界历史上，存在许多通过对外战争来巩固民族团结的案例，但民族主义并非战争发生的根源，权力斗争、资源争夺、阶级矛盾、国际结构失衡等才是引发冲突和战争的根本原因。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依附在权力和利益矛盾之上的意识形态。为防止民族主义极端化，我们需要解决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西方霸权问题、世界经济中西方垄断核心技术问题，而首要任务是重建国际关系的结构平衡。中美主导的国际体系二元结构全球化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为美国的资本阶层带来超额利润，也促进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财力与日俱增，军事实力日趋雄厚，“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欧亚各国普遍欢迎，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的创立，更是迅速扩大了中国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力量，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但中国以综合国力说话，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捆绑了两国利益，美国越来越不能俯视中国，不得不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与中国协调行动。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由于中美两国利益深度融合，国际关系中互斥的“极”概念特别是“多极化”渐趋过时，以互利的“元”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更为恰当。事实上，当今国际体系正逐渐由单极体系或“一超多强”过渡到中美主导的“二元结构”。虽然全球化的脚步在未来会有所放缓，但它已深刻改变了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连高涨的民族主义也不得不在其设定的框架中追求自己的目标。经过民族主义运动的过滤，全球化的负面作用将被稀释，而其契合市场原则的互利机制将被发扬光大。这无疑是崇尚“互利”精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胜利。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美互利二元结构可以确保国际体系的稳定，有利于共同决策和相互监督。崛起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利益攸关方，既像与美国持有等额股份的上市公司执行董事，努力维护自身的权益；也像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代表中小国家的利益，对美国在国际体系的权力运作给予监督和制衡。价值观的差异有助于中美两国履行其监督和制衡职责，确保各国之间利益合作与交易的公正性。中国作为异于西方文明的大国，监督和制衡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行为，有利于对其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事前防范、事中规范、事后监督；有利于通过中美双边协调机制解决问题，提高治理效率，节约国际社会的成本和资源；也有利于加强国际法的执行力，维护联合国的形象和声誉，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以互利为核心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湖庄园会晤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加强中美关系达成一致意见，推出互利双赢的“百日计划”，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考虑对美放宽金融投资限制，取消美国牛肉进口禁令，并有可能与美方就汽车关税和钢铁问题进行谈判。“百日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增加美国对华出口而不是限制中国对美出口，有助于两国实现贸易平衡，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作为精明的商人，特朗普明白，单靠保护主义措施不能有效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华盛顿需要摒弃过去那种把中国制造限制在价值链低端的做法，而是要把更多高新技术及产品销售给中国。中国则在加强对美军事威慑的同时，在经贸领域顺应了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对加深中美经济相互依存来说，这避免了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是现实且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选择。中美两国已经锁定在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中，双方都受益匪浅，且无法简单地一刀两断。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家庭消费支出超过14.88万亿美元，而中国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总额超过2.14万亿美元。中国高度依赖美国出口市场，2015年对美出口额达到1,616亿美元，而美国则依赖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其它美元资产。中国是美国政府的第二大债权国，截至2016年10月，美国对华债务高达1.115万亿美元。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力图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这与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政策发生冲突。建议中国政府顺势而为，拥抱消费主导型经济，更多地进口高质量、高标准、更环保的美国消费品，既给中国产业升级换代施加外部压力，又迅速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建议中国政府更多地向美国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关公司、营销公司、广告公司、咨询公司等专业服务企业开放市场，吸引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同时全面提升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专业水准。为促进国际体系二元结构的形成，中国需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一个异质化的二元结构中，一个大国不承担起应有责任的话，另一个大国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严重损害地区和中小国家的利益。就当前世界局势而言，中国最紧迫的是要携手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从中美互利二元结构的角度出发，朝鲜拥核破坏了国际体系稳定，违反了中朝互利原则，建议中方对朝采取新思维。中国的底线是维护半岛上朝韩两国间均势和东北亚地区均势。建议中国政府继续尊重《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坚持在合适的时机以武力维持朝鲜领土现状的权利，维护朝鲜的主权独立，支持朝鲜拥有与韩国适度的力量平衡。中国也要精心维护中俄朝与美日韩在东北亚形成的微妙均势。然而，如果美方不以地面部队进入朝鲜，而是以“非战争状态”形式处置朝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不宜介入美国和朝鲜之间的有限冲突、雇佣兵或志愿军战争。中国有义务维护朝鲜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没有责任担保特定政府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