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April 28,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许癸蓥 2017-04-28 中国大陆不能纪念“二二八”？这种对台湾人民示好、争取认同的举措，中共不会完全没有考量。事实上，中共也可能有意把握诠释“二二八”的主动权，谋划重新阐述该事件的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大陆“国家建构”进程。 1947年2月27日，查缉私烟的专卖局人员在台北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群众聚集游行示威要求惩凶，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直接点燃了全台湾的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各地仕绅组成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提出改革要求。当时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却指仕绅为“奸匪暴徒”，向国民政府请兵来台镇压、清乡。数月之间，即造成民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害，史称“二二八事件”。而其后遂行之清乡、实施戒严，及为巩固蒋介石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政策，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更阻碍了台湾朝向自由、民主迈进的步伐。陈水扁在2007年的“二二八”纪念大会上提出四个议题：“二二八”经验守护台湾、化解“二二八”错误观感、还原“二二八”真相以及落实台湾整体转型正义。此时“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60年了。台湾从1947年起，进入一种政治上的冷冻或静止期，直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在解除戒严前一年，民进党成立。再过十年，李登辉当选第一届直接民选总统，接下来，民进党人陈水扁当选第二届直接民选总统，但是民进党并没有在议会获得多数议席。2016年，民进党人蔡英文当选总统，民进党也取得多数议会议席，成为多数总统。2017年“二二八”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蔡英文发表讲话，其大多论述与十年前相似。如果勉强要说有什么新意的话，蔡英文宣示2月28日为台湾的“国家新团结日”，只是字面上有个“新”字。在绿营内部，有人把“二二八”事件视为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有人将其比作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绿营支持者也认为，与二者不同的是，在台湾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后代仍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今天，如何对待“二二八”事件比如何看待这个历史事件更为重要。民进党从少数执政，到今天已是多数执政，“二二八”事件不再是获得政权的支撑，而是开拓支持基础的来源。我们看到大陆也在纪念“二二八”，而台湾独派大佬提醒：台湾要小心，别被统战了！可是，民进党人是否曾想过与大陆开启对话可以从共同纪念“二二八”开始？从“二二八”效应对民进党的影响来分析，事件的确增强了民进党的历史合法性。在事件发生后的70年，被占领者、多数派终于成为执政者，而且实现真真实实的多数统治。“二二八”也对民进党外围团体产生凝聚效应。以民进党为核心，所有深绿、浅绿的政治团体有了共同的敌人。“二二八”情感把社会与群众层层环绕，以至于造成社会的非理性判断，例如台北市长柯文哲就不赞同“去蒋化”。被害者亲人终于走出阴霾，但心理情绪上总会存有阴影。问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种宽恕？简单的结论，那就是对受害者来说，这是一条漫长煎熬的心路历程；或者永远不能克服，也或许需要受到某种宗教神启，才可能释怀。今年纪念“二二八”事件有一个小插曲，但颇有启发。因“二二八”被责骂怪罪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必胜客餐厅。他们在这一天推出了“庆祝”“二二八”的优惠，在网络上引起骂声一片。平心而论，作为一种商业手法，餐厅只为追求利润，但这表明台湾社会有些人已经忘了这是一个悲剧，他们在别人伤口上撒胡椒却不自知。藉由“二二八”，民进党能获得什么机会吗？陈水扁时代，面对少数总统的形势，民进党不仅善用、也乐于运用“二二八”事件的迫害感，带来各种争取支持群众效忠的机会。蔡英文时代，有多数总统的优势，民进党很有可能不觉得“二二八”还有什么“外部效应”的机会。所以，现在总是老调重弹，要求则是十年来如出一辙。就像现在提出的“国家新团结日”，只是喊喊口号而已。然而，越不在乎，越是平淡，却也可能让“国家新团结日”展现某种可能。无论称呼是“中华民国”或是“台湾”，这是一个新的“国家”，可以团结。尽管路径不清楚，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共同政治目标来团结台湾人民。对待“二二八”事件，民进党将可能面对哪些外部威胁？大陆纪念“二二八”这件事，其实就是其中一种。为什么台湾、香港都可以纪念六四，中国大陆不能纪念“二二八”？这种对台湾人民示好、争取认同的举措，中共不会完全没有考量。民进党成为多数党执政，国民党作为少数党并没有造成威胁，民进党因此选择忽悠“二二八”。过去惯性地使用这个“受迫害效应”来清算国民党，也伤害民进党人彼此关系，以取得一些群众政治效忠。然而，现在这样的策略已经失效，已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却很可能在不小心的情况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民进党因此选择相对中间的立场，坚持“不当”发言，从而伤害深绿支持者的感情。“二二八”事件效应的再探索，是民进党人不可不慎、不可不理的议题。借用蒋渭水先生的名言，“国家要团结，团结真有力”。 如果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新国家团结日”，要更有新意，在“二二八”事件后的70年，台湾执政者需要进行话语策略规划。事实上，中共也可能有意把握诠释“二二八”的主动权，谋划重新阐述该事件的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大陆“国家建构”进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翁海颖 2017-04-28 回归20年来，不少香港民众在现实中没有享受到内地扶持政策。建制派、工商界推崇的特首参选人，较难在选举期间提升民望度。归根究底，是经济发展、政府管治能力，与社会分配脱节的结果。香港务必针对社会分配机制，从速做出根本性修正，营造普选的良好社会氛围。否则，每次全港选举活动，只会引发更多社会摩擦、争论乃至撕裂，而非凝聚社会共识。 在刚结束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中，林郑月娥以777票力压曾俊华的365票，成为下一届香港特首。港人希望香港能在新任特首的带领下，理性面对黑天鹅事件频生的国际大变局和内部矛盾重重的挑战，渡过眼前难关。林郑、曾俊华分别获得建制派、泛民主派的拥戴。就选举界别而言，林郑颇多选票来自工商界，曾俊华在教育界和社福界收获甚丰。2012年的梁振英、唐英年之争，涉及不同经济团体的利益。2017年选票结构则反映了香港经济阵营、社会团体的相异选择，折射出近年来困扰香港的症结所在。香港向来定位为经济型城市，市民追求安居乐业。据香港传媒在选举前夕就新一届政府最优先政策领域的民意调查，51%受访者强调房屋问题，15%关注经济转型，另有12%、10%重视医疗、教育问题。该调查结果显示，前两届特区政府在经济领域和社会议题上失分甚多。回归后经济放缓回归20年来，香港生产总值（以当时市价计算）呈个位数增长，其中六年在国际市场冲击下甚至出现负增长。相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双位数增长，回归后的香港经济持续走软。从改革开放至2005年前后，香港在粤港“前店后厂”合作推动下，进出口贸易、运输、仓库、邮政及快递服务业迅猛发展。随着内地人口红利的减少，香港厂商的科技创新裹足不前，影响制造及相关生产性服务业。2000年至2015年间，香港经济加快集中至服务部门，服务业占香港生产总值比重从2000年的87.3%增至2015年的92.6%。专业及商用服务、批发及零售、金融及保险、住宿及膳食服务受益内地因素，是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通过吸引内企赴港上市，协助内企经港投资“走出去”，以及吸收内地居民投资金融产品，金融保险、专业及商用服务获得长足发展。金融及保险部门更上升为第二大产业，有望赶超进出口贸易，成为香港的龙头产业。批发零售、住宿膳食的蓬勃发展，基本由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所创造。两地逾30年的经贸紧密合作，使香港经济在工业、金融、本地消费等三大领域高度依赖内地。香港每遇经济挑战，工商界往往会同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经济措施要求，促使工商界别向内地体制靠拢，进而影响该界别的选票取向。基层从内地经济增长中获益甚少必须指出，来自内地的经济效益没有均衡地辐射至香港基层。香港四大服务业中，金融服务创造了17.6%的增加值，仅占全港就业人口的6.5%。入境旅游业在自由行带动下，在2000至2015年间，新增14.67万个岗位，占同期新增职位的25.7%，唯该行业的人均增加价值仅为39.8万港元，是全港平均水平的64.6%，属低增值部门。内地旅客大量涌入，商界尤其是房地产业获利甚丰，却影响了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前者加大财富差距，后者形成民间磨擦。内地经济效益在港的社会分配偏置格局，使得不少香港民众在现实中没有享受到内地扶持政策。更因传媒片面报导，在心理上抗拒两地经贸及人员往来合作。这种心态较多存在于工作范畴集中在香港境内的服务界别，教育和社福界从业员为甚。教育、高等教育界和社福界的选票归边泛民，与其位于经济效益分配的劣势地位不无关系。问题是，这类界别与香港年轻人互动殊多，且影响社会舆论走向。他们较易通过普选机制，将影响力扩大至政治领域。这解释了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泛民青年议员较高的取胜率。房屋政策维护商界利益过去十年，房屋议题深度影响香港社会的和谐共处。2012年前，香港房屋政策采取亲商取态，造成了私人房屋的居住人口比例、居住成本（租金、借贷还款）、借贷还款年期的三重增加。这恰是香港80后步入职场、建立核心家庭的高峰期。80后的教育、收入水平较高，缺乏资格获得公营租住房屋。香港经济放缓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增长，而盛行于公营部门、教育界的合约聘用安排，降低他们的职业稳定性，不利私人楼宇借贷安排。他们在房屋领域的经济劣势尤为明显，怨气最大。梁振英政府就职前，已认识到房屋问题的迫切性。他上任后，努力增加土地供应和兴建公屋。然囿于土地规划管理的繁冗程序，少数区议员利用议会程序阻挠公屋项目，加上房屋兴建需要数年，导致其任内新增房屋不多。供需依然失衡，楼价节节上升。特区政府未能把土地、财政资源转换成民生资源，改善社会分配格局，并在管治体制、政策执行力、官民沟通等领域存在问题，令建制派、工商界推崇的特首参选人，较难在选举期间提升民望度。归根究底，是经济发展、政府管治能力，与社会分配脱节的结果。如果新一届依然沿袭“小政府、大市场”治理理念，经济利益可能会继续向工商界倾斜，极难从根源上修正经济效益、社会分配的错配格局。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方向香港候任特首出身公务员体系，理解改革、调整政府内部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新一届政府宜在执政前期，加快把公共、财政资源转换成社会、民生资源，尤其是房屋供应，纾缓不同经济团体间的社会撕裂压力。经济发展方面，需加速发展新兴产业、鼓励创业。一来增加香港经济活力，二则提供社会流动机会予年轻一代，突破现有财富格局，并减缓现有团体对政府施政的影响。与内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内地政府制订扶持性措施时，需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年轻一代、新兴科技、创意创业等领域，拓展与香港不同经济团体、社会阶层、年龄组别的往来，改变工商界独大的合作模式。香港行政长官最终会走向普选形式。香港务必针对社会分配机制，从速做出根本性修正，营造普选的良好社会氛围。否则，每次全港选举活动，只会引发更多社会摩擦、争论乃至撕裂，而非凝聚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