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pril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许癸蓥 2017-04-28 中国大陆不能纪念“二二八”？这种对台湾人民示好、争取认同的举措，中共不会完全没有考量。事实上，中共也可能有意把握诠释“二二八”的主动权，谋划重新阐述该事件的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大陆“国家建构”进程。 1947年2月27日，查缉私烟的专卖局人员在台北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群众聚集游行示威要求惩凶，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直接点燃了全台湾的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各地仕绅组成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提出改革要求。当时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却指仕绅为“奸匪暴徒”，向国民政府请兵来台镇压、清乡。数月之间，即造成民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害，史称“二二八事件”。而其后遂行之清乡、实施戒严，及为巩固蒋介石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政策，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更阻碍了台湾朝向自由、民主迈进的步伐。陈水扁在2007年的“二二八”纪念大会上提出四个议题：“二二八”经验守护台湾、化解“二二八”错误观感、还原“二二八”真相以及落实台湾整体转型正义。此时“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60年了。台湾从1947年起，进入一种政治上的冷冻或静止期，直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在解除戒严前一年，民进党成立。再过十年，李登辉当选第一届直接民选总统，接下来，民进党人陈水扁当选第二届直接民选总统，但是民进党并没有在议会获得多数议席。2016年，民进党人蔡英文当选总统，民进党也取得多数议会议席，成为多数总统。2017年“二二八”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蔡英文发表讲话，其大多论述与十年前相似。如果勉强要说有什么新意的话，蔡英文宣示2月28日为台湾的“国家新团结日”，只是字面上有个“新”字。在绿营内部，有人把“二二八”事件视为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有人将其比作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绿营支持者也认为，与二者不同的是，在台湾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后代仍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今天，如何对待“二二八”事件比如何看待这个历史事件更为重要。民进党从少数执政，到今天已是多数执政，“二二八”事件不再是获得政权的支撑，而是开拓支持基础的来源。我们看到大陆也在纪念“二二八”，而台湾独派大佬提醒：台湾要小心，别被统战了！可是，民进党人是否曾想过与大陆开启对话可以从共同纪念“二二八”开始？从“二二八”效应对民进党的影响来分析，事件的确增强了民进党的历史合法性。在事件发生后的70年，被占领者、多数派终于成为执政者，而且实现真真实实的多数统治。“二二八”也对民进党外围团体产生凝聚效应。以民进党为核心，所有深绿、浅绿的政治团体有了共同的敌人。“二二八”情感把社会与群众层层环绕，以至于造成社会的非理性判断，例如台北市长柯文哲就不赞同“去蒋化”。被害者亲人终于走出阴霾，但心理情绪上总会存有阴影。问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种宽恕？简单的结论，那就是对受害者来说，这是一条漫长煎熬的心路历程；或者永远不能克服，也或许需要受到某种宗教神启，才可能释怀。今年纪念“二二八”事件有一个小插曲，但颇有启发。因“二二八”被责骂怪罪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必胜客餐厅。他们在这一天推出了“庆祝”“二二八”的优惠，在网络上引起骂声一片。平心而论，作为一种商业手法，餐厅只为追求利润，但这表明台湾社会有些人已经忘了这是一个悲剧，他们在别人伤口上撒胡椒却不自知。藉由“二二八”，民进党能获得什么机会吗？陈水扁时代，面对少数总统的形势，民进党不仅善用、也乐于运用“二二八”事件的迫害感，带来各种争取支持群众效忠的机会。蔡英文时代，有多数总统的优势，民进党很有可能不觉得“二二八”还有什么“外部效应”的机会。所以，现在总是老调重弹，要求则是十年来如出一辙。就像现在提出的“国家新团结日”，只是喊喊口号而已。然而，越不在乎，越是平淡，却也可能让“国家新团结日”展现某种可能。无论称呼是“中华民国”或是“台湾”，这是一个新的“国家”，可以团结。尽管路径不清楚，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共同政治目标来团结台湾人民。对待“二二八”事件，民进党将可能面对哪些外部威胁？大陆纪念“二二八”这件事，其实就是其中一种。为什么台湾、香港都可以纪念六四，中国大陆不能纪念“二二八”？这种对台湾人民示好、争取认同的举措，中共不会完全没有考量。民进党成为多数党执政，国民党作为少数党并没有造成威胁，民进党因此选择忽悠“二二八”。过去惯性地使用这个“受迫害效应”来清算国民党，也伤害民进党人彼此关系，以取得一些群众政治效忠。然而，现在这样的策略已经失效，已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却很可能在不小心的情况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民进党因此选择相对中间的立场，坚持“不当”发言，从而伤害深绿支持者的感情。“二二八”事件效应的再探索，是民进党人不可不慎、不可不理的议题。借用蒋渭水先生的名言，“国家要团结，团结真有力”。 如果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新国家团结日”，要更有新意，在“二二八”事件后的70年，台湾执政者需要进行话语策略规划。事实上，中共也可能有意把握诠释“二二八”的主动权，谋划重新阐述该事件的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大陆“国家建构”进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翁海颖 2017-04-28 回归20年来，不少香港民众在现实中没有享受到内地扶持政策。建制派、工商界推崇的特首参选人，较难在选举期间提升民望度。归根究底，是经济发展、政府管治能力，与社会分配脱节的结果。香港务必针对社会分配机制，从速做出根本性修正，营造普选的良好社会氛围。否则，每次全港选举活动，只会引发更多社会摩擦、争论乃至撕裂，而非凝聚社会共识。 在刚结束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中，林郑月娥以777票力压曾俊华的365票，成为下一届香港特首。港人希望香港能在新任特首的带领下，理性面对黑天鹅事件频生的国际大变局和内部矛盾重重的挑战，渡过眼前难关。林郑、曾俊华分别获得建制派、泛民主派的拥戴。就选举界别而言，林郑颇多选票来自工商界，曾俊华在教育界和社福界收获甚丰。2012年的梁振英、唐英年之争，涉及不同经济团体的利益。2017年选票结构则反映了香港经济阵营、社会团体的相异选择，折射出近年来困扰香港的症结所在。香港向来定位为经济型城市，市民追求安居乐业。据香港传媒在选举前夕就新一届政府最优先政策领域的民意调查，51%受访者强调房屋问题，15%关注经济转型，另有12%、10%重视医疗、教育问题。该调查结果显示，前两届特区政府在经济领域和社会议题上失分甚多。回归后经济放缓回归20年来，香港生产总值（以当时市价计算）呈个位数增长，其中六年在国际市场冲击下甚至出现负增长。相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双位数增长，回归后的香港经济持续走软。从改革开放至2005年前后，香港在粤港“前店后厂”合作推动下，进出口贸易、运输、仓库、邮政及快递服务业迅猛发展。随着内地人口红利的减少，香港厂商的科技创新裹足不前，影响制造及相关生产性服务业。2000年至2015年间，香港经济加快集中至服务部门，服务业占香港生产总值比重从2000年的87.3%增至2015年的92.6%。专业及商用服务、批发及零售、金融及保险、住宿及膳食服务受益内地因素，是增长最快的产业部门。通过吸引内企赴港上市，协助内企经港投资“走出去”，以及吸收内地居民投资金融产品，金融保险、专业及商用服务获得长足发展。金融及保险部门更上升为第二大产业，有望赶超进出口贸易，成为香港的龙头产业。批发零售、住宿膳食的蓬勃发展，基本由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所创造。两地逾30年的经贸紧密合作，使香港经济在工业、金融、本地消费等三大领域高度依赖内地。香港每遇经济挑战，工商界往往会同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经济措施要求，促使工商界别向内地体制靠拢，进而影响该界别的选票取向。基层从内地经济增长中获益甚少必须指出，来自内地的经济效益没有均衡地辐射至香港基层。香港四大服务业中，金融服务创造了17.6%的增加值，仅占全港就业人口的6.5%。入境旅游业在自由行带动下，在2000至2015年间，新增14.67万个岗位，占同期新增职位的25.7%，唯该行业的人均增加价值仅为39.8万港元，是全港平均水平的64.6%，属低增值部门。内地旅客大量涌入，商界尤其是房地产业获利甚丰，却影响了本地居民日常生活，前者加大财富差距，后者形成民间磨擦。内地经济效益在港的社会分配偏置格局，使得不少香港民众在现实中没有享受到内地扶持政策。更因传媒片面报导，在心理上抗拒两地经贸及人员往来合作。这种心态较多存在于工作范畴集中在香港境内的服务界别，教育和社福界从业员为甚。教育、高等教育界和社福界的选票归边泛民，与其位于经济效益分配的劣势地位不无关系。问题是，这类界别与香港年轻人互动殊多，且影响社会舆论走向。他们较易通过普选机制，将影响力扩大至政治领域。这解释了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泛民青年议员较高的取胜率。房屋政策维护商界利益过去十年，房屋议题深度影响香港社会的和谐共处。2012年前，香港房屋政策采取亲商取态，造成了私人房屋的居住人口比例、居住成本（租金、借贷还款）、借贷还款年期的三重增加。这恰是香港80后步入职场、建立核心家庭的高峰期。80后的教育、收入水平较高，缺乏资格获得公营租住房屋。香港经济放缓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增长，而盛行于公营部门、教育界的合约聘用安排，降低他们的职业稳定性，不利私人楼宇借贷安排。他们在房屋领域的经济劣势尤为明显，怨气最大。梁振英政府就职前，已认识到房屋问题的迫切性。他上任后，努力增加土地供应和兴建公屋。然囿于土地规划管理的繁冗程序，少数区议员利用议会程序阻挠公屋项目，加上房屋兴建需要数年，导致其任内新增房屋不多。供需依然失衡，楼价节节上升。特区政府未能把土地、财政资源转换成民生资源，改善社会分配格局，并在管治体制、政策执行力、官民沟通等领域存在问题，令建制派、工商界推崇的特首参选人，较难在选举期间提升民望度。归根究底，是经济发展、政府管治能力，与社会分配脱节的结果。如果新一届依然沿袭“小政府、大市场”治理理念，经济利益可能会继续向工商界倾斜，极难从根源上修正经济效益、社会分配的错配格局。新一届政府的施政方向香港候任特首出身公务员体系，理解改革、调整政府内部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新一届政府宜在执政前期，加快把公共、财政资源转换成社会、民生资源，尤其是房屋供应，纾缓不同经济团体间的社会撕裂压力。经济发展方面，需加速发展新兴产业、鼓励创业。一来增加香港经济活力，二则提供社会流动机会予年轻一代，突破现有财富格局，并减缓现有团体对政府施政的影响。与内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内地政府制订扶持性措施时，需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年轻一代、新兴科技、创意创业等领域，拓展与香港不同经济团体、社会阶层、年龄组别的往来，改变工商界独大的合作模式。香港行政长官最终会走向普选形式。香港务必针对社会分配机制，从速做出根本性修正，营造普选的良好社会氛围。否则，每次全港选举活动，只会引发更多社会摩擦、争论乃至撕裂，而非凝聚社会共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7-04-20 今年全国“两会”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汇的时间节点上召开，产生了巨大的“窗口效应”。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充满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担当意识和自信意识，系统表达了中国执政者对于国内和全球治理中重点及热点问题的态度、立场和解决的智慧。 今年全国“两会”在国内外重大事件交汇的时间节点上召开。在国内，过去的一年是“十三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本次“两会”也是本届人大和政协最后一次会议，而新的一年将召开中共十九大，是国家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国际上，过去一年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西方国家政治光谱剧烈变动，右翼势力壮大，逆全球化思潮汹涌，中国则顺势走上了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位置。“两会”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召开，产生了巨大的“窗口效应”。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充分把握机会，将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向国内外公布，展现了中国执政者对国内外大势的准确判断和对国内外大局的有效掌控，以及对国内外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政府工作报告通篇充满了时代意识、问题意识、担当意识和自信意识，系统表达了中国执政者对于国内和全球治理中重点及热点问题的态度、立场和解决的智慧。主动回应重要关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由三部分组成：2016年工作回顾，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和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与上一年相比，今年的报告字数减少了1,000多字，但是对重点热点问题的回应更直接，对重点对象群体更关注，态度更鲜明。首先，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报告将过去一年工作成绩总结为经济运行、就业增长、改革开放深入、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新动能、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人民生活改善等七个方面，比2016年工作报告增加了三个方面。在谈到存在的问题时，新增城市治理、涉企收费多、群众办事难等问题。第二部分谈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围绕“稳中有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突出民生导向、就业导向，“把发展硬道理更多体现在增进人民福祉上”。其次，将政府工作放在整个国家政治格局之中加以论述。这突出了鲜明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是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第三，直面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第三部分谈到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时，既讲思路举措，也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警告，比如在降低企业经营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舍小利顾大义”，要严肃查处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政府要在与社会资本合作方面，带头讲诚信，决不能随意改变约定。第四，客观对待发展速度和成果分享问题。报告强调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因此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定位在“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为了回应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忧虑，报告提出发展成果的分配和具体问题的解决要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力争合理有序，不要脱离客观条件。第五，在港澳台和国际事务此类更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上，立场更为鲜明坚定。报告明确提出“港独”是没有出路的，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把台湾分裂出去。面向国际社会，报告宣称中国始终站在和平稳定、公道正义一边，坚决维护多边体制，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引导经济全球化”。重视话语方式创新十八大以来，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被提到重要议程高度，以更有效地将中国鲜活的实践呈现出来。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文本，在创新话语方式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首先，重视语言创新。在全媒体时代，总理不仅是向人民大会堂在座的代表汇报工作，也是在向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要使每一位受众都能从报告中找到自己的关注点，产生共鸣，就要避免政治语言的空洞，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话语，比如“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以实干推动发展，以实干赢得未来”等，令人耳目一新。其次，重视传播方式创新。政府工作报告篇幅长，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可以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多样化传播渠道进行分众化传播，提高传播精准度和有效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印上了二维码，对内容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外文翻译增加了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英文版，传播报告内容的中国政府网、国务院“两微一端”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三，重视用事实数据说话。本届政府倡导实干精神，政府工作报告的许多内容都是通过事实数据说话，一方面通过数据体现工作完成的实效，另一方面通过数据设定奋斗的目标。这种做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中体现最为明显，出现了大量的图表、专栏，并辅以专业名词解释，既增强了专业性，也提高了可读性。进一步发挥政府工作报告的作用每年为了筹备两会，各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是一场规模大、涉及面广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协作。会期有限、议程紧凑，决定了两会更具有仪式性和程序性意义。因此，要树立全周期观念，除了重视大会期间的各项活动及其效果实现外，也要重视会前和会后的相关活动及其效果提升，尤其要进一步改进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传播。第一，强化决策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打造成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的典范。做好报告起草的前期调研、资料准备，突出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热点焦点问题的回应，提高征求意见座谈会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实现参与广泛性和咨政高质量的有机统一，做好大会审议期间的意见整理和吸纳工作，既要倾听民意，也要善于辨别，防止决策被偏激观点绑架。第二，强化执行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全年工作的计量表。没有执行力，就谈不上实干。每年两会后，要针对政府工作报告内容进行分工，把责任落实到相关部委。政府要向企业学习，要努力实现“一责任一部门”，减少或者避免“多部门一责任”的安排。若有此类问题，则要尽量减少参与部门，明确主责部门；能够量化的任务，要有明确时间表，不能量化的任务，要探索可观察的评估方法；要区分应尽职责与创造性履职，给前者以压力，给后者以激励。第三，强化传播意识，把政府工作报告打造成我国对外传播的品牌产品。将政府工作报告的多语种译文从大会期间发放的会议材料提升为正式出版物，定期出版，国际发行。在政府工作报告要点英文版的基础上，探索要点的多语种版本。推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务院重要文件的多语种数据库建设，提高查找的便利性，扩大应用范围。在勤俭节约的原则下，改进政府工作报告等会议材料的印刷水平。作者为本院特约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天大报告》2017年3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吕开颜 2017-04-18 就总体情况而言，无论从生产产值还是从就业人数看，澳门经济多元发展进度并不尽如人意。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微型经济体，澳门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都不具备优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给了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新机遇。 澳门经济自2014年起经历差不多三年的深度调整。这次调整与赌收大幅下滑有密切关系，可见产业结构过份单一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已影响到澳门社会经济稳定。尽管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且列举出经济多元发展的方向，但澳门推动经济多元发展是从2014年新一届政府开始。恰恰就是因赌收大幅下滑，面临经济深度调整，唤醒社会各界危机意识，对不可过份依赖博彩业达成共识，才令有关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参考国外和邻近地区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经济多元发展能否取得成功，十份依赖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制订。一、澳门需否制订产业政策？根据过去多年实践，首先应充分肯定澳门为推动经济多元发展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果。但就总体情况而言，无论从生产产值还是从就业人数看，经济多元发展进度并不尽如人意。当中最主要原因就是博彩业“一业独大”，其他行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同时还虹吸发展新兴产业所需的土地和人力资源，令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严重生产要素短缺制约。对于产业高度集中的微型经济体，普遍存在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风险。为解决微型经济体的这种两难困境，经济适度多元化被视作是既能保持核心竞争力又能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所带来冲击的有效方法。为增加澳门抵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经济多元发展势在必行。1.从纵横向推动多元一般认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发展路向，基本可循以下两方向推进：一是纵向多元化，即围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通过推动传统博彩旅游业向旅游休闲产业的转变来实现经济多元发展，将澳门经济转型成为包括博彩、餐饮、零售、娱乐、会展一体化的旅游休闲产业；二是横向多元化，即围绕“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培养和发展会展商务、跨境电商、物流运输、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来实现经济多元发展。从澳门经济现状看，纵向多元进展可喜，但仍依赖博彩业拉动，这在2014年赌收下滑后表现明显。零售、餐饮、娱乐等行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赌业挤压横向多元与此同时，因发展空间被博彩业挤压，横向多元似乎仍未有太多进展。诚然，澳门经济多元发展并不应通过打压博彩业实现，但正因博彩业开放竞争初期享受到政策倾斜从而吸收大量土地和人力资源，若没有产业政策诱因，恐怕很难打破这一垄断现象，也不利培育新兴产业。若澳门想要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必须认真制订有关产业政策。二、产业政策容易产生的问题日本实行“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令日本在二战后迅速复苏，一跃成为并长期占据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战后30年间，通产省通过制订产业政策，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成功推动日本钢铁、造船等基础工业高速发展，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过渡。同时又将“技术立国”作为新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提高日本技术创新能力，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1.产业政策扭转劣势日本经验中一个突出的案例就是汽车业的产业政策：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仅十几天，通产省就提出发展汽车产业的计划，确定以低排气量汽车为战后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当70年代石油危机到来，日本汽车得到绝好机遇，在国际市场上取得霸主地位。另一突出案例就是通产省引导工业设计发展，从而改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粗制滥造和模仿抄袭的形象。不过从90年代开始，日本长期陷入经济衰退，通产省神话破灭带出很多警示。其中，通产省的政府主导模式所带来的缺陷，如寻租、资源错配等问题，给那些大力推崇政府主导和制订产业政策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再以汽车业为例，1961年通产省计划把汽车制造商减少为三家。今天闻名全球的本田汽车，原本属于被通产省要取缔的对象。但汽车制造商并没有屈服于通产省的压力，随着日本国内汽车市场扩大，以及汽车业在全球竞争力不断上升，日本在高峰时期曾拥有不下十家的整车制造商。2.产业决策利益之争这说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来，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通产省不可能比处于技术创新前沿的科研机构和企业拥有更多信息，因此也无法保持一贯正确。这说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复杂性，迫使政府必须将手中计划的权力下放。在帮助日本从战后萧条中快速恢复乃至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通产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完成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后，它终究还是因为无法挣脱旧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先天制约而以失败告终。产业政策是内生决定，不同政策会导致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故在产业决策的选择上自然就存在利益之争。这也意味着该社会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决定其对经济制度和产业政策的选择，以及拥有更大政治权力的群体将推行确保其赞成的产业政策。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好的经济政策可能不是好的政治选择。因此，应追求当前利益最大化，还是谋求维持权力的长期稳定，目标之间往往存在冲突，这种现象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并不少见。3.干预经济弊大于利由于个体（政府、企业、商会和个人）的逐利性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或制订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在短期内可能有用，但中长期就会边际效用递减，其衍生出来的弊端往往大于短期好处。且官员能否胜任具体产业的选择和规划，也是一个疑问。除非该官员对市场保持高度敏锐触觉，或本身也参与其中，否则可能由于缺乏足够信息而“好心做坏事”，错误选择产业方向而导致资源错配。另外，政府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也容易导致任用亲信和产生腐败的问题。三、澳门应如何制订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各自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会选择不同的策略（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有时能发挥作用，有时却不，其关键在于制订产业政策必须根据各国社会环境和制度来加以调整。1.依据实际制订政策澳门要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必须依据澳门实际情况来思考产业政策的研究和制订。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前提，一个是对产业政策有充分认知，既要吸收成功经验，也要学习失败教训，加以总结和分析，避免犯下同类错误；另一个是清楚掌握澳门自身拥有的优势和劣势，制订符合社会经济状况的产业政策，令其可顺利落地。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微型经济体，澳门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都不具备优势。澳门近十多年来在经济领域取得骄人成绩，是因回归后打破博彩业垄断专营制度，吸引大量外来投资和先进管理经验，同时恰逢内地开放内地居民赴港澳旅游。多种政策迭加效应下，打破制约澳门发展的资源限制，令澳门经济迸发出巨大市场活力，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2.政策打通生产要素要孵化和培育新兴产业，单只依靠澳门本身的资源很难实现。必须借助政策打通生产要素的流通环节，令澳门真正成为一个融合资金、人才和技术的平台，才能有所突破。加上博彩业已占据澳门大量资源，若再没有适当的产业政策施以导向，就无法转变澳门这种扭曲的生产要素组合。随着澳门与内地多个地区展开区域合作，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目前是个大好发展时期，对澳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中小企业转型、青年向上流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这既是机遇，同样也是挑战。参照日本的东京湾区、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都具备开放竞争市场、要素自由流通、金融市场发达、产业集聚效益明显等特点。要成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涉及“一国两制”下港澳和内地两个不同的经济、社会、法律乃至货币体系，既要确保“一国两制”的实践“不走样”，又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确是一大挑战。所以澳门产业政策不可以只是一厢情愿从澳门本身出发，要更多参考和借鉴周边地区的发展规划，既要符合自身发展利益所需，也要避免与周边地区直接竞争，才可让彼此在竞争中找到合作机会以实现双赢。3.市场检验产业政策另外，澳门经过多年发展后，不管是劳动力政策还是引进外来投资，政府和商界均趋保守，令澳门落后于内地城市改革开放的步伐。澳门奉行资本主义制度和利伯维尔场经济，尽管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绝不等于全部作用。政府不能“越位”去管一些不应管也管不好的事，但也不能“缺位”，应致力维持市场自由开放和公平竞争。政府职责是通过维持市场的公平竞争，从而激发出市场活力，一个“越位”或“错位”的政府不可能提升治理能力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所以，澳门需要在客观数据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制订更加自由化、市场化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其中一项手段，市场化则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无论政府将来推出哪一项产业政策，都必须接受市场的考验。市场是检验产业政策成功与否的唯一评判标准，若不被市场接受，即使政府投放再多资源，也会如同泥牛入河不见踪影，造成效率损失和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