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7-03-31 两岸虱目鱼契作的经验与教训，为大陆提供了瓦解蔡政府“新南向”战略的良好机会。相信只要找对人、用对方法并善用经济大国的优势，大陆、台商和农渔民三方面都能得到好处。 海峡两岸在马英九政府时期经历八年良性互动，之后台湾改朝换代，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去年5.20上台的民进党新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陷入冰封期，其后续影响持续扩大，波及两岸在农渔业方面的经贸交流。大陆有必要检讨此前相关政策的未尽完善之处，为未来两岸农渔业经贸交流变化未雨绸缪。两岸虱目鱼契作合作演变2005年大陆领导人胡锦涛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试图透过改善台湾人民的经济状况，增强两岸统一的政治共识。中共积极与台湾各政党及团体接触并主动释放各种善意，希望透过惠台措施来收揽台湾民心。只是初期交流“重北轻南”，尽管海峡两岸每年贸易额超过千亿美元，但是南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比重不到20％，使得南部中下层民众无法从两岸经贸交流中获益。大陆当局因此转变对台政策，改推“向南移、向下沉”，并将对台农产品采购由紧急采购改为常态性采购，鼓励中国大陆各省到台湾基层直接采购农渔产品。属于绿营大票仓的南部台湾正好在农产品方面为大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作试验舞台。虱目鱼是南台湾重要的养殖鱼种，也是台湾传统的平民美食，然而一直以来养殖虱目鱼产销存在很大的问题，中间商、贩运商掌控市场信息与价格，养殖业者因规模小没有议价能力，辛苦养殖出来的虱目鱼经常发生产销失衡，价格暴跌，有时还乏人问津。大陆选定有“虱目鱼之乡”称誉的学甲，透过与养殖户直接契作模式，以每台斤高于生产成本十元的收购价（每台斤45元），每户收购3万台斤，以预付订金（30万元）方式让契作户获得购买鱼苗、饲料的准备金，普遍受到养殖业者欢迎。契作对象也以本人或直系血亲领有残障手册或重大疾病卡、持有中低收入户证明者、家中遭遇特别灾害经济陷于困难持有证明者、家有重症行动不便老弱妇孺需要照料无法外出工作者、青年人返乡创业者为优先，吸引台湾媒体争相报导，确实收到政治宣传效果，是对台惠农政策中相当成功的案例。然而，由于政治凌驾专业思维，双方政府都只注重短期效果，台湾虱目鱼没有顺利开拓中国市场。台湾政府只是配合ECFA宣传，在中国大陆蜻蜓点水式地举办促销宣传活动，既未有系统办理营销，也没有蹲点进行长期调研，让虱目鱼在大陆市场难以生根，销路奇差，使得两岸虱目鱼契作难以为继。在五年试办期结束后，因鱼苗受到酷寒影响，新收购价格大幅上升，双方无法谈妥，中方顺势中止这项政策试验。台南虱目鱼养殖业者原拟组团前往北京陈情，希望继续办理两岸虱目鱼契作，但迫于台湾政府压力而放弃。契作项目评析中国大陆实施两岸虱目鱼契作，确实受到台湾养殖业者普遍欢迎，虽然遇到尾款迟延问题，但是只要收购价格在生产成本之上且能按时收到货款，多数养殖户还是很愿意参与契作。此方式较中国大陆过去通过权贵买办、农会、特定团体等采购台湾农渔产品方式，让基层农渔民更加有好感。在两岸虱目鱼契作过程中，台湾政府始终扮演相当消极角色，许多原本可以借由两岸官方协商来解决的问题，却由民间虱目鱼养殖协会与中方协调，增添许多枝节，台湾政府对两岸虱目鱼契作的态度是影响整个契作合作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大陆已是全球重要的农渔业生产及消费大国（2015年水产品进口量408.13万公吨，进口总额达89.82亿美元），足以吸纳台湾生产的农渔产品，台湾不应轻易放弃。因为虱目鱼推广到中国市场目标不如预期（2015年出口到中国大陆数量仅19.3公吨，占总出口量9,716.2公吨的0.2％，总额也仅7.5万美元），该项目在台湾成为政客说嘴的题材。未来两岸若还要继续推动农渔产品契作模式，应该慎选合作对象，避免具争议性人物（如前台南市议长李全教）引发不必要的纷扰；并事先做好调研，找出在中国大陆具销售潜力的种类，开拓好市场渠道，进而扩大实施契作的种类、数量以及参与的农户，这样会对台湾农渔从业人员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契作中止后续效应台湾各界对两岸终止虱目鱼契作有不同反应。多数民众认为只要有利于养殖业者生计，还是应该持续推动，部分绿营人士则鼓吹虱目鱼契作无用论，并拿出统计数据指出，虱目鱼不卖给中国也可以卖到其它国家。蔡政府无意检讨当前许多农渔产品产销制度缺失问题、中间剥削问题、需要公权力协助排除的问题、岛内企业与养殖农户契作问题、稳定产品价格来确保养殖户生计问题等，忘记了竞选时为民服务的承诺。对此台南养殖业者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不管哪个颜色政府执政，只要真心照顾百姓，愿意为百姓解决问题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毕竟执政者的权力是来自人民，做不好就该被替换。马英九政府殷鉴不远。民进党选前承诺会照顾弱势的农渔民，选后却一再跳票，不仅打算开放美国含瘦肉精猪肉以及日本核灾区农产品进口，还放任高丽菜价格暴跌至每株十元，农民失血过多只能忍痛开放让民众采食，农民非常愤怒，而持续的高失业率和低薪资也让民众怨声载道。民进党长期执政下的南部以农渔业为主，当局却没有用心去改善农渔民生活，不仅导致农渔民对中国大陆的观感逐渐好转，也会给执政的民进党带来压力。对大陆而言，这比武吓来得有效果。瓦解蔡政府“新南向”战略台湾蔡政府正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希望摆脱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其中农渔业又被当作马前卒，还特别成立台湾国际农业开发公司来统一农渔产品出口事宜。两岸虱目鱼契作的经验与教训，为大陆提供了瓦解蔡政府“新南向”战略的良好机会。相信只要找对人、用对方法并善用经济大国的优势，大陆不仅可以携手台湾农渔民在东南亚进行大规模农渔业二三级产业投资，避开与当地生产者的竞争，也可以让台商在大陆当地生产的农渔产品凭借零关税优惠及简化通关程序等出口东南亚，较从台湾输入更有优势。利之所趋自然可以吸引更多台商与大陆民营甚至国有养殖企业合作，在中国大陆或东南亚生产，而不必以围堵、封杀等恐吓方式造成台湾人民反感。通过推动新型经济一体化政策，大陆有望实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治目标。
Month: March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7-03-24 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 特朗普胜选之后，外界对特朗普时代美国的走向做出截然不同的研判。这些研判大体归于两类：持体系决定论的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将受体系的制约，并最终被体系“驯化”，特朗普因此难以对美国民主体制做出颠覆性变革；持个体决定论的观察人士则无限夸大特朗普个性对其政策制定的关键作用，以及由此给美国民主体制带来的根本性改变。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前者主要从体系层面来考察特朗普可能的政策行为，强调体系对个体的制约以及个人难以冲破体系的束缚，但忽略或者说低估了个体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则从单元层面出发强调个体对体系的改造作用，认为这种改造足以改变体系的某些关键特征，但低估了体系对个体的束缚效应。跨越体系与个体的理论解释事实上，单一层次的视角难以客观解释及预判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可能的政策变化。因此，需要有一种跨越体系与个体的跨层次理论来解释特朗普时代美国的政策变化。这种跨层次理论试图将体系的约束与个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解读个体的最终行为取向。通常而言，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强时，个体最终的行为取向难以准确预测；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弱时，个体倾向于顺应体系，主动被体系塑造；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而个体主观能动性强时，个体具有突破体系束缚的强大意愿和能力，并进而塑造有利于个体的体系；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弱时，个体倾向于维持现状。特朗普政策发展阶段从上述理论假设来看，特朗普上任之后的政策变化当属第一种假设，即美国民主体制所造就的一系列约束机制仍然对特朗普的新政施加强大的约束，而特朗普也展现出强劲的意愿去寻求突破体系的约束，并进而塑造有利于己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最终可能的行为取向就取决于其自身与这一系列约束机制的互动。当双方的互动呈现出互不相让的局面时，特朗普将很有可能会坚持己见，并进一步释放主观能动性，以寻求最大力度地突破体系的约束，而这又将激发体系更加强烈的反应。因此，双方将进入一个激烈博弈的僵持期。不过，僵持期最终会过去，而后将会是妥协期。在这段时期，经过双方激烈的博弈，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特朗普的某些修正，同时特朗普也接受体系一定程度的约束。其后，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施政空间将大为拓展，施政压力也会逐步缓解，其政策也将进入理性期。从当前特朗普接连出台新政引发美国国内及部分国家的不满与担忧来看，特朗普执政初期仍竭力释放主观能动性，寻求短期内突破体系的束缚。同时体系反弹强烈，对特朗普施加了强大压力。因此，双方目前的互动处于互不相让的僵持态势，激烈的博弈在所难免。在此期间，体系约束能力的持久性和特朗普的抗压能力就成为左右这场博弈的关键。从体系层面来看，体系仍然具有较强的约束能力。首先，在两院中，少数派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不满，可以在体制内对特朗普进行制约；其次，在官僚体系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官员对特朗普不满，这可以在政策实施范围内制约特朗普新政的实施效果；再次，主流媒体对特朗普长期持批评立场，从而在舆论方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最后，知识精英和部分民众对特朗普不满，从而可以在民意层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在这几大因素中，只有官僚阶层可以通过更换主要官员来落实特朗普新政，其它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换言之，短期内体系的约束能力较强，而且能够持续。同时也应看到，两院中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仍然支持特朗普，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面临质疑并受到社交媒体的强烈冲击，部分民众仍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尽管体系层面的约束能力较强且能够持续，但并未占据绝对优势，以成功“驯服”特朗普。从特朗普的抗压能力来看，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必定心理素质过硬。此外，经历过竞选洗礼，特朗普也逐步适应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下坚持己见。这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主动践行诺言，积极出台一系列竞选期间所承诺的政策即可看出。即便如此，仍然难以确保特朗普在今后的施政时期保持强大的抗压能力。毕竟，目前特朗普的施政理念以及政策效果还未清晰显现，因而其新政所面临的压力峰值还未来临，也就是说特朗普还未经受最严厉的压力考验。综上所述，体系层面较强且持续的约束能力确实会对特朗普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尚未达到成功“驯服”特朗普的程度，这也是特朗普敢于主动释放主观能动性的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具备一定抗压能力的特朗普也能在面临较大压力时坚持己见，并寻求逐步塑造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体系最终会接受特朗普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修正，而特朗普也会逐渐摸清体系的约束边界，并逐步修正激进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的应对特朗普上台的确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大可不必惊慌。一则，尽管特朗普在执政初期积极释放主观能动性，但这种冒险策略尚难以彻底扭转美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政策取向，因而也就难以短期内完全颠覆美国的行为模式，从而不至于让中国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二则，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特朗普与体系激烈博弈的僵持期过后将会出现妥协期。因此，即便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初期出现波动，但波动之后将会是平稳期。这就要求中国对特朗普的对华新政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坚持守住底线，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更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应注意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在体系层面作出一系列修正。中方需要增进对美国体系层面调整的认识，及时调整并适应与美国接触的新方式、新环境。这些体系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政党政治演变、官僚体系变革、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竞争舆论影响力以及社会阶层分化。毫无疑问，特朗普的上台将为上述变化增添鲜明的“特氏”元素。尤其是在舆论竞争和社会阶层流动方面，中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加强相关研究，以更加全面完整地认清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重要变化。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出现加速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型，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美国国内的各种震荡，从而对中美关系造成波动。这也为中国重新认识美国，尤其是对美国社会阶层变化及社交舆论崛起等一系列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机会。因此，中国应该在妥善应对特朗普执政初期中美关系波动的前提下，加大对美国体系层面一系列变化的研究力度，为中国对美政策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
天大研究院 2017-03-10 习近平主席基于中道思想所阐述的全球化理念，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年伊始，习近平主席首访瑞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了尚中持平、开放包容、共赢共享、全面协调、综合施策的中道思想，有力地引领全球化新纪元。继承和发扬中道思想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深刻阐释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包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以民为本、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等中道思想在内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蕴藏着解决全球性难题的重要启示，它们对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未曾中断，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和优秀成分。万事万物并不总是处于恒定状态，其发展一旦突破中间的平衡状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的反面，而极端情况最不稳定，只有在对立面的作用下才能重新恢复平衡。因此，中道思想天然地具有综合性、协调性、包容性、开放性，可以容纳不同的意见和利益，抵御极端思想和组织。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违背了中道思想。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法则是市场竞争、跨国生产和资本自由流动。它在创造高效率的同时，驱使财富越来越向特殊利益集团集中，导致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快速扩大。毫不讳言地说，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只是让社会的部分阶层受益，无法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的机制。经济全球化破坏了传统上国家与市场的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差距要靠国家的福利政策来救济，国家通过协调劳资双方权益来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生产为资本开拓了追逐更高利润的境外市场，削弱了国家能力，压制了劳动者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中产阶层受到资本和不劳而获群体的双重挤压，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而国家在维护其利益方面却软弱无力。经济全球化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西方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在制定全球化政策的时候，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利益集团思考和行动，社会整体利益只能靠多方博弈机制实现。如果任何全球化政策制定都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照顾所有社群的关切，那么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便能得以维持。未来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国家与市场、整体与部分，超越左右、劳资、种族、宗教分歧，这样才能避免西方社会日益猖獗的极端思潮和运动。习近平主席所推崇的中道思想，崇尚开放与宽容，反对极端主义，应可成为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思想沃土。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立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哲学高度解答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基本问题，高屋建瓴地为人类社会未来描绘了蓝图，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方案，呼吁各国携手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倡议各国一道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认为，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包括全球经济发展不均、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失衡等等，但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要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际社会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挖掘和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创新驱动，倡导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当今世界各国各阶层利益高度融合，安危与共，相互依存。每个国家和阶层都有发展权利，实现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它国家和阶层利益为代价。国际社会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健全发展协调机制，致力于互利共赢，分享机会和利益，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协同联动，倡导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全球化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国际社会要让全球化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必须提升全球化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因此，中国方案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打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中国方案的宏大实践。它秉承中道思想，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互联互通、合作共赢，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将让全球化进程更为通达、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不断释放全球化进程中的正能量。全球化的领导者当前，西方社会反全球化声浪高涨，人类自身不和谐杂音、利益冲突甚至局部战争此起彼伏，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极端政策，世界面临严峻的新挑战和不确定的态势。正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以天下情怀和大国担当的政治家精神，透过两大国际政经舞台，适时发出中国强音，系统提出中国主张。习近平主席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各国要根据各自国情，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消除其负面影响，释放其正面效应，努力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人类在经历几百年各种战乱、痛定思痛之后，才终于有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孜孜以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顺应各国人民愿望的重大倡议。正本清源，情真意切。习近平主席基于中道思想所阐述的全球化理念，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的错误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习近平主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思考，更为全球治理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动力，必将有力推进全球化朝着理性方向和人类共荣的彼岸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