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February 2017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7-02-28 香港若想走出困局，2017年的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如何能先把政治争拗放下，让没有太多政治包袱、有管治经验的人领导香港，休养生息、重整旗鼓，显得尤为重要。 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照目前的政治形势看，有可能出现非常戏剧化的局面。首先，现届政府的两位司长同时参选，或许他们可以同时取得足够提名票数。如此，叶刘淑仪和胡国兴不一定能取得足够的提名票，使选举变成是主张继承“小政府、大市场”理念、较为得到本地大商贾支持的曾俊华，和近年变得较倾向有为政府、颇获北京信任的林郑月娥之间的竞争。曾经表示如果特首选举没有竞争就可能会参选的曾钰成应不会参与竞逐。民主派选委票会否和上届支持唐英年或倾向延续“小政府、大市场”管治哲学的选委票合流，对普遍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派来说是一大挑战。如果合流成功，他们将是有力影响到曾俊华是否能在选战中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不管是林郑月娥还是曾俊华，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或是政改争议上，他们的立场和政策建议均不能也不应失去北京的信任，否则他们将失去建制派选委或北京的支持，这对有雄心要出任特首的候选人来说无异于政治自杀。他们两位谁能争取到民主派选委的支持，将取决于其政治手腕和技巧，取决于他们能否在政改或23条立法这些根本争议上，与民主派取得妥协或共识。这方面若有进展，将有助于下届特区政府改变目前政治两极化和社会撕裂的状况，在社会和民生政策上形成共识。如果民主派选委最终放弃在特首选举中发挥影响大局的潜在力量（比如最终选择集体投白票），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当选特首的认受性，但却不会产生北京不能接受的政治后果。另一个值得分析的可能情况，就是民主派会否提名自己的参选人去竞逐特首职位。本届选委会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投票率由2011年的27.6%大幅攀升至46.53%，让民主派成功获得计划中的320多个席位，比上一届多出120个，并且有足够票数提名两位参选者成为候选人。许多人参与非普选的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寸土必争地为普选特首尽量铺平道路。以往民主派的选委在明知其支持者不可能当选的情况下，提名或投票给民主派参选人去竞逐特首，为的正是要使特首选举有竞争，以及把民主派的政治观点和政策主张带进特首选举过程中。本届在选举委员会拥有逾320席的民主派如果要继续在特首普选上寸土必争的话，可以考虑集体提名愿意争取公民推荐的参选人。例如一旦有特首参选人取得一定数量（例如1%或5万）的香港登记选民的推荐，民主派选委便集体承诺会与相关参选人进行政策纲领的商讨，从中商议出值得支持提名的参选人成为候选人，以扩大普通选民在特首选举过程中的参与。由于民主派选委只占选委会1,200人中的约1/4，为集中力量，尽力影响选举结果，320多名民主派选委最有可能只提名一位候选人。假若其他非民主派的候选人其政治立场不能与民主派取得基本共识的话，民主派选委便应集中提名一位民主派候选人参选。如果有其他非民主派的参选人愿意取得公民推荐，在政策纲领上又愿意争取民主派的支持，并有力问鼎特首位置，民主派便可能尽最大努力，求同存异地努力争取在政策纲领上与其达成基本共识，为下一届特区政府开拓政改空间和共识政治。自从现任特首梁振英决定不会寻求连任之后，社会上对于下一任特首如何领导特区政府、修补社会出现的撕裂和寻求最大的政策共识增加了期盼。去年11月下旬，在媒体报导梁特首不会连任传闻的同时，也提到北京属意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出任下届特首的消息。在经历了2014年雨伞运动、近年的港独风波以及四年多以来梁振英政府管治下的政治两极分化后，香港若想走出困局，未来几年如何能先把政治争拗放下，让没有太多政治包袱、有管治经验的人领导香港，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次或未来的特首选举中，这样的构思未为不可。香港未来应尽力寻求社会上各主要持份者的最大共识。若要香港长治久安，不管你喜欢与否，在“一国两制”之下，如何让北京安心、在港工商界有信心、传统社会和亲中力量接受、公务人员服从、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认受、年轻人以及市民大众首肯，这是新一届特区政府面临的首要课题。香港社会自八、九十年代起日趋政治化，希望通过技术官僚的经验管治以带来长治久安不再现实。因此，未来理想的特区政府领袖，必须是有高度政治能量，能与不同持份者求同存异，充分发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又同时取得中央信任的人。希望2017年的特首选举，向此理想迈出坚实的一步。

寿慧生 2017-02-10 特朗普是自战后以来被逐渐边缘化但从未消失的“另一个美国”的继承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归到美国主流政治中并占据主导地位。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 过去一年多来，人们对特朗普的最大误判是相信他是一个不靠谱但务实的商人——他缺乏外交经验和明确的外交政策，但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外交立场，因此会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为世界政治和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在1月初的一次访谈中，基辛格认为特朗普的世界观尚未形成，意味着他需要时间学习和了解外交事务而逐渐能够和现有的机制相融合。1月20日之后的短短几天时间，特朗普就已经用一系列总统命令向世界显示，他言出必行，执意推行他的竞选承诺，不打折扣。最说明问题的是他重新主张使用水刑逼供，而此前传言他听从国防部长提名人马蒂斯的劝说已经放弃此念头，曾让很多人相信他并不固执，而是有学习能力和灵活性。这并不是说特朗普真的能够完全成功实现他的想法。目前为止，他完全依赖总统行政命令来实现他的竞选诺言，尚未提出任何法律来试探国会的忠诚。但至少，共和党人在美墨边境筑墙和限制中东移民两大问题上的态度反转已经显示出他们无意冒犯特朗普。如一位共和党议员在被质问为何食言时所坦承：“11月8日改变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发生的事情表明，特朗普并非如很多人此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善于用极端言语作秀的投机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判断并没有错。但“投机主义者”和“作秀”这些标签容易让人忽视或低估他的行为背后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以及这些世界观可能带来的危险。特朗普的19世纪世界观早在2016年初，几份新闻报告已经明确地指出，反观他从1980年代末以来的言论，特朗普的世界观其实极为清晰，而且30年来几乎一以贯之。他的“美国优先”原则基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美国盟友的愤怒。他长久以来反对美国承担国际责任，抱怨盟友占尽美国便宜，而美国从中一无所获。其次是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不满。他声称不反对贸易，但他一直是坚定的重商主义者，对所有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都持反对意见，认为美国在战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吃亏。他拥护贸易保护主义，对保护主义可能引起的贸易战不屑一顾。再次，他对自由民主价值几乎没有任何好感，相反，他崇尚强人政治，对普京的强权政治极为推崇，对普京打压媒体、入侵克里米亚等各种行为视若无睹。而所有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对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否定和对美国维护战后全球秩序的国际责任的拒绝。很多批评认为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是在重复他的竞选言论，了无新意，也缺乏政策细节。这些批评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演讲辞与他过去三十多年间的观点一脉相承，是他长期以来的世界观的一次重要总结，是他的政治宣言和未来行动纲领。换句话说，决策者们最值得重视的是指导他们决策的世界观而非政策本身。如果特朗普的这些观点只是代表他的怪异个性和浅薄无知，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上台视为一个历史偶然而祈祷一切能终究过去。即便如此，他的个性和他的世界观的相互影响完全有可能将他推到一种危险的位置。在9·11事件发生前，没有人会相信毫无外交经验和兴趣的小布什会成为战争总统。权力本身足可以改变人的认知和行为，何况是发生在特朗普这个对权力有着强烈嗜好的人身上。除此以外，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特朗普的这些世界观并非是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异类。相反，这些观点长久以来被深藏在美国人的潜意识中而没有机会得到展现。回顾历史，特朗普的各种政治口号几乎没有一个是原创，大部分可以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美国政治讨论中找到原型，而那时候正是特朗普的政治观点开始形成的时期。“让美国重新伟大”是里根在1980年代初的竞选口号。在美墨边境筑墙的想法来自于1990年代初的共和党候选人布坎南，当时被称为“布坎南之墙”。而“美国优先”也是布坎南的竞选口号。再往前推，早在1940年代初，游说集团“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一度左右美国政府对介入二战的态度。而在共和党内部，保守派领袖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强烈反对美国对英国的战时援助，并在战后反对杜鲁门的贸易开放政策。尽管他自己是反共人士，塔夫特却反对针对前苏联的遏制政策，认为美国在西欧并不存在国家利益。同时他也反对北约的建立。尽管塔夫特之后很少有重量级的美国政治家对美国的盟国政策给出详尽而全面的抨击，特朗普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世界观在塔夫特之后却从未断绝。布坎南在1990年代初竞选中的极端排外主义观念显然对特朗普有深刻影响。换句话说，特朗普是自战后以来被逐渐边缘化但从未消失的“另一个美国”的继承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归到美国主流政治中并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当代的“保守主义”或者是冷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等标签都不能准确地描述他的世界观，因为他的 “美国优先”主张的最核心部分是在19世纪大行其道的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原始重商主义。由此而言，希望特朗普上台后重新拥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让美国继续承担全球秩序的责任，这种想法显然无视历史，而1月20日之后的现实已经将这种幻想彻底打碎。人们当然有理由寄希望于美国的制衡机制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够将特朗普的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美国民众愿意把权力交给一个明确宣称要破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人，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巨大的不安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躁动已经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不论是美国盟友还是对手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各自的应对。简单地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意味着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意味着美国人自杜鲁门以来坚信的一个世界观正在被摒弃——和平繁荣的世界是美国繁荣强盛的基础。这个历史性转折对任何一个对国际秩序有着善意期盼的政府都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孤立主义将美国退回到“正常国家”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曾在竞选期间认为，回归孤立的美国无意再干涉国际事务，因此会更为热爱和平。这是极为天真而又危险的一种思维。19世纪的美国远比二战后的美国更热衷于战争，也更热衷于为本国的经济利益而诉诸于战争。相比之下，二战以来的美国从未因为自己的本土受到威胁或因为贸易摩擦而参与到任何一场战争当中。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话来说，美国在战后参与的几乎所有战争都是“非必选的战争”，都是为了防卫别的国家或维护全球秩序的一些原则。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驻军长达70年，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直接攻击，而是为了保护盟友。卡根认为，这是有违传统国际关系常理的一种现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为了如此微薄的显性回报，承担起种种看起来和自己极为遥远的责任。这当然也是特朗普无法理解和容忍的行为。从卡根的角度来讲，原因很简单：美国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孤立主义，将自我隔绝于世界之外。长期以来，美国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奉行的是国家唯我主义——以狭隘的方式定义美国利益（例如贸易赤字），同时避免承担国际责任，但当这种狭隘的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会毫不犹豫地诉诸于战争。换句话说，孤立主义时代的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曾像所有传统国家在过去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当中那样思维和行事。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二战后的重建改变了美国对自身利益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认知，促使美国放弃了19世纪的重商主义，选择了卡根所说的“非正常外交政策”，通过保护盟友来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在19世纪，这个盟主角色曾由大英帝国扮演，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则是当时一个并不特别友善的重商主义者（尽管与当时的德国相比要温和得多）。20世纪初期，当周围的世界崩塌时，美国拒绝承担全球责任，独享自己的繁荣。今天，特朗普和他代表的美国人希望把美国拉回到的那个世界，拉回到“正常”的外交政策模式中，相信美国可以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世界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会付出代价。无论历史证明这种认识多么荒唐，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可避免地将会把其他国家推回到“正常”的传统国际关系范式当中，刺激国家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回归，让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各类国际制约机制被弃之一旁。贸易保护主义、资本的“再国有化”（renationalization）、民族主义、军备竞赛等等已经开始在激化某些区域冲突。不论与美国是敌是有友，很少国家能在这个逆流中获利而不付出代价。对中国来说，除了日渐脆弱的全球经济体系和各种激进主义带来的威胁外，另一个明显后果是特朗普上台后带来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和东亚各国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安全格局产生的直接影响，将改变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路径。更明确地说，中国过去多年来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即将消失。衰落的美国将是一个危险的美国最危险的因素最终来自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原则虽然让美国明确放弃国际责任，但并未让美国放弃利益。相反，在世界重返丛林后，孤立的美国会对自己的利益更为看重，对他国的利益也更为敏感。虽然已经没有力量统领全球，今天的美国仍有足够能力造成破坏，实施打击报复。如一个受伤的野兽，一个失去自信而放弃责任的帝国会越来越促狭乖戾，越倾向于用蛮力来解决争端，甚至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或挽回颜面。特朗普在任何一个角度和层面都是这种狭隘个性的经典写照，这在他的过去几十年的行为言语和他最近的就职演说和决策中表露无疑。特朗普也许是这个衰落帝国的产物，也许是这个帝国衰落的催化剂，或者二者兼具。无论如何，他的上台只会让这种危险倾向更为突出。用英国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的话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正在将美国变成一个流氓国家，用经济战欺凌令他不满的任何国家。其结果是摧毁掉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让世界崩塌为一种各方都不讲规则的贸易政策。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或者“金德伯格陷阱”，把目光聚焦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却很少意识到，终究，决定国际秩序的最重要主体在于守成大国，在于这个大国在相对衰落的时期能否用坦诚平和的态度去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不造成破坏的前提下积极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引导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二战以来人类社会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国际秩序和各种制度安排。没有人会反对美国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她事实上一直如此。但特朗普的零和思维显然远远超出过去很长时期以来美国所遵循的底线。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个强大而“孤立”的美国，而是一个强大而“自律”（self-constrained）的美国。这是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实现和平繁荣的关键，也是美国迥异于以往帝国，能以规则而非仅靠武力来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不幸的是，特朗普先生似乎缺乏理解这个道理的大智慧，而世界也只能准备好应对他将带来的破坏。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并获作者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