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7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7-12-14 中国正是在深刻把握时代潮流与历史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东方智慧，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时代内涵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成功的中国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既是样板，也是一种引领。中国正是在深刻把握时代潮流与历史大势的基础上，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东方智慧，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担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愿景目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明确的界定，其中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也有明确的表述，即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给懵懂的世界明确了新方向。第一步，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应该由人类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治理。我们应该秉承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第二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中国愿同广大国际组织和机构及其成员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内容要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中国通过倡导与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扩大利益融合，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一、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从一个贫穷积弱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与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之间才能和平相处，和平发展大势才不可逆转。二、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中国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伴随着同大国关系发展稳中有进，中国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日益巩固，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恰逢其时。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中国把建立伙伴关系确定为国家间交往的指导原则，已经与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及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初步构建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率先垂范，中国的“朋友圈”在不断更新与扩大。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以强权划定地缘势力、以强权决定全球话语权、以强权制定世界秩序权等俨然成为国际政治“定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在扭转这种恶性循环，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思想“天下大同”的时代表达。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新时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韬略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未来国际体系的愿景，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的世界梦”。一、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责任与担当。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落地生根，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国一路走来取得的发展成就，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目光聚焦中国，试图从中国的实践中汲取经验，从中国的发展中寻找世界的未来。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中国将发展经验同世界各国交流、共享，以自身发展带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注入新动力。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打消了全球特别是沿线节点国家的顾虑，有利于打破国与国之间存在的藩篱，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沿线各国的利益，寻找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各国的合作共赢，真正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区域合作新平台。“一带一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以全面推进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抓手，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中国军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扛起大国军队的历史担当，履行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将在国际舞台上书写维护世界和平的新篇章。军队要有信心、有能力谱写新篇章，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新贡献。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争霸不称霸，永远不搞军事扩张和军备竞赛。“中国军队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有效维护世界和平，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7-12-14 政府提出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諮詢文本，是經過審慎考慮的；也是落實基本法、完善澳門基本法附件一有關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市政機構成員產生的重要一步。 前言　　為期30日的諮詢期剛結束，政府在網上收集的意見達1萬6千多份。這反映市民十分關注設立非政權市政機構事宜。諮詢文本建議撤銷民政總署，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民政總署現有職能將由新設立的市政機構承繼並定名為「市政署」。市政署具有服務與諮詢兩大職能，並分設管理及諮詢兩個委員會。　　諮詢文本公佈後，引起社會各界的討論和提出不同意見。筆者綜合整理，分析報章和諮詢會上的有關意見，提出一些對諮詢文本的理解、看法和建議。　　一、 對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理解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95條，「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此項規定就是要改變澳葡統治時期帶有政權性的市政議會的性質。澳葡政府曾於八八年頒布《市政法律制度》，把當時的澳門地區分為澳門市政區和海島市政區，分設市政議會和市政執行委員會，享有行政和財政自主權。據此制度成立的市政議會具有當時葡國的市議會地位。　　在澳門基本法起草之前，澳葡統治時期推行的市政制度改革被認為是以市政自治架空未來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因此在起草澳門基本法期間，就有起草委員提出「澳門不宜搞兩級政權架構」，以避免「疊床架屋」，但可保留市政機構為市民提供服務。澳門基本法第95條就產生於此背景下。 　　由於回歸前的市政議會在組成和職權上與澳門基本法第95條的非政權性規定不符，因此在一九九九年至二００一年間，特區便設立了臨時市政機構，並由二００二年起，以「民政總署」取代原有的市政機構。　　根據諮詢文本，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將設為公務法人，這有別於政府部門不帶政權性的「自治組織」；在行政、財政及財產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權，在執行政府委託的公共事務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市政機構在提供公共服務時對管理和技術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其管理機關成員大都由專業團體或人士擔任。由於市政機構提供的服務都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在執行公共管理事務時，市政機構通常都會設立一些諮詢組織或邀請市民代表加入。　　根據諮詢文本，非政權性市政機構被定性為公務法人，因而受專門性原則或法規所限制，只能從事一種或幾種與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相關的公共事務。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由於不屬於政府官僚體系，因此可避免一般行政上的官僚主義習氣和僵化的手續，提供服務時可以更靈活。　　二、 對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的理解　　基本法第96條規定，「市政機構的職權和組成由法律規定」。諮詢檔對此的理解為，「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為居民提供服務及向政府提供諮詢意見，但其與特區政府之間不存在縱向分權的關係，而是委託與被委託的關係」。這就意味著，作為受委託方的市政機構，必須向作為委託方的特區政府負責；市政機構的職權是源自特區政府的委託，並由法律訂定。　　因為澳門基本法條文清楚列明「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其設立的關鍵是「受政府委託」，這實際上已限定有關機構成員的性質為「受託人」；當受託人不能體現委託人的意願時，委託人是可以撤銷有關委託的。有學者認為，相關條文很明確地排除了在澳門通過選舉產生非政權性市政府機構的可能性。 　　市政機構是受政府委託，可為居民提供包括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然而，因提供服務而產生必要的行政管理權並不會因此導致其具有政權性，市政機構是受政府委託行使一定公權力，因此宜設定為具有公法人性質的 「自治機構」。　　「委託」的意思，就是請他人或機構代辦事務。由於特區政府與市政機構之間的關係是委託人與被委託人的關係。市政機構作為受委託的一方是按照作為委託人的政府指示辦事；故此，不存在政府受市政機構的脅迫而做決策的情況。　　此外，「委託」的概念其實就相當於把公共服務「外判」。在公共管理中，外判制度是一種資源優化的方式，政府可以將一些服務，甚至整個部門，外判給其它公司負責。這種方式有助政府減省營運成本。受委託的公司，由於不屬政府部門，故此可以較為靈活地以商業運作模式，節省成本，提高效率。　　諮詢文本擬設立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是受特區政府「委託」的，為居民提供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務，並就有關上述事務向澳門特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這確保了這個受「委託」的機構不具有公權力，其成員的產生也不宜透過公權力的選舉來實現。　　三、 對市政機構名稱的一些看法　　1.「署」容易讓人聯想到與政府有關的行政機構　　從諮詢文本對市政機構的「非政權性」界定以及對市政機構性質的分析來看，擬設立的市政機構並不是一個政府部門，也不是地方自治的行政主體。現時的民政總署隸屬於行政法務司，諮詢文本提議取消現時的民政總署，而以「市政署」命名新成立的市政機構，與政府之間不存在縱向分權關係，其職權僅源自政府委託，並由法律訂定。另外，「署」本身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澳門某些政府行政機構，如廉政公署、審計署等，因而容易與政府部門混淆。　　2.「市政」容易與殖民地的「地方自治組織」糾纏不清　　澳門回歸後，根據澳門基本法，澳門沒有「市」的設置。「市政」的稱謂是受澳葡管治時期建制的影響而沿用下來的，猶如仍然有許多人稱澳門的合法貨幣為「葡幣」一樣。 因此，有意見認為「市政會」與葡澳時期的「市政廳」或港英時期的「市政局」的區域性「地方自治組織」糾纏不清，容易讓一些人因根深蒂固的殖民地意識影響，對新成立的「市政署」有不好的觀感和印象。　　3.可採用「議會」、「會」、「公會」或「事務局」　　現時民政總署的葡文名稱為Instituto para os Assuntos Cívicos e Municipais，原意應為「公民與市政事務局」，較強調「公民」事務。因此，可以考慮使用「公民」或沿用「民政」的稱謂，命名為「公民議會」、「民政公會」或「文康環衛事務局」等公法人機構常用的機構名稱。有關討論設立的市政機構正名，最後還要尋求社會大眾的共識和接受。所以，可以舉辦一些提名活動，提出一些較合適的名稱，通過市民投票選出。最後要確立的名稱，還應多做諮詢和宣傳推廣，盡量讓市民有機會參與，多舉辦一些市政機構選擇合適名稱和推廣的活動。　　四、對市政機構人員產生的一些看法　　1.不能以公權力選舉產生非政權性機構成員　　澳門基本法第96條沒有規定市政機構中機關人員的產生方式，但諮詢文本建議採用「委任」方式，社會上對此有不同意見。是次諮詢期間，無論在報章、傳媒，還是在諮詢會上，都有不同學者、議員和市民對完全「委任」方式，有較大的分歧和看法。公法人，是「根據公法規定而成立的法人」，如律師公會就是公法人組織（pessoa colectiva de direito público）。在公共行政上，大部分的公法人組織都會設立兩個機關：議決機關和執行機關。議決機關的成員根據各種公法人的性質和目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代表，一般是通過任命或由選舉產生。執行機關大都由任命產生，有時也會根據議決機關的提名任命。因此，公法人組織並不完全排除可以通過「選舉」方式產生其中成員的可能性。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認為按照澳門基本法第95條的規定，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提供市政服務；如果市政議員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這會與市政機構受政府委託提供市政服務、對政府負責的規定有矛盾。類似回歸前市政議會選舉的選舉活動是屬於組建公權力機構的重要方式，而澳門基本法第95條規定，市政機構是屬於非政權性的機構，因而不能以選舉的方式產生其成員。 　　然而，「受政府委託」提供服務的機構，是否就一定不能通過選舉產生其中成員呢？我們看到，很多時政府「委託」一些團體提供社會服務，如幼兒、復康和青年活動，這些團體的議決機關都有由選舉產生的。因此，問題可能不是出在「委託」之上，而是在於運用政府帶有公權力的選舉方式，產生非政權性的機構成員，從而讓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帶有政權性的色彩。　　2.用非公權力選舉、協商或可產生市政機構部分成員　　有意見認為，選舉其實也可多樣性。有公權力選舉，也有非公權力選舉。澳門各個社團都有內部選舉。政府內的非政權性質的諮詢組織，也存在一定的選舉。因此，即使是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成員，其實也可透過非公權力選舉產生。其中一個理由在於，基本法沒有規定市政機構應如何產生，即沒有說明是由選舉或不是由選舉產生。只要選舉沒觸及政權性，不抵觸基本法或法律，即可以由選舉產生。 　　不能透過公權力選舉產生非政權性市政機構，但是否可以透過非公權力選舉的途徑，產生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成員？在實際情況中，屬於政府諮詢架構內的體育委員會，當中就有委員是由各體育總會代表選舉產生的。  這一個例子足以證明，政權性市政機構的諮詢部分是可以有選舉的，因為有先例可援。　　此外，在政府內設立的眾多諮詢委員會中，如社會工作委員會，也有一些委員，是經由社會服務團體委派代表參加的。市政機構的諮詢也可參考這做法，界定一些與市政事務有關的組別，讓它們自行通過協商、推選或選舉，選出它們的代表加入。　　另一方面，非公權力選舉也可應用於公權力機構來選出代表。由於民政總署並未被承認為「非政權性市政機構」，因此，行政長官選委會中的市政機構成員的代表」一直懸空而需要由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的某些界別選出來。在實踐上，是由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特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立法會議員的代表中自行選出。立法會議員和澳門特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內部按照獲得分配的名額，自行選舉產生各自界別的行政長官選委會的委員。這個協商選舉過程，並非是公權力選舉。　　其實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其它界別中，也有類似用協商方式產生其代表。  倘若市政機構部分成員採用上述形式的非公權力的選舉或協商，再由有一定性質公權力的選舉加以確定，或可能合符基本法的要求。　　現時建議的非公權力的選舉或協商，主要是屬功能性的界別和行業，而非全澳性的地方選舉。這種選舉方式，並不帶政權性，相信並無觸市政機構「非政權性」的要求。　　3.部分市政機構的諮詢委員會成員或可由選舉產生　　由於諮詢委員會只是擔當諮詢角色，對政府應無強制約束力，因而對政府不應存在制約的情況。當然，諮詢委員會成員雖然可由選舉產生，也不能因此讓市政機構變成一個民選的代議機構而向政府要求制約。　　諮詢委員可按非公權力選舉或協商方式產生，政府不需介入，而由界別自行採取適當的方式推舉人選。以澳門成熟的社團文化，在運作和技術層面上，互相協調或協商，相信應不會有太大困難。有關的選舉安排可以參考體育委員選舉方式或過往一些設有團體推選界別代表的諮詢委員會做法，選出部分市政機構的諮詢委員會。此外，政府也可考慮容許個人透個自薦方式，再經篩選最後由特首委任。這樣既可以發掘更多人才，又可以提供機會，讓部分市民參與，增加市政機構的代表性。此外，也可滿足社會大眾和部分民主派人士對選舉的要求。　　五、 市政機構的監督機關　　根據諮詢文本，市政機構只設立市政管理委員和市政諮詢委員會，並無監督機關。市政機構與政府之間沒有縱向的分權關係。因此，既不隸屬於澳門政府，也不直轄於某個司長或行政長官。它的設立，主要是為了執行特區政府委託的公共事務。基於特區政府是委託的一方，對市政機構的監督責任應落在特區政府身上；再加上市政機構成員將由行政長官任命。因此，市政機構應由行政長官直接監督或指派某一司長代行監督。行政長官也可成立一個市政機構的監督機關出任主席，並由行政法務司和社會文化司派代表加入，協助行政長官。　　在將草擬的有關市政機構的法規中，並沒有明確指出是由行政長官或哪一個司長負責對市政機構的活動進行監督。基於現時的民政總署從屬於行政法務司司長，而市政機構提供的服務又屬於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服務，該等事務多屬社會文化司的施政範疇。這意味著仍舊由行政法務司司長監督？或是改由社會文化司司長監督？　　結語　　總體來看，政府提出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諮詢文本，是經過審慎考慮的；也是落實基本法、完善澳門基本法附件一有關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市政機構成員產生的重要一步。　　是次諮詢期只有30天。一些市民認為諮詢時間較緊迫，政府的宣傳也不夠全面。再加上諮詢文本只提供一個方案，並沒有提出其它選項，諮詢主要集中在原則性方面，對擬設立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也未有提出具體方案。因此，為回應社會的訴求，政府可考慮向社會提供更多更詳盡的客觀資料，制定現有民政總署過渡至新的「市政署」的具體細節和安排；再安排較充裕的諮詢時間，制定出具體的方案，進行第二次諮詢，相信更能集思廣益。市政機構的設立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政府應廣納民意，綜合一個合符基本法、具體可行，為廣大市民所接受的方案。文章原载於《新華澳報》2017年12月14日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7-12-08 十九大后中央对港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护国家权益，巩固“两制”，继续完善“一国两制”。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九大日前顺利闭幕。本次大会为今后五年中央对港政策的主要目标、总体原则、实施手段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战略举措将深刻影响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及“一国两制”的实施成效。主要目标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主要目标分为短期和长远目标。短期目标就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简言之，中央政府希望在确保“一国”权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尽量释放“两制”的优越性，从而持续推动香港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长远目标则是通过优化“一国”与“两制”的安排，凸显“一国两制”的优越性，释放“一国两制”的巨大潜力，从而使“一国两制”成为中央与香港之间保持长期稳定和紧密联系的最优制度安排。同时，“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也将是中国实现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体现之一。在此，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外界对中央对港政策目标存在诸多偏颇理解。这既包括对“一国”的人为夸大，也包含对“两制”是否能够长期存在的担忧。事实上，“一国”与“两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国”是保障“两制”能够顺利实行的基础与前提。没有国家权益的保障，“两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只有在国家权益得到充分保证的前提下，“两制”才能生存下去。无限扩大国家权益，并以此作为削弱“两制”的借口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此下去，其结果就是“一国一制”。因此，充分发挥“两制”的制度优势仍然是今后五年中央对港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总体而言，十九大后中央对港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维护国家权益，巩固“两制”，继续完善“一国两制”。总体原则中央政府对港政策的总体原则是依法治港。这个“法”首先必须是至高无上的宪法，然后才是香港基本法。任何对基本法的解释都必须以不违背宪法为前提；其次，中央的治港政策将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换言之，中央关于香港的任何政策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这既是中央贯彻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基本法的尊重。此外，赋予中央对港政策充分的法理基础也将减少外界对香港法制被削弱的担忧。再次，依法治港不仅针对中央对港政策，也针对港府施政行为。换言之，港府施政必须严格遵循宪法和基本法，否则中央有权依法处理。实施举措最后，中央治港政策将采取多管齐下的手段。第一，在法律层面，中央将进一步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确保国家利益能够在香港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健全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安排，尤其是对基本法释法的制度化，将是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的必要之举。第二，在行政层面，中央将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并充分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必须指出，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乃是宪法赋予中央政府的合法权益，也是中央政府履行自身义务的重要体现。此外，强化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是中央维护在港国家利益以及彰显国家意识的必备之举。简言之，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越完善，则国家利益的维护就越有保障；反之，则国家利益的维护就会缺乏有效的行政手段。当然，强调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与保障香港的自治权并不矛盾。换言之，中央加强对港管治权并不意味着香港自治权的削弱。其原因在于二者所针对的对象不同。全面管治权对应的是国家在港利益，而高度自治权对应的则是香港内部事务。通常而言，港府对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基本法所规定的内部事务具有完全施政空间。只有当这些施政行为对国家利益产生危害之时，中央才会行使全面管治权予以介入。第三，在经济层面，中央将积极支持香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合作战略，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希望香港能够主动参与这些发展大战略，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因此，从参与主体来讲，与深圳、广州等城市相比，香港并无地位上的差异。对此，香港首先需要摆正心态，其次需要找出比较优势，以积极的姿态主动融入其中。第四，在社会层面，中央政府希望增强香港社会的国家意识，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加强香港与内地的交往，尤其是为香港市民在内地生活就业提供制度上的便利。综上所述，十九大后中央对港政策将严格按照法制化、规范化和整合发展的轨道前行。中央希望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中央对港政策纳入法制运行的框架内。如此一来，中央的对港政策就具备充分的法理基础及持续稳定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央对港政策也不会轻易因受到外界的干扰而出现重大转变，从而引起香港社会的波动。此外，中央希望通过整合发展的新路子来推动香港的资本、技术及人员进一步融入地区发展大战略之中，从而形成香港与内地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利益共同体。总体而言，十九大后中央对港政策将以制度建设和整合发展为主线，从而维护国家利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并持续完善“一国两制”。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7-11-30 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更加自信，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划出红线，收紧“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唯此双方才能开展对话。 针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的十九大政治报告，陆台专家学者、媒体皆针对其涉台内容提出各自观点。台湾方面多认为，习近平只是重申“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拉拢台湾人民的措施更软，反“台独”的宣示更强，而先前所谓的“武统”传说只是又一个“狼来了”的恫吓之词，大陆也未设统一时间表，因此认定台湾问题不是中共当前要优先处理的议题。笔者认为，中共对台政策总体上并无重大变化，各方不必过度解读，但是明显的是，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更加自信，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划出红线，收紧“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唯此双方才能开展对话。在反对“台独”方面，习近平清楚地表示，“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也强调“六个任何”：“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在促进统一方面，习近平首度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表示将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基于大陆改革开放带来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大陆展示了打击“台独”的信心、维护统一的气度。倚重组织与领袖反独促统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在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均有表述。十八大政治报告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对“台独”的“三个任何”，即“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2016年11月11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六个任何”。十九大正式将“六个任何”载入政治报告，凸显了大陆反对“台独”的底线思维和坚定决心。习总书记在此次对台报告中，并无更强烈地采用硬性说法，反而延续此前的柔性政策，并将其内容实质具体化。然而，投机的台湾政客并不这么想，转而就“六个任何”大做文章，掩盖民进党不愿承认“九二共识”的事实。在蔡英文与赖清德执政背景下，统派如何引导民众正视两岸关系是一个症结点。其实，国民党对此一目了然，但却长期采取鸵鸟政策，导致两岸关系迟迟无法实现重大突破。目前，统派力量确实比前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先生执政时期出现微幅增长，但这是在民众不满蔡英文政府的施政方针与在野党不争气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批“情绪型支持统一的群众”。特定族群有抗衡民进党胡作非为的情绪，但他们表达意见的方式，只是使民众感到一时痛快，并不能达到让民众真心认同两岸统一的目的。两岸要统一，不能仅仅停留于情绪层面，而是要在理解、认同、信任等几个方面循序渐进，才能水到渠成。一直以来，台湾民众感性多于理性。然而，很奇特的是，谈到两岸统一，却又会反过来，相信或许维持现状更好。如果继续追问他们，“你心目中的现状为何？”答案往往是沉默，因为他们知道当今的情况，惨不忍睹。人、方式、理念在促统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几个因素。统派的组织或领袖人物，更是促统大业中的关键。统派不能只是整天抗议、打斗，更应该重视通过组织与领袖来正向引导，凝聚共识，扩大反独促统阵营的力量。蔡英文走向“行动台独”无论“台独”或是“独台”，其本质上都是分裂主义，大致可分成三类。1、思想“台独”，停留在信仰层面，但不见得付诸实行；2、口号“台独”，主要目的是欺骗民众，在选举中激起情绪作用；3、“行动台独”，把“台独”理念付诸实际行动，潜移默化地推动台湾走出中国。我们最需要关注和警惕的是“行动台独”。“行动台独”可怕之处在于，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推动去中国化、去蒋化、去孙化。他们将中华文化五千年精深的内涵与历史藉由课纲微调成了东亚史，这是其一；利用舆论制造话题，以所谓的人道、人权、民主为借口，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这是其二；联合“港独”、“藏独”、“疆独”势力，企图合力分裂中国，这是其三。蔡政府为了追求所谓的“主权独立国家”地位，无所不用其极，正全面实施“行动台独”计划，完全不顾及岛内民众的安危与生计。今年适逢两岸交流开放30周年，蔡英文又强调“两岸应该珍惜双方交流30年得来不易的成果及累积的善意”，再度提出“四不政策”，即“我们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蔡政府拒不接受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采取“行动台独”路线，导致近一年多来两岸关系停滞不前，陷入僵局。这使台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民众的不信任与不安定感加剧。交流融合并进 实现民族复兴自蔡英文就职上任后，两岸民间交流更盛于马英九先生执政时期，原因在于马英九执政八年官方交流过盛，反而疏忽了民间交流。蔡执政后，由于两岸官方联系断线，企业、学术、文化等民间交流反而更频繁。马政府安于现状，反倒无法让民众深入了解大陆、加强融合、增加双方的信任感。由于蔡的两岸政策让两岸陷入僵局，民间交流互动反而比往年增长许多。目前两岸民间交流大方向是正确的，但长远效果还有待观察。毕竟两岸民众在认知和信任上存在差距，容易引发误解。大陆对台民众的便民政策与利多，让常往返两岸的民众、企业家、学者等非常有感。然而，两岸交流不能仅限于时常往返两岸的民众，由民间举办的入岛宣传也非常重要。今后，两岸交流不应只是单向地往大陆去，而应该是双向交往，以往大多数是台湾同胞赴陆，且都是特定属性范围内的交流，也都是特定族群，所以效果不彰，人数更多的弱势族群、家庭贫困人群没有机会去感受大陆的人文、历史、生活和民情。这些台湾弱势群体反而是大陆更该去关心、照顾的对象。台湾民众也希望陆方人民来岛内走走看看，了解台湾地方特色与民情，相互融入、互接地气。我们更迫切地希望，在蔡英文如此荒腔走板地治理台湾的情况下，统派能更务实地让各个阶层群众循序渐进式地了解大陆。不仅是组织参访交流团或是青年创业团，更多的是让台湾基层特别是弱势群体了解历史、认识国情、认同中华文化。这既能增进双方的认识、信任，又能熟悉大陆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当地习惯，促进彼此融合，让大家加深理解、包容。求同存异不就是如此吗？这样可以避免民众仅仅从媒体与政客偏颇的言论来认识大陆。中共十九大报告把两岸关系发展和台湾问题解决纳入到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大框架中加以定位，从而将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民族振兴、两岸关系发展统一起来。这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关心和依靠台湾基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务实有效地促统，是新时期对台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原则。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7-11-15 赖清德被媒体看作是“高调、有个性和我行我素”的领导者，民调支持度在绿营一度独占鳌头。赖清德北上之后，如何处理与蔡英文的关系，如何应对民进党眼下面对的一大堆问题，甚至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两岸关系，均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9月5日，蔡英文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三天后将由台南市长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赖清德与前“行政院长”林全出席了这场记者会。蔡英文提到林全在“行政院长”任内吃了很多苦，她感谢林全为改革两肋插刀；同时，她赞赏“赖清德能掌握民意脉动、快速响应民意需求、执行力有目共睹”，故郑重交付赖清德七项任务，尤其是加速执行攸关产业结构转型的“五加二产业创新计划”，可谓对赖寄予厚望。至此，媒体猜测已久的“林全下台”终于变成了现实。长期以来，赖清德被媒体看作是“高调、有个性和我行我素”的领导者，民调支持度在绿营一度独占鳌头，甚至被看作角逐2020年大选的民进党候选人之一。所以，赖清德北上之后，如何处理与蔡英文的关系，如何应对民进党眼下面对的一大堆问题，甚至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两岸关系，均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蔡赖各有盘算赖清德为什么会接任“行政院长”？赖当然不是为了“救蔡”。尽管有媒体分析二人均为“台独”的重要旗手，彼此之间惺惺相惜，但赖属于新潮流系，觊觎民进党“大位”久矣。此次赖清德北上，正值蔡英文和林全民调低迷，绿营媒体已经完全把林全当作拖垮民调的“替罪羊”，所以，“林全下台”的呼声一直很高。此外，2018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在即，赖清德并不太愿意被安置到新北市去PK声望很高的侯友宜，因为新北若败选，其政治成本过于昂贵，所以，赖清德北上是新潮流与英派协调的产物。然而，若是将行政团队完全交给赖，蔡将面临完全被架空的尴尬局面。所以，赖清德上任后的首次“组阁”，除了“金管会主委”顾立雄、“国发会主委”陈美伶、“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等新人外，大多数阁员仍然是原先的“林全班底”，即便是换了的“阁员”也有很强的蔡英文背景。这证实了媒体的猜测，即当新潮流系催促蔡英文赶快换下林全的时候，蔡英文并不愿意彻底放权，她在人事方面依然抓得很紧。再加上之前提到的“蔡刻意突出强调赖的执行力”，表明蔡或许出于对赖清德“高民调”十分忌惮，并不愿意马上进入全新的“赖清德时代”。所以，政治性格均为强势的二人未来关系将十分微妙，必将互相倚重但又不乏猜疑。民进党难以走出困局蔡英文换掉林全的表面原因是林全一直拉低蔡的民调，好像林全一直在扯后腿一般，实际原因是蔡英文强压下的施政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林全被呼下台实际上是民众对新政策的强烈期许。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14日的民调中，蔡英文的“总统声望”居然掉到了29.8%，再不换林全的话，可能蔡英文在民进党内的话语权也会被大大削弱。赖清德刚刚上任五天就决定2018年度要为军公教人员加薪3%，赢得了阵阵喝彩。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蔡英文的“总统声望”已经回升到46.4%，还被戏称为“枯木二度逢春，世间少有”。然而，台湾当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因为蔡英文四面出击，似乎并不会马上得到解决。“一例一休”居然导致了“三输”的局面，即劳工薪资减少、雇主成本增加与物价上涨，如何调整成为关注焦点；“年金改革”导致民间对立情绪蔓延，虽然明年会对在职者加薪3%，但这是否能弥补之前对军公教的伤害以及是否能够刺激经济令人怀疑；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继续向前推进，岛内意见不一，不断引发对立情绪；“前瞻”计划在实施阶段能否有足额资金支持，以及是否能够由此带动全面性投资增长；台湾的能源瓶颈已经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民进党“2025非核家园”的泡沫何时被戳破？此外两岸关系的冷却对台湾经济的伤害如何评估？问题很多，难度很大，赖清德“走下神坛”后会发现，他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会少于财经背景出身的林全。蔡英文能给他多大的“自由度”，两人是否在重大问题上会保持一致，又或者会面临分歧公开化的窘境，时间会给出答案。两岸关系短期内并非赖清德施政重点赖清德6月提出语惊四座的“亲中爱台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与林全私下会面了，也知道即将在后半年某个时间接任“阁揆”。当时，赖清德就迅速公开澄清“不会放弃台独”来取悦深绿群众，但身为台南市长讲“亲中爱台论”，实际上已有他在两岸关系议题上“试水”的意味。短期内，赖清德上任后面临岛内棘手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赖不太可能在两岸问题上有所突破，或者说两岸议题在赖的日程上应该是排在靠后的位置。当然，当蔡英文民调较高的时候，民进党内也不太会允许出现与蔡英文不一样的两岸事务表态。不过事情并不绝对。台湾当前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问题，而台湾的经济外向型特点十分明显，所以，赖清德面对大陆实力崛起以及“一带一路”的迅猛推进，不论是面对媒体还是面对“立委”的质询，均需要有较为清晰的表态，至少需要以此安抚各地台商。此外，赖清德对于2020年或2024年“很有想法”已经不是一个秘密。所以，其两岸政策的表态是延续蔡英文的意识形态挂帅，几乎“逢中必反”和猛推“去中国化”，还是有可能务实理性地向“柯文哲路线”靠拢，即便不回应“九二共识”也回应一下“两岸一家亲”，值得进一步关注。民进党未来走向充满变数民进党眼下就推出了赖清德，实际上反映了人才培养断层的窘境。赖清德是一张所谓的“王牌”，声望很高，被推上“行政院长”的位置之后就有可能越来越被消耗掉，甚至变成第二位替蔡英文“挡子弹”的“牺牲品”。毕竟，2000年以来至今三任领导人任用了13位“行政院长”，平均每人任期不过是1年4个月，从来没有一位后来能选上过“总统”。所以，尽管眼下赖清德似乎“风光无限”，但难掩危机四伏。一旦某些政策处理应对不当，民进党内其它派系就会群起而攻之。当然，赖清德不同于林全，由于有新潮流的背后支持，可能在许多政策推动上会更加顺利，甚至“立法院”也会主动挡下许多蓝营的“杯葛”。不过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生诸如“815大停电”这样的事件，“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责任”，赖清德可能会更加难辞其咎。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17日的民调显示，30.2%的民众最支持民进党，这其实只是某些绿营基本盘的回归而已。该民调同时也显示，“高达38.2%的民众没有特别支持哪一个政党”，这又反映了民众对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极度失望。所以，未来民进党已经没有了2014年“讨伐国民党”时的“气势如虹”，民众在观望，2018年台湾政坛可能会再次“洗牌”。总之，赖清德北上对他本人和民进党而言其实是一步“险棋”，但绝非是一步“妙棋”。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7-10-31 我们需要总结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遵循中央治国治港战略，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在香港实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诸多新举措当中，运用巧实力，发挥非政府力量，可以成为改善香港管治的重要突破口。 2017年无疑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习近平主席莅临视察，林郑月娥宣誓就职，王志民走马上任，更重要的是，10月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九大，将为香港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我们需要总结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遵循中央治国治港战略，抓住机遇，推进改革，在香港实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 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诸多新举措当中，运用巧实力，发挥非政府力量，可以成为改善香港管治的重要突破口。香港政制的特殊性现代西方政党是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来表达和实现其利益要求的政治组织，大多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或阶层利益而成立。香港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其党团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发展格局与西方迥然不同，基本上以拥护和反对中央为分野。香港不存在《政党法》，党团只能注册为公司或社团。特首不是党团人士，或者当选后必须退党，所以香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只有建制派和反对派之分。香港建制派力量单薄，在政治博弈中长期处于下风。在选举社会中，政党以赢得选举而获得政治权力为目标。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香港呈现半政党政治状态，党团可以拥有部分公共权力，但无法掌握行政权。党团的主要职能是通过立法会和区议会影响和制衡特区政府的权力，发挥立法、议政、监察等作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政府首脑同样没有政党背景，但是能够得到议会中强势政党的支持，存在“事实上的执政党”。这本该是香港建制派应努力达成的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人所愿。香港特区政府也一直处于弱势状态。特首无党无派，在立法会内缺乏有力支持，大量议案难以通过，施政效率低下。由于实力不济，建制派未能成为沟通行政与立法的纽带，特首、政府和建制派无法形成行政与立法“执政联盟”，导致香港出现弱行政主导的局面，特首权力处处受限，无法大展拳脚。面对新加坡强势政府的竞争，香港只能望洋兴叹。香港政制的特殊性需要中央发挥领导作用。中央对香港具有“全面管治权”，还有依照《基本法》享有的更多权力，其中就包括从思想和战略上指导建制派党团工作等，这属于中央管治权的一部分。建制派理应充分理解和支持中央的治国治港方略。如果建制党团人士拒绝执行中央战略，互相内斗，缺乏担当，推卸责任，那么国家和香港利益就会严重受损。由于第二十三条立法没有实现，国家安全在香港本来就存在隐患，建制派的软弱涣散更是为投机分子危害国家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然而，中央行使管治权有自己的政治艺术。由于《基本法》的规定，中央所属机构不能在香港亲自下场充当政治博弈的选手。中央对香港的管治主要形诸于思想、战略和宏观政策指导，以及人事任命和人大释法。中央正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央对港政策必须契合这一国家大战略，需要通盘考虑包括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两岸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的重要因素，不可能把香港利益置于全国利益之上。因此，在具体政策操作层面，特别是选举工程当中，建制派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要追求自力更生，根据中央的治国治港战略来切实落实和推进管治政策。中联办成为部分建制派人士的“挡箭牌”中央当前对港方略，一言以蔽之，是底线思维加团结思维，因此香港管治政策需要有软有硬。香港接连发生“占领中环”、“港独滋扰”等事件，情势愈加复杂，迫切需要建制派骨干提高政治活动水平，做到软硬双管齐下。对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港独势力，我们必须坚决遏制和打击，毫不手软；对其它社会组织和力量，我们要留有余地，争取团结。然而，在处理与泛民的争执时，部分建制派人士只知打打杀杀，实际上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个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联办施加压力，让一个作为“联络部门”的驻港机构不堪重负，“西环治港”的说法不胫而走。中联办被污名化，既损害中央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又严重妨碍了“一国两制”的健康发展。香港政制的特殊性要求建制派人士团结一致，奋发有为，勉力成长为立法会的主导力量，但事实恰好相反，建制派长期萎靡不振，一盘散沙，就像扶不起的阿斗。扩大在立法会和区议会中的议席、团结爱国爱港阵营、支持特首施政等任务，理应成为建制派当仁不让的职责。然而，部分建制派人士养成了惰性，不发挥主观能动性，习惯于施压和依赖中央，要求中联办成为直接介入香港行政与选举事务的指挥者。一旦市民出现反对声音，这些人士就临阵退缩，把中联办推向前台，让其充当建制派的“挡箭牌”。此风诚不可长。习近平在视察香港时，语重心长地给新政府班子送上三句话：一是“一寸丹心为报国”，二是“为官避事平生耻”，三是“上下同欲者胜”。实际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为官不避事、上下同欲，不仅针对特区政府官员，也针对所有建制派骨干。建制派要敢于承担责任，自立自强，同时加强组织建设，把个别不具才德、专横跋扈、破坏团结、动辄向中央要价、以私利绑架中央的害群之马清理出建制派队伍。借重非政府力量凝聚建制派既要解决香港特殊体制带来的各种问题，又要减轻中联办的负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笔者以为，关键还是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把《基本法》吃透用好。《基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基本法》限制了中央人民政府之外的政府机构在香港活动的空间，但并没有限制中央授权社会智库、民间社团、私营企业甚至“自然人”等非政府行为体参与特区事务的权力，而这些支持中央的力量完全可以被发动起来，促进“执政联盟”尤其是建制派联盟的建立与维护。获中央授权的非政府力量，其主要任务是引导建制派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治国治港战略，协调建制各派的政纲制定、选举事务和立法活动等，可以合法地直接参与香港地方具体事务。非政府力量在近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引导建制派学习中央的思想与战略，获得市民的信任和支持，敢于承担，勇于作为，改变遇事就推给中央的作风。非政府力量可基于国家利益，发挥组织作用，把建制派对中央的支持机制化、平台化。这种安排符合伯克对政党的定义。他认为政党“就是大家基于一致同意的某些特殊原则，并通过共同奋斗来促进国家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团体”。建制派未来的目标，就是成为伯克意义上的支持中央、效忠国家利益的“事实上的执政党”。这样，建制派就会成为真正的强势组织，成为维护“一国两制”稳定发展的柱石。非政府力量可以促成建制派的实质性联合。建制派各个团体都是爱国爱港的政治组织，其联盟代表了香港社会的多元性，有利于吸纳和培养治港人才，调和不同阶层利益，维护香港社会和谐稳定。重整后的建制派，可以成为香港跨阶层、跨界别的最大政治组织，汇聚基层、中产、专业人士、资本阶层，政治光谱更宽阔，基础更雄厚，能够对社会产生更大影响力。具体政策建议一、中央对港政策要运用巧实力，抓大放小，着眼于全局，通过中央信任的非政府力量，培养建制派自力更生的本领。中央对具体行政和选举事务要采取“放”的态度，不再“包养”建制派，鼓励建制派自谋生路。在当前阶段，中央当务之急是面向香港的社会智库、民间社团、私营企业等，通过授权集中资源扶持一批有实力、可信任的支柱机构，以培育和重组现有力量为主要途径，采取更灵活、更切实际的形式引导建制派政治活动。二、授权非政府力量牵头，汇聚所有爱国爱港力量，建立类似于美国民主党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建制派协作委员会。美国两大政党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管理系统，而是通过常设机构全国委员会协调和运作党务。全国委员会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不能领导政府和党员，其主要职能是制定和推行政纲，负责筹款和选举事务，确定竞选战略与战术。它既是一个智库，为本党长远发展出谋划策，规划方略；也是一个协调和执行机构，平时为本党募集经费，大选期间则负责举办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候选人赢得选举进行运筹。三、授权非政府力量引导建制派骨干定期学习中央文件，认识中央制定的国家战略，领会中央对港路线、方针和政策。非政府力量可督促建制派人士，按照中央治国治港思想、战略和政策，有计划、有措施地组织开展学习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并联系工作实际，坚持知行合一。学习和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实现建制派团结的有力抓手，是不断提升建制派管治水平的有效途径，是凝聚大大小小各派系的内在需要。四、授权非政府力量培育移民香港的内地专才，鼓励其加入建制派领导核心层。香港的永久居民中，大部分都是过去数十年来由内地移居香港的人士及其后裔，其中包括回归后来自内地的大量专才。他们大多既熟悉认识大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又了解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和法制体系。他们认同自己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认同香港与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培养他们对中西文化价值的深层次认知、有效的沟通和冲突管理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等，帮助他们积极参与建制派政治活动，充分激发他们的潜能，有助于提升建制派领导层对中央战略的把握和执行能力。（文章原载於《亚州周刊》2017年10月第31卷43期，内容稍有改动。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7-10-17 进入2017年，朝鲜明显加快了拥核的步伐，增加了核试与弹道导弹试射的次数，而针对朝鲜的各种制裁与军事演习活动频率也日益增多、增强。朝鲜半岛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局势紧张程度几达战争临界点。 朝核问题，久拖未决。进入2017年，朝鲜明显加快了拥核的步伐，增加了核试与弹道导弹试射的次数，而针对朝鲜的各种制裁与军事演习活动频率也日益增多、增强。朝鲜半岛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局势紧张程度几达战争临界点。面对新情况、新态势，朝鲜半岛防扩散该作何选项，值得我们深思。朝鲜半岛核扩散现状一、朝鲜核试次数频繁，相关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2017年以来，朝鲜核试次数明显增多，频率进一步加快，并且同步进行投送工具的试射。截至9月23日，朝鲜仅2017年核试与导弹发射次数就达14次。要想把核弹头安装在导弹上，通过导弹发射进行投送，发挥核武器实战威力，就必须实现核武器小型化，也就是至少应将其重量控制在1吨以内，最大直径控制在0.5米左右。9月3日，朝鲜将装载在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成功引爆；9月15日朝鲜在平壤顺安一带发射一枚导弹，该导弹最高飞行高度约770公里，射程约3,700公里。朝鲜核能力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世界各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其技术能力。二、“制裁战”效果不佳。1993年，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25号决议，敦促朝鲜不要退出条约并信守防扩散义务。此后，安理会相继通过第1540、1695、1718、1874、2087、2094、2270号决议，其中第2087号决议后，朝鲜宣布“9·19共同声明”将不复存在，朝鲜不再讨论半岛无核化。今年，鉴于朝鲜核试与弹道导弹活动频繁，安理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制裁决议，最近通过的第2375号决议，号称最严厉的制裁，规定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等。“停油”制裁以后，朝鲜于9月16日发射“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最严厉的制裁仍然未能阻挡朝鲜拥核的前进道路，制裁效果微乎其微。三、朝鲜已拥有核威慑能力。从1993年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始算起，迄今为止，朝核谈判已历经24年之久。朝鲜由弃核换安全得援助逐步发展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随着朝鲜核武能力的提升，朝鲜根本无意放弃核能力，坚称要做“负责任的拥核国”。9月3日，朝鲜氢弹试验成功，已经清楚地展示其核武研发的技术进步和成就。朝鲜未来核武能力未必如预测的那么强，但它无疑已成为具有核威慑能力的国家。半岛核问题困境及各利益相关方立场一、美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美国视中国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认为中国控制着朝鲜的经济命脉，要求发挥中国的地缘优势，以及历史影响力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甚至希望中国能“包揽”整个朝核问题。美再三强调“中国责任论”，目的在于营造中国“看管不严”氛围，不断给中国扣上袒护朝鲜的帽子，将朝鲜不当行为转嫁给中国。此举不仅可以进一步拉近美日、美韩同盟的距离，而且可以借机增强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力量，通过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既可监控中国大部分地区洲际导弹的发射，又可离间中韩关系，加大对中国的牵制力量。美国作为朝鲜半岛核扩散最主要、直接的当事国之一，在解决危机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延宕朝核危机，遏制中国是实，解决问题是假，这也是半岛核扩散困境迟迟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所在。二、日韩各怀鬼胎。安倍政府刻意夸大半岛危机，多次拿半岛核扩散说事，企图借此达到其修宪目的。美国政府多次要求日本归还冷战时期滞留的核燃料钚，但日方一直以研究快中子反应炉为由强烈反对归还，拥核之心昭然若揭，其意图令人质疑。半岛核扩散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韩国，而自从朝鲜核导活动步伐加快以后，韩国国内要求加强导弹防御的声音越来越高，最终朴槿惠政府同意部署萨德系统。为应对来自外界威胁，韩国开始考虑自己的核选择。与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关系密切的国会议员李仲杰提出，“我们需要一个阶段性的发展核武器战略”、“最后阶段，我们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可见，朝鲜半岛核扩散呈蔓延之势，令人担忧。三、中国始终坚持无核和稳定两大目标。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说到底就是要保持半岛无核化和局势稳定。北京应继续向朝鲜明确中国的立场，防止朝鲜“绑架”中国，消除朝鲜试图在核问题上获得中国支持的想法。朝鲜不断核试带来的地震及核泄漏等潜在威胁，对中国而言是不可估量的。同时，北京坚持不对朝鲜盲目、过度制裁的立场，过分制裁朝鲜以及干预朝鲜内政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外交原则。朝鲜政局的动荡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会带来包括难民涌入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四、朝鲜铁心拥核是朝核问题最大的困境。2012年5月13日，朝鲜在其第十二届第五次最高人民会议上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提及朝鲜是“核拥有国”，也就是所谓的“拥核宪法”。2016年5月在朝鲜劳动党七大上，金正恩表示朝鲜是“负责任的拥核国”，完全以“有核国家”身份自居，这也说明朝鲜正为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做最后冲刺。朝鲜目前到底拥有多少核材料难以准确估算，但如果当前的僵局持续，朝鲜有潜力进一步扩大核材料库存，增强其核武能力。从历史上看，一旦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它将很难被说服以和平的方式放弃这种能力。即使朝鲜因为各种制裁或国际压力，最终被迫回到谈判桌前，朝鲜也会为弃核提出其它国家根本无法支付的价码。如果说以前朝鲜是在拥核保安全和弃核换安全之间左右摇摆，那么目前看来，朝鲜拥核的决心已经不可逆转。正如俄总统普京所说的那样：“朝鲜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这一计划。”然而，朝鲜铁心拥核将极大地破坏“核不扩散机制”，给东北亚安全格局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把地区安全带向更危险的境地。未来半岛防扩散的可能选项战争只能是次要选项。朝核问题延宕20多年未能妥善解决，说明朝核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僵局继续，朝鲜距离获得可靠的核能力与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就为期不远了，很可能迅速拥有攻击美国本土的打击能力。因此，2017年伊始，美国政府就围绕朝鲜半岛展开频繁的军事力量部署和高密度军事演习。一方面对朝核动向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对朝鲜核试与导弹试射构成威慑。9月17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接受CBS采访时提出，若外交失败，唯有军事选项，并重申“四不”原则，意在向周边国家表明美国军事行动的目标与界限，似乎做好了开战前的准备。然而，战争手段只能作为次要选项。一是朝鲜处于大国利益交汇处，中俄绝不希望看到半岛生战生乱。二是朝鲜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由于长期处于制裁与恐吓之下，朝鲜并不会惧怕所谓的强制性政策，即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迫其就范，构成不了实质的震慑效果。三是美军自身能力不足。美国对长期封闭的朝鲜存在情报黑洞，朝鲜最具威胁的核设施及导弹部队在哪里尚未能准确掌握，一旦开战，朝鲜可能会进行核报复，美国很难承受这样的代价。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没有精准的把握，最好别捅马蜂窝。立足于“冻核”而非“弃核”。不管国际社会是否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经过频繁的核导试验，朝鲜核导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氢弹试爆成功，表明其核武已经超越了“有”还是“无”的关键层面，进入了核武库是“多”还是“少”的范畴。虽然其核武可靠性、实战性、小型化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朝鲜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有核国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拥核已不可逆转，因此解决朝鲜半岛核扩散要向防纵向扩散的方向发展，立足于核裁军，立足于“冻核”而不是“弃核”。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胜 2017-10-06 美国对台政策连续突破，步步为营，将触及中国的底线。中国需要营造出什么样的态势，才能致使美国放弃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改变现状的想法，这是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台海局势变化2017年7月1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同意“美国海军在高雄或其它合适的台湾港口定期停靠，并且允许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接受来自台湾的停靠”，要求国防部长在2018年9月1日之前，提交美国军舰访问并停靠台湾港口、美国接受台湾军舰停靠夏威夷及关岛的可行性报告。早在2016年，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就通过决议案，将《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并列，首次将“六项保证”纳入共和党党纲。目前，美国参众两院中共和党占多数，今年10月份《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至于特朗普是否签署则存在不确定性。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以候任总统的身份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直接通电话，并以“台湾总统”称呼蔡英文，通话的内容涉及经济和防务、美台关系、台湾国际空间、亚太形势等广泛议题。自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都没有任何一位候任或在任美国总统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以电话形式直接沟通交流，特朗普打破了美台互动的级别，同时也打破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默契。根据三个《中美联合公报》对美台军事交流的限制，美国现役军官与助理部长不得访台，台湾地区“正副国防部长”不得进入华盛顿地区访美，一定层级以上现役军官不得着军服访美。2016年12月23日，奥巴马在其任期的最后一个月内签署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首次将“美台军事交流”列入法案，形成法律条文。这项法案的通过，不仅提升了美台军事交流的层级，而且突破了美台现役军人交往的级别和美国对台军售的规模限制。如果特朗普总统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允许美台军舰互停，那么中美关系性质将发生变化，相当于美国承认了“一中一台”，这将会进一步助长“台独”势力，对中国核心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台湾价值再利用近几年来，中国军事力量取得突破性进展，已初步具备突破第一、第二岛链的能力。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上的重要节点，自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具有独特定位，有“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之称。虽然台湾目前在美国对华军事战略中的重要性已经弱化，但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欲打造更强势的军事力量，把“重振美军”列入优先解决的事项之列，继续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所以强化美台军事关系是其重要选项。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支持“美台军舰互停”相关法案。南海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但就连当初“闹得最凶”的菲律宾也与中国重修旧好，加入亚投行，同北京加强合作。美国军舰总以“航行自由”为名来南海巡航，还时不时闯入中国领海，但华盛顿并没有得到南海周边国家的积极响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迫切需要在中国周边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来撬动新的对华战略，争取在博弈中获得更多主动权。适值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拒不承认台海两岸“九二共识”，搞变相“台独”，致使美方认为台湾这颗棋子如今可以重新启用。因此，“美台军舰互停”的提出就顺理成章了。然而，美国对台政策无疑要服从于其国家总体战略利益，对台政策选择受到中美关系及其全球战略的牵制。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马扎所言，“台湾不再是冷战遗物，它处于中美战略竞争最前沿，这种竞争很可能决定21世纪中美之间的战略格局”。如果把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角关系放到全球战略格局中去评估，十个台湾的价值也抵不上一个大陆，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美国需要中国的配合与默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美台军舰互停”相关法案还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成为法律，但它已经发出非常危险的讯号。美国对台政策连续突破，步步为营，将触及中国的底线。中国需要营造出什么样的态势，才能致使美国放弃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改变现状的想法，这是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考虑和研究的问题。首先，做好特朗普政府的工作。美国参众两院批准“美台军舰互停”相关法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关键是要看特朗普如何处理。如果特朗普表示不接受严重恶化中美关系的条款，他就有权要求参议院删除这些内容。中方可以提前做好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在制定《2005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时，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文本包含“推动与台湾之间的高级官员互访计划，放宽军方官员访问台湾的层级限制”等条款，但参议院因顾忌中美关系的敏感性，对法案提出异议，最后两院敲定的版本中删除了相关条款。其次，做好必要时武力统一台湾的准备。如果片面强调外交努力与和平统一，在没有武力威慑或武力威慑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台独”势力铤而走险的概率定会大大增加，而美国对华政策也会变本加厉，导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在核心利益面前没有商量的余地和妥协的空间。保持武力攻台高压态势，显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有助于防止美国和“台独”分裂势力对形势作出“误判”。如果“美台军舰互停”法案通过，并且真正落实军舰定期互停，那么，武力统一台湾就会成为实际选择。再次，要制定多种战略预案。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曾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十种模式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中包括四种和平方案和六种非和平方案。在六种非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中，有三种设想美国会主动介入协防台湾，另有三种估计美国会选择不介入。在美对台政策频繁触及中国底线之时，我们既要研究美方的各种方案选择，也要制定好各种应对的战略预案，包括所有作战计划。最后，要有不惜与美国摊牌的战略意志。“美台军舰互停”一旦成为法律，美军舰就可能长期停靠台湾港口，这不仅给台湾问题的解决带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会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通过外交途径套路化地严正交涉，已不足以震慑美国，不足以改变美国对台政策。美国近来的屡屡突破，步步紧逼，部分源于中方战略上的温和表象。因此，中方有必要发出不惜与美摊牌的信号，明确展示对美台宣战的战略决心与意志。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7-09-22 中国经济经历了六年的持续下滑，供需失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大量低效率的产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出清，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消化。在当前供需接近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企稳态势。 内在增长和政策刺激推动超预期增长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9%，虽然仅比去年6.7%的增速小幅提高0.2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能明显回升。去掉基建和虚拟行业（金融+房地产）的GDP增速，经济内在增速从2011年的8%以上持续下滑到去年的4.4%，而2017年第一季度扣除基建地产金融后的GDP增长5.2%，第二季度增长4.9%，与去年相比有非常明显的回升。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中国经济经历了六年的持续下滑，供需失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大量低效率的产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出清，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消化。在当前供需接近平衡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企稳态势。进一步的解释还包括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中，有一部分是库存的贡献，而库存增加的动力来源于价格上涨预期；二是财政、信贷政策的力度非常大，同时去年棚改货币化推动了今年房地产行业的增长，使得上半年政策对增长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单从财政政策来看，上半年一般财政预算支出过度透支，支撑基建维持高位。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支出10.3万亿，占全年财政预算支出的53%，比去年高出4%，创历史新高。从上半年财政赤字占全年财政预算赤字的角度来看，2017年达到38.6%，比去年高出21.8%，创历史新高。虽然近年来财政功能由政府投资转向服务供给侧改革、保民生兜底，淡化了对于政府投资的要求，财政支出与基建投资的关系度有所下降，然而，从2016年开始，财政支出与基建投资的相关性显著抬升，财政支出向基建投资有所倾斜。考虑到财政支出对社会资金的调动作用以及财政支出向基建投资倾斜，财政支出对基建投资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2.4个百分点。信用收缩或造成四季度增长下行超预期国家统计局二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一度对下半年增长抱乐观看法，但7月份大幅低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公布后，市场的情绪有所修正。由于经济增长的惯性和政策的滞后效果，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仍有一定支撑，可能仅比二季度小幅下滑，但下半年信用收缩可能造成四季度增长下行超预期。展望四季度，下行压力可能会超预期。原因之一是经济自主增长动能有所放缓，而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信用收缩周期下投资需求将承压明显。实体经济信用收缩、央行PSL增量下行和国开行专项金融债停发、房地产和基建资金来源受到约束，使得下半年经济承压，四季度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在信用收缩的背景下，下半年财政和信贷将难以再现上半年的相对宽松态势，对经济特别是基建形成较大影响。2017年上半年财政支出增多将会直接导致下半年财政支出明显放缓。预计下半年财政支出同比增长将由上半年的16.1%下降至-0.5%。此外，国开行专项建设金融债停发，加上财政部50号文和87号文限制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基建资金来源趋紧。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专项金融债的停发直接导致基建融资备受压力。财政部50号文和87号文明确规定，严查地方政府融资担保行为，严禁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违法违规融资，将政府从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的债务关系中彻底剥离，从而约束政府融资行为。从基建资金来源来看，银行贷款、非标融资受50号文和87号文影响较大，而一般财政支出、政府新增债券、城投债、PPP、专项金融债受到负面影响较小，估计受50号文和87号文影响的资金占基建资金的16.0%左右。政策建议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是保持社会稳定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也可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展望下半年，需要十分注意经济增长的稳定，防止过分起落。从宏观政策建议的角度，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注意金融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防止信用过快收缩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信用过快扩张的格局不可持续，信用增长收缩在所难免。2017年，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进入收缩通道，基础货币供给增速也开始降低，货币政策中性偏紧，信用扩张受到抑制。从宏观层面来看，2016年M2 同比增长11.3%，比2015年降低2个百分点。从广义的信用创造指标来看，2016年广义银行信用供给同比增长17.4%，比2015年降低7个百分点，目前已经大幅下降至11%。从微观层面来看，银行表内资产、表外理财以及企业融资等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下滑，而委外规模、个人贷款、政府负债在今年也开始逐渐放缓。信用收缩掣肘资金来源，制约投资增速。201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持续负增长，而与之对应的是投资增速的持续放缓，如果考虑到投资价格上涨因素，实际的固定资产投资下行速度可能会更快。第二，保持宏观政策的灵活性，预防四季度经济增长放缓超预期。财政政策由于上半年发力过猛，下半年改善的空间不大，宏观政策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方面。自今年5月底开始，为了对冲金融去杠杆的冲击，货币政策曾经边际放松，体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从四季度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货币政策也应保持高度灵活性。今年基建投资保持高位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PPI较高，剔除价格影响以后，今年实际基建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去年。下半年，需求放缓下，PPI高位回落，在实际需求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的情况下，名义基建投资增速下滑程度可能超预期。考虑到下半年新增债券发行和政府置换债券量加大，而城投债发行可能增加基建支持，央行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相对宽松以给予配合，建议下半年货币政策保持灵活性。第三，加快改革和创新的力度。最近几年经济增速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下降引起的。2007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每年贡献4.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2012年之后，该数据下降到只有2.5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取决于中国未来的改革进程和新经济的发展。建议加大国有企业、土地、财税、社保改革力度，对这些改革涉及的激励机制、农业规模化经营、土地财政、社保双轨制等问题进行重点攻关。新经济领域亟待加快发展。新经济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两个维度”：内涵的两个层面表现为既指新经济领域的高速发展，又指宏观经济运行的良好表现；衡量的两个维度表现为产出效益的提升和投入结构的软化。中国的新经济行业部门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为主体，涵盖环保、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诸多领域。2014年后中国的新经济行业对增长的贡献上升，去年二季度最高拉动增长2.5%，虽然去年四季度下降为1.7%，但贡献率仍高达25%。尽管如此，我国新经济行业的发展仍需要继续推进。美国哈佛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菲利普·阿吉翁曾经指出，“随着距离技术前沿的差距日益缩小，一国的发展必须从鼓励拿来型促进增长的制度转向鼓励创新型促进增长的制度。无法完成这种转变就会阻止一国走向人均GDP的前沿水平。”这段话套用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非常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