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6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6-05-04 国民党的施政多年来偏重企业和财团，忽略农民权益，在经贸谈判中老是拿农业当交换筹码，让农民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才会让中南部农村成为民进党的大票仓。马政府施政虽然在两岸交流、观光旅游、贸易上有所进展，但是所创造出的两岸红利却被批评为少数财团、官二代、买办等垄断，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并未享受到好处，反而导致过度倾陆的质疑。 2016年台湾大选中，民进党以摧枯拉朽之势袭卷选票，赢得总统及国会过半席次，获得全面执政地位，国民党则遭遇史上最惨烈的败选，显见人民对于现状有多么愤怒，也再度验证了民心的向背。国民党败在自己手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国民党大败，除了马英九及其执政团队8年执政不得民心外，国民党在选举过程中犯下一连串错误，也是重要原因，包括朱立伦迟迟不表态、中途换柱风波、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的军宅风波、不分区立委名单不符社会期望、党产为人所诟病、无法掌握民意方向、周子瑜事件的应对失策等等，完全是败在自己手里，怪不得别人。国民党未来是否能浴火重生，问题不在于民进党的作为，端看国民党能否痛定思痛，重新找回与人民的连结，蓄积能让民众感动的能量。国民党一向自认为经济、两岸事务是其强项，但是在马英九8年主政下，岛内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贫富差距扩大、财政恶化、物价高涨、薪资偏低，许多经济政策因为官员的一意孤行和不懂与外界沟通，最终一事无成，例如自由经济示范区设置议而不决，而将农业加值纳入确有不妥，引来强烈批评，理应暂时搁置，先推动其它没有争议部分而不是僵在那里不动让后来者居上（如大陆的上海自贸试验区早在2013年9月即挂牌运作），却把过错推给在野党，这让民众看不下去；同样在货贸谈判中有关大陆830项农产品解禁争议，早应该采用有原则地部分开放而非全面解禁来化解争端，却又宣称在马总统任内绝不开放大陆830项农产品进口，导致自绑手脚自废武功，让两岸货贸谈判空转无法达成。国民党的施政多年来偏重企业和财团，忽略农民权益，在经贸谈判中老是拿农业当交换筹码，让农民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才会让中南部农村成为民进党的大票仓。事实上，农村并非铁板一块，大陆在经过多种尝试后，选择透过与农户直接契作方式，协助将其农产品以溢价外销至大陆，确实发挥若干效果，农民多给予正面评价，虽然在合作对象、合作方式、采购时机、采购种类数量等方面都还有值得检讨和改进之处。相较之下，马政府施政虽然在两岸交流、观光旅游、贸易上有所进展，但是所创造出的两岸红利却被批评为少数财团、官二代、买办等垄断，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并未享受到好处，反而导致过度倾陆的质疑。对此马总统只会拿出一堆冷冰冰的数据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而民众对此完全无感。选举前夕，弱女子周子瑜被迫道歉的画面透过网络强力放送，挑动台湾人深沉的群体自尊，催出大量反陆选票，让原本告急的国民党选情更是雪上加霜，执政党岂有不败的道理。国民党高层若不能深刻反省，还藉此发动夺权斗争，那么国民党必遭民众唾弃，而且离泡沫化的日子不远矣！ 民进党政府面临挑战此次总统暨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摒弃过去坚持的台湾意识，改以维持现状创造模糊空间，不与大陆对撞；在内政上则充分掌握民众想改变的心态，凡事以民意为依归，最终大获全胜，全面执政。民进党若不能记取国民党完全执政却毫无作为的教训，新的执政团队也向财团靠拢，知法犯法（如为财团强征农地、兴建豪华农舍、农地非农用、土地集体炒作等），那么民意如流水，很快民进党也会再度尝到被民众唾弃的命运。新政府在两岸、经贸、内政、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挑战将迎面而来，已经没有太多模糊空间，特别是选前受到关注的两岸农产贸易、开放含瘦肉精美国猪肉、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核心技术外流等争议并不会随选举结束而止息，而这些都涉及此次全面绿化的东部、南部地区农民的生计，将成为民众检验新执政团队能力与诚信的重要指标，也可以作为了解台湾未来棋局变动的参考。一、货贸谈判已经接近尾声，民众相当关心结果的利弊得失，特别是有关大陆830项农产品解禁争议。马政府主张部分开放而非全面解禁，开放原则为台湾本地没有生产而需大量进口者，且开放不影响台湾农民种植还可换取具体利益者，并将以工业品所获利益支持农业发展，此举遭到亲绿学者与农运团体反对。未来新政府的态度究竟是同意马政府做法，还是继续维持禁止进口的现状？还是另有对策？二、实施农（渔）业补贴造成市场扭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财政负担、资源枯竭等缺失，久为各界所批评。去年底召开的第十届WTO部长级会议终于决定在2018年前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大陆也在修改现行农业补贴方式并于去年宣布取消渔船用油补贴。台湾现行政策与WTO规范相违背的农（渔）业补贴包括：稻谷保价收购、肥料价差补贴、机材价格补贴、电费补贴、渔船用油补贴等，不仅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也妨碍农业建设、科技研发结构调整。新政府想要顺利加入FTA、RECP和TPP，就必须对过时和不当的农（渔）业政策、经费和农（渔）业补贴进行大幅度改革，而此举势将影响到农民生计，恐引发农村躁动，这对新政府执政能力会是一大考验。三、大陆是全球各经济体都不敢忽视的消费市场，这些年两岸在和平稳定基础上，农产贸易快速成长，大陆不但超越日本跃居台湾农产品出口的首位，也使得台湾对大陆的农产贸易从逆差转为顺差（超过一亿美元），岛内许多农产品也以大陆为主要消费市场。由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得两岸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台湾业者即绷紧神经深怕受到波及。尽管民进党在选前强调会积极拓展农产品国际市场，分散单一（大陆）市场风险，但是以目前岛内生产之农产品质量来看，并非所有农产品都可以符合先进国家的需求，短期内想有显著成效相当困难。四、随着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环境变迁、饮食习性转变、贸易自由化以及农村实际状况（农业高龄化、大量缺工、农业所得偏低等），台湾还需要保留多少农地以及农业用水才能满足未来民生需求以及农地资源有效利用，这应该是新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根本，也是未来订定“农业基本法”的重要内涵，但因涉及多方利益纠葛，始终未有定论。五、关于选前一度沦为两党攻防焦点的含“莱克多巴安”美国猪肉进口议题，蔡英文主席虽然以言之过早、绝对会确保猪农权益的表态，暂时过关，如今民进党执政后对于是否为加入TPP而否开放含“莱克多巴安”美猪及其它国家猪肉已经无可回避，必须诚实面对。岛内养猪为内需型产业，主要属小规模家庭式经营，约七成养猪户仍采用传统养殖方式，猪肉的成本居高不下，难以和大量具低生产成本的美猪竞争，且台湾仍名列口蹄疫疫区，猪肉无法出口。因此，新执政团队想要信守承诺，让猪农能无惧外国猪肉竞争并确保消费者食用安全，将是一大考验。六、蔡英文选前承诺会让农业从弱势转为强势产业，不用怕国外农产品竞争。问题是传统农业（包括渔业）基本上属于3D（辛苦、危险与肮脏）产业，不仅工时长、工作辛苦、收入偏低、经常遭遇到天灾风险，致使愿意投入农业生产行列的年轻人不多，渔业更是需要依靠外籍渔工才能出海捕鱼。目前台湾同时存在农业1.0、2.0、3.0、4.0，所得差距大；固然有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者，但这毕竟只占少数，多数农民收入在全岛各行业年平均所得线之下，多数需依赖政府各项补助过活，如何兑现承诺将考验新政府的执政能力。激情过后必须回归现实，岛内经济、民生、国防、财政等问题重重，新政府接棒后各项挑战才刚刚开始。除了慎选人才，避免在镜子里找人外，如何像GPS般引导人民，而不是让民粹牵着鼻子走，将关系到新政府的施政效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新政府施政能否赢得民心，我们相信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6-04-25 对于港人来说，港英政府统治时期，他们并没有归属感，也不知到底归于何处。香港回归之后，国家认同、区域自治等政治意识被逐步引入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港人开始关注自身的身份认同。遗憾的是，这种主人身份的建构在香港狭小的空间与大陆广袤的地域基础之间摇摆、挣扎，甚至对立，并不断引发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2014年“雨伞运动”所打出的旗号“保护我城”、“香港自己救”凸显出香港年轻一代本土意识的强化。今年年初二旺角骚乱中本土激进主义势力的崛起也是港人本土主义意识强势崛起的明确信号。 从2014年的“雨伞运动”到今年年初二的旺角骚乱，香港以一波接一波的抗争与骚乱不断刷新着外界对香港的认知。这座以经济繁荣著称的国际化大都市如今正沦为各路政治狂人争权夺利的中心舞台。曾经，香港以政治冷漠和专注经济的功利主义铸就辉煌，而现在它正被无休止的政治纷争所侵蚀。从冷漠到抗争，香港政治文化的巨大变迁所造就的政治狂人们正走在不断撕裂香港的道路上，并乐此不疲。威权主义没落 理解香港的政治文化首先要从威权主义开始。港英政府统治时期，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是英国政府委派。港人则是被统治的对象，没有权利参与政治活动。这种服从港督、等级分明的威权主义统治方式不断驯服港人成为政治冷漠的顺民。同时，英国殖民者并未寻求对港人社会的民主改造。相反，维持港人社区的传统治理方式成为港府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威权主义也得以在港人社会继续传播并巩固，从而遏制了港人参政意识的成长。随着20世纪80年代选举政治的逐步引入，威权主义的治理方式开始弱化。1982年，港英政府在新界及港九举行首次区议会选举。1985年又举行首次不分区区议会选举。尽管这两次选举并非自由选举，但民选区议员的出现却极大地促进了港人政治意识的觉醒，削弱了威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此后1988年、1991年以及1995年的三次区议会选举再次巩固了港人的政治意识，代议制政府取代威权政府成为香港政治文化发展的主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下，香港得以在完善代议制政府的道路上继续前行。2003年、2007年、2011年以及2015年，香港定期举行四次区议会选举，选举政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威权主义都已经失去约束效应。威权主义的没落极大地释放了港人，尤其是回归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在反抗权威、反抗不公等口号的召唤下，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正在用不同方式参与政治，表达诉求，并不断挑战港府的治理权威。2014年的“雨伞运动”，2015年的港大学生会暴力冲击校委会会议，以及2016年初的旺角骚乱都是活生活的例子。血缘功利主义的强化 与威权主义并行的是血缘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以家庭、家族为纽带，只专注以血缘关系所维系的小团体的经济利益。血缘功利主义在香港的盛行与威权主义统治方式密切相关。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港人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这种参政无望的窘境迫使港人将注意力放到谋取经济利益的活动上。对于这些人来讲，只有获取足够的物质财富，自身的安全感才会增强。对于经济利益之外的其它利益，他们并不在乎，也少有参与。血缘功利主义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香港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腾飞。经济的繁荣又再次强化这种功利主义意识。二者呈现出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趋势。随着近年来香港社会不稳趋势的出现，这种功利主义有所加强。并且，这种功利主义还从经济扩展到政治，形成经济功利主义与政治功利主义对立的局面。经济功利主义表现在港人依然极为注重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对于任何可能损害其经济利益的行为都极为敏感，也极力反对。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不少小商小贩对运动给自身经济利益造成的严重影响而怨声载道，以至于“雨伞运动”最终在一片抱怨声中草草收场。“雨伞运动”过后，部分港人呼吁市民将注意力投放到经济发展上，不要让政治混乱干扰香港经济的发展。随着2015年以及2016年初香港社会不稳定态势的上升，部分港人更加关注自身经济利益，对抗争政治大加指责。比如，今年年初二旺角骚乱之后，部分港人组织声势浩大的活动反对暴力政治，强调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经济功利主义引起政治功利主义势力的不满。政治功利主义者只关注自身党派的政治利益，以获取政治利益为导向。一些比较极端的政治势力根本无视经济发展，只专注制造事端、抢占地盘、扩充实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的停滞或者倒退反倒能为其扩充政治力量创造机会。此外，政治功利主义还使得香港各派政治势力更加关注自身政治利益，缺乏相互妥协合作的空间。比如，“雨伞运动”中，各方政治势力轮番登场，相互较劲，争夺影响。运动过后，各方力量又出现不断分化，甚至相互斗嘴的趋势。激进主义、本土主义强势崛起 经济功利主义在香港的盛行与港人的难民心态息息相关。回顾香港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香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次重大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逐渐成为港人社区的主力。对于这些移民而言，过往的回忆都是痛苦且不堪回首的，而香港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这来之不易的庇护所需要精心维护，一旦失去就又要重归困难日子。因此，他们小心谨慎，尽量不涉足政治，但仅此并不足以保证自身的安全。换言之，香港也绝非绝对安全之地。一旦香港不稳，他们就必须再去寻找其它的避风港。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基础至关重要。只有有了足够财富，移民到更加安全的栖息地才有可能。这种心态不断强化港人只专注短期经济利益的功利主义特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这种难民心态呈现出逐步消退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回归所促发的身份认同。对于港人来说，港英政府统治时期，他们并没有归属感，也不知到底归于何处。香港回归之后，国家认同、区域自治等政治意识被逐步引入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港人开始关注自身的身份认同，以难民心态构筑的过客身份逐渐被主人身份所取代。遗憾的是，这种主人身份的建构在香港狭小的空间与大陆广袤的地域基础之间摇摆、挣扎，甚至对立，并不断引发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矛盾。这从港媒经常报道“中国人”、“香港人”、“中国香港人”认同比例的变化即可看出。2014年“雨伞运动”所打出的旗号“保护我城”、“香港自己救”凸显出香港年轻一代本土意识的强化。今年年初二旺角骚乱中本土激进主义势力的崛起也是港人本土主义意识强势崛起的明确信号。总体而言，以往在难民心态的影响以及威权主义的压制下，港人以专注短期经济利益的功利主义行事，对政治事务颇为冷淡，但如今这种传统政治文化已经被政治抗争所取代。在新的政治文化下，反抗政治权威、争夺政治权力以及渲染本土主义成为当前香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的中心议题。这为中央以及港府管理香港事务带来不少困难，需要加以妥善应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德山 2016-04-06 党员在党外行使作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时，比起一般公民，其自由度要小许多。这也是“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重要体现之一。 新春前后，党员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党媒必须姓党”成为舆论界争论的热点话题。有人认为，这些提法削弱甚至剥夺了党员的言论权利和参与机会，而另外一些人则对违背这些规矩的言论扣以“反党”大帽。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当下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学者应该有什么样的言论权利进行深入思考。党员的言论权利受到限制现行《党章》第四条有关党员拥有权利规定：“（二）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七）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相关内容俱由此展开。这些内容明显地对党员的言论权利作了限制：其一、平台限制，是“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而不是在其它地方，诸如非党内的会议上、非党报党刊上。党员的自媒体显然也在限制之列，或者说党员利用自媒体发表与党的主张不一致的观点，就有违反政治纪律之嫌。其二、对象限制，是“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所谓“政策”是党在某个阶段为解决某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依据党的大政方针而确定采取的应对之计，属于实际应用范畴。既如此，党员在党内的讨论、争议对象就不能是政策的“上位”：一是经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确定的“大政方针”；二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这是立党的基础。如前人所云“共信不存，互信不生”。如果党员对“大政方针”和立党基础还质疑、反对，那只有退党一途可循。其三、处置限制，即如果对党的决议和政策持有不同看法，可以声明持保留意见，但必须坚决执行。在此前提下，可以将自己的不同看法“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就是说，党员的“不同意见”只能在党内，而不能在党外表达；只能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而不能向下级和党员群众扩散。党员的言论权利自由度比一般公民小有人说，党员也是公民，而且首先是公民，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序言”也强调任何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党章》的“总纲”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习近平主席也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因此，有人认为，对党员的言论权利做各种各样的限制有违宪违法之嫌。笔者以为：一方面，权利和义务是相应的。《宪法》在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时，也明确了其义务，即公民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时，不得破坏社会秩序，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或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我们党是执政党，作为公民，党员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时，应该比一般群众更具履行义务的自觉。作为党员，在非党场合，对那些与党的现行方针政策不一致的言论，有宣传解释的义务，如《党章》党员义务（七）规定“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对那些与党和政府的主张、政策完全相反相对的言论，有旗帜鲜明进行批驳的义务，如《准则》“九”规定“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这些都说明，党员在党外行使作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时，比起一般公民，其自由度要小许多。这也是“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重要体现之一。“小众化”科研成果不可随意“大众化”传播以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军事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具有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研究方法的依赖性、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性和研究结果的难测性等显著特征。这就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妥善处理好自己研究成果的“小众化”和“大众化”关系问题。所谓“小众化”，意即科研成果公开范围只限于同行之间，如演讲于学术交流会、发表于学术刊物等，以推进某一研究领域的进步，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所谓“大众化”，就是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以群众能够承受的心理，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增加他们的知识，拓展他们的视野。尽管科研成果和宣传内容本质相同，但受众有异，它要求研究者在传播时必须严格注意“大众化”和“小众化”的区隔，不能把“小众化”领域内的内容随意地扩散到“大众化”范围里。否则，其结果除了群众因专业语言不明就里外，有时还因观点太“前卫”、“极端”，群众无法接受而招来谩骂、吐槽，如最近有专家提出“婚姻七年有效期”、“穷人合娶老婆”等。如研究者本人供职于公立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又具有党员身份，或更具管理者身份，那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是一种伤害。如果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不以为然，甚至以挑起话题为幸，博眼球，出风头，那就是党性觉悟出了问题。政策建议基于上述认识，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笔者建议：第一、在全国高校、党校、社会科学研究院所，组织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但要“逐条逐句通读党章”，“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而且要突出重点，对《党章》、《准则》中的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条例》中“政治纪律”反复学习，并联系实际，联系自身，向组织谈体会，交心得。第二、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使党在高校、党校、社会科学研究院所的基层党组织工作真实化、中心化、严肃化，使党章党规教育在“三会一课”活动中常态化，使广大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心中始终有党的政治纪律这一“戒”。第三、对有着境外学术背景的党员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但要组织他们比其他人更为认真地学习党章党规，更要组织他们到基层经受实践锻炼，接地气，亲群众。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6-03-22 党的思想安全是指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变，坚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保持思想、理论和价值的开放性、先进性，反对思想理论和文化意识的僵化、封闭和倒退。党的思想安全的底线，即如邓小平所说，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党在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上，一定不能“走邪路”、“回老路”。 中共执政地位总体安全当前中共执政地位总体安全。中共目前仍然具有强大的实力，总体上具有先进性、纯洁性、战斗力，并领导人民军队和其它武装力量。中共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28年的战火洗礼和革命成功，使中共赢得了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他们现在仍然是支撑其执政地位的强大社会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建设成就，以及持续上升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提升了中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形象。社会上有一些人对中共有意见，希望中共改革更深入，绝大多数人是真心和善意的，不是要否定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然而，社会上也出现了威胁中共执政地位的危机信号，不可丝毫大意。党内腐败现象极其严重，一些群众不再拥护当地的党组织，不再信任地方干部，干群关系紧张，一些党员干部与群众形成“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关系。腐败已经成为中共的硬伤，它使党与人民离心离德。此起彼落的群体性事件破坏社会稳定。涉事群众对地方党组织和干部不满，而对党中央、中央领导人寄予厚望。各地涌到北京的信访、缠访不利于社会治理。信访原因各不相同，诉求大同小异，多与执法、司法不公相关，与冤假错案久久不能平反相关，与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相关，还与地方党组织、政府包庇、纵容、保护黑恶势力相关。旧式“维稳”走进死胡同，靠动用警力和其他安保人员粗暴、高压维稳，年青人并不买账。社会分配不公严重，贫富悬殊巨大，公平正义流失，特别是与民生、民心直接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果长期不能合理解决，必然会损害人民对中共的信任，危害党的安全和执政地位。加强思想建设 赢得人民拥护从根本上来讲，中共的执政安全取决于党自身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而其基础是党的思想安全。党的思想安全是指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变，坚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保持思想、理论和价值的开放性、先进性，反对思想理论和文化意识的僵化、封闭和倒退。党的思想安全的底线，即如邓小平所说，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党在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上，一定不能“走邪路”、“回老路”。思想建设的效果直接体现为党风的好坏。党的作风是反映党的思想理论、文化价值和路线方针的一面镜子，是每个党员思想是否先进的外化。1980年11月，陈云同志就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败坏，首先腐蚀了党自身的纯洁性，破坏了先进性，伤害其组织，溃散其凝聚力。党风败坏，意味着一些党员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与党的要求格格不入，导致他们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和党组织之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结党营私，大搞宗派，“腐气相投”，“敢于突破”道德、法律和党纪的任何底线。党风败坏，必然造成政风、社会风气败坏，必定会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步远离中共，必定会使党在面临各种危险的时候，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彻底根除腐败就要同腐败进行持久、复杂、艰巨、广泛的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党员中清除贪腐意识，这是中共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民心向背”决定着中共的存与亡，决定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守与失。中共不会也不应当被动地承受“民心向背”的“定数”，她对自己的命运具有思想建设上主动把握的能力和自觉。中共的执政安全是践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维护宪法与法律权威、维护和发展社会公平正义而产生和巩固的安全，是依靠中共始终坚守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向人民持久兑现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的承诺而赢得的安全。通过全面推进思想建设，不断地巩固、创新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赢得人民由衷、自觉、持久的拥护，中共作为国家领导者、执政党的地位就真正安全了。引领思想市场 提供舆论基础党内思想建设面临的复杂因素，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中共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人，能否面对和经受住思想市场的考验。每种考验都很严峻，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经受住了考验，中共就会有惊无险，能够化险为夷，永葆活力；经受不住考验，就会出现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出现放弃党的宗旨、改变党的性质、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危险。如果任由这种局面蔓延，党就可能在和平执政、和平建设的条件下，从局部到整体发生“和平蜕变”危机。无声无息的“思想蜕变”，是党自己逐步瓦解自己的“安乐死”方式。科学的理论方法、正确的思想认识需要通过引领思想市场，通过灵活高效、近民亲民的宣传方式来传播，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性伟大实践提供统一坚实的舆论基础。中共不能让“右”或“左”的舆论搞乱思想和方法，破坏党的意志。有的人以理论家自居，掌握话语权，或者极力“抢夺话语权”，却不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无视拨乱反正以后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成果，继续坚持舆论宣传的僵化老化、陈旧不堪的道路。他们宁“左”勿“右”，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践，配上“左”调进行弹奏，不容许任何其它“普世”的观点和价值，甚至不容许中共和中国人民从“普世”观点和实践中批判性地借鉴任何思想和实践。中共早已经旗帜鲜明地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舆论宣传应当完整遵循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现在更复杂的情况是，“极右”和“极左”都有特殊利益集团作支撑，分别代表了部分特殊既得利益者的思想主张、政治要求和利益追求。因此，“极右”和“极左”的对立具有表面性，他们在达成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妥协之后，有可能结成反对全面深化改革、持久坚决反腐的同盟，有可能成为阻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力量，有可能率先在舆论领域挑战党内健康力量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共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受思想路线错误之苦，遭受“左”、“右”摇摆之痛，更遭受长时期、大范围的“极左”思想、政治路线和政策的危害。今天，中共全力以赴，在思想市场和舆论领域维护、坚持十八大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党需要不断重申和澄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自我凝固、封闭、僵化的教条，而是自我革命、开放和发展的理论，是不断地与我们的历史、现实相结合从而迈向未来的思想建设过程。改进思想建设的策略中共的安全之策，应当围绕党的先进性这一“主线”展开，并且通过修改党章等党规，规范党内思想和制度建设。第一，中共对自身进行系统的思想和体制改革或者“革命”，对不完全适应现在和未来发展需要的观念、方式进行改革，包括入党条件、程序、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党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党的执政权方式和程序、党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关系的具体化。中共严格依照宪法、法律和党章治理党，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政，中共及其执政地位就最为安全。改革进入“深水区”，最深的区域莫过于中共对自身的改革，对自己领导国家的思想、体制的改革。如果改革成功，中共及其“江山”就不是百年了，而是能够非常自信地赢得未来数百年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赢得极其长久的未来时代。第二，开放言路，改革中共引导思想市场的方式。中共务必坚持学术研究和舆论领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改变宣传阵地上传出的混乱不堪、使人无所适从的声音，改变“左”音超强、人心自危的氛围。特别是一些重要媒体放出的信息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务实、大气、开明、深得人心的讲话常常格格不入，这在党内、国内以及国外都造成不好的影响。中共需要投身思想市场，宽怀大度、畅所欲言、心情舒畅、平等争鸣、尊重他人、以理服人、共求真理、排除谬误，如此才能更有力有效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中共引导思想市场、进行意识形态管理的指南，“极左”和“极右”的方式是不能用来领导思想和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的。第三，科学地总结、吸取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教训。苏共、苏联各种问题长期存在，长期不进行周密、系统改革，以至于积重难返；待到推行改革之际，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改革路线错误，措施失当，否定苏共领导、搞军队国家化、推行总统制，一切路线调整、制度改变，都是仓促上阵，短短几年，危机总爆发，苏共和苏联就消亡了。简言之，长期不改革，突如其来的错误改革，而绝不是“改革”本身，断送了苏共和苏联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苏共是长期“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后突然“走了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两条错误道路把苏共和苏联送进了坟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子榕 2016-03-17 为什么此次选举中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笔者的浅见是，民进党的抹黑、没有能力应对网络民意、以及对青年缺乏吸引力是国民党溃败的主因。 2016年台湾大选，国民党惨败，得票之低出乎很多政论家意料之外。笔者曾听一位自美返国的政论家评论，认为国民党基本盘坚实，能够确保其立委席次无论如何都不会低于40%，而现实结果是国民党只有35席，在立委席次中只占31%。 为什么此次选举中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笔者的浅见是，民进党的抹黑、没有能力应对网络民意、以及对青年缺乏吸引力是国民党溃败的主因。 抹黑国民党一直是民进党最大工作重心。蔡英文有着深厚的学者素养，其才学足以担任一个高级智囊，但她并非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无法为台湾人民提出一个清晰的宏图大略。蔡英文在选举前是“空心菜”，因此民进党需要尽量夸大国民党的失误，将其污名化，尽量把选民的注意力从民进党转移。这不一定是蔡的决定，但无疑是民进党高层的选择。国民党若要东山再起，必须洗心革面，重新武装，同时也要很好地因应民进党层出不穷的抹黑手段。 国民党与互联网时代脱节，不了解网络民意。国民党与大量网民无法形成良性互动，网民对其支持度很弱。比如洪仲丘事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国民党无法妥善应对网络上的民意批评，把本党党员洪慈庸逼上梁山，走向了国民党的对立面。若要理性而专业地应对网络批评，就需要组建国民党自己的网络力量，这当然离不开青年人。 不幸的是，国民党对青年人的吸引力长期低迷。在很多青年人眼里，国民党充斥着迷宫般的既得利益格局，运作体制极其僵化。党内任何决策都离不开“大佬”的支持。“黑金政治”猖獗，贪污腐化盛行，严重损害了国民党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形象。在此次选举过程中，国民党仍是老一套，反应迟钝，跟不上新世纪的潮流，没有提出与时俱进的宣传口号，难以吸引青年选票。 国民党的局面在短期内不容乐观。如果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民党的确存在泡沫化、空心化的危险。这不仅表现为选举的一次次失败，而且还表现为派系势力的不断出走。2007年后台湾立委选举制度转为“大党垄断”，抑制了小党的空间及发展。这似乎给了国民党吸附小党以实现共赢的可能，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国民党一次次内斗后，党内派系不断分化流失，转而不断培育出其它异己势力。国民党第二大党的地位被取而代之，这种情形并不能完全排除。 国民党目前的要务是改革，尤其是必须彻底革新自身体制机制及用人制度，从而重拾话语权，更有力地对付民进党的各种烂招，更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生态，也才能真正赢回年青人的好感和支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贤参 2016-03-17 检视蔡英文从拥抱“台独党纲”，经过“维持现状”论，到现在的“九二历史事实”或“既有政治基础”之演变过程可知，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论述，展现出理性与务实的一面。 2016年1月16日台湾大选 结果揭晓，国民党遭遇空前惨败。在总统选举方面，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获得31.04%选票，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为56.12%。立法委员选举方面，国民 党获得区域选票38.7%（20席）、不分区选票26.9%（11席）、原住民4席，共35席；民进党成绩分别为45.1%选票（49席）、44.1% （18席）、1席，共68席（+1席无党籍）；时代力量党获得5席（3+2），亲民党3席不分区（＋１席无党籍）。仰仗李登辉余荫生存的台联党失去席次， 由时代力量党取代其激进台独角色。此次大选，民进党不但在总统选举方面，以超过308万票之差大胜国民党，也获得立法院稳定半数席次，取得完全执政地位。由于蔡英文是李登辉“两国论”的幕后 推手，其台独意识形态毋庸争辩。大选前，面对民进党内部“冻结台独党纲”争辩，蔡英文表态称，“台独党纲”是民进党创党时期的目标，也是这代民进党人及台 湾人民的追求与理想，更强调“随着台湾的民主化，我们建构了深厚的‘台湾意识’，这个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已经变成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 在竞选期间，蔡英文虽然抛出“维持现状”说，但刻意模糊其定义，绝口不提“九二共识”。因此，民进党完全执政为今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不确定因素。台湾政治出现蓝绿板块挪移？有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此次选举结果预示台湾政治结构已变为“绿大蓝小”，甚至可能步上日本“一党独大、多党并存”的局面。不过，此种观点忽视了本次选举投票 率大幅下降为66.27%新低的因素。本文认为，台湾选民“蓝大于绿”结构，并无太大改变，只因为民进党赢得多数中间选民支持，再加上国民党失去基本盘支撑，才会导致后者空前惨败的结果。在马英九连任的2012年选举，不愿意支持民进党的中间选民，以不投票表达对马英九政绩不佳的无言抗议，投票率从2008年76.33%略降为 74.38%；至于本次大选，又比2012年大幅减少8.11%选民，被认为多属对马英九与国民党失望、却又不愿意支持蔡英文的“蓝军”。因为，蔡英文以 “维持现状”隐藏其台独路线，成功翻转忧虑蔡英文独派路线却又不愿意投给国民党的中间选民支持。换言之，近百万蓝军要教训马英九执政不符期待，再加上国民 党菁英惧战于先、“换柱”于后的做法，大量蓝军不愿意出面投票，以致出现蓝绿板块挪移的表象。其次，把本次蔡英文得票与2008年马英九得票，以及与2012年蔡本身得票相比较，亦可印证蓝绿板块并未挪移的推论。本次蔡英文获得6,894,744票 （56.12%），比同样是政权轮替的2008年马英九7,659,014（58.45%），减少764,270票（-2.33%）；比2012年蔡自身 6,093,578票（45.63%），增加801,166票（+10.49%）。相对于此，朱立伦3,813,365票（31.04%），比2012年 马英九6,891,139票（51.6%）减少3,077,774票（-20.56%）。换言之，大多数中间选民选择蔡英文，才导致绿营胜选；朱立伦的惨 败，源自于未能获得多数中间选民支持、部分蓝军投给宋楚瑜（157万余票）以及近百万蓝军不投票所致，蓝营基本盘并未受到根本性动摇。此外，与同样是绿营 获得空前胜利的2014年县市长选票相比较，在绿营执政县市中，蔡英文所获选票只在桃园、新竹、嘉义有增加，其它县市都下滑。其中，减少超过2万票者，有台中、台南、高雄、屏东。因此，本次大选结果，并不是民进党受到万民拥戴，而是国民党被原支持选民抛弃所致。因此，只要国民党能够做出回应多数民意需求的 改革，仍然有机会夺回执政地位，不至于沦为小党或“新党化”。两岸和平发展路线遭遇挑战？如同前述，在2016年大选前，面对党内“冻结台独党纲”争议，蔡英文提出台湾年轻世代“天然独”论，坚持继续拥抱“台独党纲”。在大选活动起跑后，蔡英文 提出模糊的“维持现状”论，以争取中间选民支持，并回避“九二共识”问题。其后，面对各方追问，蔡英文抛出在“既有政治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的观点，并解 释其内涵包括：第一，19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以及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第二，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第三，两岸过去20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第四，台湾的民主原则以及普遍民意。检视其内涵，蔡英文虽然没有使用“九二共识”一词，但是，实质内涵并无太大差异。此外，蔡英文也强调，将建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6-03-14 2015年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为繁忙的一年，充分体现了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的战略努力，在拓展全球外交布局、建构利益共同体、明确中国形象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效落实了外交领域的顶层设计。 2015年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为繁忙的一年，充分体现了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的战略努力，在拓展全球外交布局、建构利益共同体、明确中国形象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有效落实了外交领域的顶层设计。2015年中国外交的几个特点一、首脑外交引领。2015年，习近平主席8次出访，出访时间42天，访问14个国家，涉及亚、欧、美、非四个大洲，参加9次国际会议，是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出访次数最多的一年。首次对美国、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都具有历史意义。陪同出访的代表团，规模庞大，成员多样，活动内容丰富，使国家外交、民间外交、政府外交、企业外交等有机地组合起来，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交流互动、合作共赢的目的。在出访过程中，除了进行各种会谈外，习近平主席通常会在对象国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在主要会议场合发表演讲，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核心理念，进行系统阐述，展示中国的外交思维和风格，体现中国对实现合作共赢的诚意和具体举措。从亚洲博鳌论坛到联合国系列峰会，习近平主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发表重要演讲，全面系统阐述这一重大主张。在双边及多边具体会谈中，还将这个理念落实为“利益共同体”，以寻求更切实的合作。二、立体外交成形。围绕国家的战略关切和海外利益分布，中国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工作，形成了多层次、广领域、大跨度、实项目的立体外交格局，更有效地服务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升了外交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多层次指的是中国不仅积极推进中美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而且创造性地开展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不仅重视发展与大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更加重视改进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起不同层次、不同重点的国家间关系。广领域指的是外交关系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安全等更多领域拓展，参与者范围扩展到企业、社会组织、学术团体、个人等诸多主体。大跨度指的是围绕“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外交倡议，利用中非论坛、中拉论坛、G20峰会等多边外交平台，形成了关联度高、系统性强的外交举措，提高了外交的规模效应。实项目指的是中国通过设立具体项目来开展外交活动，比如经济领域的投资贷款、产能合作，社会领域的扶贫济困，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等。通过这些项目，既展示了中国的外交诚意和不断提升的国家实力，也巩固了外交关系的基础。三、主场外交活跃。自2014年“主场外交”概念提出以来，这种利用在中国举办各类外交活动来展示中国形象，发出中国声音的外交方式受到了广泛重视。2015年，中国的主场外交主要有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博鳌论坛、“9.3”大阅兵、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等。此外，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有76位，平均每个月超过6位，其中包括不少大国领导人。毫无疑问，频繁的主场外交显示了中国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尤其是举办大型外交活动的能力。同时，主场外交也为中国提供了设置外交议题、提出国际倡议、发出中国声音的机会和平台。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主场外交，也进一步丰富了国人的国际知识，提升了国际意识，为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国内条件。四、主动外交凸显。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革，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和要求的提升，主动外交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主动外交既可以在对外关系中形成“先手优势”，也能提高中国对外政策的预期性，展现中国的责任和担当，赢得国际社会成员更多的认同。2015年，主动外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态度更为明确，立场更为坚定。比如在应对叙利亚问题、朝鲜核试验问题上，在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全球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国不仅有明确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举措。二是外交规划的执行力更强。“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当前最重要的规划。围绕这个规划，中国已经同陆上和海上沿线国家签订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协议，并展开了实质性的合作。三是外交的自我调整能力在不断提高。国际体系正处于变动调整过程中，不断产生出新问题新风险新挑战，这就要求外交有更强的预判力和应急能力。2015年，中国成功地应对了也门动荡、尼泊尔特大地震的中方人员撤离问题，妥善处理了近6万起涉及中国公民权益与安危的领事保护案件，显示出海外利益的保护能力。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外交在实现中国“两个百年”历史目标的过程中，被赋予更大的责任，更多的功能。除了既有的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保护日益多样化的海外利益，外交还承担着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对外亲和力的作用。解决“挨骂”问题是外交工作必须面对的任务。在看到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诸多挑战。首先，全球外交格局的基础支撑还比较单薄。中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性外交格局，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国家组织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交往关系，确立了外交层次和外交重点。相对于这个格局，基础性支撑要素还比较单薄。比如，外交人员的数量规模、综合能力和敬业精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外交使领馆的分布和级别，还与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不匹配；对于新的外交重点国家和地区，缺乏研究基础、语言人才、社会交往网络，限制了外交创议的落实；对于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不深入，在国际学术界缺乏影响力；等等。总之，相对于全球性外交格局来说，我们在人员、组织、机构等的能力建设、影响力提升方面，在外交资源的投入规模和配置合理性方面，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其次，外交与内政良性互动机制还有待完善。外交服务于内政，内政支撑外交。确保和平、推动发展是外交工作的两个着力点。在确保和平常态化的条件下，如何推动国内发展和世界发展是更大的课题。这更需要外交与内政的良性互动。目前，尤其要思考和解决重大外交决策的法治化、国内民生政治与民生外交的关系，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对接，国家对内权威与对外形象的对称，国内民众期待与国际社会要求之间的呼应等重要问题。第三，全方位外交还不能有效形成合力。中国已经构建起全方位外交格局，参与主体多样，覆盖区域和领域广阔。然而不同层级外交，不同轨道外交之间的统合协调性还不够，外交资源和能力的配置还不均衡，出现了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之间的脱节、党政军各系统之间缺乏沟通、外交决策部门与一线实践部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影响到外交合力的提升。第四，国际体系调整和全球问题叠出。中国外交开展的外部环境还处于大变动时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向更均衡方向调整，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体系的变化，既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制度，也需要创立新的国际制度。全球问题不断增多，使得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复杂。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密切关注这些新变化，保持定力，科学研判，沉着应对。近期的应对举措中国外交有着优秀的传统，并且在十八大之后逐渐形成了更有时代性和整体性的外交格局，这是进一步开展和改进外交工作的基础。就近期而言，要做好以下工作：1、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精神，做好十三五期间外交的规划工作，尤其要重视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贯彻到各项外交工作中，提升外交工作质量，凝聚外交合力，为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创造更为有利的外交环境。2、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产生的外交影响，尤其要重视基于经济利益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做好应对预案。3、密切关注一些战略伙伴关系国家的国内事态变化以及对于外交的影响，比如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大国，中亚、中东部分国家。受经济情况、国内人口因素、政治力量关系等变化的影响，这些国家国内可能相当长时间里会处于变动状态。4、继续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各类项目，将国家外交与民间外交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利益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有效地重叠起来，形成坚实的命运共同体。5、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的国际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些中国倡导建立的新机构的运行，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探索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新途径新方式，增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实施的能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方舟 杨云 2016-03-04 与过往相比，这份《施政报告》所增加的“量”主要在于提出一些有利香港长远发展的方针及规划，“量”变产生 “质”变，这份《施政报告》与以往不同，重点不再是推出实时见效的短期措施，而是在于勾勒香港未来发展的蓝图。这些规划旨在令香港在全球性竞争中能够发挥优势，反映出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视野。 行政长官梁振英于1月宣读了最新一份《施政报告》，章节之多，宣读时间之长，均为其任内之最，可谓“分量十足”。与过往相比，这份《施政报告》所增加的“量”主要在于提出一些有利香港长远发展的方针及规划，“量”变产生 “质”变，这份《施政报告》与以往不同，重点不再是推出实时见效的短期措施，而是在于勾勒香港未来发展的蓝图。这些规划旨在令香港在全球性竞争中能够发挥优势，反映出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视野。本文将针对《施政报告》中提及的“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香港创新及科技产业”、“推动作为香港策略储备用地的大屿山发展”、“应对人口老化，创造长者友善环境”四方面，对当中的战略视野作进一步阐析。“一带一路”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与其它产业亦息息相关，是香港的经济命脉。未来，香港金融市场的增长空间将取决于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面对上海、深圳、新加坡、伦敦等地的竞争，香港未来在强手林立的局势下，若要保持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全球优势，关键在于能否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向深层次发展。《施政报告》中将“一带一路”独立成章，正是看中其为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带来的难得机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伦敦当年发展出欧洲离岸美元市场的经验正好可为香港借镜。上世纪50年代美苏冷战之际，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担心其在美国的资产遭到冻结，将美元从纽约的美国商业银行取出，转存至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银行。由于经营欧洲美元的银行不受来自美联储有关存款准备金、利率、税制等方面的金融监管，从上世纪60年代起，许多急需资金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纷纷转而在伦敦发行欧洲美元债券和其它美元融资渠道，美国国内商业银行也大举进军欧洲美元市场，利用设在欧洲的分行吸收美元存款和发放贷款，致使伦敦银行体系中离岸美元存款和贷款业务迅速增长。回到现在，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巨额投资，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需在国际市场融资，另一方面外国政府及企业与中国合作时亦有融资的需要。这些将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创造庞大的融资需求空间，通过开发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股票，以及金融衍生品等避险和投资工具，使亚洲国家通过香港进行人民币投资，并充分利用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池，为香港的金融市场带来活力，巩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创新及科技产业的发展策略创新及科技是世界未来发展趋势，香港若不及时行动，则会落后于人。香港一直不乏科研人才，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于如何进一步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就此，《施政报告》中提到预留20亿元成立“创科创投基金”，以配对形式与私人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其实，特区政府过往已有以“创新及科技基金”支持创科初创企业，但公共财政以审慎理财为重要原则，在审批时着重规避风险，须经过谨慎的审查和批准程序，致使限制条件较多。然而，“高风险”正好是创科产业的天性，与公共财政的“审慎”有所违和，以公共财政原则加以规管，反而使创科发展绑手绑脚。这次新设的“创科创投基金”，就一改以往做法，以配对基金形式，连结市场上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等乐于承担风险的投资基金，由“政府主导”改为“市场激励”，使资金的流向更加符合市场需求，有助推动创新及科技企业的积极发展。产业化的元素除了资金，还有土地。这份报告提出将在深港边界的莲塘／香园围口岸附近物色土地，作为发展科学园及工业邨之用。目前，香港已有位于香港岛西部的“数码港”及位于新界东沙田的“科学园”两个主要产业发展园区。相比之下，未来位于深港边界的新园区，在地缘上贴近深圳的科技产业基地，可见行政长官对未来创科产业发展的战略视野，是要结合及运用深圳及其周边地区目前具世界影响力的科技产业生态系统。就此，香港创科产业将可进一步发挥创科产业链中有关“研发”的高增值环节，与整个大珠三角产业链中的其它环节良性互动，充分把握内地庞大市场的机遇。大屿山发展的空间布局土地不足一直是香港社会及经济发展的瓶颈，房屋、医院、安老院、办公室、零售商铺、旅游景点均是“无地不行”。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提出有系统、有策略地发展大屿山，当中包括短、中、长期的计划︰短期推动机场岛、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的产业发展，促进桥头经济，中期将大屿山北岸发展为一条经济及房屋走廊，长期发展东大屿都会，配合可持续的填海方式，为香港增加长远土地供应。大屿山的发展不只是为香港增加土地供应，更重要是在整体规划方面，纾缓香港目前城市功能布局不平衡的情况。一直以来，香港主要城市功能（如金融、商业）都高度集中在香港岛北部、九龙半岛南部这个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人口密度过高，土地成本居高不下，不利香港城市长远发展；而与中心区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围地带功能单一，经济动力不足。未来大屿山的发展及东大屿都会的建设，可发展成为香港的“都市副中心”，肩负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功能，以平衡城市功能布局，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老年人口的生活环境社会民生方面，有意见认为这份《施政报告》着墨不多。事实是，有关房屋、扶贫等关键的社会政策，行政长官已于早年推出相关政策，如2012重设“扶贫委员会”、制定贫穷线作为扶贫政策工具，2013年推出“长者生活津贴”，2014年公布《长远房屋策略》，2015年推出“低收入在职家庭生活津贴”，这些政策均进入落实阶段，今年的施政报告自然只以数句带过。无可否认，人口老化是香港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这问题甚为复杂。是否派3,000元（全民退休保障）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这份施政报告提到退休保障制度正在进行咨询，希望社会能够凝聚共识。然而长者的现实需要却不只这3,000元，施政报告提出要将香港建设为“长者友善环境”，则是一套为对应人口老化社会而提出的全方位策略。这套策略包含了各类优化安老服务的措施，包括增加安老服务名额、推动长者小区照顾服务、优化公共行人通道、公共设施加入更多方便长者的设计、资助开发提供长者服务信息的“长青网”。过去政府沿袭殖民时代的“积极不干预”方针，忽略政府在推动香港长远发展方面的角色。现届政府则由“积极不干预”转为“适度有为”，这项方针的转变正好体现在《施政报告》之中。诚然，政府方针转变了，但市民的心态可能未及适应，尚聚焦于《施政报告》有否提出具体的民生政策措施。事实上，如行政长官早年所言，一些急于响应民生要求的政策措施是“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并不会等到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才公布。事实上，本文所阐析的几方面战略视野，亦是响应香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生活环境等深层次问题。为香港长远利益着想，《施政报告》是否应留下更多篇幅予以阐述行政长官及其管治团队的战略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