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围绕中国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不断，其中南海岛屿仲裁案最为典型。有关国家动员了国际制度来扩大影响，力图占据国际舆论和“道义”制高点。这些热点问题的产生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推动国际格局尤其是亚太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实属预料之中，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生、何时发生、产生何种影响考验着中国决策者的洞察力、研判力和回应力。尽管在应对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不能因噎废食，畏手畏脚，更应该坚持“边干边学”，在总结中前进，在前进中总结。这样才能更快地使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战略能力更好地匹配起来，真正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良性互动。
国际问题“国内化”进一步深化
在互联网时代，国际问题“国内化”出现新条件和新形式，限制了国家决策和行动的自主性，也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创造了新的机遇。
参与者的增加，提高了国家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任何国际事件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发生的，参与者既有国家政府，也有各类社会主体。这不仅增加了事件解决的复杂性，也分割了国家自主行动的空间，造成了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即使是实力相对弱的国家也会动员国际舆论，利用国际制度，在国际冲突中占据某种优势，对实力更强的国家进行反制。
国际问题成为国内民众参与的新平台。借助互联网，国内公众在国际事件中，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结果的承受者，变成了主动的全过程参与者。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跟踪事件进展，挖掘事件发生缘由，丰富了相关国际知识；通过多种方式发表议论，形成社会讨论热点，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甚至将国际问题与国内相关问题、地方社会矛盾联系在一起，推动国内问题的复杂化，并增大了产生意料之外社会政治后果的可能性。
尽管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众之间意见的分化增加了国家引导社会舆论的难度，但是维护国家利益依然是社会舆论的主流。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重外来侵略屈辱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记忆往往会设置社会舆论分化的底线，使多元化的社会在国际问题上较快形成共识。当然，这种不需要动员的爱国意识也存在着蜕变为民粹主义的危险。
软实力不会与硬实力同步提升
在南海岛屿仲裁案上，许多评论将焦点集中在中国缺乏对外话语权上，将建构对外话语体系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首要任务。这种认识固然有合理性，但是各方没有看到任何国际问题的解决都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国家综合实力才是最根本的因素。进一步说，这种认识也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中国国家硬实力极大提升了，软实力也应该相应提升。这种理所当然的判断，很容易诱发急躁心理，忙于批评对外宣传不及时、不得力，抱怨其它国家不能理解我方诚意，而不从更大的背景来查找原因。这实际上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唯心主义”。
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是后者不会随之同步提升。在一些情况下，实力相对弱的国家往往可能有更强的软实力。这就是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比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将美国称为“纸老虎”，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获得广大第三世界支持以及西方国家许多民众的认可，拥有富有号召力的话语权。那段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其中最珍贵的是对国际力量对比及其关系的正确判断，以及自己倡导的价值理念所具有的国际正义性。
硬实力的快速提升往往会给软实力提出挑战，因为观念的变化滞后于物质变化。新兴国家动摇了守成国家的地位，后者会以软实力来证明现状的合理性，捍卫自己的正统地位。新兴国家既需要通过软实力说服更多的国际社会成员信任自己，也需要以自己倡导的价值和采取的行动来显示国际格局新变化具有合理性、正当性。新兴国家运用软实力的能力往往不足，容易在许多场合造成“言行不一”的假象。
从这个角度理解，对外话语体系并不神秘，是一个国家解释自己国际行为合理性、说服国际社会成员同意或认同的一套价值理念、概念判断和论证逻辑。每个国家都会有本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但是这种话语体系并不能直接转变为有影响力的对外话语权。提升对外话语权，固然需要从受众角度改进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效果，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乐于接受，同时还需要从其它三个方面着力。一是要提升本国推崇的价值理念的“世界性”。中国人民恪守的价值理念，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二是要使本国的制度运行彰显出这些价值理念的力量，而不是相互“两层皮”，甚至相互矛盾。三是要在各个层面的国际交往中积极践行这些理念，形成对外有层次有配合的“合唱”。
善于区分国际问题的优先性
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导致国际问题爆炸性出现。国际联系的拓展深化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使得中国更深地卷入各类国际问题之中，经常被动地成为问题的焦点，承受过多的国际要求和国内期待。尽管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应对如此繁复国际问题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应该认真权衡，区别优先顺序，分类解决。
在优先排序中，问题的传播性、与国内问题的联动性以及涉及国际主体的多样性是三个值得重视的标准。
问题的传播性越强，对于国家形象的影响会越大，越应该给与更多的关注。当下，西方媒体主导着国际传播，形成不利于中国的传播定式。这就需要决策者冷静清醒地对待西方媒体的“热炒”和歪曲评论，不要为其左右，同时也要了解西方传播规律，拓展传播渠道，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对策。
任何国际问题都会诱发国内反应，并与国内问题形成联动。联动性越强，越应该优先考虑。过去，国内社会对外交往的渠道有限，政府可以有效调控国际问题的国内影响。国内社会的态度也可以用“开放－保守”的二分法衡量。现在，国内社会对外交往的渠道大大扩展了，超出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严重。国际问题很容易与国内问题找到互动点，一些国际力量也能在国内某些群体中找到依托，从而使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联动具体化、物质化，增加了政府应对的难度。
国际问题多涉及多个主体，很难一下子把握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仔细谋划，从长计议。我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在处理涉及多边关系的国际问题时，除了积极运用双边外交，找到薄弱环节，“各个击破”外，更要注重建立具有道义优势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减少反对者，切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或者“腹背受敌”。
提升对外战略行动的统筹性
尽管中国的对外关系主体日趋多样化，对外交往渠道向多层次发展，但是对外战略始终要服从于国家利益，必须时刻重视统筹性。多样化是中国对外战略实施的新背景，今后做到统筹比实现统一更具有挑战，因为统筹不是“步调一致”、“众口一词”，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各自发挥优势，形成整体合力。
首先，统筹是思想认识上的。尽管对外战略归根到底要服务于国内建设，但就具体的对外行动而言，对外效果是首要的，不能用国内标准来衡量对外行动，也不能将对外传播与对内宣传混淆起来，人为干扰对外行动的相对独立性。
其次，要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统筹。社会的多样化，增加了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难度。国家作为对外关系的主导者，应该主动适应新变化，通过提高对外事务的开放度，增加社会参与渠道，推动专业化智库建设等方式，切实发挥主导作用，既要保护社会关心国际问题的热情，也要保持国家决策和行动的理性。
第三，要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更多的部门参与到对外事务之中。它们虽然熟悉国内情况，但是缺乏对外经验，并且与传统的对外部门存在着隔阂。加强部门统筹除了要继续发挥好中央有关领导小组的统领作用外，还要提高各部门的对外战略意识，增强专业化能力。
第四，也要重视军政之间的统筹。军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后工具。军队不能独立于国家对外战略之外，应该服从对外战略的需要。尤其要减少对争议性问题的各种“发声”，避免将外交协商谈判直接引向强硬对抗。这虽然显示了国家实力，但并没有增强国家的对外话语权和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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