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October 2016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 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 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 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 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 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 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 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 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 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 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 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 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 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 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6-10-14 国际问题多涉及多个主体，很难一下子把握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仔细谋划，从长计议。我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在处理涉及多边关系的国际问题时，除了积极运用双边外交，找到薄弱环节，“各个击破”外，更要注重建立具有道义优势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减少反对者，切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或者“腹背受敌”。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中国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不断，其中南海岛屿仲裁案最为典型。有关国家动员了国际制度来扩大影响，力图占据国际舆论和“道义”制高点。这些热点问题的产生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推动国际格局尤其是亚太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实属预料之中，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生、何时发生、产生何种影响考验着中国决策者的洞察力、研判力和回应力。尽管在应对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不能因噎废食，畏手畏脚，更应该坚持“边干边学”，在总结中前进，在前进中总结。这样才能更快地使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战略能力更好地匹配起来，真正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良性互动。国际问题“国内化”进一步深化在互联网时代，国际问题“国内化”出现新条件和新形式，限制了国家决策和行动的自主性，也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创造了新的机遇。参与者的增加，提高了国家决策环境的复杂性。任何国际事件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发生的，参与者既有国家政府，也有各类社会主体。这不仅增加了事件解决的复杂性，也分割了国家自主行动的空间，造成了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即使是实力相对弱的国家也会动员国际舆论，利用国际制度，在国际冲突中占据某种优势，对实力更强的国家进行反制。国际问题成为国内民众参与的新平台。借助互联网，国内公众在国际事件中，从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结果的承受者，变成了主动的全过程参与者。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跟踪事件进展，挖掘事件发生缘由，丰富了相关国际知识；通过多种方式发表议论，形成社会讨论热点，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甚至将国际问题与国内相关问题、地方社会矛盾联系在一起，推动国内问题的复杂化，并增大了产生意料之外社会政治后果的可能性。尽管民众的广泛参与、民众之间意见的分化增加了国家引导社会舆论的难度，但是维护国家利益依然是社会舆论的主流。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重外来侵略屈辱历史的国家来说，历史记忆往往会设置社会舆论分化的底线，使多元化的社会在国际问题上较快形成共识。当然，这种不需要动员的爱国意识也存在着蜕变为民粹主义的危险。软实力不会与硬实力同步提升在南海岛屿仲裁案上，许多评论将焦点集中在中国缺乏对外话语权上，将建构对外话语体系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首要任务。这种认识固然有合理性，但是各方没有看到任何国际问题的解决都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国家综合实力才是最根本的因素。进一步说，这种认识也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中国国家硬实力极大提升了，软实力也应该相应提升。这种理所当然的判断，很容易诱发急躁心理，忙于批评对外宣传不及时、不得力，抱怨其它国家不能理解我方诚意，而不从更大的背景来查找原因。这实际上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唯心主义”。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是后者不会随之同步提升。在一些情况下，实力相对弱的国家往往可能有更强的软实力。这就是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比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将美国称为“纸老虎”，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获得广大第三世界支持以及西方国家许多民众的认可，拥有富有号召力的话语权。那段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其中最珍贵的是对国际力量对比及其关系的正确判断，以及自己倡导的价值理念所具有的国际正义性。硬实力的快速提升往往会给软实力提出挑战，因为观念的变化滞后于物质变化。新兴国家动摇了守成国家的地位，后者会以软实力来证明现状的合理性，捍卫自己的正统地位。新兴国家既需要通过软实力说服更多的国际社会成员信任自己，也需要以自己倡导的价值和采取的行动来显示国际格局新变化具有合理性、正当性。新兴国家运用软实力的能力往往不足，容易在许多场合造成“言行不一”的假象。从这个角度理解，对外话语体系并不神秘，是一个国家解释自己国际行为合理性、说服国际社会成员同意或认同的一套价值理念、概念判断和论证逻辑。每个国家都会有本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但是这种话语体系并不能直接转变为有影响力的对外话语权。提升对外话语权，固然需要从受众角度改进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效果，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乐于接受，同时还需要从其它三个方面着力。一是要提升本国推崇的价值理念的“世界性”。中国人民恪守的价值理念，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二是要使本国的制度运行彰显出这些价值理念的力量，而不是相互“两层皮”，甚至相互矛盾。三是要在各个层面的国际交往中积极践行这些理念，形成对外有层次有配合的“合唱”。善于区分国际问题的优先性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导致国际问题爆炸性出现。国际联系的拓展深化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使得中国更深地卷入各类国际问题之中，经常被动地成为问题的焦点，承受过多的国际要求和国内期待。尽管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应对如此繁复国际问题所能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应该认真权衡，区别优先顺序，分类解决。在优先排序中，问题的传播性、与国内问题的联动性以及涉及国际主体的多样性是三个值得重视的标准。问题的传播性越强，对于国家形象的影响会越大，越应该给与更多的关注。当下，西方媒体主导着国际传播，形成不利于中国的传播定式。这就需要决策者冷静清醒地对待西方媒体的“热炒”和歪曲评论，不要为其左右，同时也要了解西方传播规律，拓展传播渠道，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对策。任何国际问题都会诱发国内反应，并与国内问题形成联动。联动性越强，越应该优先考虑。过去，国内社会对外交往的渠道有限，政府可以有效调控国际问题的国内影响。国内社会的态度也可以用“开放－保守”的二分法衡量。现在，国内社会对外交往的渠道大大扩展了，超出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严重。国际问题很容易与国内问题找到互动点，一些国际力量也能在国内某些群体中找到依托，从而使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联动具体化、物质化，增加了政府应对的难度。国际问题多涉及多个主体，很难一下子把握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仔细谋划，从长计议。我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在处理涉及多边关系的国际问题时，除了积极运用双边外交，找到薄弱环节，“各个击破”外，更要注重建立具有道义优势的国际统一战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减少反对者，切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或者“腹背受敌”。提升对外战略行动的统筹性尽管中国的对外关系主体日趋多样化，对外交往渠道向多层次发展，但是对外战略始终要服从于国家利益，必须时刻重视统筹性。多样化是中国对外战略实施的新背景，今后做到统筹比实现统一更具有挑战，因为统筹不是“步调一致”、“众口一词”，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各自发挥优势，形成整体合力。首先，统筹是思想认识上的。尽管对外战略归根到底要服务于国内建设，但就具体的对外行动而言，对外效果是首要的，不能用国内标准来衡量对外行动，也不能将对外传播与对内宣传混淆起来，人为干扰对外行动的相对独立性。其次，要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统筹。社会的多样化，增加了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难度。国家作为对外关系的主导者，应该主动适应新变化，通过提高对外事务的开放度，增加社会参与渠道，推动专业化智库建设等方式，切实发挥主导作用，既要保护社会关心国际问题的热情，也要保持国家决策和行动的理性。第三，要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更多的部门参与到对外事务之中。它们虽然熟悉国内情况，但是缺乏对外经验，并且与传统的对外部门存在着隔阂。加强部门统筹除了要继续发挥好中央有关领导小组的统领作用外，还要提高各部门的对外战略意识，增强专业化能力。第四，也要重视军政之间的统筹。军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后工具。军队不能独立于国家对外战略之外，应该服从对外战略的需要。尤其要减少对争议性问题的各种“发声”，避免将外交协商谈判直接引向强硬对抗。这虽然显示了国家实力，但并没有增强国家的对外话语权和软实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6-10-07 相较于马英九政府对太平岛主权主张的强硬立场，蔡英文的算盘是在南海问题上持模糊态度，配合美日对大陆的围堵政策，以此换取美日的支持，这可能成为今后几年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蔡英文的南海和东海政策走向，应当受到继续关注。 一场由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制造、美国背后导演、日本从旁鼓动的南海仲裁闹剧，终于在2016年7月12日揭晓。一个对南海岛礁主权完全不具有管辖权、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庭”，将南海诸岛全部裁决为不具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礁”，包括由台湾部队所掌控、常年拥有淡水与新鲜蔬菜的太平岛也被裁决为“礁”，致使两岸舆论一片哗然，同仇敌忾。由于民进党和5月20日上台之后的蔡英文政府，完全奉行一面倒的“联美日、反大陆”政策，此次南海仲裁结果无异于“打脸”民进党，证明台湾只是美日强权为了围堵中国大陆而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面对台湾社会的群情激愤，蔡英文当局必然需要作出表态。蔡英文先是在第一时间登上执行南海巡弋勤务的康定级巡防舰，对舰上官兵发表讲话，并在7月19日举行所谓“国安高层会议”，提出应对南海仲裁案的四项原则与五项做法，随后蓝绿两党共八位立委也组织考察团于20日搭机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尽管由于此次南海仲裁案将太平岛裁决为“礁”，逼使蔡英文当局不得不有所表态，但是细究其公开主张的政策内容及后续行动，不仅没有强烈捍卫主权，也没有提到“U形线”或“十一段线”，甚至还提出将使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和“运补基地”，留下引人遐想存疑的空间。此外，蔡英文在东海问题上，除了口头主张拥有钓鱼台群岛的主权之外，在“冲之鸟礁”是“礁”而非“岛”的问题上并无表态，还推迟了原定于7月底举行的“台日渔业会谈”，甚至在琉球问题上出现可能将承认日本对琉球主权的迹象。蔡英文在南海政策上的实质意图蔡英文在7月19日的“国安高层会议”上，对南海问题制定的四项原则如下：第一、南海争端应依据国际法与海洋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第二、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相关国家和地区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第四、中华民国主张应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处理南海争端，且愿在平等协商之基础上，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促进南海区域之和平与稳定，并共同保护及开发南海资源。此外，该会议还决定了应对南海问题的五项做法：第一、捍卫渔权，强化护渔能量，确保渔民作业安全；第二、多边协商，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加强对话沟通，协商寻求合作共识；第三、科学合作，开放科研名额，由相关部会邀请国际学者至太平岛进行跨国性的生态、地质、地震、气象、气候变迁等相关科学研究；第四、人道救援，请外交部与相关国际组织NGO合作，使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及运补基地；第五、鼓励海洋法研究人才，以强化台湾因应国际法律议题时的能量。从上述具体表态的四项原则与五项做法中，可以归纳出蔡英文在南海政策上的以下五个特点：其一、只谈渔权，不谈主权，并且避谈“U型线”与“十一段线”。其二、强调国际法与海洋法，不谈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其三、强调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呼应美日对中国大陆施压的论调。其四、强调多边机制和多边协商，欲以此和南海域内外国家开展所谓的“积极和平外交”。其五、假借科学合作、人道救援和运补基地之名，邀请所谓“国际学者”与“国际组织NGO”进入太平岛。根据上述五个特点，可以再进一步推导出蔡英文在南海政策上的实质意图。首先，以模糊表态平衡内外压力。一方面，蔡英文政权的维持需要得到美日两国的支持，因此蔡英文不会在公开正式的政策声明中开罪美日；另一方面，面对台湾内部普遍认为在南海仲裁问题上被美日出卖的激愤情绪，蔡英文又必须做出有关表态。因此，蔡英文选择以一贯的模糊方式，在内外压力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其次，以类似论调向美日输诚。蔡英文不仅在决策声明中小心翼翼，生怕得罪美日两国，甚至还呼应美日关于国际法与海洋法、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的论调，进一步向美日输诚，表态将继续站队在美日一边，并间接保证将不会借南海仲裁案风波，挟台湾民意为筹码来向美日要价。再次，无意借南海问题与中国大陆缓和关系。从蔡英文没有提到“U型线”与“十一段线”来呼应大陆对“九段线”的主张，再加上有关航行自由等与美日类似的论调语言，可以表明蔡英文无意将南海仲裁结果作为与中国大陆缓和与修复关系的契机，同时也表示在蔡英文任内两岸官方绝无联手共护南海祖产的可能。第四，意图让美军和美国情报人员乔装入岛。在此南海主权受到侵蚀之际，蔡英文却提出在太平岛开展国际科学合作、人道救援中心、运补基地等措施，不仅与守护主权无关痛痒，而且还“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质意图是开放太平岛，让美军和美国情报人员假借“国际学者”与“国际NGO”的名义登岛，甚至不排除为美日舰队提供运补服务的可能性。相较于台湾渔民自发前往太平岛维护主权却因违反程序而将被开罚，太平岛的进出规定竟然明文包括“外国籍人士实际从事参与国防安全事务人员”，再加上此次蔡英文正式提出将开放“国际学者”与“国际NGO”进入太平岛，可以合理推断这将为美军和美国情报人员乔装入岛打开大门。倘若此项意图得以成真并遭曝光，必然将引起中国大陆和美日之间严重的外交冲突。当年北京与华盛顿就关系正常化达成的三项原则是美台“断交、废约、撤军”，美军乔装进入太平岛必然将冲击到中美关系的基石。第五，配合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新岛链战略。美国在推动针对中国大陆的“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逐步谋求将第一岛链向前推进到新岛链，该岛链由北至南包括韩国、钓鱼台、台湾、菲律宾和越南，并从今年年初开始在黄海的朝核问题、东海的钓鱼台问题、台海的两岸问题、南海的岛礁仲裁同步发难，形成“四海共振”与“四海围堵”战略进逼态势。综合以上四点分析判断，可以将蔡英文在南海政策的表态和意图，总结为进一步配合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新岛链战略。蔡英文在东海政策上的意图台日在东海区域有关的议题，主要包括钓鱼台群岛的主权归属、冲之鸟礁、台湾渔权、台日渔业会谈以及琉球主权问题。首先，在钓鱼台问题上，蔡英文虽然在今年胜选当晚便表态称“钓鱼台主权属于台湾”，并且在李登辉公开主张钓鱼台属于日本时，及时再次表态称“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然而，相较于马英九曾经派军舰护航台湾民间的保钓船队，蔡英文在维护钓鱼台主权上缺乏有力的实际行动，在上台执政后也几乎对钓鱼台问题禁声失语，其意图就是为了不影响台日的友好关系，并继续取得日本的支持。其次，在今年4月25日台湾“东圣吉16号”渔船在距离冲之鸟礁约150海里处遭日本连船带人扣押之后，蔡英文仅表达将“全力捍卫”，而5月20日民进党上台后发言人童振源则表示，在联合国大陆礁层界线委员会的认定结果宣布前，对于冲之鸟是“岛”还是“礁”不持特定立场。蔡英文当局始终不在冲之鸟礁问题上指责日本，已清楚说明其意图是不惜牺牲台湾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要取得日本对其政权的支持。其三，原定于今年7月28日举行的“台日渔业会谈”，不仅在会谈举行前便取消台湾渔民代表的出席权利，而且还被民进党以“准备不及”为由临时取消，其意图明显是为了配合7月31日苏嘉全率队访日，避免因冲之鸟礁争端、东圣吉事件和台湾渔权问题破坏苏嘉全访日期间的友好氛围。最后，十分关键但长期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不排除蔡英文为了进一步从日本方面取得更多支持，在其任内正式承认琉球群岛主权归属日本的可能性。琉球曾经维持数百年独立王国的地位，于1879年被日本强行并吞殖民，二战后琉球至今仍处于托管地位，因此毫无疑问的是，不论日本还是美国都不拥有琉球的主权。在过去数十年间，台湾是全世界唯一没有承认琉球归属日本的一方，对外正式文件只称“琉球”而不称“冲绳”。然而，陈水扁在2006年将原来的“中琉文化经济协会驻琉球办事处”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办事处驻琉球办事处”，此后又于2007年进一步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办事处那霸分处”，形同对日本的琉球主权立场予以“事实承认”。今年6月26日在冲绳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台湾人日本兵纪念碑”的揭牌仪式，此碑又名“冲绳台湾之塔”，是为纪念在二战琉球战役中丧生的台籍日本兵而设，蔡英文还特地在此碑落款“总统蔡英文”。从此迹象来看，未来完全不能排除蔡英文为了进一步取得日本更多的支持，而直接正式以“法理承认”来支持日本对琉球的主权立场。若果真如此，未来恐将使琉球复国几乎再无可能，而两岸未来都将难以过问琉球地位问题，从而使日本和美军基地对琉球的占领永久化，进而冲击中美日未来在第一岛链上的战略博弈。相较于马英九政府对太平岛主权主张的强硬立场，蔡英文的算盘是在南海问题上持模糊态度，配合美日对大陆的围堵政策，以此换取美日的支持，这可能成为今后几年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蔡英文的南海和东海政策走向，应当受到两岸各界继续关注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