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May 2016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6-05-20 民进党新政府上台后，两岸关系可能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功能与机制的探索，其实符合民进党维持现状的主张，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构筑民进党与中共的互动甚至互信。我们期望民进党接受大陆方面的橄榄枝，携手中共打造跨两岸机制平台。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两岸政治关系“合情合理安排”，而去年11月的“习马会”就落实了这一精神，表现了两岸的政治智慧和创新气魄。民进党将于今年5月20日重新上台执政，大陆向台湾释出善意，愿意在“九二共识”前提下，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做出合情合理安排。这显然是马英九时代两岸和平交流与合作的延续。所谓两岸政治关系的“合情合理安排”，其内涵可以分别从三方面来解析。首先，“合情”即指两岸双方皆能接受，也就是寻找双方立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同时也要求彼此对自身原有主张的妥协。其次，“合理”即符合法理和原则，一方面符合两岸现行的宪政法理与法律框架，符合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法理事实和原则，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巩固、增进两岸政治互信。最后，“安排”即指在两岸尚未统一前、针对两岸政治关系发展不同阶段对具体议题和事务的各种机制化和制度化处理，这种“安排”既非两岸和平统一的终极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特性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特性可以从争议、时序、谈判与功能四个角度来分别解析。首先，从两岸双方的争议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具有敏感性和复杂性。敏感性是指有关两岸政治定位、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各项议题，在两岸之间及台湾内部社会仍然存在重大分歧，特别在“两岸主权定位”与“中华民国地位”问题上，无不牵动着两岸各方的政治敏感神经。复杂性是指由于岛内政局的变化不定、两岸及岛内民意认知的落差以及国际势力的干扰，使得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系统性的政治工程。其次，从两岸关系发展的时序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具有过渡性和阶段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将存在局限性。过渡性是指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并非两岸和平统一的终极政治安排与模式。阶段性则是指两岸和平发展时期将会随着两岸政治关系发展的具体情况而形成不同的进程阶段。此外，正因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过渡性和阶段性，使其必然将存在局限性，亦即两岸政治关系安排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万灵丹和解毒妙药，并非两岸政治关系安排达成后两岸关系发展便能高枕无忧。再次，从两岸政治谈判的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既具有共识性也有妥协性，同时也需符合对等性。两岸政治关系安排是通过两岸政治谈判与协商而产生，从谈判结果而言其必定会体现两岸双方的共识，但也一定会展现出谈判过程中双方各自的妥协。同时，考虑到台湾方面的接受程度以及照顾台湾人民的尊严，两岸政治关系安排也需要体现对等互惠的特性。最后，从深化两岸和平发展并为两岸和平统一做准备的功能角度来看，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则具有机制性、规范性和可塑性。机制性与规范性是指通过机制化或制度化方式，运用文本协议与法律规范确立某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具体安排，发挥其既能巩固政治互信亦能增进政治互信的功能。可塑性是指每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应该保留其生长的水平空间与垂直空间，既为同一个阶段的其它政治安排提供延伸与外溢的机会，也为新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预留升级与转型的可能。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原则合情合理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应同时牢牢把握法理原则、方法原则与情感原则等三组原则。第一，就法理原则而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必须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坚持“一个中国框架”，不能“分裂整个中国”，不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情况。任何违反上述法理原则的方案不可能成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谈判结果，因此在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均需共同维护上述法理原则。两岸双方均不应要求对方承认自身的政治符号，而应以“一中同表”的方式来表述“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至于对“中国”内涵的解释则应秉弃过去“各自表述”的方式，而是由两岸当局经由政治谈判共同表述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中国”。第二，就方法原则而论，建议两岸政治关系安排的谈判可以采取“议题化”、“阶段化”、“共识化”三者综合运用的方法，既求同存异也化异求同，并保持灵活、开放、包容和务实的态度。议题化是指将两岸双方具有重大分歧的政治问题设定为谈判议题而非谈判前提，并将议题予以分割，将敏感的政治议题转化为法律性和技术性的问题从而降低其敏感度，并通过积累共识而逐步解决。阶段化与共识化的方法在过去两岸谈判过程中已行之有效，但某些政治人物对两岸政治谈判始终预设一些无助于开展谈判的前提，人为制造障碍。两岸双方有必要发挥先谈起来的精神。第三，就情感原则而论，两岸政治关系安排应兼顾两岸人民各自的情感认同，既体现两岸人民同为中华民族生命共同体的认同，也照顾到台湾人民因历史因素对其特有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认同。正所谓“以大事小者仁，以小事大者智”，若轻视了海峡两岸整体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大陆人民殷切期盼振兴中华的旺盛意志，是为不智；同理，若忽视了台湾人民的特殊情感、认同与尊严，包括自甲午战争马关割台后50年日本殖民统治以降、历经国民政府迁台后的戒严高压统治、上世纪70年代退出联合国、以及至今台湾未能完全享有和大陆同胞同为中国人的国际尊严与国际活动空间等众多交杂的“悲情”心理，则可谓不仁。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两岸关系发展至今，既有的经贸机制与“两会机制”固然有其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但其功能仅止于处里事务性协商，并无法解决两岸政治问题，而且在两岸事务合作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上，也无法跟上两岸社会的迫切需求。因此，两岸和平发展与两岸政治互信的继续深化有必要增添新的动力机制。两岸可以融合双方公权力与社会力，建立“跨两岸机制平台”，实行两岸共同治理模式，共同组建“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作为新一个阶段的两岸政治关系安排“3.0模式”，它不仅能加大两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也为两岸最高领导人的定期会晤问题予以解套，并为两岸政治关系未来各项具体安排的延伸、外溢、升级与转型搭建平台与培育土壤。“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可以采取双主席制，由两岸最高领导人共同担任主席，并由两岸共同推荐公部门代表与私部门社会贤达担任委员。该委员会可以再下设多个分支委员会，并由两岸公部门中相关业务主管负责人共同担任分支委员会的双主任委员，同时再推荐两岸公部门及私部门在该业务领域有造诣的人士担任委员。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及下设各分支委员会应定期举行会议，也可以视业务或实际情况需要增开会议，会议地点应在两岸四地其中任一地方而非外国领土，会议场合必须是非国际性场合的跨两岸场合。两岸双方可以在此机制平台上，逐步解决重大政治难点如两岸政治关系定位问题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等问题，两岸和平协议、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也可以在此机制平台上展开研拟，两岸行政、立法与军事等公权力部门的负责人也可以在此机制平台上展开常态性的对话与业务合作。以上述方式开展的跨两岸机制平台，遵守了一个中国框架原则与两岸对等互惠原则，既不分裂整个中国的国家主权，又淡化了两岸对主权、治权和各自政治符号的重大分歧，并充分照顾到台湾人民的尊严与感受，因此是一个符合两岸和平发展新阶段所需的两岸政治关系合情合理安排。这种操作方式是在两岸双方尚未解决主权与政治符号争议之前，以“两岸”此一中性概念作为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的具体应用。此外，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不仅可以处理两岸和平发展阶段的议题，也可以在两岸和平统一过渡阶段探讨两岸和平统一的模式。两岸最终可以运用此一平台共同商议设计一个跨两岸宪章，建立一个在两岸既有宪政法律体系之上的跨两岸“一中屋顶”。民进党新政府上台后，两岸关系可能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功能与机制的探索，其实符合民进党维持现状的主张，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构筑民进党与中共的互动甚至互信。我们期望民进党接受大陆方面的橄榄枝，携手中共打造跨两岸机制平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翟云霆 2016-05-16 香港立法会选举及新一届特首换届的日子临近；加上2014年“占中”以来，香港政党分裂重整，激进本土与港独主张纷纷兴起，显示出香港在诸多领域，都正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不难理解香港各界对张德江委员长的视察行程的高度关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于明日抵港，开启三天的视察行程。张德江将于18日出席特区政府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并分别与行政会议成员以及立法会各党派代表见面。香港立法会选举将于9月举行；新一届特首换届将在2017年3月进行；加上2014年“占中”以来，香港政党的分裂重整，激进本土与港独主张的兴起，以及经济发展中的压力，无一不显示出香港在政治、经济及社会诸多领域，都正面临自回归以来的巨大挑战。也正因此，香港各界对张德江委员长的视察行程高度关注。作为此行的核心安排，张德江将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说，香港各界普遍期待，中央如能就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将对本港处于下行期的经济态势有所提振。“一带一路”是十八大以来国家所提出的最重要战略之一，其意义不仅是一般解读中所提到的产业、商贸上的“走出去”，同时还带有“更全面开放”的深刻内涵。与80年代以降在自家门口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形式的“开放”不同，此次开放，是逐渐成长壮大的国企、民企走出国门，直接进入海外市场，在当地政治条件、经济环境、法律要求和文化习俗的背景下，与该国及当地其它外资进行竞争。这对中国企业及其员工，乃至中国政府驻外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技能等，都有更高的要求。“开放”精神一直是香港持续发展、达致繁荣的基石。对于早已熟悉海外市场和国际化竞争的港企、港人来说，“更全面开放”思路下“一带一路”所可能带来的机遇不容忽视。不过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香港的开放传统正遭到部分激进政治团体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些反建制或宣扬独立的团体排斥“国家认同”，并漠视与内地有关的发展机会。根据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的民调数据，在1998至2009年间，“香港人和中国人认同大致朝相反方向、相对平稳地发展，香港人认同的比例辗转下降，中国人认同则缓慢攀升”。然而自2010年以来，“香港人和中国人认同的发展方向同时逆转，香港人认同的比例急升，中国人认同则骤降，两者差距大幅扩大。此逆转趋势在近两三年显得尤其强劲”。在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2010年以来读者一再可以从媒体头条上读到的陆港民争故事：内地双非孕妇在港产子、香港北区学位紧缺、奶粉缺货与水客禁令、楼市“双辣招”……这些对本地居民切身利益产生直接影响的纷争，最终导致新兴政治团体的出现，在“占中”所引发的政治格局大变化背景下，主张激进本土乃至港独的组织纷纷出现，以警惕乃至仇视陆港交流为基本诉求。随着有关团体的激进言论、行动一次次被大篇幅报道，部分未能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港人心中，正慢慢筑起一堵有违香港开放传统之“墙”。然而，“开放”是自开埠以来香港便已拥有的深厚传统。晚清和殖民地时期，无论内地是处于战乱、意识形态挂帅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无论内地执政政府的性质如何，兼具移民城市性质的香港，皆能以开放姿态接纳海外或内地企业、民众。曾几何时，香港与深圳间的边界几近“不设防”；而在1978年内地实施改革政策后，数以百万计港商更是把握机会迅速北上，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充分享受内地开放利好的实干家。无论是它国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都已有力说明，封闭性思维是极其危险的。当内地乃至亚太区域内竞争对手正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投入、更坚定的信心，期望融入全球开放性环境争取发展机会时，激进本土及港独却与此相悖而行，仅用“颠覆传统”去形容“内心筑墙”的政治团体已不足够，长此以往，他们甚至有可能断送香港的未来。竞争环境中的机会把握不易，正如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内地建厂经商的港人，无不要担负相当的风险。也正因此，当如“一带一路”这样庞大的新战略出现时，如何做好分析与评估，如何结合自身能力与条件择时介入，都需要相当细致和专业的考量。不过，无论下一步会如何走，港人首先要做的，是应借探讨如何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重思并重申对开放传统的秉承，而非“画地为牢”、“自我筑墙”。唯有如此，才不负百多年来历代本埠精英所开拓的辉煌事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6-05-04 国民党的施政多年来偏重企业和财团，忽略农民权益，在经贸谈判中老是拿农业当交换筹码，让农民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才会让中南部农村成为民进党的大票仓。马政府施政虽然在两岸交流、观光旅游、贸易上有所进展，但是所创造出的两岸红利却被批评为少数财团、官二代、买办等垄断，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并未享受到好处，反而导致过度倾陆的质疑。 2016年台湾大选中，民进党以摧枯拉朽之势袭卷选票，赢得总统及国会过半席次，获得全面执政地位，国民党则遭遇史上最惨烈的败选，显见人民对于现状有多么愤怒，也再度验证了民心的向背。国民党败在自己手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国民党大败，除了马英九及其执政团队8年执政不得民心外，国民党在选举过程中犯下一连串错误，也是重要原因，包括朱立伦迟迟不表态、中途换柱风波、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的军宅风波、不分区立委名单不符社会期望、党产为人所诟病、无法掌握民意方向、周子瑜事件的应对失策等等，完全是败在自己手里，怪不得别人。国民党未来是否能浴火重生，问题不在于民进党的作为，端看国民党能否痛定思痛，重新找回与人民的连结，蓄积能让民众感动的能量。国民党一向自认为经济、两岸事务是其强项，但是在马英九8年主政下，岛内经济衰退、失业率升高、贫富差距扩大、财政恶化、物价高涨、薪资偏低，许多经济政策因为官员的一意孤行和不懂与外界沟通，最终一事无成，例如自由经济示范区设置议而不决，而将农业加值纳入确有不妥，引来强烈批评，理应暂时搁置，先推动其它没有争议部分而不是僵在那里不动让后来者居上（如大陆的上海自贸试验区早在2013年9月即挂牌运作），却把过错推给在野党，这让民众看不下去；同样在货贸谈判中有关大陆830项农产品解禁争议，早应该采用有原则地部分开放而非全面解禁来化解争端，却又宣称在马总统任内绝不开放大陆830项农产品进口，导致自绑手脚自废武功，让两岸货贸谈判空转无法达成。国民党的施政多年来偏重企业和财团，忽略农民权益，在经贸谈判中老是拿农业当交换筹码，让农民有朝不保夕之感，这才会让中南部农村成为民进党的大票仓。事实上，农村并非铁板一块，大陆在经过多种尝试后，选择透过与农户直接契作方式，协助将其农产品以溢价外销至大陆，确实发挥若干效果，农民多给予正面评价，虽然在合作对象、合作方式、采购时机、采购种类数量等方面都还有值得检讨和改进之处。相较之下，马政府施政虽然在两岸交流、观光旅游、贸易上有所进展，但是所创造出的两岸红利却被批评为少数财团、官二代、买办等垄断，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并未享受到好处，反而导致过度倾陆的质疑。对此马总统只会拿出一堆冷冰冰的数据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而民众对此完全无感。选举前夕，弱女子周子瑜被迫道歉的画面透过网络强力放送，挑动台湾人深沉的群体自尊，催出大量反陆选票，让原本告急的国民党选情更是雪上加霜，执政党岂有不败的道理。国民党高层若不能深刻反省，还藉此发动夺权斗争，那么国民党必遭民众唾弃，而且离泡沫化的日子不远矣！ 民进党政府面临挑战此次总统暨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摒弃过去坚持的台湾意识，改以维持现状创造模糊空间，不与大陆对撞；在内政上则充分掌握民众想改变的心态，凡事以民意为依归，最终大获全胜，全面执政。民进党若不能记取国民党完全执政却毫无作为的教训，新的执政团队也向财团靠拢，知法犯法（如为财团强征农地、兴建豪华农舍、农地非农用、土地集体炒作等），那么民意如流水，很快民进党也会再度尝到被民众唾弃的命运。新政府在两岸、经贸、内政、国防、外交等方面的挑战将迎面而来，已经没有太多模糊空间，特别是选前受到关注的两岸农产贸易、开放含瘦肉精美国猪肉、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核心技术外流等争议并不会随选举结束而止息，而这些都涉及此次全面绿化的东部、南部地区农民的生计，将成为民众检验新执政团队能力与诚信的重要指标，也可以作为了解台湾未来棋局变动的参考。一、货贸谈判已经接近尾声，民众相当关心结果的利弊得失，特别是有关大陆830项农产品解禁争议。马政府主张部分开放而非全面解禁，开放原则为台湾本地没有生产而需大量进口者，且开放不影响台湾农民种植还可换取具体利益者，并将以工业品所获利益支持农业发展，此举遭到亲绿学者与农运团体反对。未来新政府的态度究竟是同意马政府做法，还是继续维持禁止进口的现状？还是另有对策？二、实施农（渔）业补贴造成市场扭曲、资源的配置不合理、财政负担、资源枯竭等缺失，久为各界所批评。去年底召开的第十届WTO部长级会议终于决定在2018年前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大陆也在修改现行农业补贴方式并于去年宣布取消渔船用油补贴。台湾现行政策与WTO规范相违背的农（渔）业补贴包括：稻谷保价收购、肥料价差补贴、机材价格补贴、电费补贴、渔船用油补贴等，不仅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也妨碍农业建设、科技研发结构调整。新政府想要顺利加入FTA、RECP和TPP，就必须对过时和不当的农（渔）业政策、经费和农（渔）业补贴进行大幅度改革，而此举势将影响到农民生计，恐引发农村躁动，这对新政府执政能力会是一大考验。三、大陆是全球各经济体都不敢忽视的消费市场，这些年两岸在和平稳定基础上，农产贸易快速成长，大陆不但超越日本跃居台湾农产品出口的首位，也使得台湾对大陆的农产贸易从逆差转为顺差（超过一亿美元），岛内许多农产品也以大陆为主要消费市场。由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市场的高度依赖使得两岸关系一有风吹草动，台湾业者即绷紧神经深怕受到波及。尽管民进党在选前强调会积极拓展农产品国际市场，分散单一（大陆）市场风险，但是以目前岛内生产之农产品质量来看，并非所有农产品都可以符合先进国家的需求，短期内想有显著成效相当困难。四、随着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环境变迁、饮食习性转变、贸易自由化以及农村实际状况（农业高龄化、大量缺工、农业所得偏低等），台湾还需要保留多少农地以及农业用水才能满足未来民生需求以及农地资源有效利用，这应该是新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根本，也是未来订定“农业基本法”的重要内涵，但因涉及多方利益纠葛，始终未有定论。五、关于选前一度沦为两党攻防焦点的含“莱克多巴安”美国猪肉进口议题，蔡英文主席虽然以言之过早、绝对会确保猪农权益的表态，暂时过关，如今民进党执政后对于是否为加入TPP而否开放含“莱克多巴安”美猪及其它国家猪肉已经无可回避，必须诚实面对。岛内养猪为内需型产业，主要属小规模家庭式经营，约七成养猪户仍采用传统养殖方式，猪肉的成本居高不下，难以和大量具低生产成本的美猪竞争，且台湾仍名列口蹄疫疫区，猪肉无法出口。因此，新执政团队想要信守承诺，让猪农能无惧外国猪肉竞争并确保消费者食用安全，将是一大考验。六、蔡英文选前承诺会让农业从弱势转为强势产业，不用怕国外农产品竞争。问题是传统农业（包括渔业）基本上属于3D（辛苦、危险与肮脏）产业，不仅工时长、工作辛苦、收入偏低、经常遭遇到天灾风险，致使愿意投入农业生产行列的年轻人不多，渔业更是需要依靠外籍渔工才能出海捕鱼。目前台湾同时存在农业1.0、2.0、3.0、4.0，所得差距大；固然有年收入高达数百万甚至千万者，但这毕竟只占少数，多数农民收入在全岛各行业年平均所得线之下，多数需依赖政府各项补助过活，如何兑现承诺将考验新政府的执政能力。激情过后必须回归现实，岛内经济、民生、国防、财政等问题重重，新政府接棒后各项挑战才刚刚开始。除了慎选人才，避免在镜子里找人外，如何像GPS般引导人民，而不是让民粹牵着鼻子走，将关系到新政府的施政效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新政府施政能否赢得民心，我们相信答案很快就会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