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稳妥推进供给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方供给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当时西方国家出现滞胀，意味着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理论的暂时失效。它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主张减少税收，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供给的增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降低人们劳动积极性的社会福利支出；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让市场自动调节经济。与西方国家当时滞胀时期相比，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供给端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同之处在于需求端，即经济增长较长时期低于潜在增长的问题，表现为通缩/低通胀。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借鉴滞胀时期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在税收、金融、土地、国有企业、经济管制、价格干预、创新环境、过剩产能、社会保障等方面积极推行改革；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需求端的管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三大抓手

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生产要素从无效率的行业配置到有效率的行业，主要有三大抓手，分别是化解产能过剩、减税和城镇化。具体而言，化解产能过剩是要加快产能过剩行业（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兼并重组，涉及的政策包括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重在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减税是指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具体政策措施包括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简化税制，未来可将目前的17%、13%、11%、6%和3%五档税率简并为两至三档，特别是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精简归并“五险一金”等。

城镇化则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包括推进人口、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保体系改革，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土地改革，主要是对农村土地进行改革，从而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劳动力的流转；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

供给侧改革的影响

1、对短期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大

理论上，供给端改革在短期内压制通胀、提升实际利率，不利于总需求，但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政策要具体分析，其对增长的影响不同。长期看，如果供给端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则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增长。

首先，化解过剩产能就是化解无效的资本存量，不利于短期增长。以2014年钢铁等五大产能过剩行业为例，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3.9%；2015年占比有所下降，截至三季度降到3.3%。假设今后3年每年消减产能的10%，如果考虑淘汰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动态影响，即再加上其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预测每年将降低GDP增速0.6~0.7个百分点。

其次，减税能够提高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率，增加私人投资；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带来更多消费，因此有利于短期增长。鉴于减税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如果将2016年赤字率从2015年占GDP的2.3%提高到3.0%左右，假设赤字的扩大全部用于减税，结合测算的税收乘数为0.56，减税可以带动GDP上升0.4%。

城镇化同时增加总供给和总需求，对短期增长的影响较难测算。一方面，城镇化建设要求进行人口、户籍改革，可以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劳动力供给；城镇化建设还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劳动力的流转。另一方面，城镇化主要将带来交通网络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源供水等资源建设以及通信娱乐类服务设施建设等四个领域的基建投资机会，提高投资需求；土地改革还可以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通过新增城镇人口拉动地产需求和消费，增加总需求。

综合起来看，供给侧改革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对部分行业的增长影响可能较大。中期来看，供给可以促进需求，明确有力的供给端改革有利于中长期的消费和投资增长，提升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制度成本、消减无效率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宏观增长的效率，而且对有效率的行业，甚至成功消减产能的行业，将带来正面影响。

2、对就业的影响不明显

总的来说，供给侧改革对就业的影响不大。一方面，2013年五大产能过剩行业就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的2.8%。如果今后3年每年消减产能的10%，失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的0.28%。再加上政府会为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进行托底，淘汰过剩产能对就业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城镇化会带来大量的基建投资需求，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能有效缓解淘汰过剩产能带来的失业问题。

3、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处于可控范围

供给侧改革或将提高信用风险。由于五大产能过剩行业的负债率高于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这些行业内企业的兼并重组，势必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引发信用事件，提高银行坏账率。保守线性推测，如果每年消减10%的过剩产能将引发同等比例的债务违约，每年将最多产生9,450亿元的坏账。

银行坏账率处于可控范围内。目前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远比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时期（1998~2002年）可控。大部分研究估算的不良贷款率在5~10%之间，即需要清理的不良贷款大约相当于如今GDP的7~14%，远远低于90年代末的规模（当时不良贷款率为20~30%，大致相当于1997年GDP的四分之一左右）。考虑到目前企业整体盈亏状况胜于当年，本轮潜在的不良贷款形成率可能远不及当年。此外，当前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7.5%（对比1997年时的13%），贷存比只有66%（1997年为91%），以及整体核心资本充足率在10%以上，这些条件都有助于对抗不良资产造成的冲击。

长远来看，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对信用风险进行市场化定价，引导资金从无效率行业流向有效率行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政策应对

除了上文提及的供给侧改革的三大抓手外，中国供给端的改革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坚持推进国企改革。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中国公司经营效率，降低金融系统风险，增强中国中长期经济活力。通过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化解过剩产能。

第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价格干预。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放开公用产品、能源、电信业等价格干预和准入管制，鼓励私人资本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

第三、加快土地改革。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转；调整政府征地行为，减弱土地财政依赖，降低宏观经济波动，控制金融风险。

第四、改善创新环境。创新效率的提高高度依赖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促进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要通过放开二胎增加年轻人数量，更应通过提高教育水平等提升人口质量；促进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不仅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科学研究的支持等与创新直接相关的体制性建设，还包括自由、开放的社会，包容性制度环境，以及对个人价值的尊重等非经济性内容。

第五、推进金融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既要求实行股票注册制、提升直接融资比例，也要求推进利率、汇率等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第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滞胀时期美、英等国的高社会福利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不足；美、英等国的改革经验表明，降税可能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提高社会保障能力，一方面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扩大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供给端改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

然而，在进行供给端改革的同时，还应进行需求端政策的有效管理。如上文分析，中国经济低增长既有供给端的问题，也有周期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同时还应根据凯恩斯理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总需求。鉴于目前名义利率已处于历史低点，但由于CPI水平较低，且PPI持续为负，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货币政策仍应继续保持宽松，积极引导实际利率下行。受名义利率必须在零以上的约束，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和作用有限，因此，应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稳增长方面的更大作用，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在发行政府债券的同时还应注重盘活财政存量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