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贺雪峰 2016-02-26 中央允许改变现有的具体土地承包关系，既表明实践中存在强烈的改变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要求，又说明了中国农村土地实质上的集体所有性质。 日前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于开辟农业和农村工作崭新局面、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意味着最受瞩目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改革将会进入全面落实阶段。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会议的政策是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强调“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中央关于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最重要的要求，不是对集体所有制的抽象强调，而是在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具体部署中强调充分依靠农民自主协商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确权过程中的自主协商事项当然是公权力的事项，而不是私权利。也就是说，确权是确集体土地的权，而不是说农民目前承包的土地就是他们私人的。这一规定充分表明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在操作层面，中央强调可以确权确地，也可以确权确股不确地。农民土地承包权并不一定非得与他们现有的集体承包关系对应，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不是私权利，而是公权力。确地并非将农民现有的具体承包土地长久不变地承包下去，而是有期限的、还要调整的。这更是明确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此举其实是向2002年《土地承包法》的回归。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回归，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农户户均耕地规模极小且地块细碎，农户土地权利越是明确具体，土地产权就越是无法有效整合，土地耕作就越是难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实践改变了中央政策。有人期待借农村土地确权进一步强化农户对具体承包地块的权益，虚化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让农户承包经营权替代集体土地所有权。这种认识显然是有问题的。中央允许改变现有的具体土地承包关系，既表明实践中存在强烈的改变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要求，又说明了中国农村土地实质上的集体所有性质。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会议强调“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体现了中央维护农村稳定的一贯政策。2002年《土地承包法》第一条即规定：“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依据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具体土地承包关系是30年不变，长期稳定的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农民具有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在当前农村土地十分细碎、农户经营面积十分狭小、农村人地关系十分不稳定即承包土地的农民大量进城而其土地使用权正在流转、人地发生了普遍分离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农民现有具体承包土地的权利，反而会导致土地产权无法有效整合、土地因此无法有效耕作的严重问题。保留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同时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土地确权就可以理解为在第二轮承包期30年不变基础上的确权，而非要将农民具体承包土地的地块关系确立下来并长久不变。放活土地经营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会议指出“要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推动土地经营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在当前农村已经普遍出现人地分离情况下，具有承包权的农户可能进城务工经商去了，他们的土地流转给另一方耕种，因此出现了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户将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同村社的亲戚朋友或邻居熟人。这种流转一般是不规范无协议的，一般租金很少，可以随时收回。这种情况下，所谓土地的经营权问题不突出，承包权与经营权还没有发生明显分离。第二种情况是，农户将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给公司（包括各种农业大户）经营。这种流转一般要签正规土地流转协议，租金比较高，有明确土地流转年限规定，承包权与经营权发生了明显分离。农业是弱质产业，无论是市场风险还是自然风险都很高。在土地租金很高的情况下，公司要通过经营土地赚钱，就必须要认真规划，精心经营，并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如果遇到资金瓶颈，就有向银行贷款融资的需要。中央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正是要回应公司务农的这一需要。作为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的是土地的经营权，而不是承包权。虽然公司与承包土地的农户签了正规的长期土地流转协议，一般情况下，获得土地经营权的公司只有能力按年度支付土地租金，一年一付，最多预支下一年度的租金。在农业本身利润就比较薄的情况下，公司不可能一次支付得起所有土地租期的租金。如果仅仅是一年租期的经营权，公司以此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这个抵押聊胜于无，意义不大。从笔者在全国农村调研情况来看，真正从事农业赢利的农业规模经营几乎没有。这个时候，“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可能会带来预料之外的风险。由政府推动、公司进入的大规模土地流转，一旦出现公司经营破产，所有麻烦就又要落到地方政府身上。因此，允许公司以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必须通过保险公司参加的机制来防范相关风险。防止土地变相私有化当前农村有一个被各方有意忽视的现实就是，未来30年，中国还将有数量极为庞大的农民需要依托土地来完成劳动力和家庭的再生产。即使进城的农民工，他们也大多将土地作为自己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或者说，农民自己还要种地，且中国绝大多数耕地还是要由农民自己来耕种。在当前农村人地分离的背景下面，农民种地最大的困难是土地规模小且地块细碎。他们希望可以调整土地以连片经营，同时希望借村社集体的力量来解决单家独户小农“不好办和办不好”的诸种事务。当前全国正在开展的土地确权试点，有人认为是计划给农民更加具体明确的土地权利，甚至有人认为是要把土地变相私有化，这明显是一种误解。这种认识既不符合农村实际，又与中央政策对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坚持背道而驰。从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土地集体所有权仍然是实实在在的，是可以依据农村现实情况的变化而调整的。
Month: February 2016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迺强 2016-02-23 正在悄悄地壮大的“新香港人”并非只是港漂，而是所有来自五湖四海接受了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这一政治现实，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既爱国又爱港的香港人。 许多人认为新香港人就是来港新移民，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以来港时间界定新旧香港人，如同用到达台湾的先后时间来界定台湾人和外省人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做法。这首先认定了有旧香港人和台湾人这回事，然后引申出非旧香港人的新香港人，和非台湾人的外省人，结果就是分化，最后恶化为撕裂，正中港台的分离主义者下怀。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什么是香港人很难说得清。港英时代称1842年之前已经定居香港的人为“原居民”，已经十分牵强，而且于回归之后也完全失去了意义。既然大家都是移民，就应该无分新与旧，也无所谓谁优先，更不能像本土主义者般，扯出香港人和非香港人的荒谬结论。香港如要分新旧，只能以1997年回归为分界线，因为这是管治权的交接，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新香港人的“新”，在于有别于今天依然恋殖、身份认同落后于政治现实接近20年的香港人，是心理上的新和感受上的新。新香港人的共同体活动舞台有960万平方公里，而旧香港人划地为牢，自困于1,000平方公里的空间。其实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属于“遗老”形态的旧香港人，必然会被时代淘汰，香港的未来肯定是属于身份认同与政治现实一致的新香港人。本土主义者除了死命抗拒回归之外，怎样挖空心思也提不出香港其它出路。时间明显在新香港人这一边。新香港人的力量在壮大最近内地青年之间流传的热门话题之一是理工大学内地生在校内的“民主墙”上反击本土主义者。跟内地来港的精英学霸以文字对撼，本土派“小学鸡”的大败是必然的。此举让压抑已久的在港内地生感到大快人心。可以预测，反击在理大得捷后必然会在各校园之间蔓延，一场全港性的大论战已经如箭在弦。这并非内地生和本地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再不能忍受本土派嚣张跋扈、反中乱港的沉默的大多数大学生，与本地生当中一小撮本土主义者的纷争。正在悄悄地壮大的“新香港人”并非只是港漂，而是所有来自五湖四海接受了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这一政治现实、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既爱国又爱港的香港人。今天的内地生很多就是明天的新香港人，他们正是本土主义者的眼中钉，非要排挤他们不可。新香港人因此要自觉团结，互相支持，并力撑内地生这支生力军，让他们感受到，香港欢迎他们毕业之后留下来，一起参与建设明天更好的香港。微信是新香港人传播平台多数新香港人并非名成利就的精英，没有平台让他们发声，没有杠杆让他们着力。今天的香港、大陆以至欧美各国，都各自不同程度地依靠精英，结果也一样，官商勾结，贫富不均，还一代一代继承下去，出现官二代、富二代。然而，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一切，一般大众都可以有自己的发声平台，并且可以聚集大量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议论，甚至一起行动。网络文化就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新群众运动，正符合站在时代尖端的新香港人，新媒体正好成为他们当然的平台。包括我在内，都经常说香港主流媒体掌握在反对势力手中。无疑，网络是年青人的世界，反对势力投入早、手笔大，尤其是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line等社交媒体，更是年青人的天下。不能忽视的现象是WeChat（微信）正在香港快速普及，尤其是与大陆联系较多的新香港人，大都有微信账号。微信功能很多，能量极大，是新香港人的天然传播平台。只待微信进一步普及和香港人进一步熟习驾驭它，新香港人势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建制派精英不可靠建制派精英之所以不可靠，他们自己有很多解释。最常听到的，就是“为何偏偏选中我”。建制派都是我方精英、领袖，一个人名成利就之后，少不免就有他的本位利益要保，有其小算盘要打，自己绝对不能牺牲，大局自有阿爷关照。当年国民党打共产党，各派系都自保实力，打起仗来，把家小连同姨太太都带到前线，细软就是几大车，所以打败了。今天建制派与反对势力对打，也有类似的阵仗。人人都爱惜羽毛，结果便个个都怕死怯战。广大市民老百姓便没有这包袱，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信息流通，加上回归之后折腾了多少次，许多事情的是非黑白，心中都一清二楚。所以，反对势力只有发动不更事的童子军、娃娃兵，“占中”期间连幼儿都不放过洗脑。最近主流传媒排山倒海地宣传TSA万恶，嚷着要罢课了，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到底有多少家长会让其小孩参加。如今香港内部主要的矛盾是市民的身份认同，完全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即所谓“深黄”人群，基本上全是年青人。年纪越大，即便染黄了，也会随年纪而变浅色。新香港人，清楚自己是生活在香港的中国人。他们知道香港与国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屁股坐得稳稳的，所以不但更清楚什么对香港好、什么不好，同时只要有机会，他们会勇于支持好的、反对不好的事物。要为新香港人搭舞台自“占中”前后，整个建制派阵营都缺位，无所作为，我认为港人精英基本上已经没有意志和能力扭转局面，必须中央出手，做更大的介入。虽然国运昌隆，时间在我们这一方，最后胜利一定在中央，但国家和社会将不必要地付出很大代价。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是经过很长和很大的心理挣扎，才得出这无可避免的痛苦结论。看事物要一分为二。过去两年多，我才真正明白“仗义每多屠狗辈”这高深的传统智慧。群众才是真英雄。当居于庙堂之上的大员们，享尽既得利益的精英们，在危机之前龟缩摇摆，一些心怀纯朴爱国主义的普通市民却敢于顶住主流社会的各种冷嘲热讽、网络欺凌、街头对峙、肢体冲突，站稳民族立场，以弱势处境与力量比他们大数以十倍的反对势力在线上线下作抗争。这些爱国爱港的群众，有土生土长的和来港生活时间长短不一的，就是我所说的“新香港人”。 他们的新，是他们能适应回归以后的新政治形势，没有身份认同问题，绝不怀念前朝，不恋殖。他们的新，更在于他们代表着香港的未来，并且在社会各环节上身体力行地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对国家的发展有更大的承担和贡献。新香港人是我们的依靠和指望。新香港人从来都不是一个自觉的群体，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机制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到今天，新香港人仍然只是一种情怀，需要有人来刻意把他们捏在一起，有平台让他们发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6-02-19 综合起来看，供给侧改革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对部分行业的增长影响可能较大。中期来看，供给可以促进需求，明确有力的供给端改革有利于中长期的消费和投资增长，提升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制度成本、消减无效率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宏观增长的效率，而且对有效率的行业，甚至成功消减产能的行业，将带来正面影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西方供给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当时西方国家出现滞胀，意味着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理论的暂时失效。它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主张减少税收，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供给的增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削减政府开支特别是降低人们劳动积极性的社会福利支出；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让市场自动调节经济。与西方国家当时滞胀时期相比，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供给端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同之处在于需求端，即经济增长较长时期低于潜在增长的问题，表现为通缩/低通胀。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借鉴滞胀时期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在税收、金融、土地、国有企业、经济管制、价格干预、创新环境、过剩产能、社会保障等方面积极推行改革；另一方面，也不应忽视需求端的管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三大抓手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生产要素从无效率的行业配置到有效率的行业，主要有三大抓手，分别是化解产能过剩、减税和城镇化。具体而言，化解产能过剩是要加快产能过剩行业（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兼并重组，涉及的政策包括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重在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减税是指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具体政策措施包括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继续推进增值税改革，简化税制，未来可将目前的17%、13%、11%、6%和3%五档税率简并为两至三档，特别是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精简归并“五险一金”等。城镇化则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关政策措施包括推进人口、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保体系改革，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土地改革，主要是对农村土地进行改革，从而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劳动力的流转；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供给侧改革的影响1、对短期增长的负面影响不大理论上，供给端改革在短期内压制通胀、提升实际利率，不利于总需求，但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政策要具体分析，其对增长的影响不同。长期看，如果供给端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则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增长。首先，化解过剩产能就是化解无效的资本存量，不利于短期增长。以2014年钢铁等五大产能过剩行业为例，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3.9%；2015年占比有所下降，截至三季度降到3.3%。假设今后3年每年消减产能的10%，如果考虑淘汰过剩产能对经济的动态影响，即再加上其对相关行业的拉动作用，预测每年将降低GDP增速0.6~0.7个百分点。其次，减税能够提高私人部门的投资回报率，增加私人投资；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带来更多消费，因此有利于短期增长。鉴于减税导致财政收入下降，如果将2016年赤字率从2015年占GDP的2.3%提高到3.0%左右，假设赤字的扩大全部用于减税，结合测算的税收乘数为0.56，减税可以带动GDP上升0.4%。城镇化同时增加总供给和总需求，对短期增长的影响较难测算。一方面，城镇化建设要求进行人口、户籍改革，可以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提高人口素质，增加劳动力供给；城镇化建设还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劳动力的流转。另一方面，城镇化主要将带来交通网络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源供水等资源建设以及通信娱乐类服务设施建设等四个领域的基建投资机会，提高投资需求；土地改革还可以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通过新增城镇人口拉动地产需求和消费，增加总需求。综合起来看，供给侧改革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但对部分行业的增长影响可能较大。中期来看，供给可以促进需求，明确有力的供给端改革有利于中长期的消费和投资增长，提升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降低制度成本、消减无效率产业，不仅可以提高宏观增长的效率，而且对有效率的行业，甚至成功消减产能的行业，将带来正面影响。2、对就业的影响不明显总的来说，供给侧改革对就业的影响不大。一方面，2013年五大产能过剩行业就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的2.8%。如果今后3年每年消减产能的10%，失业人员仅占城镇就业的0.28%。再加上政府会为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进行托底，淘汰过剩产能对就业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城镇化会带来大量的基建投资需求，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也能有效缓解淘汰过剩产能带来的失业问题。3、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处于可控范围供给侧改革或将提高信用风险。由于五大产能过剩行业的负债率高于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这些行业内企业的兼并重组，势必要打破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引发信用事件，提高银行坏账率。保守线性推测，如果每年消减10%的过剩产能将引发同等比例的债务违约，每年将最多产生9,450亿元的坏账。银行坏账率处于可控范围内。目前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远比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时期（1998~2002年）可控。大部分研究估算的不良贷款率在5~10%之间，即需要清理的不良贷款大约相当于如今GDP的7~14%，远远低于90年代末的规模（当时不良贷款率为20~30%，大致相当于1997年GDP的四分之一左右）。考虑到目前企业整体盈亏状况胜于当年，本轮潜在的不良贷款形成率可能远不及当年。此外，当前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7.5%（对比1997年时的13%），贷存比只有66%（1997年为91%），以及整体核心资本充足率在10%以上，这些条件都有助于对抗不良资产造成的冲击。长远来看，供给侧改革有利于对信用风险进行市场化定价，引导资金从无效率行业流向有效率行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应对除了上文提及的供给侧改革的三大抓手外，中国供给端的改革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第一、坚持推进国企改革。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中国公司经营效率，降低金融系统风险，增强中国中长期经济活力。通过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化解过剩产能。第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价格干预。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放开公用产品、能源、电信业等价格干预和准入管制，鼓励私人资本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第三、加快土地改革。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转；调整政府征地行为，减弱土地财政依赖，降低宏观经济波动，控制金融风险。第四、改善创新环境。创新效率的提高高度依赖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促进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要通过放开二胎增加年轻人数量，更应通过提高教育水平等提升人口质量；促进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不仅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科学研究的支持等与创新直接相关的体制性建设，还包括自由、开放的社会，包容性制度环境，以及对个人价值的尊重等非经济性内容。第五、推进金融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这既要求实行股票注册制、提升直接融资比例，也要求推进利率、汇率等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第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滞胀时期美、英等国的高社会福利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不足；美、英等国的改革经验表明，降税可能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因此，提高社会保障能力，一方面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扩大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供给端改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然而，在进行供给端改革的同时，还应进行需求端政策的有效管理。如上文分析，中国经济低增长既有供给端的问题，也有周期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同时还应根据凯恩斯理论，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总需求。鉴于目前名义利率已处于历史低点，但由于CPI水平较低，且PPI持续为负，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货币政策仍应继续保持宽松，积极引导实际利率下行。受名义利率必须在零以上的约束，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和作用有限，因此，应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稳增长方面的更大作用，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在发行政府债券的同时还应注重盘活财政存量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