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4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春新 2014-07-04 为了进一步完善CEPA，充份发挥和拓展其实际效用，首先需要进行功能创新，努力恢复其作为RTA的基本属性，例如建立CEPA项下“跨境提供”的服务功能、设立“香港现代服务专区”和拓展零关税的区域合作功能等。 如所周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于2003年香港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签署，对提振香港经济信心无疑有很大的作用。不过客观地看，虽然协议签署迄今已超过十年，期间花了不少苦功夫，总体效果却未如预期；相较而言，内地开放自游行的政策效应则要大得多。CEPA成效未如理想的主要原因 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先天不足，即在设计上存在明显不足之处。由于CEPA是为应对当时香港经济困难而出台的救急措施，加上内地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关系，CEPA框架协议并未完全按全球区域贸易协议（RTA）所确立的双边（多边）、对等和互惠等原则来设计。举凡CEPA项下的零关税安排，不仅只考虑了香港货物对内地市场的单边输出（因香港没有关税，这种安排情有可原），而且在原产地的认定上也没有遵循国际通行的区域产品价值标准或区域产品成本标准，使香港无法利用内地生产优势整合及提升生产能力，从而大大降低其实际效用。 二是难以落实，即在落实层面仍有不少障碍，如存在“大门开、小门不开”的问题。据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CEPA项下进入内地的香港服务商集中在国际货运代理、物流运输与分销等传统服务领域，其它优势服务业（如专业服务业）并没有实质性进入内地市场，其中专业服务中取得内地认证最早、数量最多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等领域，在内地成功注册开业的并不多。正因如此，进入广东的香港服务商当中，95%以上并没有采用CEPA途径，而是循非CEPA规则进入。CEPA被誉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服务贸易协议，但“小门不开”令其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三是结构缺陷，香港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也使CEPA无法发挥应有功用。如香港本地制造业因生产成本高昂、创新能力不足以及缺少产业政策支持而日渐衰落，CEPA零关税安排似乎是为挽救香港制造业而来，实际上零关税并不能完全改变导致香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滑的问题，从而无法做到对症下药。 除此之外，过去CEPA从商谈、签署到落实好像只是政府间的事情，香港民间对CEPA缺乏积极和广泛的讨论，即使是工商界和专业人士，也可能对CEPA不甚了解，没能很好地利用CEPA拓展内地市场。创新CEPA功能的四项建议 为了进一步完善CEPA，充份发挥和拓展其实际效用，首先需要进行功能创新，努力恢复其作为RTA的基本属性，并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 一是建立CEPA项下“跨境提供”的服务功能。所谓的“跨境提供”（Cross-border Supply），是指从一个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的过程；它是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议》确立的四种服务贸易方式中的第一种方式，也是典型的跨境贸易型服务，因而是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形式，也是最便捷和最经济的一种贸易服务。CEPA主要采用“商业存在”方式，较少涉及“跨境提供”方式，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完善CEPA应先从建立“跨境提供”的服务贸易形式入手，力争取得突破。 从实践看，不少服务内容都可以采用“跨境提供”方式，如国际金融、国际电讯和视听服务等。可考虑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对于部分较易掌控的服务领域，开放由香港本地合资格服务提供商直接向内地（全国或特定区域）提供这类服务，如商业仲裁、人民币贷款、检测和认证、创意设计等。以人民币贷款为例，目前香港人民币存款已超过一万亿元，而人民币贷款只有一千亿元左右，但内地只允许香港银行业向深圳前海和上海自贸区提供人民币货款，限制了香港人民币的使用。未来可考虑把人民币贷款范围率先扩大到整个珠三角地区，但为了控制系统性风险，可先采取配额管理，以后再逐步放宽。其他服务领域也可照此方向进行设计。这实际上是对香港部分服务领域开放直接服务的渠道，而不需要像CEPA规定那样在内地设立机构，才能提供服务。 二是设立“香港现代服务专区”，即与内地合作，在新近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两横三纵”战略布局中确立城市群和节点城市，寻找合适地点设立一批“香港现代服务专区”，采取特殊的市场准入、税收和人才政策，吸引香港现代服务企业进驻，提供知识型的高增值服务。内容涵盖： · 供应链管理服务，包括转口贸易及支持、离岸贸易及支持、全球/区域物流配送以及作为国际物流企业的区域总部等等； · 现代商务服务，包括研究开发与科技支持、市场分销、品牌发展和推广、会展与广告营销、电子软件和数据处理等服务； · 区域金融创新服务，包括产业发展基金和风险管理基金、离岸人民币业务、香港及海外IPO、股权交易、高新技术交易、文化创意交易、消费金融和保险创新业务等； · 专业服务，包括法律、会计、管理、工程技术、咨询、仲裁、检测及认证等服务； · 创意及设计服务，包括工业设计、建筑及环境设计、广告设计、平面设计、数码娱乐设计以及艺术创作和表演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4-06-25 蔡英文有机会再一次领导民进党，无疑将给民进党内改革、2016总统大选及之后的两岸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 在台湾，由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长处积弱，在各大民意调查中，一年多来持续落后于民进党。早前，台湾就两岸服贸争议而引起的占领立法院事件，进一步显示，马英九在岛内、党内均处于弱势。各项分析显示，台湾年底的“七合一”选举，国民党可能会受到“鞭炮效应”的影响，遭受惨败；若国民党在立法院中失去过半数优势，及六都中只能守住北部三个重镇，即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园市，台湾实际上已经再一次变天。在这个条件之下，民进党改选后的党主席，形同下一任台湾总统了。 早前，民进党进入了党主席的提名期，苏贞昌、谢长廷（苏谢）及蔡英文先后宣布参选。当时，笔者已经在香港的报章中分析过谢长廷参选，意在以一个大家都遵守的游戏规则，“处理”苏贞昌，扫除蔡英文执政的最大障碍。结果在截止报名前一日，苏贞昌、谢长廷先后宣布退选，蔡英文成了民进党内唯一主要候选人，重掌党印只是“走程序”的问题。 蔡英文有机会再一次领导民进党，无疑将给民进党内改革、2016总统大选及之后的两岸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民进党可能转而选择温和的两岸政策 随着苏谢退选，对民进党最大的象征意义是“四大天王”时代正式告终，而最大的政治意义是“七合一”与总统大选，将会是第一次没有“天王”参与的选举。民进党的四大天王，虽然在2012年总统大选之前，曾经被称为“前四大天王”，但所谓的“后四大天王”根本未成气候，而四人之中，苏谢二人及其派系一直拥兵自重，在民进党内左右大局。 由于苏谢二人从前同属“福利国联线”，亦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所以对民进党的“台独纲领”有一种放不下的历史包袱。苏谢二人的退选，正好让民进党的改革，尤其在“冻独”议题上，释出了空间。就在台湾学运结束后不久，谢长廷在台湾维新影子政府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太阳花运动刺激民进党的改革”文章。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指出“民主制度形式化”，无法有效反映民意。又指：“民进党将会成为民主世界中最进步的政党，同时也显现台湾的民主不是只有投票的形式，人民将有更多元的管道表达自己的声音。” 谢长廷的意思，明显就是知道透过选举投票，民进党应该可以重夺大宝，但民众最关心的“两岸议题”，却难以在投票的意向中反映；而民进党的死门，就是缺了一个“中国论述”。在2012总统大选后，不少分析指出蔡英文败选，正是由于没有为“两岸关系”定调。当时，蔡英文有可能是受制于党内元老的影响，而难以说个明白。现在苏谢既去，谢长廷还愿意以他的剩余价值，就一些敏感议题，为蔡英文作试金石。党团总召柯建铭，亦多次在党内抛出“冻独”议题测试水温，便知道民进党为蔡英文准备了一个没有顾虑的未来。民进党为了重新执政，响应民意，必然会制定一套比较温和两岸政策。例如在“三不”议题上，将政策修改为“不改变台海的情况下，不会‘实时’推动台独”，保留与大陆谈判的空间。蔡英文有望进驻总统府 面对下一次台湾总统大选，大陆必须当下就认定蔡英文将会是未来五至七年的唯一谈判对手；而最快的情况，有可能是在年底“七合一”选举之后便会发生。民进党明白只有“力”用中国，台湾的经济才能够有新的增长点，这逼使蔡英文的“台独修正主义”得到充实，就是在台独的底线下，酝酿出“两府论”。虽然这个说法尚未正式浮上水面，却有条件补了“台湾共识”的缺口。 加上“两府论”是现在台湾的实际政治情况，台湾不少以“在地人”为主的务实本土派，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主张。在眼下蓝绿板块清楚的台湾政坛，只要把务实本土派的5-7%票源抢到手，民进党便已经可以进驻总统府。 相反，大陆亦要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态度看待国民党，在经济上让国民党发挥牵制民进党的角色；要知道国民党若能稳守“北部三都”，国民党最少便占有700万人口的选区。哪怕国民党丢了总统宝座，国民党的基本盘仍算稳健，加上台湾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部，亲蓝营的企业，不少均有投资在大陆。只要国共两党在增加就业及台湾经济增长点两方面，继续合作，让台湾民众感受到切身的好处。国民党不但有能力在之后的选举中作出反扑，亦会令民进党执政时期坐立不安，不敢肆意炒作台独议题，以免影响两岸经贸之间的合作。 台海关系基调不变  大陆以两步曲应对 台湾再一次变天，对台海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最大的原因是，台湾当局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包括政治、经济、族群、南北之间冲突等岛内多元矛盾；以台湾政府现在高达14兆台币的负债及国军战斗力薄弱的情况，台湾根本就不可能再在台海之间制造事端。 加上，陈水扁一朝，民进党被美国指为“麻烦制造者”，早前学生占领立法院事件，美国亦罕有地表态抨击民进党在幕后的支持。这不但会造成台湾与美国之间的隔阂，亦会构成民进党重新执政时的心魔，心里清楚台海万一出现危机，美国极有可能只会“出口术”。 相反，台湾变天之后，在钓鱼台、南海主权等问题上，亦碍于能力有限，无力争夺，基本调子不可能大变。万一出现“中、美、日”就钓鱼台的纠纷、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就南海主权的争议时，台湾可能基于“台湾关系法”需要在姿态上站在美国一边。不过实际上的支持将会非常有限，尤其现在的民进党，对美国售台的残旧军备相当不满，民众对美国亦无好感，民进党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政权，放在国际纠纷的赌盘上。这种民间的不满感，大陆其实可以任其在台湾岛内尽情发酵，同时要让民进党在中、美之间感到“左右为难”。这不但是从经济上拖民进党后腿，亦要从军事上令“台湾关系法”失去作用。 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大陆方面可以考虑两步曲。第一，就是给马英九政府施压，逼使他在余下的任期内与大陆签定“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战争状态。只要台湾处于非战争状态，美国协防台湾的调便不再动听。第二，就是在台湾变天之后，与民进党政府签定“军事互信、互表中立”的协议，把台湾从美国的“不沉航母”与岛链中枢变成中国的太平洋南向出口。这两项协议需要尽快分阶段签定，否则日后大陆当局，还拿什么去跟民进党博弈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4-06-23 中国外交工作需要通过创新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推进外交工作体系和外交能力现代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外交工作用了三段文字进行安排，既展示了中国外交工作的延续性，也体现了中国新型大国外交工作的新思路。全国两会期间，国内外发生的数起极端事件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工作面临的复杂局面。昆明的暴恐事件、乌克兰政局变动、马航客机失踪，都说明中国外交工作需要通过创新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推进外交工作体系和外交能力现代化。中国外交面临新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外交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丰富，成为处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的重要渠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目标，强调要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这为进一步定位和布局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指导理念。中国的外交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是开放的，处理对外关系与协调国内关系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说，外交工作也是国家治理变革的推动力量，这集中体现为有效的外交工作能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能促进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之间的互动交流，提升国内治理的水平。 因此，必须在新的发展条件下来思考中国的外交工作。以下四个变化是基础性的。 首先，中国正在为建设新型大国而努力。新型大国是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定位，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定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新型大国之“新”集中体现在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来处理各种国际关系。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探索。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平衡好这两个角色的关系，而中国的外交就要努力展现这两种角色的和谐而非冲突，并为实现和平发展创造条件，贡献力量。 其次，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秩序进入新的动荡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明显受到国内问题的制约和经济实力下滑的牵制。主要大国实力影响范围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出现重叠交叉区域，这些区域既是相互间竞争的热点，也是主要大国重新配置资源的重点。因此，才会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强力介入。 第三，国内国际大局互动关系更加复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共十六大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判断。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全面深入，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变得更具挑战性。一方面，国际交往的扩大，使得外交要处理的不单单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双边、多边关系，还要处理大量的非政府间关系，这就需要通过发挥社会的作用，创建相应的组织载体和交往平台；另一方面，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相互转化，使得外交工作不单单是外交部门的职能，也是诸多涉外机构的责任，这就需要提高部门之间的整合性和行动的协调性。 第四，中国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0年和2050年是中国发展规划中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重点领域的改革提供了路线图。因此，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强调执行和落实。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应该围绕这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依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加以筹划和实施。外交工作需改革创新 中国的外交工作应该密切关注上述四个基础性变化，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和风格的新型大国外交这个基本目标，自觉在工作的体制机制、人员的能力素质、资源的调整配置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将外交工作水平提高到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程度，并能为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做出更明显的贡献。为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彰显新型大国的外交特点： 首先，要根据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的分布来改进外交布局。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大规模走出国门，遍布海外的意愿和能力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支撑能力，中国社会发展对海外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也超出了预期，这导致了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涉外工作的滞后性。这是外交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的外交布局应该根据重要资源来源地、主要产品市场、主要人口流向地、潜在冲突发生地等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并且加强对这些重点国家和地区外交资源的投入、变化的监测和预判，建立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元化沟通网络，传播和践行中国的“义利观”，使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有机联系在一起，并获得价值理念的认同基础。 其次，要保持外交的均衡性。无论在地缘位置还是国家属性上，中国都要面临更多样的国际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的多极化，用“选边”、“站队”的方式来处理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中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有着利益交集，必须保持外交关系的均衡性。中国要平衡好三类主要关系：周边国家与重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地位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保持均衡，不是不要重点，而是要找到协调这些关系的关键点；不是在重要问题上“和稀泥”，而是在明确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共识”；不能只保持和发展双边关系，还要主动构建和发展多边关系；不仅要利用好现有的国际平台，还要创造性地构建新的国际平台，比如新的国际机构、合作机制等。 第三，要提高外交行动的道义制高点。中国具有悠久的道义传统。虽然国际事务中依然充斥现实政治、实力外交，但是各国都在积极争取道义制高点。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诸多担心，甚至被夸大的恐惧，这就更需要重视外交行动的道义性，用自己的价值理念去说服别人、引导别人。中国先后给国际社会贡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等原则和理念，因此我们应该以身作则去践行，在外交行动中，着力去传播和丰富这些理念。此外，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在道义制高点建设中的作用。在互联网上，国家道义形象的构建已经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工作，带有明显的社会参与性，甚至主导性。因此，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在外交工作中的作用，发挥互联网在国家道义形象塑造和提升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要提高外交工作的整体性。大国外交是分工细致的工作。外交工作不只是外交部的工作，而是各涉外机构、组织共同参与的事业。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整个社会也参与到对外交往过程之中，因此有了政党外交、公共外交等新提法、新实践。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多，提高外交工作整体性显得更加紧迫。要创新外交协调机制，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割，减少政府部门与非政府机构之间的隔阂，夯实外交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 第五，要提高外交工作的预判力。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时代，中国由于自身的超大规模、内部的快速变革等原因，比许多国家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风险，并且在社会心理和应对机制上准备不足。外交工作直接面对着国内风险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风险的国内化这双重挑战，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应该成为衡量外交工作的新尺度。因此，外交工作要更加重视各类信息的收集、整合和分析，增强对目标国政局变动的预判力，防止战略性判断失误。这就需要调整人员配置、提高专业能力以及改进工作机制。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建 2014-05-29 什么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是生产过剩，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分配体制改革，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家竞争更趋激烈。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正确认识矛盾是解决矛盾的起点，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是生产过剩，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分配体制改革，结构调整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否则就难以见到成效。经济增速回落压力大 从最近三年的数据来看，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最高的，出口的贡献率也在显著回升，只有消费的贡献率出现了大幅下降。消费的背后是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下降约3个百分点。在经济增长率同比不变的情况下，支撑消费购买力的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如此大的降幅，说明社会财富成果的分配更加有利于储蓄而不利于消费，或者说是更加有利于增加供给而不是增加需求。消费和出口是最终需求，但自新千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比净出口额约大出10倍，所以消费的收缩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当然，投资和出口也是需求，如果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能够继续提升，并足以抵消掉消费率下降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保持目前7.5%左右的速度，但是至少在今明两年，乃至未来五年内能否再依靠投资以及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还需要打上个大大的问号。 从出口看，未来的出口形势并不乐观，甚至是很悲观，因为国际经济在现阶段的复苏，主要由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用无限制的货币投放制造。这种无限制的货币投放带来了新的资产泡沫，估计这个泡沫至多能维持到今年年底，到明年有可能爆发一场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危机。这场新危机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但解决起来会更棘手，因为发达国家在解决次贷危机这五年中，已经把能用的手段都用尽了。这场危机的后续发展特征应该是反复震荡，并愈加激烈，危机具有长期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它必然会带来国际经济与贸易体系的动荡，并很可能导致国际贸易的严重萎缩，这就决定了外需将在很长时期内都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动力。 从投资看，投资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规模的扩大却不是为了增加投资，而是为了满足消费和出口增长的需求，因此若消费和出口低落，投资也不会发生。由于投资的周期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会滞后于消费和出口，所以就会出现目前这种消费和出口已经回落，但投资完成额与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仍处在高峰的局面，而需求不断走低和供给继续增长的格局，只会使生产过剩的格局愈加严重，从而使新增投资需求的增长率更低。 综上所述，消费在分配机制作用下正在继续走低，出口需求的上升也只能是暂时的，未来也要走低。由于没有新的需求发生而前期建设的产能仍在投放，投资回落的速度甚至可能会高于消费与出口，所以，在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使中国经济真正能转入内需引领轨道之前，经济运行就不会改变下行曲线，即便有时出现反弹也难以持久。生产过剩成为中国的隐忧 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矛盾，就不断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是在冷战结束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以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转换成货币金融危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传统特征——生产过剩，就仍然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机制。这个矛盾在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之所以长期没有爆发，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发生转变后，首先形成的是全球性的货币需求扩张，能够吸纳中国经济中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产品，这既表现在净出口比重的显著上升，也表现在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是次贷危机爆发，西方出现流动性短缺，这个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 目前中国内部的确隐藏着许多经济与社会矛盾，但任何一个都不会在中短期从内部引发危机，而生产过剩危机却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常态。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生产过剩危机，但生产过剩状态却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并且正在向愈加严重的方向发展。这种态势会否把中国引入一场危机，现在还不得而知，但20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却告诉我们，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从生产过剩到爆发经济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才会爆发。从中国自己的经验看，过去认为7%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一个必保的边界，这主要是从满足就业的要求考虑，目前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改变，从就业看，更低的速度似乎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就迟早会威胁到就业，因为过剩状态会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如果爆发了危机，中国经济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也有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的突破口在于分配体制改革 解决生产过剩就要缩小收入差距，而达成此目标的重要手段就是改革不合理的税制，调整分配体制。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不过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其特殊的表现，就是城乡差距过大，这是税制改革必须考虑的因素。 具体地说，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普遍低于10%，而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税负在45%左右。提高税负的主要途径是征收个人所得税，1902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率平均为1%，个税占全部税收的比例只有0.3%，到1944年“罗斯福新政”改革后，个税边际税率最高已达94%，到1950年个税占全部税收比重也上升到29.3%，到2011年已超过70%。在全部个税中，十万年薪以上的人口的税收比重超过60%，而1%的美国最富人口缴纳了28%的个税，所以美国的个税主要是由富人缴纳的，低收入人口则是从国家的转移支付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财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普遍占一半左右，经过这样的社会改良，社会收入差距就显著缩小了。 中国既然已经坚定地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就要从体制上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须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再分配，而这方面的改革任务繁重。从全部税收占GDP的比重看，中国目前不到20%，要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从个税看，中国目前占税收总额比重不足5%，要提高60个百分点以上，要从目前以产品税为主的间接税制，转向以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制；目前中国的个税三分之二是工薪阶层缴纳的，今后要转向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缴纳，低收入人群则以低保和社会福利等形式，从政府获得转移支付；从社保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看，目前刚过十分之一，今后要提高到50%；从社保覆盖率看，目前还没有做到全民覆盖，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社保水平还很低，都需要随着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比重的上升予以解决。 调整分配关系还必须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调整分配关系的难度，其实并不在于大幅度提升对富人的征税，而在于这种分配关系大调整是否会让中国的富人相信，这是一件对他们也有好处的事情。西方市场经济在二战前后的社会改良能基本上保持平稳，是因为西方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同时是政权的主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一致。然而中国是转轨经济国家，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体制，相对于通过30年改革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还有许多不匹配的地方。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为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安排好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提供了理论和制度上的保障。如果赋予这一阶层政治地位，则未来进行分配体制改革会更加顺利。目前看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中国新兴财富阶层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否保护他们的财产权益，持怀疑态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只有在政治上、法律上让新兴财富阶层放心，才能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分配体制改革。生产过剩危机正在向中国逼近，调整分配关系已经迫在眉睫，改革要和危机赛跑，刻不容缓。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5-21 在两岸功能主义统合陷入僵局的情势下，大陆政府不能因噎废食，改弦易辙，而是要在追求经济利益之外，努力与台湾社会建构共同的价值规范结构。 为了达成和平统一台湾的目标，北京长期坚持对台湾让利，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实质就是大陆单方的不对称开放。在投资、贸易、人员流动等诸多方面，大陆对台湾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台湾，台湾经济特别是广大台商受益匪浅。这种以单方让利格局为特征的功能主义统合路线深化了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稳定了台海政治关系与安全局势，但时至今日，其局限性也逐渐凸显，集中表现在台湾社会中下层对两岸统合的强烈抵触。台湾中产阶层和青年学生拒绝《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即是明证。两岸携手推出升级版的功能主义统合路线迫在眉睫。功能主义统合路线 功能主义统合路线将政治与经济剥离，区别对待高阶与低阶政治，从容易达成共赢的经济领域着手，逐步建立经济相互依存，步步逼近最终的政治统合目标。这种功能性的合作是基于两岸共同的长远利益做出的现实而理性的选择，它可以把统合力量从政客、知识分子和官僚机构的范围扩大到企业家、高管和大型企业当中，扩大统合的社会基础。 人们对共同体的忠诚其实源于各种分散的渠道，基于此，两岸新共同体的建构应求助于多元的认同培育。如果建成一个跨越两岸边界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组织网络，如果两岸民众在这些领域的观念和价值逐步趋同，大陆和台湾社会的成员就会更积极地支持和推动一体化进程。新共同体需要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尤其得益于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此而言，当前功能主义统合路线贡献卓著，在经济与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团队与合作精神可以转移，被重新塑造为对新共同体的忠诚。 欧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颇具说服力。鉴于国防、外交等政治敏感领域合作面临主权让渡难题，战后西欧国家首先启动煤炭、钢铁工业领域的合作，组建煤钢共同体，并将这些领域的一体化成果转化为各成员国共赢的利益，从而加速推动了其它领域的统合。肇始于经济领域，欧洲一体化先后经历了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统一大市场以及货币联盟等阶段，其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为政治统合层层铺垫，如今民众普遍接受了“欧盟公民”这一新身份，欧盟事实上已演变为一个准国家。 两岸功能主义统合下一步棋可顺势落子两岸间细致的机制安排。功能决定组织的形式，决定机构的框架，机构服务于功能目标。两岸经济、社会和技术合作等功能内容要求一体化的形式与时俱进。操作性强的方略是建立多种具有专业任务和行业权力的社团机构，执行各式各样非政治的角色和功能。两岸广泛设立跨界机构，使它们在诸如工程、医疗、金融、法律、会计、通讯、运输、演艺、美术、出版、媒体等特定领域拥有一定权力。这种专业社团机构将会比政治对话机构更迅速、更有效地引导跨界融合。专业社团鼓励成员相互合作和参与协调，会逐渐加强跨界筹划。跨界的权力一旦形成，权力就失去与特定地域之间的传统关联，社会成员的认同就会随之嬗变，两岸在其它领域就能更容易达成共识。台海关系遭遇瓶颈 以经贸合作为主轴的两岸功能主义统合进程在2013年开始减速。2010年台海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并计划就后续四大单项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开始磋商；2012年，两岸共完成18项双边经贸协议，其中包括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然而，2013年形势逆转，由于台湾独派政治势力的阻挠，以及岛内中产阶层和青年学生的不理解，当年6月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直到年终也未能完成立法程序。 “大陆让利模式”业已陷入瓶颈，其负面作用为人诟病，并被岛内独派势力放大。两岸贸易的增长导致台湾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大陆，中产阶层就业机会缩减，收入增加前景渺茫；随着大陆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两岸产业从过去互补大于竞争变成激烈博弈，台湾中小企业倍受冲击；两岸贸易壁垒的消除为台湾农业、工业和部分服务业增加了市场，刺激台商在大陆持续投资，但劳动力流动存在障碍，台湾中产阶层无缘分享利益，离心倾向蔓延；两岸人均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台湾中下层对大陆民众的优越感流失，产生沮丧和焦躁情绪。 就经贸合作本身而言，双方贸易严重不平衡被台独力量视为中共的算计，而大陆的单边让利亦几近极限；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眼下也进入转换增长结构的关键阶段，越来越多的大陆企业开始占领产业链高端，台商在大陆的超高利润已成昨日黄花。两岸经贸关系固然深化发展，可台湾经济乏善可陈，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此亦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台海关系受挫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冲突。如果台湾不放弃对民族国家地位的坚持，那么功能主义统合到一定阶段搁浅就势属必然。目前，两岸政治与经济互动功能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从量变走向质变，功能主义的技术性标签受到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的攻讦。困境在于，我们的确难以把经济与社会事项同政治任务截然分开。对于两岸一体化进程来说，政治影响和政治压力始终起着临门一脚的作用。由文化创意产业入手构建共同价值规范 在两岸功能主义统合陷入僵局的情势下，大陆政府不能因噎废食，改弦易辙，而是要在追求经济利益之外，努力与台湾社会建构共同的价值规范结构。价值观影响人们对法治、秩序、平等、自由、公正、自治等范畴的看法，影响人们对善恶、福利、职责、信用等概念的认识，影响人们对文化创新、交流和多样性的态度。共同的价值规范结构限定行为者的行动范围，形塑大众认同的合法行为规范，可以将经济和社会合作的成果外溢到政治领域，襄助两岸解决政治冲突。在市场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依赖于文化、创意、产业、商业的有机融合，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管服贸争议结果如何，大陆都需要反客为主，深耕文化创意产业，由此突破和平统一进程停滞不前的局面。 文化创意产业既包括传统的文化娱乐、媒体出版、广电音像、美术演艺、摄影雕塑、建筑设计、产品博览、网络游戏等，也包括市场调查、市场推广、产品设计、公共关系、活动策划、服装设计、广告企划、品牌维护等。两岸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具有先天的基础与优势。共同的语言文字、文化源头和风土人情是两岸创意产业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近似的社会审美习惯、受众消费偏好和集体心理意识是拓展产业的便利市场资源，可以对两岸统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度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带来高附加值，为中产阶层创造就业机会，打造经济发展新高地。将文化引入产业和商业，在产品和服务中植入文化元素，是产业升级换代的普遍途径，可以显著提高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如果文化与产业和商业水乳交融，价值观就能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每个角落，无形中左右社会成员决策规划的态度。大陆和台湾可以借鉴西方推广普世价值的做法，抓住中华文化的精髓，培养自己的J•K•罗琳、迈克尔•杰克逊、毕加索等，建设东亚好莱坞、西区、百老汇、WPP集团等，通过商业手法来塑造和传播中华价值观。对两岸而言，通过产业和商业运作来构建共同价值观，潜移默化，有润物细无声之效，远胜于简单而枯燥的政治说教，更何况大陆的文宣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一些具体举措值得考虑：设立跨界专业机构，强化营运策略形成企业力量，创造产业价值；共同发掘中华文化元素独特性，联手推出产品和节目，共创市场价值；整合两岸文创类高校教育资源，协作培养文创类专业人才；两岸产业发展规划对接，建成匹敌欧美巨擘的文创企业；发展重点影视产业，在东亚文化市场掀起“汉潮”，平息日剧韩剧热潮；实施网络游戏和数码出版带动战略，在东亚市场建立信息技术强势地位 ；培育和推广两岸民众喜闻乐见的爱国影视和娱乐明星；加强创意、设计知识产权保护，活跃知识产权交易，保护和扩大文化消费市场；鼓励文创类中小微企业成长，引导金融业支持产业创新；建设面向世界的产品营销和品牌塑造市场体系，提高中华制造的附加值，广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 美国立国时间较短，但它迅速成长为价值观强国。美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把价值观融入其制造和服务品牌，树立全球道德权威，获得许多国家和民众的认同，确立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大陆可以走美国人的路，最后让美国人只走他们自己的路。这就需要携手台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超越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冲突，求得两岸社会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共同高扬中华价值观，与西方文明碰撞交流，赢得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此举既有利于两岸经济的结构转型，又能为功能主义统合注入新的活力。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05-20 打击网络谣言，规范新闻发布是必要的，但在允许发出某种涉及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与外交等大事件时，对一些网站吸引眼球的一些做法，也应该有必要的和适当的规定与监管。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尤其是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这十年，中国媒体的形式变得多样化，言论空间也有了长足的扩展。如今，互联网媒体尤其是新浪、腾讯等几大门户网站的新闻，已经取代传统纸媒成了百姓尤其是年轻人获取新闻与信息的主要渠道。不过，对这些媒体的监管尙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地方。 笔者是从国内一些新闻网站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时讲话的报道发现一些端倪的，例如三月份习近平主席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的录像，因为不太长，笔者从头看到尾。观察习主席的讲话，我发现在阐述中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发展时，他都能以平和、内敛与真诚的语气表达出来波澜不惊却很有说服力的观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当我在国内门户网站浏览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选取了习总讲话的某段话或者某个意思做标题的新闻报道，给笔者完全另外一种印象。这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于是翻看了国内几个大网站播发的第一篇有关习总在法国、德国的演讲报道，同时找到了两场演讲的录像，这一对照，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习总欧洲行途中的讲话重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中国奉行和平发展道路，崛起中的中国将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以往强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第二，强调了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甚至“韬光养晦”绝不是权宜之计；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持续，顶层设计的“路线图”已经有了；第四，不搞事，但也不怕事，“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总还以通俗而很有说服力的句型强调：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但如果把国内几大门户网站对讲话的报道（而不是转发全文）拿出来对照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内官方发布的新闻往往强调的是习总讲话中比较“强硬的部分”，尤其喜欢以比较强硬的句子作为新闻标题，也会把一些看似“威胁”的语句放进导读。从新闻吸引读者眼球的角度说，这也不是不可以，毕竟新闻报道并没有篡改习总讲话。但是，舍弃讲话中的重点不报，或者一笔带过，而用标题、提示与文章的大段来强调某些吸引人的部分，通篇新闻读下来，就同亲自看录像听习总的讲话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与效果。 如果说一些受监管不严的网媒对习总的讲话还不敢过于包装与改头换面，那么它们对一些中外关系与中国周边热点的报道就有些“肆无忌惮”了。打开各大网络新闻网站，几乎大部分的官媒在高呼现在强大了不用再“韬光养晦”；与邻居国家的一点小小渔业纠纷，也都能毫无例外地上到头版头条，为民族主义“打鸡血”，充斥电视台国际节目的就是要给周边国家一些教训；原本没有变成热点的的领土纠纷，在新闻的炒作下，也突然变得炙手可热。 凡此种种，让看过这些新闻的人，都无法相信中国是一个誓言和平发展的国家。网络新闻当初可能只是为了吸引多一些读者点击，可就笔者的观察，已经有意无意之中误导了读者，也部分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给中国的外交制造了一些麻烦。 事实上，中国网络媒体这种“标题党”与选取讲话与某事件中部分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做法在西方新闻界也普遍流行的，曾经在西方两党政治与选举文化种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就笔者观察，由于西方国家读者的政治素质较高，加上多年的媒体忽悠读者也习以为常，目前在西方靠“标题党”等可能会增加点击率，但对读者的看法与价值观念已无法产生太大的改变。不过，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很多网络新闻的读者都是八零后、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他们处于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看新闻、接受信息都比较随意，不求甚解，也因此很容易受到上面说的这类新闻的误导。 打击网络谣言，规范新闻发布是必要的，但在允许发出某种涉及国家领导人、国家安全与外交等大事件时，对一些网站吸引眼球的一些做法，也应该有必要的和适当的规定与监管，不能一味强调国际（尤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冲突，宣扬一种悲情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对最高领导人的话也断章取义。为此笔者建议在国安委统筹下，外交部门成立相关同网络媒体打交道的机构，负责此项工作。同时，在报道最高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时，不宜为了吸引读者而由各网站自行拟定标题，并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全文播发领导人的讲话。

牛悦 2014-05-19 台湾这次以社会抗争逼迫政府建制机构撤销政策的做法对香港目前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具体方案的争议有着多种启示。 3月18日，因反对国民党籍的台湾地区“立法院”委员张庆忠在前一日草率宣布完成《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委员会审查，学生团体进入“立法院”静坐抗议，揭开了“反服贸”运动的序幕。期间经历了3月23日晚占领“行政院”以及随后被台湾地区的警察强制驱离，3月30日发动50万人（警方统计数字为11.6万人）占领凯达格兰大道。这场“占领”行动令世界哗然。恰逢香港进行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和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公众咨询，而香港社会部分人士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占领中环”行动，台湾这次以社会抗争逼迫政府建制机构撤销政策的做法对香港目前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具体方案的争议有着多种启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第一，“反服贸”运动凸显了大陆“以经统政”策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相关政策只能令部分人满意，尽管这一部分人有着种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力，那么该政策的落实会遇到困难。相比较而言，香港近年来对大陆提供的经济优惠政策也有类似的反应，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政策。“自由行”政策刚推出时，确实为百业凋敝的香港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但是随着依“自由行”政策来港人数逐年上升，确实为商业区的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对交通设施、购物场所、旅游景点等的承载能力构成一定压力。近年来多次游行集会中，“反自由行”逐渐成为突出的主题。部分有心人士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挑动香港居民情绪，将之作为阻碍、破坏陆港融合的武器，最终的目的是破坏“一国两制”的落实。此次台湾“反服贸”运动的成功必定会刺激反对陆港融合人士，令其以更激进的手段鼓动部分香港市民反对大陆对港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二，此次“反服贸”运动以年轻人和在校学生担当社会抗争的主力军，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和学生群体自认为两岸服务贸易自由化会挤占自己的就业和上升空间。青年上升渠道被窒碍并非是单一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而这种状况或是导致青年以暴力发泄不满（例如2011年的伦敦骚乱），或是造成整个政治体制动荡，甚至是“变天”（例如自2010年开始蔓延的“阿拉伯之春”）。相比较香港而言，香港的年轻人和学生群体利用社会抗争手段争取对己有利的政策也与日俱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2年“学民思潮”占领政府总部，迫使特区政府收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三年开展期的规定。最近的发展是，“学民思潮”以“占领中环”相要挟，逼迫特区政府采纳其提出的全民组成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方案。此次台湾“反服贸”运动的成功会刺激香港的年轻人和学生群体，一旦“占领中环”启动，必定充当行动的主力军，再现“反国教”期间围堵政府总部一幕。 第三，在此次“反服贸”运动中，政府建制机构中的反对派提供符号支援和物质支援，台湾地区“民进党”的“四大天王”悉数到场，支援学生占领“立法院”，同时在物资供给和后勤保障方面提供支持。这些本应利用议会抗争等合法手段争取政策制定的人士以非法手段进行抗争，是台湾政治民粹化的集中体现。然而，这种做法也是一把双刃剑，“民进党”的选民基础中有相当部分是支持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人士，“民进党”在利用此次运动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的同时，也要避免被选民用选票淘汰。这种困境其实也是香港反对派的真实写照。反对派一方面要利用“占领中环”凸显自己与中央和建制派的符号差异，另一方面也要小心避免刺激温和选民，防止他们用脚投票。 第四，此次“反服贸”运动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政策推行者面对社会公众的解说不充分，而造成的后果是，政策反对者的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反服贸”参与者颇为推崇台湾大学某经济学教授对服贸协定的讲解，但事实上，这份讲解错漏百出，如果不是其专业能力不足，就是别有用心。然而遗憾的是，反“反服贸”的论述严重缺失。这种状况与香港极为相似。目前，反对派对“占领中环”有一套详尽完备的理论论述，从国际标准到“公民抗命”，可以说武装到牙齿。但建制派却缺乏有力的、能与其相匹敌的理论叙述，仅从基本法法律条文出发，并不能打动普通民众。 以上四个层面的问题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正是因为政策的受益方不能涵盖最广泛的社会群体，在推行落实过程中才会面对困难，而如果这个非受益群体是以年轻人或学生为主，则更为困难，年轻人等不及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发声，更倾向于采用激进的社会抗争手段。年轻人理想化、有热情，容易受同侪影响，容易被他人鼓动，反对派可以站在年轻人的身后，提供符号支援和物质支持。面对台湾“反服贸”运动带给香港的种种启示，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应对目前香港政改问题和长远的陆港融合问题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如下。 首先，政策的受益群体应尽可能广泛，不能笼统以“对香港好”作为证明政策正当性的论据。对于政策负面效应要有长远考虑、严肃认识，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其次，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人和学生群体支持中央推行的政策。随着年轻人逐渐成年，拥有投票权，他们在未来影响政策落实的能力会越来越大。如果不能从心理上赢得年轻人对政策的支持，未来他们就不仅诉诸激进社会抗争，还会用尽合法手段制造两地融合的障碍。 再次，要利用反对派支持激进社会抗争面对的两难，吸引中间选民支持政府决策和施政。区分反对派中的激进力量和温和力量，在站稳立场、有理有节与反对派斗争同时，顾及温和力量感受，最大程度吸引最广泛的支持力量。 最后，做好政策的理论论述支持工作。反对政策的声音通常是系统化、有章法、以“专家”讲授的方式推出，而支持政策的声音往往缺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要尽社会责任，不怕论战，真理越辩越明。支持政策的人士也要有组织集中起来系统回应反对派人士的论述。 （本文写于2014年3月）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05-16 治堵、道路交通的管理，是一个要多方调研，长远计划，坚持治理的过程，体现一个城市市民的素质，也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广州面临如此考验，积极探索出治理的办法，将有益于全国多个城市的交通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市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的堵车现象日益严重，就拿广州来说，一年更比一年堵。本文以广州为例，简论城市交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拥堵问题提出治理建议。 统计数据显示，广州每天堵塞超过400宗，导致GDP损失达7%。有媒体称，民调显示，近些年，不少中产白领选择离开广州，回乡或选择到二线城市生活，与广州常年的交通堵塞，出行不便大有关系。交通堵塞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根本治理，势必影响广州市民的“幸福感”，也将对广州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加快新型城镇化、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落实“低碳经济、智慧城市、幸福生活”发展理念，这些都给广州交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广州城市交通堵塞问题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而愈加凸显，据调查造成广州交通堵塞的主要原因有三。 1、    汽车保有量激增，高峰时间快速道饱和 我们从广州市政法机关获取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广州市汽车保有量已突破250万辆。2007年8月15日，广州市第100万辆上牌的汽车诞生，广州进入百万汽车时代。6年后，汽车保有量突破250万辆，增长1.5倍。对比全国的汽车保有量增长数据，广州并不算增长特别快。但广州市交通工作小组发布的《广州交通发展白皮书》，公布了广州道路容量的“家底”：十个区道路面积仅能容165万辆车出行、中心城区仅能同时容纳100万辆车出行。由此可见，广州交通的“家底”并不厚实。 2012年7月，广州市政府推出中小客车限购政策，但城区的交通堵塞问题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改善，目前城区内高峰期几乎所有快速道都处于饱和状态，平均运行速度仅为40公里/小时。主干道高峰期间平均车速为22公里/小时。 2、    市区交通堵塞黑点遍布全市各主干道 从交警部门公布的98个拥堵点中，金沙洲大桥、罗冲围路口、内环路增槎放射线金沙洲出口得票名列前三，成为市民心中最堵的路段。从公布的拥堵路段得票情况来看，主要分布在越秀、天河、白云区三个区以及内环路，其中天河区有7个得票前20的路段，成为全市拥堵点最为密集的区域，越秀区有5个，白云区有3个，内环路也有3个，剩下的海珠有1个，荔湾有1个，而黄埔区则没有进入前20的堵点。 3、    中心城区房价高涨将在市区中心工作的中产挤出城市边缘 目前，广州的主要商业贸易活动中心仍然以越秀、天河、白云这三个区为主，而这三个区近年的房价不断上涨。房价的上涨导致大部分中产选择在郊区置业，外来打工者选择往郊区租房。因此，市民的出行中心聚集明显。在番禺区的各大楼盘就聚集了大批日间赶往市区工作，晚上回到郊区休息的人群，因为交通的不便利（地铁三号线一直是广州最为拥挤的一条线路），加上小汽车价格越来越便宜，维修、保养等费用下跌，市区停车费相对比较低，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都选择购买小汽车出行代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个堵塞交通黑点中，大部分分布在与中心城区的交接处。 除了以上3个主要原因外，广州拥堵的原因还包括道路设计与疏导措施不合理，交通导引标志不清晰，新手司机驾车技术对交通规则的理解不够，以及交通不文明等行为。 分析了道路堵塞的原因，结合国内外城市治堵的经验，我们对广州城区的交通管理与改善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大力发展包括地铁、公交车在内的公共交通，进一步落实公交优先政策，让市民愿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国家交通部在《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决定在“十二五”期间组织开展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目的是通过实施科学的规划调控、线网优化、设施建设、信息服务等措施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的吸引力，从源头上调控城市交通需求总量和出行结构，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广州早在2011年的《交通发展年度报告》中就明确了“大枢纽”、“大轨道”、“大道路”的未来交通发展趋势。在《广州市综合交通规划》中也明确了“公交都市”的理念。广州市政府近些年在发展公共交通工具方面是投下了很多资源的，包括建设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通道，地铁的新线路的开通与延长，还有公交价格的优惠等等。不过面对急速膨胀的人口与迅速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的投入仍显不足。例如出名拥挤的地铁三号线，由原来的三节车厢增加到六节，翻了一倍，但还是不能满足住在华南番禺各个社区，工作在天河这边的打工一族出行，上下班高峰期的拥挤情况还是没有舒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肖自强 2014-05-14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汉族居民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投资和生活。双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客观存在。为了避免暴恐分子利用这些差异制造族群矛盾，大力推动族群融合的工作刻不容缓。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策划了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29死、143伤的严重后果。暴恐袭击将中国的族群问题再次推到了海内外的关注中心。融合是化解族群矛盾的良好方式 我国面对的一个客观实际是，边境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汉族居民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投资和生活。双方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客观存在。为了避免暴恐分子利用这些差异制造族群矛盾，大力推动族群融合的工作刻不容缓。其中，通婚融合和文化融合是族群融合的两种比较理想的方式。 中国族群关系的核心在于：部分单一少数民族大面积聚居，聚居点相对集中，而不是在全国都有所分布。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少数民族重新分类，分为全国性少数民族和地方性少数民族，而地方性少数民族再进一步分为地方性大少数民族和地方性小少数民族。中国族群关系的核心难点，就是地方性大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从政策角度看，其核心就是如何把地方性大少数民族转变成全国性大少数民族，否则族群关系的隐患恐长期存在。融合是消除族群冲突比较合适的方式： 其一，融合是不断发生的过程。融合更多的是消除不同族群间那些容易引起冲突和对抗的差异，是为了让族群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 其二，促进融合是中央政府处理族群关系的强大武器。每个国家都存在中央对地方的权力边界，即中央政府的实际影响范围及对边境的影响强度。如果这种影响力受限源于客观障碍，那么分裂主义者需要面对同样的难题。就促进族群融合而言，中央政府拥有庞大的资源，比分裂主义者更容易克服这种客观障碍。 其三，高级融合是通婚和文化融合。初级融合仅仅表现为混合居住，而通婚就是血统融合，是用婚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文化融合就是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交往从而相互吸收和渗透，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是化解族群矛盾的高级方式。以新疆为例的政策建议 笔者在新疆做社会考察时，有两点印象很深：在中亚人口居于前列的大民族当中，唯独维吾尔族没有独立建国；伊斯兰教无处不在地渗透于维吾尔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对于这两者我们都应给予深刻同情和理解。如果认识不到这两点，在新疆只是简单地发展经济和文化，反而会强化维吾尔族的分裂倾向。 新疆存在治理问题，但问题不局限于新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是全国一盘棋，而非某一地区的问题。国家统一不只是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更是少数民族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认同，而后者常常被人们忽视。北京原来有多条新疆街和许多清真餐馆，新疆人在北京不会有强烈陌生感或恐慌感。随着首都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疆街和清真餐馆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表明，东部城市这些年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出现“去少数民族化”，某些少数民族在东部城市的生活空间被不经意地压缩。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打跑，要么融进来。维吾尔民族，要从地方性大少数民族变成全国性少数民族，比较好的选择是让维族同胞从新疆走出来。就此，笔者提出如下六项政策建议。 第一，发展不得先于实质主权力。所谓实质主权力，也可称内在边疆，即主权的实质控制状态。这源于笔者在边疆地区考察获得的体认，即1）维族富人对中国主权的认同低于维族穷人，2）边远地区关于中国和中央的认知相当贫乏，3）维族地区高层官员后代的离心力比较强。主权力落实以后的发展才会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促进作用。 第二，可以从现实和历史同时着手，打破少数民族内部的简单认同，增强其内部的差异性和张力。现实就是在东部地区形成同一少数民族的不同地域风格。历史就是呈现该少数民族充满差异和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科学的民族史教育。比如尝试加强维吾尔族前穆斯林时代的历史研究和宣传，保留维吾尔族几百年佛教信仰的记忆。 第三，加强边疆板块化建设。首先是大板块建设，即大西北建设，要确立大西北的中心地带并鼓励优先发展。大西北的中心地带是陕西。陕西如果获得很大发展，对西北就会产生很强的正面辐射效应。应将新疆纳入与甘肃、青海、陕西等地构成的大板块。仅仅是新疆板块化是不够的，因为无法解决地方性大少数民族问题。其次是小板块建设，要做到经济发展与民族混居两个指标并重，增加少数民族聚居区中间地带的小版块建设，为不同族群的融合创造地理条件。这一点我们目前认识不足。 第四，让少数民族文化走出来。比如推广西北少数民族服饰，把外部性差异缩小。适当将个别维吾尔族节日立为全国节日，强化他们的全国性存在。可以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体人才在东部地区成为全国性明星。 第五，让少数民族走出来。共享改革成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东中部城市落户就业。促进少数民族到东部就业，将就业与落户联系起来。 最近政府放开西部少数民族到东部落户的条件，就是很好的尝试。然而光放开还不行，还要为他们建立相应的生活空间。我们要在东中部城市中建立适量的少数民族餐馆、清真寺和新疆街，让西部穆斯林在东中部落地生根。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建十多个新疆街区。在此基础上可以让少数民族在东中部不同地区形成地域性文化，比如海派维族文化、京派维族文化等，以打破族群内部的简单认同。可以重点发展陕甘青等地，使其成为吸纳西北少数民族就业经商落户的大基地。 第六，让全国人民走进去。首先要发挥新疆非维吾尔族地区的特殊功能，即非维吾尔族地区可以成为内地移民的首选地。在这些地区民族矛盾依然难以避免，但不至于引发暴力事件。 民族混居是新疆一切政策的基本要素。为了实现民族混居，首先要有相应的城镇化战略。城镇化就是将分散居民适当聚集。新疆城镇化规划，重点应放在多民族地区，多建多民族小镇。其次是适当的生态化战略，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移民等，都可以达到混居目标。再次要有相应的产业化战略，并与整个大西部的产业发展相匹配。同时要摆脱各种教条主义，使内地人口大踏步走进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在新疆搞移民，因为移民会带来冲突，其实冲突并不可怕，没有冲突就没有融合，关键是如何处理冲突以及如何引导和管理。 要发挥跨民族机构的融合功能。央企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它们也可以适当发挥族群融合功能，分布在新疆的央企尤其应该发挥融合的功能，因为在历史上它们就曾被赋予政治任务。非政府组织和学校，可以发挥相当的族群融合功能。党组织、团组织则更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族群融合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