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灵敏 2014-08-21 大陆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和提升要得到台湾民意的支持。对台政策须有所调整，由高度重视与台湾的大企业、政治精英的交流，扩展到与台湾社会基层尤其是青年人的沟通。 6月25日到28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应邀到访台湾。这是1949年两岸分裂之后，大陆对台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首次踏上宝岛，代表着两岸之间官方接触的正常化、制度化和常态化。从访问的过程来看，此行也是大陆共产党和台湾民进党正常交流的开始，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民共良性互动 今年2月，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郁琦首访大陆，今次张志军回访，本来定于4、5月间，但是3月中台湾发生了由反《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演化成的“太阳花学运”，张志军因而押后了行程。一如王郁琦访问南京而非北京，张志军今次避免访问台北，只在桃园机场附近的酒店与王郁琦会晤，回避了访问“首都”及领导人接见身份等敏感政治问题，把此行定位为多走多看，了解基层民情的亲善之旅。 从整个行程看，抗议者虽然如影随形，酿成了零星冲突，也造成张志军临时取消高雄前镇渔港、台中雾峰林家花园与鹿港天后宫的参访行程，但与2008年围攻张铭清和陈云林的阵势相比已经温和了很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对张志军几乎“每日一评”，先是对陆委会主委王郁琦谈到台湾两千三百万人自己决定命运说，张志军表示能理解，蔡英文认为张“立场有一定程度退让”；张志军说中国无意吃掉台湾经济，蔡又表示是“表达一种善意”。“张蔡会”虽然没有实现，但张志军和高雄市长陈菊的对话，是张志军访台的最大亮点。张志军固然放下了身段，而民进党这回的身段也软得出奇，民共两党关系由当初的不共戴天走到今天，这背后是民进党近年来的路线转变。 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英文不愿承认“九二共识”，又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两岸政策，得不到中间选民特别是经济选民的支持，最后以6%的得票比例小负马英九。面对败选的结果，民进党开始意识到在两岸经济加速融合的时代，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已经回到大陆的手上，对这一关系的诠释和处理能力将决定民进党的成败，顽固坚持“台独”政纲将难以得到足够选票，就算当选都难借大陆之力改善台湾经济民生。民进党要重返执政，就不能再让大陆成为绿营当家的阻力，不能再让国民党垄断对大陆的话语与代表权。因此，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必须要变。 2012年5月接替蔡英文出任民进党主席的苏贞昌，并没有深刻反省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相反却向“独派”不断靠拢。2014年5月，蔡英文以绝对优势再次当选新一届民进党主席后，在两岸政策上使出了新手笔。先是派台南市长赖清德登陆访问，赖坚定的“台独”主张与绿营最后一位登陆首长的身份，充分展现了民进党推动两岸交流的善意。在大陆期间，赖清德提出以“了解、理解、谅解、和解”面对两岸关系，得到了蔡英文和民进党中央的加持与背书。不宜夸大张志军访台成果 此次民进党对张志军访台释出了较大的善意，是其改善民共关系的新举措。在目前马英九民望低迷的情况下，显然是有意向台湾人民传达“我准备好了，要重返执政”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民进党的转变仍然是初步的、策略性的，要从根本上转变既有政策立场，短期内仍困难重重，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掣肘，因此对此次访问的成果，不宜评价过高。对台海关系的未来，也不应有过于不切实际的期待。 民进党的“台独”立场，目前并无任何松动的可能。尽管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较之前的苏贞昌更为灵活，身段也更为柔软，但这并不表明蔡英文要彻底放弃“台独”党纲。“台独”在绿营内根深蒂固，在年底七合一选举近在眼前的情况下，蔡英文如果完全放弃台独，政治风险会相当大。因此，蔡英文更可能会先巩固自己在绿营内部的权力与地位，巩固绿营基本盘，而不是另辟蹊径，对民进党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民进党的政策调整更多只会是因应岛内政治选举而进行的策略调整，而并非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调整。 民进党的政治策略开始从操弄族群和统独之争，转向打分配和贫富差距牌，以突显马英九“执政无能”，而这种转向对大陆并不有利，因为大陆是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台湾的得分一直在0.35左右徘徊，表面看起来并不大，不过富人的财富累积更加快速，低收入群众的财富增加缓慢，甚至没有增加，形成贫富差距增幅持续扩大的态势。从1998年到2010年，台湾收入最高5%家庭与收入最低5%的家庭的收入差距已经从32倍迅速扩张到66倍，呈现急剧增大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早在2008年民进党败选之后，不少少壮派就曾掀起一阵“二次党外”运动，认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代表着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民进党应该站在受薪阶级、传统农工阶级及白领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走“中间偏左”的进步路线，才能抗衡国民党的一党独大。蔡英文于2008至2012年担任民进党主席期间，也努力把民进党描绘成最重视社会公平分配的政党，指责国民党只在乎经济增长，特别是有利于大资本家的经济增长。这样一来，从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贸，在民进党的支持下，弱势产业崩盘、失业危机、阶级矛盾、陆资陆劳危及“国家安全”等话语被不断大肆渲染，有可能成为今后台湾政治选举和社会运动中对大陆不利的议题。对台政策要重视基层和青年 这些年来，北京不断对台湾释放经济上的善意，造就了旺旺、鸿海、鼎新等台湾大财团的成功，但台湾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得到明显的改善。在民进党新一轮的操弄下，大陆可能会被抹黑为只和大资本家和既得利益者站在一起。这非但不会增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向心力，反而会离间彼此之间的感情。 目前台湾劳工阶层的工资收入偏低，2010年平均实质薪资只有4.3万元新台币，不如12年前的水平。台湾约80%的劳工月收入在3.3万新台币以下。大学生的起薪也从1990年代的3万新台币以上降低到目前的2.2万左右。台湾《天下》杂志的调查显示，受访民众认为台湾贫富差距严重的人数比例从2005年的77%上升到2010年的95%，比例非常惊人。 “太阳花学运”是由林飞帆、陈为廷为首的青年学生主导的，这些人冒起于2008年反陈云林访台而起的“野草莓学运”，之后又经历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反旺中”运动的历练，其影响力在今年的“反服贸”运动中达到高峰。从林、陈两人试图到香港参加“占中”的行动看，这些思想激进、不受约束的年轻人未来会更加激进，做很多政客所不敢做的事情，并影响和激励更多对前途感到茫然的青年加入，这将是未来两岸关系最大的隐忧之一。 大陆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和提升要得到台湾民意的支持。对台政策须有所调整，由高度重视与台湾的大企业、政治精英的交流，扩展到与台湾社会基层尤其是青年人的沟通。从直航、“三通”开始，两岸社会各个阶层具备了更好的条件来全面交流，因此大陆把对台政策的重心往下移，现在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
Year: 2014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15 参考香港经验，在公共机构如政府部门、立法会、法定组织、或是咨询组织，其中成员都需要利益申报以避免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所要申报的项目包括成员拥有的物业、土地、公司、股份、董事、商业利益等等。 据内地媒体报道，8月12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原因是“违反工作纪律”。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张昕竹被解聘是因为其以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张昕竹收取高额报酬，为高通公司出具“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工作组的纪律。 张昕竹辩解说，他身为反垄断专家组成员, 虽然违反了工作纪律，但并不违法。不过我们还是要问：法律没有禁止的利益冲突，是否仍需回避呢？ 如果类似事件在香港发生，根据香港的法律和公务员工作手则，又会如何处理呢？ 参考香港经验，在公共机构如政府部门、立法会、法定组织、或是咨询组织，其中成员都需要利益申报以避免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所要申报的项目包括成员拥有的物业、土地、公司、股份、董事、商业利益等等。香港对公务员的利益冲突界定也很清楚，当中除了列明受规限范围外，利益申报的对象不单包括公务员自已，还有家人。 根据香港的处理方法，作为国务院下属专家咨询组的成员，张昕竹应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申报其在其他公司的职务和收益。在为涉及反垄断的公司从事商业咨询业务时，张昕竹需要申报；在其从事咨询业务的公司成为反垄断调查对象时，他更应回避。 此外，在香港，除了明文的规定，还有来自传统和案例的约束。根据香港政府2007年向立法会发出的有关问责官员守则的文件，守则不可能包括所有情况。所以，要求问责官员一旦遇有守则未提及的地方，应自行判断如何以最有效方法维护最高标准。而所谓最高标准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公众观感”。 张昕竹认为自己违纪但不违法，并不等于他能不避嫌地从事涉及利益冲突的事情，他的辩称便是没有顾忌到“公众观感”。曾经在香港政府负责房屋政策、官至常任秘书长的梁展文，在退休后受聘地产商新世界，曾引起社会议论。立法会就曾为此引用权力及特权法案作出调查。聆讯的结论认为：官员没有角色、利益冲突，但应该注意公众观感。这判决符合香港的一句名言：“司法公正不单要得到落实，还要被公众清楚看见” (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also be seen to be...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13 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大多对受协助的危机中国家提出苛刻的条件，例如要求该国严格执行紧缩的经济政策等。金砖银行的成立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 金砖五国开发银行（下称金砖银行）的成立目的，是要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五国间成立金融互助机制，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提供贷款。金砖银行在职能上虽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有重叠，但其成立的本意，正是要降低金砖五国受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制约。这些制约是美国以其国家利益加于其他国家的，导致不少国家处于不利位置。举例来说，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大多对受协助的危机中国家提出苛刻的条件，例如要求该国严格执行紧缩的经济政策等。金砖银行的成立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 金砖银行的总部将设在中国的上海，这势将大大增加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将加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首先，由于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流通货币，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以中国为总部的金砖银行在其会员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方面，也必然会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这将会加速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广度和深度。金砖银行初期的出资货币虽然仍是美元，但随着金砖银行规模的逐渐扩大，人民币或将会作为日后追加的投资货币，人民币地位也势将提高。 其次，中国对金砖银行应急基金的出资额约占总额的四成，人民币在金砖五国中的国际储备必然占巨大比重。再加上金砖五国与其他的新兴市场有着紧密的贸易以及金融联系，因此，可预期人民币储备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将会由点至面地全面扩大，从而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急速发展。随着金砖银行的建立，中国还可通过金砖银行援助其他国家的建设，从而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和海外的流通量。 此外，中国也可通过金砖银行，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金融产品。这样既可以募集基础项目相应的资金，又可以丰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从而促进人民币在金融计价方面的发展。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8-12 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 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厉行新政，锐意进取，开共和国中兴气象。他重视吏治，落实反腐，避免反腐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周永康一案揭盅，天下震动，公众拍手称快。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习近平民望直升。 过去数十年，官员腐败范围之广、数额之巨、级别之高，皆属前所未见，前所未闻。习治乱世用重典，诚不得已而为之。 习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调结构，保民生，追求可持续发展。他强调兼顾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重整国有企业，痛击垄断和利益集团；处理违法外企，让民企获得更多空间；整顿房地产市场，让经济不再为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绑架，让实体经济得到更多资金，为企业研发提供更多支持。习的经济政策更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习近平如同毛邓，有从军履历，擅长战略思维。他在外交上继承邓公“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遗训，在避开直接武装冲突的同时，尽心发展威慑力量，争取主动，对日展开外交战舆论战，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扩建南海岛礁，组建金砖银行，逐渐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1911至1949年，中国形式上采取西式民主制，但实质为军阀混战，让日本侵华有机可乘。多党代议制不合国情，中共掌权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习治国理政的实践暗合这一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组织官僚和资本家为劳工服务，国家权力务必掌握在劳工和为劳工谋福利的政治家手中。习的施政其实是回归了新中国的建政初衷。 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昭示了西式市场经济和多党代议民主的没落。值此世界大势，中共再次焕发强大的自我否定和革新能力，习近平极有可能开出普世的崭新体制，对此我们寄予厚望。 来源：2014年8月12日新华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11 这次反“离补法”中，对政府不满的青少年，响应社会团体的号召，纷纷从网络中走出来，参与游行和包围立法会的行动。“离补法”只是导火线，把市民长久积聚在心中不能发泄的怨气引爆出来。 《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草案条例（以下简称“离补法”）建议，澳门特首只要任职满五年，即可在卸任后获得月薪70%的“长俸”。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离职后，除可获月薪14%（公务员）或30%（非公务员）乘以任职月数的一次性“离任补偿”外，还可因禁止担任私人商业职位而获得相当于离任时月薪70%的每月补贴。“离补法”建议补偿年期可追溯至2000年，即前任特首及上届官员也包括在内。此外，草案建议特首在任期内可享有刑事豁免权。 “离补法”从政府提交草案文本到立法会小组通过，并没有进行公开咨询，澳门主要媒体也没有报导。该草案于2013年12月16日获立法会一般性通过，但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咨询或向公务员团体征询意见。因此，当市民通过香港媒体获知有关草案内容后，反对声音不断，并质疑特区政府黑箱作业。然而，政府仍强推该草案。 反“离补法”大游行 5月21日“离补法”在立法会获细则性通过，此举引起民间极大反弹。5月25日澳门爆发回归以来最多人参与的反政府游行。游行当晚深夜,澳门政府同意将法案送还立法会重新审议。立法会于5月27日下午开会。首先处理泛民议员提出的动议，要求“撤回草案重新研究”，但这个无约束力的动议最终遭到大比数反对而被否决。立法会在黄昏时，一致通过接纳行政长官的要求：删除细则性表决“高官保障制度”的议程。然而，仍有部份民众，为阻止该草案的重审，包围立法会，要求立即撤回“离补法”，更有部份市民手持标语，要求“崔世安落台”。2014年5月29日早上，行政长官崔世安召开记者会，宣布撤回备受争议的“离补法”，并表示政府将收集市民意见，再提出文本咨询，但并无时间紧迫性。社会深层次矛盾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于2014年1月公布的“澳门居民对公共政策重视度与满意度民意调查”显示，居民对特区政府施政长期不满。受访居民对公共政策的重视程度和满意程度评分不高，整体评价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对房屋及交通政策的期望落差最大。该民调反映特区政府的施政成效达不到市民的预期，管治威信有所下降。目前澳门民怨日高，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楼价高企、年青人置业难、医疗人手不足、看病排期长、交通挤塞、市民乘车难、通货膨胀严重、以及输入外劳影响本地工人就业等，这些都是近年形成的深层次矛盾。此外，以博彩、旅游支撑的澳门经济，由于产业结构过度单一，导至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少和待遇不高，年青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变得狭小。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也导至民怨日深。 反“离补法”将澳门长期被掩盖的矛盾揭露出来。过去，即使社会已经存在着深层次矛盾，但表面上仍然是繁荣安定、歌舞升平，这使得当政者容易对民怨掉以轻心。这次反“离补法”游行的主要参与者是澳门的青少年，他们以往虽然有不满情绪，但一般只会在网络互动讨论区上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而不愿站出来表达。但在这次反“离补法”中，这些青少年，响应社会团体“澳门良心”的号召，纷纷从网络中走出来，参与游行和包围立法会的行动。“离补法”只是导火线，把市民长久积聚在心中不能发泄的怨气引爆出来。 其次，澳门的咨询组织不能发挥民意代表的功能。咨询组织虽然定性为民意机构，但主要是官方主导。在回归前后，传统社团都在官民沟通方面扮演重要的桥梁角色，然而随着社会急速变迁，传统社团的凝聚力和桥梁角色已呈下降趋势。一些没有社团背景、又不想“被代表”的市民终于打破沉默，以游行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 此外，立法会不能发挥民意代表的功能。社会上虽然也有意见认为草案应公开咨询，但立法会相关小组多数意见认为，即使公开咨询，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只会拖延时间而没有结果。在2013年12月16日一般性表决中，反对的只有三名澳门民主派议员，其他议员皆支持草案，因此草案获大比数通过。现时澳门立法会内主要是以官委和间选的议员为主，直选组别中亦颇多是通过社团和其他途径当选，因此能真正代表民意的议员不多，民意亦无法在立法会获得充分反映。 在这次事件中，澳门媒体不能发挥监察的功能。澳门市民主要是透过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的率先报导才知悉有关“离补法”草案的情况。澳门的主流传媒和报纸都站在政府一方，均没有刊登有关“离补法”的消息。对澳门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 按照选举法规定的选举日程推算，澳门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最快将于今年8月31日举行。反“离补法”事件对行政长官选举，多少也会有所影响。自从“离补法”遭撤回，中央官媒对崔世安竞选连任一事并无谈论。与此同时，澳门民间开始出现反对声音，要求崔世安先生下台。这次反“离补法”大游行，中央高度重视民意。如果澳门社会对崔世安的连任普遍存在质疑，这有可能影响其参选下任特首的支持度和认受性，也有可能影响其管治威信。 反“离补法”事件对政制改革和政府施政也有影响。长久以来，市民都倾向于支持政府及亲建制的议员，理由是希望政府施政顺利，以换取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最终个人可以得到生活素质的提升。这是过往澳门民主派以普选动员市民反对政府一直难以收到效果的原因。然而，近年澳门的民生状况正在不断恶化，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令市民越来越难承受。澳门市民，特别是年青人，开始意识到要改善生活状况，是需要通过争取政治权利才能达到，因此对政改的呼声近年也越来越高。这次反“离补法”的结果证明，群众力量是可以迫使政府让步的。这可能会鼓励市民日后更多采用如游行、示威等较为激进的抗议方式去抗争和反对不合民意的施政，以保障自身利益。 最后，澳门年青人的政治意识也因这次反“离补法”的成功而有所增强。长久以来，澳门年青人都普遍对政治冷感，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对政治的无力感。反“离补法”的团体“澳门良心”指出，反“离补法”事件反映了政府施政和体制的缺陷，主要是缺乏民主成分。此次参与游行和“包围立法会”都是以年青人为主，反“离补法”事件将唤醒年青人的参政意识，也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能力感。长远来看，这会是一个里程碑，标示着会有更多年青人参与政治活动，澳门的民主发展会面临更多挑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4-08-04 金砖国家应深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关系协调，利用好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能够在重要问题上共同发声、协调行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带来许多重大的变化，金砖国家集团的出现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09年，金砖四国建立正式会晤机制，使一个媒体热词转变为国际合作实践。2010年12月，南非正式获邀参加，金砖五国集团形成。从2010年至今，金砖国家已经举行了五次首脑会晤，第六次将于今年7月在巴西举行。金砖国家的鲜明特点 与G8、G20以及成立更早的北约、不结盟国家等国家集团相比，金砖国家集团具有独特之处。 五个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大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发展中国家中，五国总人口占50%以上，国土面积总和约占40%，GDP总量约占60%。中国于2005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巴西超过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而位列全球第六，印度则成为第11大经济体。有数据显示，除南非外的“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金砖四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将达到61%。 五个成员国之间具有诸多差异性。在地理上，五个国家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四个大洲。在历史文化传统上，中国和印度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俄罗斯曾经是国际共运的中心，巴西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南非曾经实行过种族隔离制度。在经济方面，五个国家基本上处于大体同样的发展水平，相互间经济互补性不强。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实行单一制，其它四个国家采取联邦制；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俄罗斯、巴西、南非采取总统制，而印度采取议会制。在政党制度上，除中国外，其它四个国家都采取多党制，其中俄罗斯、南非、巴西目前的执政党已经执政长达10年以上，印度的人民党刚刚当选。与现有的主要国家联盟相比，金砖国家集团缺乏地域、经济、文化传统等一致性优势。 虽然存在较大差异性，但有两个基本共同点将五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其一，它们都是新兴国家，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看作代言人，也被一些发达国家视为机遇和挑战；其二，它们都有着反抗或对抗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都希望改革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对未来的期待。今后金砖国家的合作深入到什么地步，持续到何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否将两个共同点转变为共同的价值理念及制度化机制。 深化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 对于金砖国家的合作前景，各界看法不一，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既然已经实行了合作，就要继续推进，着眼长远，解决当下。从长远来看，要努力提高金砖国家合作制度化水平，尤其是要缔造共同的价值理念；从当下看，要着重经济社会领域，通过共同发展克服利益纽带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首先，加强对其它四个国家的研究，将这类大国的研究列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内容，并藉此提高战略决策的科学性。除了俄罗斯之外，我国对印度、南非、巴西的研究还不全面、不深入，而对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更为薄弱。就目前而言，可以发挥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国家层面设立金砖国家研究院，一方面集中国内优秀人才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吸收国际方面的人才参与研究，并以此推动金砖成员国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通过这种研究，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将知识阶层联系在一起，形成知识群体之间的共识，以利于将中国的价值理念用更柔和的方式传播出去，形成持久影响。俄罗斯、印度、巴西有着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比如俄罗斯有着系统的研究体系、印度有着英语的优势、巴西则发展出依附理论。中国的优势则是建国以后形成的较为成功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就。 第二，充分认识到其它四个国家国内政治的特点，尤其是要密切关注近期以来的政治变化。虽然俄罗斯、巴西、南非的执政党或者执政者长期在任，但是定期的大选总会对国内政治格局产生较大的影响。选举往往能够影响甚至改变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这些国家长期执政的政党，乃至富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热心于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国内也有明显的反对声音，很容易通过选举放大和扩散。另外，这些国家长期形成的大国意识，对霸权乃至其它大国的警惕，印度和中国的边界问题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尤其是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信任。因此，中方要积极加强和拓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发展，既要发展金砖国家执政党之间的交流，也要与其它政党建立沟通渠道。 第三，要寻求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化发展。尽管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但是中国无论经济总量还是贸易总量都远远大于其它国家，形成了不平衡的关系。2012年金砖国家相互间贸易达到3300亿美元，其中，中国同金砖国家的贸易额达到了3000亿美元，与2002年，即10年前的水平相比增长了11.5倍。与此同时，中国同全球整体贸易额的增幅仅有5.2倍。另有数据显示，各成员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16%，但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仅336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1.5%。中国对于其它四个国家，是重要的市场、投资来源国、产品输入国；其它四个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是资源输出国、产品需求国，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然而，其它四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并不密切。因此，金砖四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目前不可能像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经济合作、美日推动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以及俄白哈三国建立的欧亚经济委员会那样形成经济高度一体化合作，必须根据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相互间关系来寻求有特色、有效果的合作。 今后，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应该着眼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即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资金和市场优势，积极推动其它四个国家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巴西、南非在地区一体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金砖五国之间的投资法律制度的对接；对外，即深化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关系协调，利用好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能够在重要问题上共同发声、协调行动。 第四，要积极探索金砖国家在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长期稳定的国家间合作，必须获得各自国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这样普通民众才能在相互交流中产生好感，从而促进政府部门之间形成的共识。金砖五国都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俄罗斯刚刚走出制度转型的动荡，巴西摆脱军事独裁也不过30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不过20年，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也才20多年。这些重大变革使得社会内部非常活跃。印度、巴西、南非可能是非政府组织最活跃的发展中大国，巴西、印度分别举行过“世界社会论坛”。这些非政府组织对于母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都有很深的影响。中国在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方面，也要学会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一方面要推动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要在经济合作中注重发挥所在国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作用。 （本文成文于2014年5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余永逸 2014-07-31 下一届澳门特区政府首先需要减慢经济发展的速度，把施政的重点放到切实解决民生的问题上来；第二需要加强和拓宽与居民沟通的能力和渠道，使咨询工作真正起到应有的功效。 “传承创新 共建和谐”是崔世安先生参加2009年澳门特首选举的政纲口号，强调传承澳门自1999年12月回归祖国后所建立的稳固基础，并勇于创新，为澳门打拼更好的未来，从而构建和谐社会。2014年12月，澳门即将迎来新一届政府，早前特首崔世安亦表示有兴趣连任，以目前的情况看，可以挑战崔特首连任的候选人极少。在崔先生还未正式参选和公布其竞选政纲之前，让我们先回顾澳门特区政府过去四年多的施政，以便展望新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施政承上有余但创新不足 总结崔世安政府过去四年多的施政，首要的是澳门经济能顺利走出2008年金融海啸的阴影。2009年本地生产总值只有单位数字的增长，但自崔特首上任后，本地生产总值又回到每年双位数字的上升；失业率亦不断下降，到2013年只是1.8%，比何厚铧第二任期的3-4%还要低，几乎达到全民就业。此外，虽然在崔特首上任后首个“五一”劳动节的游行中出现了警民冲突，但随后几年各项游行活动基本上都是和平进行的，社会稳定基本得到维持。 崔特首年代澳门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因袭了何厚铧政府的施政策略。经济上，继续以博彩业为主轴带动发展，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博彩业收入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9年的七成半增加至2013年的八成半以上，其中2011年更达到九成以上的高峰。 社会政策上，崔特首亦采用上届政府的手法，主要以福利派发来回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在15年免费教育、现金分享计划、澳门居民乘搭公共巴士之车资津贴、家居电费补助、向澳门居民派发医疗券等社会政策上都沿袭了上届政府的方针，除了不断增加这些福利的补贴和资助金额外，政府亦为每名澳门永久居民新开设中央储蓄户口，承诺每年把部份政府盈余存入其中，作居民退休之用。 崔世安政府虽然能传承上届经济发展的势头及社会福利的建设，但是在创新方面，却显得乏善足陈。政府虽提出经济适度多元化，但在经济总量和政策层面，都难看出多元化的成果。如政策层面，特区政府提出打造文化创意产业方案，将其作为多元化政策的一个重要项目，然而经过四年多的施政，政府只是刚刚成立了文创基金，希望藉以资助有意在文化创作产业方面发展的人士，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它特别的政策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社会设施建设上，崔世安政府也可称裹足不前。政府虽然承诺在2012年完成19,000个公共房屋单位的建设，这个目标不但拖延到2013年才完成，建屋的质量和设计亦备受批评。在此之上，政府承诺会再建6,000多个单位，但这些建屋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所需。在交通方面，虽然上届政府已决定兴建轻轨，来舒缓澳门交通挤塞的问题，但因线路安排问题，政府去年底才与居民达成共识，把原本计划在2016年通车的计划推到2018年之后。其它包括公交服务质素差、高楼价、高通涨等一系列议题都有待政府处理，提高本身的管治效能。一言以蔽之，崔特首政府承上有余，但创新不足。官民之间的鸿沟 崔世安上任特首后，纵使澳门社会出现不同的要求，民众的集会和游行基本上都是和平地进行，对社会稳定没有带来重大的影响。然而，目前的穏定却遮盖着一个潜在但影响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即政府与居民的鸿沟。 如上面所述，多年来特区政府并未能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只是以福利派发的方式暂时地舒缓一些矛盾。实际上，居民对政府的表现越来越不满。一项自2005年至2011年间多次问卷调查的研究表明，在交通、环保、居住环境及政府整体表现上，居民都表达越来越多的不满，而且也越来越担心社会的稳定。 值得留意的是，自2006年底发生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贪腐案后，澳门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可谓每况愈下，民众担心政府的政策最终都是向商家输送利益。2006年和2007年的两个“五一”劳动节游行出现警民冲突，都是民众对政府信任下滑的表现。随后政府推出连串福利措施，希望藉此抚平民众信任的伤口。 然而福利措施只能为信任伤口起到止痛的作用，并不能提升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心。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政府提出的一些政策和法案常常受到质疑，法案与公众咨询的结果不符，引起社会不满。土地法的立法过程如此，家庭暴力法草案、西湾湖周边发展旅游项目也如此，其后果是降低了政府的管治效率。事实上，崔世安2009年参选行政长官时，曾提出构建阳光政府和加强政府透明度的目标；然而四年多来，从上述的事件来看，崔世安政府的透明度及其与民间的沟通尙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虽然这些事件并没有带来社会动荡，但却进一步削弱澳门市民对政府的信任。 2012年的政改讨论基本上把官与民的关系推向对立面，虽然政府得到了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整改方案得以通过，但由于特区政府缺乏与民间沟通和商讨的能力，只以高压的手法把民间反对政府的政改方案压下来，激起社会上一些青年人及记者和媒体人士强烈的反抗，他们成为日后反对政府主要的动员力量。可以说，政府赢了政改方案，却输了民心，为日后的政治稳定种下恶果，激起民间的激进力量，使之持续以较激进的手法挑战政府。 近日澳门政府为特首和主要官员所提出的《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简称离补机制），把澳门市民对政府的长期不满引爆出来。这个被视为特首与主要官员的自肥方案，引发澳门自回归后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游行示威，据游行组织者估计参与人数达两万人以上。虽然崔特首最后向立法会要求中止通过此法案，但反对派仍能动员超过七千人在立法会外集会，要求政府撤回法案。这反映出离补机制令民众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度降到最低点。这势必将进一步削弱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使其推行和落实政策更加举步为艰。政策建议 回归以来，澳门社会的稳定主要由经济发展和福利派发两条支柱来支撑，但随着澳门社会的多元化，这些手段的成效已日渐成疑。加上崔世安政府与市民沟通不畅，致使澳门市民越来越不满亦不信任特区政府。2012年的政改讨论和2014年的离补机制更激化了澳门激进的反对力量，他们持续以激进的手段反对特区政府，进一步削弱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 要解决目前的管治困局，下一届澳门特区政府首先需要减慢经济发展的速度，把施政的重点放到切实解决民生的问题上来；第二需要加强和拓宽与居民沟通的能力和渠道，使咨询工作真正起到应有的功效，成为表达意见、收集民智、凝聚社会共识的平台，从而慢慢抚平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伤口，以时间及积极的民生政策去化解特区政府的信心危机，建构一个和谐的澳门社会。 （本文成文于2014年5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7月29日公布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期结束。经法定确认程序后，崔世安可为唯一候选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毛启蒙 2014-07-25 “两岸一家亲”是“共圆中国梦”的坚实基石，体现了习近平履新后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刚柔相济，情理结合，以民为本，宣示了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寻求和增进两岸民众共同利益的极大诚意和坚定信心。 今年2月和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分别会见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释出了习近平履新以来清晰的对台政策话语。其中，“两岸一家亲”是继“一中框架”后再次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政策表述，得到了台湾方面较为积极的回应。在台湾地区发生以“反服贸”为议题的“三月学潮”背景下，“两岸一家亲”的提出，既体现了习近平对台政策亲民心、接地气的新“作风”，又展现了十八大以来对台政策更加自信、包容和柔性的趋向。两岸关系发展的“新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2月会见连战时强调“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并设家乡陕西菜家宴款待连战夫妇；5月会见宋楚瑜再次强调，只要我们都从“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出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就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习连会”和“习宋会”可谓渗透着浓浓的家庭亲情和血脉情谊，既与习近平主政风格一脉相承，也体现了大陆方面对台政策的“新作风”。 “两岸一家亲”体现了正视两岸关系现实基础上更大的包容性和柔和性。回顾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取得的历史性转折与发展，“一中框架”提供了两岸协商对话、商签ECFA等一系列经济法律合作协议的共识基础。5年多来，随着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如何缓解两岸在政治定位、身份认同等敏感议题上的纠葛，则成为巩固两岸关系的紧要任务。“两岸一家亲”的政策表述则提供了立足“一中框架”，建构“情”、“理”结合的两岸关系新走向。 “两岸一家亲”因应了当前两岸关系的基本形势，描画了未来一段时期大陆对台政策的规划蓝图。古语说，“家和万事兴”、“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处理家庭和事业关系的辩证逻辑和传统智慧，体现中国人历来把家庭和睦作为人生成就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在台湾地区发生“三月学潮”前后两次谈到“两岸一家亲”，前后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继承”的是十八大以后大陆方面对台湾民意的关切体认，特别是在两岸经济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的背景下，如何使经济合作绩效惠及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基层民众；“发展”在于针对台湾岛内“三月学潮”事件，习近平以“四不原则”强化表达致力于增进台湾民众福祉的信心，体现大陆方面预见、正视和理解两岸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和暂时困难，但以“两岸一家亲”为基础，致力于增进两岸人民共同福祉、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努力绝不言弃，表现出基于血脉亲情的善意包容和极大诚意。对当前两岸关系的科学研判 从今年2月“习连会”上的“习四点”到3个月后“习宋会”上的“四不原则”，从肯定式表述到否定式表述，微妙的表述差异实则既再次宣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心，也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当前两岸关系现实形势的准确把握。 “两岸一家亲”的提出离不开对两岸关系深层次问题的关切与体认。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取得了历史性转折与发展，两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可以说既合台湾推动产业升级、加速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之“时势”，又顺台湾民众改善民生福祉、增加就业机会之“民心”。 然而，掩蔽于两岸经济关系“蜜月”背后的种种迹象表明，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三月学潮”的发生进一步使得相关负面因素显现出来：一是“台独”势力活动出现了长期化经营、年轻化影响、草根化扩散、社会化动员的新特征，反“独”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二是台湾民众认同结构的分裂性、历史悲情的固化性、对既有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的保守性，导致两岸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仍比较薄弱，特别是“三月学潮”中处于前台的青年学生对未来缺乏信心；三是台湾岛内政党政治围绕“统独”议题的操弄博弈，后“三月学潮”时期两岸协商谈判的制度机制面临考验，皆加剧了两岸关系中的集体焦虑感。 因此，无论是“习连会”提出的“习四点”，还是“习宋会”的“四不原则”，既是大陆方面对两岸相关方面集体焦虑和关切的回应，也反映出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中深层次问题的科学研判。如习近平在同连战会见时所说，熨平心里创伤需要亲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我们有耐心，更有信心。5月会见宋楚瑜时进一步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稳定，经得起风浪考验。两岸关系风风雨雨几十年，总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习近平与连宋前后两段话情理结合，既讲求亲情联系，又正视现实情势，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向外界宣示，大陆方面以亲情情谊团结台湾同胞共圆中国梦、化解两岸关系深层次症结的意志，不会因任何阻碍而改变。“三月学潮”后两岸关系主要方向 “习宋会”相对“习连会”而言，具有因应台湾地区“三月学潮”更强的针对性，除围绕“两岸一家亲”提出“四不原则”外，还专门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了几点意见，一是积极创造条件，扩大两岸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面对面沟通，心与心交流，拉近心理距离；二是深入了解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照顾弱势群体，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三是要多想些办法，多创造些条件，让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以后能够担当起开拓两岸关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可以说，这三点具体意见宣示了后“三月学潮”时期大陆方面对台政策的若干主要方向。 其一，“两岸一家亲”的关键在于提升两岸民众交流的质量。两岸实现全面“三通”以来，经贸、文化、旅游等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但“三月学潮”的发生揭示了两岸经济热络关系背后，仍然存在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与认同的偏差甚至冲突。因此，习近平两度提出“两岸一家亲”正是要将两岸民间关系再提升一个层次，在两岸关系中强化“家”、“亲情”、“血脉”等因素，从而把“一中框架”真正和两岸民众的感情纽带连接起来。 其二，“两岸一家亲”的重点在于扩大两岸经济合作绩效辐射面。“两岸一家亲”的提出，是大陆方面因应当前两岸局势，把两岸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到两岸民众共同利益中来，以“家”的表述向台湾民众传递善意，即两岸经济合作绩效与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是高度一致、不可分割的，真诚希望并愿意为满足台湾民众现实需要、增加基层民众收益而付出不懈努力。 其三，“两岸一家亲”的未来在于两岸青少年同担重任。台湾“三月学潮”以学生在前台，以“反服贸”为议题，反映了台湾青少年世代对两岸关系发展和未来的茫然。习近平在与宋楚瑜会谈时专门提出创造条件促进两岸青少年交流，也是大陆方面向台湾青少年传递善意，表达大陆方面对台湾青少年疑惧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关切既有民主制度、生活方式和政治社会权利的理解，宣示了大陆方面携手台湾青少年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邀约。 “两岸一家亲”是“共圆中国梦”的坚实基石，“共圆中国梦”是“两岸一家亲”的共同理想，体现了习近平履新后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刚柔相济，情理结合，以民为本，宣示了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寻求和增进两岸民众共同利益的极大诚意和坚定信心。同时，“两岸一家亲”的提出，也展现了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现实形势的科学研判，特别是两岸经济合作背后深层次议题的准确把握和冷静分析，将成为巩固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政策主轴和基本话语。
——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07-22 中国应该借助逐渐强大的国力，大力宣传、推广“五项原则”，力图使之成为主导未来新国际格局的主流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60年前，在冷战愈演愈烈之时，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商定，推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进中国宪法，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接受。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且越来越成为构建未来国际关系框架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最符合中国文化、切实指导了中国外交实践的基本准则——让中国同“冷战”中的美苏保持距离，团结了广大的第三世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改革开放中为中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五项原则也是目前由中国提出的最为世界所接受的政治与外交主张，从这层意义上说，这是当代中国在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上最大、最成功的“对外价值输出”。 目前看来，有一些人对这一原则有所保留，甚至有一些成见。确实，中国早就不再是当初夹在两个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之间立足未稳的东亚弱国，“中国崩溃论”也被“中国威胁论”取代，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敌视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些专家学者呼吁结束“韬光养晦”，放弃“谨小慎微”的和平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有这种情绪与想法可以理解，但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处境与国际大环境，中国不但不应该放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而应该借助逐渐强大的国力，大力宣传、推广“五项原则”，力图使之成为主导未来新国际格局的主流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 我们可以先疏理一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战争之一，真正“杀人如麻”的现代化武器第一次投入战场，致使两场战争的伤亡人数加起来几乎超过西方历史上有记载的所有战争伤亡人数的总和。理智尚存的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第三次世界大战”唯一胜出的只能是“世界末日”。尤其是在原子弹与氢弹出现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心知肚明，“以战止战”已经不可能，恐怖平衡是唯一的选择。 同现代武器一同进入并主宰20世纪的还有各种主义、意识形态与极端思潮。美国认为自己掌握的“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前苏联则认定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更高阶段，马克思主义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世界革命立等可取，美、苏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但“热战”又必须避免，于是，冷战突然爆发。 冷战爆发，前苏联、东欧与美国、西欧两个意识形态集团形成，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唯一选择就是：你不站在前苏联一边，就得站在美国一边。而当亚、非、拉等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之后，也就立马论为美苏对峙的筹码与棋子。最先对“筹码与棋子”身份感到不满的就是中国。 冷战期间中国同法国、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于外交实践最经典的例子。反观前苏联，一直挥舞僵化的意识形态大旗，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让人民勒紧裤腰带去支持世界革命，以及借助人为自造的国际紧张局势而在国内搞得草木皆兵、鸡飞蛋打、民怨鼎沸……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对外交往更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轴，从“韬光养晦”、“不当头”到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交往模式，也为中国赢得了发展的空间与话语权。如果说以前的中国人微言轻，使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能让更多国家重视与遵循，那么，当今中国强大了，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如果继续以此原则作为国际交往准则，以身作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关系新格局的指导思想，这将是中国对世界和平最大的贡献。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7-18 中国和俄罗斯在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合作基础上，将会改变国际金融秩序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现况。 据路透社7月16日报道，金砖五国开发银行总部将设于上海。这将是第一间由非西方国家主导成立的重要国际金融机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启动资金为500亿美元，由五个金砖国家均摊；另将设立“金砖应急储备基金”，总额为1,000亿美元，用于抵抗金融风险。中国将对该应急基金出资410亿美元，约占基金四成。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功能是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这功能类似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这将是二战结束以来，首次由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起的大型国际金融机构。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 首先，金砖五国开发银行总部将设于上海以及中国对应急基金的出资占四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已经成熟。中国的经济成就已获国际认同，经济实力不容忽视。中国已跻身全球经济强国之一，在非西方国家中具有领导地位。 其次，此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峰会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了地缘政治的平台，促进俄罗斯与邻近地区和非西方国家的合作。相比于被七国集团峰会排斥的遭遇，普京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所获得的礼遇是他的一大外交胜利。 第三，金砖五国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一种抗衡。这个新建立的开发银行每年举办的峰会可作为国际平台，给予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问题上更大的话语权；在联合国或世贸方面，有助于建立共识和采取共同行动。 金砖五国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是历史性的决定。这也标示着重塑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大一步。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我们有必要致力改善全球水平的经济管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声音。”金砖五国为扩大互相合作聚到一起，并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秩序上的话语权。所以，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和俄罗斯在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合作基础上，将会改变国际金融秩序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现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