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14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2-19 回归以来，澳门在“一国两制”模式下，维持了高水平的治理、高速的经济发展。澳门人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有较高信任，澳门特区也会朝着改善经济的方向继续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明日（12月20日）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主持第四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宣誓就职仪式，并见证第四届特区特区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成员、以及检察长的宣誓就职仪式。 澳门回归十五周年，特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和持续繁荣，城市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央全力支持下，澳门在各项事业都向前发展，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果。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优越性 回归十五年，中央政府支持澳门特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司法和民主政制，取得显着成就。实践证明，澳门在现行司法、政治体制、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方面都符合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考虑，也符合澳门社会各阶层界别的利益。 回归以来，澳门在“一国两制”模式下，维持了高水平的治理、高速的经济发展。澳门人对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有较高信任，澳门特区也会朝着改善经济的方向发展。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从回归时的505.7亿澳门元增加至去年的4,134.7亿澳门元，澳门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失业率降至1.6%以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惠及全体居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全面提高了澳门居民的生活水平，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体系等取得显著成果。建“爱国者”为主体的治澳班子 从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到建设独立的司法体系，都是实践“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重要过程。依据“一国两制”的构想,《澳门基本法》授权澳门独立行使终审权和检察权，澳门实行司法独立,法院和检察院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也不需听从任何命令或指示。此外,《澳门基本法》还规定了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制度，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等，使其具有对抗法外干涉的能力。 《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由于本地化的需要，澳门本地法律人才、特别是司法人才缺乏，故中葡曾协商决定从大陆挑选人员前往葡国学习葡式法律，毕业后留澳工作参与法律和司法人才的本地化建设。这就形成了独特的“澳门模式”司法体制：由大陆外派葡国学习法律而又懂大陆法的法律人才为主体，参与澳门法律本地化的建设。 经过十五年的建设，澳门特区的司法体系日趋完善，拥有独立的终审权和检察权。最近成功连任的澳门特首崔世安委任担任政法岗位的主要官员，全部都曾修读大陆法学。他们都熟悉大陆的法律系统，将更能体现“爱国爱澳”、“依法治澳”的精神，形成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治澳班子。 注：本文全文将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天大报告》，此处为节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步文 2014-12-17 只要中共党员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中共就一定能够更好把握历史大势，巩固执政地位，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成功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安全问题，这需要引起高度警觉，更需要科学应对，以保证中共能够长期生存、发展和壮大，领导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领导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所谓执政安全，就是执政党的方略、能力与合法性至少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执政地位合法、持久和稳定，没有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理论、制度、科技、文化以及其它诸领域的创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党自身的改革和发展，克服思想、组织和作风上的各种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这是中共在当下和未来赢得人民拥护、有效解决执政安全问题的根本之道。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党内因素 （一）党内不合格成员为数不少，降低了党的质量、力量和威信。 一些人在入党时对共产党的思想理论不理解、不相信，对党的宗旨不在意、不奉行，甚至带着投机钻营的意图入党。他们入党后，不仅不能起表率和模范带头作用，反而成为党的累赘。很长时期以来，这样的人入党被群众调侃为“群众队伍又纯洁了一份子”。最近三十多年，这个问题有越来越严重的态势。 有些党员入党后信仰衰减，自我膨胀，蜕化变质，甚而腐败堕落。他们最直接、最严重地败坏了党的肌体，毁损了党的形象，使党和一切正直的党员、干部因此蒙垢。有的党员“看透了”党内和社会上愈演愈烈、长期得不到遏制的腐败现象后，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怀疑党的事业、前途和命运。有的党员干部由于复杂的原因和动机，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党和国家无信心、不信任。 （二）党员教育存在不足，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 党要始终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和培养，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实际生活和工作的锻炼。这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入党前的教育、培养走过场，搞形式，纯粹成为一些人入党的前置程序；第二，党的干部缺乏实际生活、工作的锻炼，死抱空洞的理想主义，或者死守过时的陈规陋习，不是愚昧自大、空谈成风，就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第三，党员教育、培养的方式和内容陈旧，或者教育者本身的思想理论素质、政治法律水平和实际社会与工作经验不达标，不能胜任党员教育培养工作。 （三）党内思想建设滞后。 党内思想理论研究仍然流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形而上学等方法，脱离或罔顾基本事实，不懂得辩证法和唯物论，不注重事物和理论多方面的有机联系，忽视全面性、复杂性，机械、片面看待事物现象，不顾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许多新的伟大事物和实践，没有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没有把中国与世界统一起来、缺乏深入研究问题的眼光，不能够形成科学思想认识。不合逻辑、强词夺理，甚至高帽子加大棒子的空谈文章充斥在一些报刊之中，散布于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平台。 （四）党员干部存在特权和腐败问题。 领导人或其他干部基于个人权力，超越法律、政策，超越工作需要，为自己、为周围的干部甚至下级谋取特殊待遇、条件，或者为自己、为亲朋好友谋取利益，这就是特权。近二三十年，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和其他干部大搞特权，与特殊利益集团紧密交织，自己摇身一变，利用握有的某些方面、某个层次的支配权，获取垄断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资源，直接把持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对这种特权，需要从体制和个人两方面解决，既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又要对个人进行教育、管理，乃至处分或处罚。 （五）党内权力体制不科学、不完善。 在有关党内权力体制的各种问题中，最根本的是党内权力内容不清晰、配置不科学和运行不规范，既有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也有权力过于分散的问题。领导人的权力没有边界、没有制约，权力运行依靠领导者个人习惯和爱好，或者依靠成文和不成文的内部规定、惯例，没有公开透明、稳定规范的程序，权力滥用的后果无人承担，责任无法追究。这样的权力体制之下，人们很难科学评判谁的权力大了或小了、过分集中或分散了。实际情况是，既可以说一些领导人的权力过大，过分集中，也可以说一些应该集中的权力却被分散了，犯了“九龙治水”的大忌，制造了混乱局面。 危及中共执政地位的党外因素 首先，对立力量力图“和平演变”共产党。“和平演变”既是资本主义国家用以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也是封建阶级和其它挑战、敌视、削弱中共势力运用的手段。他们有的使用政治高压、遏制手段；有的使用军事包围、武力进逼手段；有的使用经济压制、制裁手段；有的使用思想价值和文化渗透、心理攻击手段；有的使用所谓“法律”武器，包括“国际法”，歪曲事实，虚张声势；有的使用金钱、美色等腐蚀、拉拢和引诱手段，弱化中共，意图使中共就范。总之，他们运用非战争手段，不放弃“压变”中国和中共的机会，重视和平“演变”共产党及其执政地位的策略与实践。 其次，竞争力量可能“和平取代”共产党。虽然这不是一个现实危险，但却是中共自身建设和执政的长远战略问题。如果共产党自己“和平蜕变”，如果人民对共产党敬而远之，中国国内出现合法、和平的竞争性政治力量，如果它们的战略、策略正确，它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获得人民的认可，就可能会得到巨大的战略机遇，甚至可以“和平取代共产党”。 目前，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主动采取“和平取代共产党”的战略，更不可能武力夺权，它们没有那样的实力，也不会制定出全中国人民支持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共产党也不能设想，无论自己这个党变成什么样，无论共产党怎样执政，全国大众都跟定了共产党，其他政治力量都不会寻求、发现和利用“和平取代”共产党的机会。如果共产党非要自毁长城，“拱手相让”，自然不缺“接盘”的政治力量。巩固和加强中共执政地位的策略 第一，严格把握党员标准。严守共产党发展之门，敞开退出共产党之门。1985年底中共党员人数为4,200万人，到2013年底，共产党员达到8,668.6万人。党员人数连年猛增，某些年份发展党员300万名以上。问题不在于党员数量增加快，而在于党员质量总体下降。对共产党的队伍消炎祛肿，必须采取两手，一手卡住发展党员关，既不搞关门主义，也不搞入党“大跃进”、“一窝蜂”；另一手敞开自愿退党之门，启动劝退的正常机制，加大清退和开除出党的力度。 共产党员人数实行总量控制，动态平衡，以党章规定的入党标准、条件为发展党员的唯一尺度，绝不发展“人情”党员、“裙带”党员、“带病”党员，不搞突击入党，“规模化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再考虑党员的年龄、性别、民族结构，注意文化层次，符合职业、行业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群众评议党员制度，允许群众按照一定条件和程序建议党组织劝退、开除党员。 第二，加强思想和作风建设。改革中共思想工作的方式，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改变宣传阵地上传出的混乱不堪、使人无所适从的思想理论声音。一些重要媒体放出的信息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务实、大气、开明、深得人心的讲话，常常格格不入，这不是小事，在国内外、党内外都造成不良影响，危害中国和共产党的安全。宽怀大度、畅所欲言、心情舒畅、平等争鸣、相互尊重、以理服人、共求真理、排除谬误，这些才是中共维护思想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有力、有效武器。...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12-10 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多投入地培育、宣传、推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 十八大推出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核心价值观。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领导的党中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下出的一步大棋、一步好棋。目前，许多政府大楼与街道两边，都贴挂出了宣传24字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各相关单位也加强了学习。不过，就笔者有意观察和广泛了解，从上到下，体制内外，对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都相当有限。有人认为这无非又是一组口号而已，也有人认为这些口号没有什么用处，很难落到实处。 笔者认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只挂在墙上的口号，更不是本届中央领导人仓促推出的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时度势，适时提出的最重要的执政理念，是中国未来百年要奋斗实现的目标，是“中国梦”的具体内容。中共十八大提出融合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源泉、符合中国国情与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唯一能最大程度地凝聚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理念。虽然早在百年前，“富强”就是我们民族追求的目标，“民主”和“自由”就是我们人民向往的境界，而“法治”等更是历届政府不停强调的执政手段，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每一届政府都会提出各具特色的思想与理论，不能说那些提法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与经济改革没有益处，可从长远来说，一个民族不能太着眼于短期的问题，而忽略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吸收和发扬，以及对国外先进理念的借鉴。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针对这个现象提出来的。该价值观可以涵盖方方面面，兼顾传统思想与外国先进理念。毫不夸张地说，“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过去多年来流行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种极端有害的思想与言论，都将失去依归与群众基础。从这方面来说，习近平这届领导人推出的最好的“维稳机制”就是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最有效武器。中国国土面积广大，民族成分复杂，且还有有待统一的台湾与有待收复的钓鱼岛、南海诸多岛屿等。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块多民族的土地，这样一个曾经遭受列强欺侮而四分五裂的超级大国，什么东西才能把她紧紧凝聚、连接在一起？什么才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共同的追求与梦想？肯定不是过时且有害的民族主义！也不能是一些人过分推崇的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56个民族并不都是在汉族为主的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里成长起来的。因此，真正能凝聚民心的正是这届政府提出的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反对分裂主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让每一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都能热爱、捍卫这片土地的最大“粘合剂”就是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能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藏、新疆如此，香港、澳门一样，而当我们秉持的价值观同台湾同胞一直追求与践行的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中国梦”不但同“台湾梦”相通，还涵盖了“台湾梦”之时，祖国的最终统一与复兴，也就为时不远了。 在对外价值观上，十八大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不难看出，中国对内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十八大提出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弘扬的价值理念是不仅相通且一脉相承的。谨守我们提出的这两个价值理念，不但能确保中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也保障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是符合中国人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的，是得到广大热爱和平的国际社会认可的。设若抛弃上面的对内对外核心价值观，不但会在国际上引起疑虑，而且，一个没有统一价值理念的民族，也让国际社会不知道采取何种标准来打交道。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在国际上面临这样的困境。 我们看到，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上遵纪守法，倡导和平，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与促进民族和谐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可当我们的官员与学者把这些“事实”展示给外部世界时，却遭到了无数的误解甚至攻击，最后我们赫然发现：中国掌握了“事实”，人家却掌握了“道理”，中国“有理”，却总是感觉到“气不壮”。 这当然和一些西方政府与媒体故意丑化中国分不开，也和一些海外势力抱持冷战思维不放有关，但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责任的。要知道，无论中国取得怎样的成就，某些官员与媒体总能用他们掌握的“歪理邪说”肆意歪曲手中的“事实”：明明是因为改革开放，同世界融合后取得的巨大成绩，却偏偏被他们扭曲为“特色”的成果；和谐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功不可没，但他们硬是要通过少数媒体营造出与全世界为敌，非打一仗才痛快的印象。 中国政府和民众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可也总有些人在国际社会上与普世价值为敌，故意把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大部分内容界定为“西方”的价值观，给整个世界一个强烈的印象：中国就是一个站在“平等、公正、民主、自由、法治”对立面的未来的恶霸，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就是不自由、人治和专制。 “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结束了一切有意、无意与恶意的误解和曲解，为国家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指出了路径。然而，我们要认识到，真正要让这24字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能脚踏实地地践行，路途可能还相当遥远，而且要经过艰难曲折。这也是很多人认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切实际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在价值观与国家大方向上也要“摸着石头过河”，殊不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与更加复杂的国内形势，如果没有明确的路径与前进的方向，很可能会出问题，走老路、走弯路、走回头路都有可能发生，严重的，还可能车毁人亡。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更大范围、更大力度、更多投入地培育、宣传、推广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与重中之重。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2-02 随着“占领”行动升级，港府所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然而，此刻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及各界深入思考的，除了短期化解“占领”矛盾的措施外，还需要有从长期角度的考虑。 “占领”行动发生两个多月，香港特区政府的反应是“不为所动”：既不真正“清场”，又在政改立场上“寸步不让”。不过，也有本地学者研究指出，当政治危机发生时，政府的”不作为”往往会引致群众不满情绪再升温，并演变成新一轮的抗争行动。 11月30日，学联及学民思潮将“占领”行动升级，于晚上9时宣布“包围政总”。学民思潮发言人指是“迫于无奈”才决定将行动升级，目的是希望政府响应市民争取真普选的要求。在包围政府总部其间，示威者数次向警方推进，在某些街道的争夺中，发生激烈冲突，并致多人受伤。 昨晚冲突发生后，特首、港府官员、建制派议员等对冲突及行动发起者（学联和学民思潮）予以谴责，并称“冲突有组织”，示威者不负责任。亦有泛民议员呼吁双学除一时的政治结果外，亦要考虑未来两年的区议会及立法会选举，勿因短期目标而影响泛民整体诉求。 随着“占领”行动升级，港府所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然而，此刻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及各界深入思考的，除了短期化解“占领”矛盾的措施外，还需要有从长期角度的考虑。譬如，政府应如何通过调整青年政策，减少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年轻人的不满 这次“占领行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当中大部份都是年轻人，其中最积极的群体也是属于年轻人和新一代高等学历人士。因此，处理好青年政策将是特区政府长远化解这次“政治危机”的关键。特区政府如要保持长期社会稳定，就必须要了解年轻人的不满，化解形成目前政治困境的种种社会深层次矛盾。 1.    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归咎于现行的管治制度 此次“占领”行动中，许多年轻人觉得当政者是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现有制度，同时不了解他们所面对的挫折。虽然年轻人受追求理想政治制度的组织者所号召，但背后却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其中包括置业、就业、教育机会和家庭关系等各方面，且都较以往复杂。在针对问题方面，政府尚未能从根本的政策层面出发，调动资源，对症下药，作出改善。因此，年轻人大都多把对社会的不满，归咎于现行的管治制度。2.年轻人缺乏向上流动机会 香港不少青年，就算大学毕业，都觉得“向上流动”机会狭窄。面对出路狭窄，他们有很大的无力感。一些年轻人认为：缺乏向上流动机会是因为香港的“大地产商”占据了社会上大部分的利益，缩小了年轻人的发展空间。因此，年轻人觉得，若要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就需要争取“真普选”，有了民主政制，才可能改变“大地产商”的垄断力量，才会有更好的向上流动机会。3.    香港从政机会有限，年轻人转向较激进的政治组织 由于香港新生代成长于较富裕环境，部分人希望追求非物质的个人理想，欲投身于有意义的事业。政治参与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可是，香港从政机会有限，除了立法会就只有区议会，年轻人进入管治体制的途径甚为缺乏。因而不少年轻人转向较激进的政治组织寻求参政的机会。特区政府应对症下药 调整青年政策 上世纪60年代的“六七暴动”曾催生殖民地港英政府对管治策略和实施的改革。其中针对年轻人对社会的不满，调整青年政策是其中重点之一。港英政府平定暴动后，曾经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探寻原因，并设法加以改善。 面对近期的“占领行动”，特区政府或可以史为鉴，回顾当年港英政府是如何调整管治策略，解决管治危机。 1.    “六七暴动”后，当时的港府曾研究暴动成因。认为有需要适量调整过时的管治策略。其中，政府透过主动关心及改善一般市民的民生，藉以减少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同时缓和市民的不安情绪和与政府的对立关系。 2.    政府在暴动结束后一年即1968年，已着手修改劳工法例，大幅加强对劳工的保障，让劳工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 3.    为改善与市民在地区层面上的沟通，政府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其中包括于1968年成立民政处（即今日的民政事务总署）。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