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云飞 2014-11-28 如果国、民两党席次、得票率持平，而无党籍人士得票率足以同两党形成鼎足之势，这或表明台湾选民彻底厌倦蓝绿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厌倦长期政党恶斗、不得不从两个烂苹果中挑较不烂的政治格局。 今年11月29日台湾将举办地方选举，是次选举包括：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区长、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会代表、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会代表及村（里）长，共九种。为了减少选务经费和降低社会成本，上述九种选举将在用一天举行，故简称“九合一”选举。该次选举是自1994年省市长直选以来，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届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自1997年县市长选举以降，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地方县市赢得执政版图的大小，与两年后的“总统”选举的结果几乎成正比，因此，地方县市长选举一直被视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这次“九合一”选举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本文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范式转移”这样一个概念，来观察“九合一”选举，意在掌握当前台湾政治态势的核心问题，从而探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可能走向。简单而言，范式转移描述的情况是，基本理论因根本假设的改变而转变。放在台湾政治语境里，讨论“范式”就是分析政党或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选举议题和竞选口号的设定、社会动员模式以及社会支持面的变化。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困境 2012年1月“总统”选举落败后，蔡英文自认输在“最后一里路”；当年4月其核心幕僚姚人多指出，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困境，在于提不出能与“九二共识”等量齐观的“替代物”，即民进党无法说服台湾人民相信它若执政，有能力面对中国崛起，有力量阻止中国因素继续影响台湾选举。他更直言，“台独”、“建国”已经失去主流市场，“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可以独立的时代”过去了，此言一出令泛绿阵营一片哗然。 民进党创党元老谢长廷倒是积极尝试以“宪法各表”，来回应北京以“九二共识”作为“党对党”对话的门槛要求，以期打破国民党在岛内垄断两岸关系发展的话语权。鉴于民进党执政期间两岸关系一度紧张，以及“一国两制”对台湾民众缺乏吸引力，中共在去年3月确立了“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新策略，积极邀请个别民进党人以“民间人士”身份赴北京、上海参加两岸关系研讨会，希望能凝聚更多共识和加深互信，甚至探索出更具吸引力的统一制度安排。去年7月，谢长廷以“维新基金会”的名义在香港主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的协办，这正是中共新策略之下的一大突破。 如果加上国民党政府回到1990年《国家统一纲领》重提两岸是“一国两区”的关系，国、民、共三党显然都有意在意识形态上突破眼前局限，积极扩大未来对话博弈空间，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似乎朝北京所主导和乐见的方向前进。然而，今年3月至4月间，“太阳花学运”强烈反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又给两岸关系和岛内政局投入新变数和悬念。 “太阳花学运”代表的新世代 由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公民1985行动联盟等学生社运组织发起的“太阳花学运”，认定两岸服贸签订过程为“黑箱”作业，从3月18日起集结抗议至4月10日撤出“立法院”，为期20多天。期间，300多名抗议学生、青年一度占领“立法院”议场，周围则有成千上万的抗议群众和非政府组织与警方对峙。这场学运首先是反对马英九政府、反对两岸经贸进一步一体化；其次是反对中国大陆经贸统战，而学运领袖林飞帆、陈为廷等也表露出台独建国的想法。民进党高层乘机到场声援以收割反马反中的政治效应，该党立委也站到学生群众与警察之间为学运护航。然而，由于抗议群众一度还冲击“行政院”和中正区第一警察分局，并瘫痪台北车站一带的交通，影响了社会大众对这场学运的整体观感，并引来批判声浪。 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党外”运动以来的台湾反对运动，一直都是知识分子经由杂志和报章评论来形塑舆论和社会思潮，再到1990年代电子媒体的推波助澜，因而涌现一个个意见领袖，有些更成为今日政治领袖。然而在人人拥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和新媒体的冲击下，这场学运主要通过脸书进行网上串联和动员。“公民记者”的涌现，使得各种消息和意见，未经传统媒体编辑人员专业的查证，直接在网上被当作“真相”或“真理”在群众当中传播。于是，所谓评论缺乏冷静、客观，大多流于情绪性宣泄和谩骂，读者各取所需，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社会大众意见极端分化对立，但又呈现零散局面。所以，这场学运固然反马反中，但民进党和台湾团结联盟等泛绿阵营也未能从中获利多少。从这次台北市长选战中，民进党派不出候选人，而民调领先的外科医生柯文哲赢得民进党初选却又拒绝代表该党参选，就是明证。 高雄中山大学社会系教授叶高华在网上发表《摇摇欲坠的台湾民主》一文，指出经历五次总统民选、两次政党轮替，按理说台湾民主应算是巩固了，实际上却是“摇摇欲坠”。他引用2000年、2005年及2010年分别进行的台湾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发现在1895名年满18岁的台湾民众当中，无论如何都拥护民主体制的人，从59.0%下滑到51.7%；接受独裁体制的人，则从15.8%上升到22.2%。此外，愈年轻的世代，对民主体制愈没信心。在18岁到29岁的青年当中，只有41.0%无论如何都拥护民主体制，但有34.7%接受独裁体制。叶高华认为，年纪较高的一代嚐过独裁的滋味，因此较渴望民主体制；然而最年轻世代无法体会前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艰辛，却经历了陈水扁的失败与政党政治的无能，因而对民主体制产生怀疑，甚至去想像独裁体制可以改变这一切。 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系的王奕婷在《难以对话的两种民主观？秩序、政府效能vs 自由、人权保障》一文中，除了呼应上述论点，还指出台湾社会中有相当一部份民众所想像的“民主”，与人民主权、自由权利保障等民主核心理念有相当的差距。这与国民党长期以来将守法安定、政府效能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密切相关。年轻世代特别重视参政权的发挥，以及表达意见与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保障，因此格外反对媒体垄断，认为走上街头表达意见理所当然。这样多元的民主想像也解释了在服贸相关争议中，不同立场者皆诉诸民主，但两边的“民主”似乎很难对话。结语 本文开篇曾提到县市长选战的结果与两年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几乎成正相关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县市长及2010年直辖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的总得票率以48.21%略高于国民党的45.76%。然而在2012年“总统”选举，国民党的马英九和吴敦义以51.60%过半票数当选，民进党蔡英文与苏嘉全得票率则下滑至45.63%。马英九继续执政主要得益于两岸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大陆大量采购台湾中南部渔农产品，帮国民党在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县市赢回不少选票。 然而，马英九在其第二任期内发生党内亲信涉及贪污，特别是去年与“立法院长”王金平之间的权力斗争公开化、今年两岸服贸协议争议，以及一连串食品安全危机，更加深了社会对马政府无能的印象，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一度下跌到9.2%的历史低点。 受马英九民望低迷的拖累，国民党这次在地方县市议会选举的表现便值得关注。在较受瞩目的“六都”市长选战中，除了朱立伦在新北市、吴志扬在桃园市有绝对把握外，国民党在高雄和台南很难撼动民进党的陈菊和赖清德，而国民党籍台中市长胡志强虽有政绩，但年龄和健康因素使他要承受形象年轻专业的民进党对手林佳龙的有力冲击，胜负难料。台北市长选举的基本盘历来都是“蓝大绿小”，但连胜文能否克服“富二代”形象击败得到新党前立委姚立明、李应元等多位民进党人士辅助的柯文哲，可视为自主性最高的台湾中产阶层是否支持两岸经贸一体化趋势的信任票走向，最具指标性意义。 国民两党无论哪一方在“九合一”选举大获全胜，都表明政党竞争仍是台湾政治基本范式。不过，在台北市以外，另有8个县市首长选举吸引了多达三名以上的无党籍人士参选；如果国民两党席次、得票率持平，而无党籍人士得票率足以同两党形成鼎足之势，这或表明台湾选民彻底厌倦蓝绿阵营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厌倦长期政党恶斗、不得不从两个烂苹果中挑较不烂的政治格局。“九合一”选举在即，两岸关系乃至台湾岛内政治是否出现范式转移，我们拭目以待。
Month: November 2014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11-27 “深中通道”不但将直接促进中山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珠三角的融合，这对提升区域的竞争力水平，将是极为重要的新动力。 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委消息，省发改委和省交通厅已完成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简称“深中通道”)的工程预评审，并已上报国家发改委申请立项。 由于多年来深圳至东莞的交通压力持续增加，经常严重塞车，从深圳经虎门大桥前往中山及珠海已经成为畏途，因此要求修建大桥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呼声不断。最初受香港提出修建港珠澳大桥的影响，“深中通道”的兴建计划被否决。耽误多年后，“深中通道”计划此番再被提出，且被认为是有必要且迫切。据广东省政府10月下发的《推进珠三角一体化2014∼2015年工作要点》，“深中通道”的深圳段，将争取最快于2015年动工。“深中通道”报“国家发改委”立项 据报导，由于涉及“深中通道”的几个城市意见不一，致使“深中通道”进展不顺利。广州出于通航考虑，坚持全隧方案（因为大桥如果不够高，将影响进出广州港口货船的通过，广州货运将会受到影响）。不过采取全隧方案造价太贵，又会影响路费而降低使用率，因此受到其他城市的反对。深圳、中山还提出“东隧西桥”的方案，经过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目前该方案已获支持，成为推荐方案，上报国家立项。 “深中通道”审议结果是大桥与隧道结合，即按广东省政府、深圳、中山提出的“东隧西桥”方案，由东向西跨越珠江口，路线起于广深沿江高速深圳机场互通立交，与深圳侧连接线对接，向西在中山市翠亨新区马鞍岛上岸，最终与横琴互通。推荐方案中，“深中通道”主线桥梁总长17,198米，隧道总长6,720米，将会在海中设置两处人工岛，路面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深中通道”工程争取明年动工，预计2020年建成。建成后，“深中通道”将成为连接珠江口东侧深圳、东莞、惠洲与西侧珠海、中山、江门两大经济圈的唯一直连通道。缓解深圳至东莞交通压力 现时，深圳、东莞、惠洲与珠海、中山、江门两大经济圈的陆上交通往来多需绕行至东莞，经虎门大桥或虎门轮渡通行。可是，虎门大桥交通量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0年的日均车流量已超过8.8万，处于超饱和状态。 而正在兴建中的港珠澳大桥由于受到通行政策的影响，未来建成后，主要是服务于珠江口西岸南部城市与香港间的跨界交通，仍然无法解决珠江口东西两岸间跨江交通的需求。 也正因此，“深中通道”的现实意义将是显而易见的。加上此项工程的建设费用预计将比港珠澳大桥低廉很多，路费也会更为便宜，预计将受到驾车人士的欢迎，东莞一带的交通流量由此将得以分流，该区的交通压力可以得到舒缓。东西岸距离拉近 促进珠三角融合 “深中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连接前海、南沙、横琴三个国家级新区和翠亨省级新区的交通纽带，届时，从中山到深圳车程将从现在的两小时缩短为30分钟。前往珠海一带的生活圈，时间则会在一小时之内，这对物流、旅游等企业会是直接利好。新通道将加强深圳物流辐射能力，又直接降低运输成本，为中山及珠江口西岸的贸易和旅游企业带来商机。 届时，A字形的珠江口将出现三条连接东西岸的交通通道。其中港珠澳大桥是A字底端最宽的一条，靠顶端的是虎门大桥，位于中间的将是“深中通道”（见示意图）。广东官员及民众期待多年的连通珠江口东西侧的梦想，终于能够落实。 “深中通道”使中山能够共享深圳机场资源。由于“深中通道”另一端就是深圳宝安机场，中山去宝安机场将极为方便，远较去广州白云机场更近，航班次数又比珠海机场更多。深圳、中山的距离拉近之后，中山将有机会吸引深圳大量货运物流，这将为中山港口货运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中山如能强化港口的各项功能和运作，其港口将可能成为区内一个重要的航运业节点，承载更多货物流动。 由此可见，“深中通道”不但将直接促进中山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珠三角的融合，这对提升区域的竞争力水平，将是极为重要的新动力。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1-25 市场期待有关监管部门适时完善有关细节，使关注沪港市场的投资者能在更清晰政策下不断寻找新的获利良机。 “沪港通”开通后，为香港和上海两地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投资增长空间。这不仅为香港市场的投资者直接打开了内地A股市场的一道大门，而且也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扫除了税务政策方面的一些灰色障碍。 “沪港通”开通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沪港通”下投资的税务安排，宣布境外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取得的A股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自11月17日起，QFII和RQFII取得来源于A股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便明确了投资者的税收政策问题。 一、 投资A股三年内免征所得税 根据有关“沪港通”交易税务方面的安排，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自11月17日起，通过“沪港通”投资A股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将暂免征收所得税。 香港投资者投资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仍需征收10%的预提所得税，如果可享受更低的税收协议优惠税率，可向支付股息红利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构申请退税。 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香港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三年内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获得的股息红利需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为QFII/RQFII扫除税务不确定性 在“沪港通”税务安排颁布之前很少有QFII就股票转让所得实际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但出于谨慎性考虑，普遍做法是在QFII账户中对QFII买卖A股所得预提10%的税款。由于相关税收法规未对QFII/RQFII取得源于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提供明确指引，导致在所得税方面存在争议。 按照11月17日“沪港通”下投资的税务规定，QFII和RQFII来源于中国境内股票性投资所得，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中国监管部门的这一决定，解决了为海外投资者引入QFII制度以来一直未能明确的税务安排，使相关处理方法更为清晰。 三、其他待明确的税务安排 “沪港通”是海外投资者第一个可以不用任何事前批准，同时没有额度限制的投资内地股票市场的渠道。根据相关规定，投资者通过QFII和RQFII买卖A股的差价收入，可按“沪港通”的政策规定免征营业税。 不过“沪港通”的税务安排还有少数有待明确的细节。如在营业税方面，虽然通过沪港通和QFII/RQFII进行投资A股的营业税问题已经明确，但期货和其他金融产品的营业税仍待进一步澄清。同时，“沪港通”的税务安排也未对债券和非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是否征税进行说明。市场期待有关监管部门适时完善有关细节，使关注沪港市场的投资者能在更清晰政策下不断寻找新的获利良机。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11-21 大陆顾客赴港抢购奶粉潮将会成“过去”， 大陆顾客将可在内地超市直接买到“货真价实”的免税进口奶粉，预计来港购买奶粉的人数还会再减，香港也可考虑在适当时候取消“限奶令”。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近日对澳大利亚展开国事访问，其间与澳大利亚总理举行会谈。两国一致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宣布了中澳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实质结果。 双赢战略伙伴关系 中澳自贸协议谈判始于2005年，经近10年磋商终于出现突破。根据谈判结果，中澳自贸协议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十多个领域，在备受瞩目的开放水平方面，澳洲对中国所有产品关税最终均降为零，中国对澳洲绝大多数产品（93%）关税最终降为零，澳农业成为“最大赢家”，奶制品可直接进入中国。 据内地官媒报道，中澳将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除了自贸协议方面的声明外，还签署关于加强投资合作的框架协议、气候变化合作谅解备忘录、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中澳企业间农业与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等，涉及领域包括贸易、投资、能源矿产、农牧业、基建、金融、教育、新能源、海洋极地、气候变化、旅游等。中澳双方在互相尊重前提下，将彼此照顾双方的核心利益，为两国创造更大机遇和更多利益。中国在未来4到11年内逐步对澳洲奶品、牛肉、红酒等商品削减关税，其中焦煤3%的关税将从即日起取消，动力煤6%的关税在两年内取消，不过糖和大米产业排除在外。中国获得的突破则包括澳洲授予中国私人投资与美、日同样的条件，10亿美元以下毋须通过审查。“澳洲进口奶品”将零关税 中国将逐步对澳洲敞开“零关税”市场大门，澳大利亚贸易部表示，“澳洲进口牛奶产品”将享有4年内免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据了解，中国目前对澳洲奶制品实施了10%至15%的关税，自贸协议生效后，在进入中国内地广阔的婴幼儿奶粉市场时，澳洲相关产品在未来4年内（2019年前），将可享有零关税的待遇。 对于消费者来说，免除了15%关税的“澳洲进口奶”无疑是件好事，但这却令资本市场产生了一些恐慌，虽然目前澳洲占中国乳制品进口的份额并不大，“澳洲进口牛奶产品”短期内并不足以购成压力影响内地奶品市场，但中澳自贸协定公布后，A股市场的乳业股和原料奶生产价还是普遍下挫。竞争促国内奶品业优化 免除关税之后，“澳洲进口牛奶产品”有可能会加大国内奶品业的价格竞争压力，从而使整体价格下调。现时进口乳制品的内地市场占有率正持续增长；澳洲乳制品免除入口税后，其零售价将有下调空间，并导致进口乳制品市场价格下降，从而对国内乳企构成压力，促使优化企业管理，提高竞争能力。 除关税互免外，此次中澳自贸协议还约定澳大利亚放宽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投资审查门坎，其标准将类似于澳洲与其它一些国家签署的自贸协议一般，即10亿澳元以内的项目不必接受审核。此外，若中国企业在澳投资超过1,500万澳元，将可以雇用中国工人。 由于海外投资门坎降低，澳洲的原料奶企业未来将有可能成为国内乳企并购的对象。国内乳企业可通过积极向海外牧场拓展，收购海外企业以解决奶源不足和抗衡来自国外品牌的竞争。中澳转口料增 香港物流业将受惠 香港是世界一流的物流枢纽，多年来一直挤身世界最繁忙货柜港的前列，也是全球最繁忙国际航空货运中心。2012年，香港经济的贸易及物流业占香港GDP的24.6%。中澳自贸协定後，香港的物流业地位将更为重要。 香港是中国内地与澳洲之间的重要转口港，据工业贸易署资料，2013年，由香港转口输往澳洲货物的总额为358亿港元，从澳洲进口货物的总额则为175亿港元。由于香港位处中澳贸易必经路，有贸易物流界人士估计，中澳自贸协议生效后，本港物流业将受惠，长远而言，香港物流业仍会大有作为，对香港GDP的贡献也会续增加。香港应考虑取消“限奶令” 2012年，大陆顾客赴港抢购奶粉，曾一度造成香港奶粉荒。港府于2013年3月1日起，实施限制旅客携带奶粉出境数量的规定（俗称“限奶令”）。至今年5月底，香港海关共检获共14万公斤配方奶粉；由去年6月至今年6月一年间，香港人通过奶粉预订服务，共购入33万罐奶粉。目前大陆顾客赴港抢购奶粉情况已受控制，香港奶粉的本地供应已回复正常。由于中澳自贸协议实施后，澳大利亚的婴幼儿奶粉的15%关税将在4年内取消，澳洲奶粉零关税进口将引致大陆奶粉降价，大陆市场出现平价奶粉当可预期。 以往大陆顾客赴港购买奶粉的主要原因除了价钱较为便宜外，还有在香港不容易购买到假货。因此，内地应完善“消费者保障制度”，加强防止假货、劣货在市面流通，确保大陆消费者能在当地购买得到“货真价实”的“澳洲进口牛奶产品”。 届时大陆顾客赴港抢购奶粉潮将会成“过去”， 大陆顾客将可在内地超市直接买到“货真价实”的免税进口奶粉，预计来港购买奶粉的人数还会再减，香港也可考虑在适当时候取消“限奶令”。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1-20 由于内地散户仍需时间熟悉香港市场，而香港构投资者资金实力雄厚，一般都有备而来，较为进取，因此，“沪港通”遇冷待、“沪强港弱”的格局也在意料之内。 “沪港通”自周一（11月17日）启动至今，市场反应“沪强港弱”，交投量开始出现不继。 “沪港通”包含“沪股通”和“港股通”两部份，开通首日，“沪股通”(北向)开通仅4小时，130亿元人民币额度就被耗尽。至3日后（19日），全日使用额度下降至不足两成。 而“港股通”(南向)每日额度为105亿元人民币，至19日，成交极为疏落，全日仅2.53亿元人民币成交，只占全部额度2.4%。对此，有分析认为，参与“港股通”的投资者以内地散户为主，而参与“沪股通”的则多为机构投资者。由于内地散户仍需时间熟悉香港市场，而香港构投资者资金实力雄厚，一般都有备而来，较为进取，因此，“沪港通”遇冷待、“沪强港弱”的格局也在意料之内。形成此一格局的原因，大政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一、 汇率波动风险高 “沪股通”的“北上”资金明显多于“南下”资金，这可能是因为汇率价带来的风险，使内地散户投资港股却步。“港股通”采用港币报价交易，以人民币结算，这种安排虽然方便了内地投资者，但另一方面也给内地投资者带来汇率损失的风险。在两天后股票交割时，内地投资者可能因汇率波动而造成损失，投资获利可能也得不偿失。二、 汇率买卖差价高 “沪股通”的好处是可预先兑换人民币，成本上较“港股通”低得多。如果每次交易都需要兑换人民币与港元，其中的买卖差价由银行赚取，一买一卖之间，要兑换两次，其中可能有1%的资产会被银行收取作为交易费/差价，这不利于投资者的积极交易。有香港的A股投资者称，参考汇率买卖差价高达5%，就算实际成交的差价相距近1%，相信也不会有意欲落盘购买A股。三、 两地法规不同 有基金经理认为，由于两地市场法规及信息透明度不同，“沪港通”表现欠佳，合符预期。因为两地法规始终不一样，即使在中港互联互通下，A、H股差价仍会维持，如内地有升跌停板机制，买卖不能即日鲜等，都会使内地同一公司的股价要有一定折让才有可能吸引力港资北上购买。此外，基于法规不同，两地在于信息披露上也有不同和不对称的地方，这也会增加港人北上购买A股的风险。四、 “沪港通”投资成本过高 内地券商只收取佣金。据调查，境内券商有的参考境内A股标准，最低收取5元人民币佣金，有的参考港股标准，最低收取100港元佣金，但沪港通券商收取万分之八和万分之六佣金居多。 而内地投资者通过“港股通”买卖港股时，除了佣金之外，还需交6种费用。香港证监会表示，内地投资者需要交纳的费用包括6种：交易费，由香港联交所按成交金额0.005%双边收取；交易系统使用费，由香港联交所按每宗交易0.5港元双边收取；交易征费，由香港证监会按成交金额的0.03%双边收取；股份交收费，成交金额的0.02%，最低两港元，最高100港元，由香港结算双边收取；证券组合费，按持有港股市值计算，最终由香港结算收取；上述各种费用内地股民要向港交所缴纳。 由于需要负担高昂的交易费用，因此内地投资者炒港股总体成本比A股为高。加上现时“港股通”的投资目标只限大蓝筹票；大蓝筹通常是升幅慢、波幅小；因此，“港股通”过高的手赎费会令内地散户认为无利可图而不参与。五、 资格境内投资者（QDII）额度未用尽 “沪港通”开通之前，基金投资者只能够透过QFII等机制投资A股市场，但是这些渠道都设有限额。这次开通“沪港通”可为国际基金投资者打开另一投资通道；再加上国家税务总局为“沪港通”订立了3年内毋须缴付股票增值税的优惠，国际基金投资者将会乐于采用此渠道进入A股市场。 目前合资格境内投资者（QDII）额度尚未用尽，“沪港通”只是扩大投资内地的渠道，故此投资者并无迫切参与的需要。另外，对于高端富裕人士而言，投资内地股票市场从来都不会是有太大限制，因为高端富裕人士都有办法拿到RQFII投资渠道的额度，故此，“沪港通”对现有机构投资者或高端富豪的帮助也不是很大。六、 “沪港通”推出时机不合 目前港股正处于较高水平，再加上沪股因“沪港通”的消息而被过度追捧，选择在此时开始推出“沪港通”时机并不合适。有基金经理称，现在政府开通“沪港通”，就如要求一个基金经理要在恒指30000点时开仓一样，有些强人所难，因为输面太高。 “沪港通”启动后市场反应一般欠佳，令到早前购入股票的机构投资者都争相沽货离场。“沪港通”推出后，昨日（11月19日）港股下跌至23373，三日共累计下挫713点（见图）。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1-18 “沪港通”的启动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真正落地，这有助于促进香港与内地股票市场的战略性融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进程。 “沪港通”是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的简称，它包括“沪股通”和”港股通”两个部分。香港“沪股通”的投资者可委托香港经纪商，经由香港联合交易所设立的证券交易服务公司买卖在规定范围内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而内地“港股通”的投资者则是可委托内地证券公司，经由上海交所设立的证券交易服务公司买卖规定范围内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 开通首天 南“冷”北“热” 颇受关注的“沪港通”昨日终于开通，“沪股通”每日130亿人民币的额度于昨日下午近2时已爆满（见下图），而截止收市，“港股通”每日105亿元额度尚余87.35亿元人民币未用，即只动用了17%，约17亿元人民币。 “港股通”的市场反应明显较“沪股通”为冷清，有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港股通”只限合资格的内地个人投资者参与，入场门坎太高，除50万元人民币门坎之外，交易时的结购汇一来一回费用达6%，还要计算佣金、印花税等，因此内地股民对“港股通”兴趣不大。也有券商建议直接开港股账户更为化算。相对而言，“沪股通”除香港个人投资者外，还有外资和基金可通过香港进入A股市场，故受追捧程度更高。 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 “沪港通”的启动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真正落地，这有助于促进香港与内地股票市场的战略性融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进程。此外，“沪港通”也增加了人民币资本在岸及离岸的双向循环，进一步提高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并提升了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由于内地A股市场的发展与国际成熟的市场存在差距，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封闭性,“沪港通”开通后或将加快内地股票市场的改革创新。 相对于A股市场，香港股票市场在监管和制度规则上都较完善与成熟。在“沪港通”开通后，通过两地各项业务的合作与交流，A股市场的监管效率、交易制度、法律环境、配套规则等方面都将可进一步得到提高与优化，可为投资者创造更加规范化、市场化的投资环境，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A股和港股在法律法规、市场结构、交易规则的差异将随着“沪港通”的推进逐步趋同。人民币国际化加速 香港金管局11月12日宣布，基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及“沪港通”的开通，自11月17日开始，香港居民每人每日兑换2万元人民币的限额将不再适用，银行可以为香港居民进行不设限额的人民币兑换。“沪港通”使香港放松人民币2万块兑换的上限，增加了香港居民投资内地市场的便利性。此外，由于“沪港通”采用人民币、港币双向结算，因此是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重要一步。“沪港通”启动后，人民币国际结算量将会增加，这将会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有分析人士认为，“沪港通”实现了沪、港两地股市的双向开放，不仅加强了两地资本市场联系，也使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让人民币真正成为一种国际投资的货币：中国投资者可带人民币出境，在境外兑换成港币后投资港股；国际投资者也可先换人民币，再用人民币投资A股。 通过“沪港通”，人民币可从贸易“结算”货币成为“投资”货币，而“投资”货币一旦形成，离岸人民币市场也将会活跃起来，汇率市场化的要求也会增加。综合而言，“沪港通”的开通将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甚至将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改革带来新的动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4-11-14 深化香港在前海改革与发展中的角色，不仅是对香港的支持，对广东乃至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也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前海在制度创新上获得新的突破，可以起到全国示范作用，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战略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珠三角地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一直起着突出的带动作用，在贯彻“一国两制”、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稳定繁荣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近年，港澳两地产业结构单一、贫富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香港，经济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交织在一起，加上外部势力的影响，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缓解，会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因此，积极探索如何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发挥广东在港澳发展中的支持作用，协助港澳解决深层次矛盾，成为新时期粤港两地面临的重要课题。 前海的战略定位 前海是广东深圳推出的新时期对接香港最重要的平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位于深圳西部的珠江沿岸，面积15平方公里。前海的战略定位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主要承担四方面的功能：第一，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第二，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第三，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第四，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引领区。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在外地考察的第一站就到了深圳前海，显示了中央对前海的战略考量。习近平对前海发挥对接香港的杠杆作用，协助香港解决结构和空间上的压力与矛盾，寄予了厚望。 应该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的概念从2009年提出到现在，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以及香港各界的期望，还有一定的距离和落差。这里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两地体制衔接上的困难。 在与香港合作方面，前海确实已经做了不少努力，包括积极推动香港专业人士到前海执业；策划建设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搭建深港青年成长平台；扩大面向香港企业出让土地的规模和比例，实行“港人港资港服务”；与香港多个政府及社会组织建立了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并开始试点在港的离岸人民币以银行贷款的形式进入前海用于建设发展。 面临的五大问题 虽然前海这一粤港合作新平台的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其在自身定位、整体统筹、改革创新模式，尤其是与香港的合作模式及衔接机制上，还面临着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与香港进行制度性衔接方面，前海目前还缺乏整体统筹和规划。在自身定位时，对于中央希望前海充分发挥大珠三角地区“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国家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承担试验田角色，同时帮助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战略定位的高度认识得还不够。前海虽然制定了一些对香港的优惠和开放政策，但对如何能够真正起到协助港澳产业转型的战略目标，还理解得不够，也缺乏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制度安排。 第二，前海一定程度上还延续着传统“开发区招商引资”和“政府卖地”的模式，也还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想法，追求中短期GDP目标和卖地收入。目前招商引资的成果，出现了内地企业的比重远大于港资企业的情况。 第三，前海在产业定位上，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追求“大而全”的倾向。在产业规划上，提出要把金融、信息产业、科技产业、现代专业服务业等作为支柱行业，而在产业具体门类上如何细化，做出各自的产业特色方面，论证和研究得还不够。同时，在空间规划上，把建设中央商务区（CBD）作为规划的重点，过于偏重房地产的发展。 第四，在制度创新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尝试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应该说前海还是做了很多尝试，值得肯定，但在如何系统性地学习借鉴香港，尤其是香港在行政审批、市场监管、城市管理方面的经验，前海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和实践。比如前海管理局学习了香港法定机构的形式，但实际运作起来却还是与香港的法定机构有一定的距离。 第五，在与香港的具体合作上，特别是与港企合作的具体模式、准入门槛设置等方面，可以说期望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香港目前面临着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包括经济结构偏窄偏单一，房价高涨，用于发展多元化产业乃至兴建市民住宅的土地空间都严重不足，中小企业营商成本不断上升，年轻一代很难找到一份合适对口并且有向上流动性的工作，社会整体贫富差距扩大等。中央设立前海合作新平台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其能够协助香港纾缓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 然而在具体合作的层面上，前海主要还是沿用传统招商引资模式，重点吸引大型企业，例如世界500强和香港几大地产商等等。而对如何与香港现有优势产业进行合理分工与互补、如何为香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支持香港中小企业、如何为香港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新型就业和创业机会研究得不够，也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前海与香港合作之间出现的困难，不仅仅是广东一方的问题，也与香港本身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香港过去长期实行“小政府”的体制，没有政府或政府控制的机构直接对外直接投资或输出管理的经验。因此到目前为止，前海与香港仍然没有一个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都是香港的企业或个人自己到前海寻找投资机会。除了少数香港大企业以外，占香港企业数量90%以上的中小企业普遍感觉靠他们单打独斗，很难在前海有立足之地。 中央政府批准设立前海试验区，不是将其视为一般的区域经济合作项目，而是从国家整体政治经济战略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使命的高度来考虑的。因此在下一阶段进行整体规划和政策设计时，应明确将前海定位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大局的第一线，作为香港产业发展空间的延伸，协助香港解决经济与社会深层次矛盾；同时前海作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整体战略的试验田，应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全国的开放和治理体系改革。三大政策建议 下一阶段推进前海与香港的对接工作，可以从两方面的顶层设计予以考虑： 一是将前海的改革发展与深化CEPA、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统筹考虑。国家已经决定2015年基本实现香港和内地服务贸易自由化，广东也决定提前一年在2014年底率先基本实现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但目前具体的实施路径并不清晰。前海应该成为实现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抓手和突破口。...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1-12 香港应尽快以“亚太一体化”的指导方针，充分结合香港自身的区位和产业等优势，去捕捉“亚太梦”的发展机遇，为香港未来10年、20年的长远发展谋划出路。 习近平首提“亚太梦”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于11月9日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时，首次提出“亚太梦”。习近平在演讲中宣布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简称“亚太自贸区”）进程，同时出资400亿美元（约3101亿港元）成立“丝路基金”。“亚太梦”的提出，彰显中国作为大国的风范，也显示中国愿意与亚太地区各国携手，实现一个更美好的梦想。“亚太梦”的四方面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国将会带来四方面发展机遇： 1.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 2. 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 3. 中国经济结构优化持续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4. 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将进一步释放。 习近平称，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倡议各国共同努力，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并携手打造开放型的亚太经济格局。在不断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全方位互联互通下，“共建亚太自由贸易区”蓝图。“亚太梦”彰显大国风范 当全球经济振兴乏力之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承担起主导“亚太经济新版图”的角色。“亚太梦”彰显出中国的大国风范，显示其愿意承担亚太经济发展的重责，使参与各国都可从“亚太梦”中获利。习近平称，“大国崛起，不必你死我活，而是和谐共生。”中国将担起引领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的角色。启动“亚太自贸区” 今年北京APEC领导人峰会的会议主题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习近平在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呼吁各成员国要打破亚太内部的封闭之门，敞开面向世界的开放之门；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实现横跨太平洋两岸高度开放的一体化安排。 从中国已经公布的“亚太自贸区”发展路线图看，目前中国已与东盟、巴基斯坦、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2个自由贸易协议，贸易总额超过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5%。自贸区范围内正在形成极大的开放市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整合亚太区各种双多边合作机制，也可减少各类自贸安排所出现的分散、重迭的情况。这安排将大大节省各国的交易成本，有助各国间相互往来的贸易发展。 设“丝路基金” 此外，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约3,101亿港元）成立“丝路基金”，该基金将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挂钩。亚投行是中国为抗衡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而设立的，将为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提供基建资金，而设立的“丝路基金”，则是要以中国资金实力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丝路基金”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和金融合作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香港在“亚太梦”中需把握发展机遇 “亚太自贸区”内人口约有26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40%，经济总量在世界占比56%，贸易总量占比48%。“亚太自贸区”的设立，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塑，都将影响深远。 亚太区各经济体，现时都争相搭乘中国的“发展快车”，争相筹谋在亚太经济新格局中的位置。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有理由、也有条件，率先抓住“亚太梦” 的发展机遇。譬如，即将启动的“沪港通”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显示香港如何可以捷足先登，好好利用...
人民币国际化评析（一）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4-11-11 一、 引言 随着内地和香港间商品、劳动力和资金流动的日益频繁，人民币在香港的跨境流通现象逐渐引起国际市场的注意。在香港流通的人民币，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多年来，为了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国家一直致力于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十二五”规划已明确提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国家的战略部署。2010年9月15日，中央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业务范围亦由最初的货物贸易扩大至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并开始从经常项目扩展至部分资本项目，尽管当时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规模还不算很大1。 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联合公布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2，允许香港银行经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香港作为国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参与及扮演离岸中心的角色。香港个人民币业务自2009年12月开始，并于2010年得到扩大，逐步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一定的放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推出后，人民币在香港已经广泛流通，人民币业务也成为了促进香港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发展，并推动行业健康向前的重要元素。 本文将透过分析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情况，探讨人民币国际化所面对的挑战，从而提出香港人民币得到更广泛普及，并最终达至国际化的建议。1. 1 人民币国际化的涵意 2014年7月19日，中国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宣昌能在北京举行的人民币国际化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这个提法从来就不是官方的正式提法3，官方较认同的提法是“逐步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指的是经国家允许，企业可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的结算，商业银行也可在人民银行规定的政策范围内，直接为企业提供跨境贸易人民币相关结算服务。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一种顺应市场供求关系的需要。至于人民币能否成为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计价、结算，储备货币体系中的重要部份，这是跨境贸易过程中不能确定的。1. 2 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 人民币自2005年汇改以来，一直予人“只升不跌”的印象。但从2014年开始，离岸人民币有明显的跌幅（见图1.2）。在经历2013年新一轮的长时间上涨之后（见图1.1），人民币积累了回调的需求，人民币于2014年开始回调整固。现时人民币汇率已呈现出有涨有跌、双向波动的弹性特征。扩大汇率的双向波动，可增加市场的开放和灵活性，这有利于人民币的自由浮动，同时也是人民币能够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重要过程。 虽然人民币呈双向波动，但并不会影响中国对人民币的定价权。定价权是由市场需求和市场参与主体所决定的。由于人民币市场需求主要是在大陆，所以定价权的中心就在大陆。，加上金砖五国银行的总部将设立在上海，这也使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有决定性的议价能力和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和自由浮动并不会导至人民币的定价权为他国所操控。 图1.1：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走势图48个月走势图 图1.2：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走势图12个月走势图 1.3 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情况 因应香港地区离岸人民币市场之发展，香港金管局已针对人民币流动资金之安排、人民币买卖及汇款业务、跨境交易真实性之确认、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等事项，发布若干重要之规章制度。目前金管局对人民币在香港地区之管理及规范与其他外币几无差别，可视为合法交易及支付币别之一种。由于在香港地区流通的人民币涉及可否回流中国境内的问题，故香港金管局另有特别规定，在100亿元人民币范围内，提供即日交收之隔夜流动资金予金融机构。融通条件及担保品内容如表1.14。 香港地区对“非居住民”兑换人民币不设限额，某种程度已等同承认人民币在该范围内具有“可兑换性”，并达成实质上之“国际化”。 期限...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1-10 政府和学联都应持互让互谅原则，作出适当让步，给对手下台阶，为“占中”寻求最好的退场机制、为尽快全面恢复香港的正常社会秩序、为在实质上推动特区的民主进程，创造积极、有建设性的条件。 香港持续超过一个月的“占中”运动影响经济民生。最近的一些民调和签名运动都显示出，越来越多市民认为占领人士应撤离。香港民意渐清晰，持续“占中”无实质作用、意义不大，示威者应考虑尽早退场。“占中”持续惹不满 11月初，香港理工大学就占领行动进行电话访问，调查结果显示，45.5%的受访者认为事件责任在“占中”组织者。对比上两次所作的调查，责任分配明显从政府一方，转移到“占中”人士，这与占中”行动对民生和市民日常生活影响增多，市民日渐不满有关。对于“占中”至今未退场，有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是因为参与者未达到目标，故此对“占中”持续不满。 调查显示，73.2%受访者认为现时“占中”应退场，不同意的只有26.8%。最多受访者支持退场的原因是“占中”影响经济及民生，占47.6%；亦有17.5%认为“占中”没实质作用，再占领意义不大。 此外，“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的签名运动在短时间内收集到高达183万人签名也显示民意持续发酵，不满情绪在增加。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到现在的阶段，即使民主派也希望尽早退场，但因担心会受政治连累，影响将来选情，所以不提撤离。刘兆佳表示，“占中”再拖下去，反对占领行动的民意会再增加，加上法庭已颁禁制令，更令人忧虑法治受影响。“占中”退场机制评析 学联和“占中”发起人曾提出多个可能的退场机制，其中得到较多讨论的包括议员辞职发动“变相公投”，以及解散立法会两大方向。另外，有评论认为，“占中”没有其他解决方法，只能等政府解决。这包括由政府主动清场或提出其他可行的政改方案。本文拟对有关社会讨论进行归纳，并分别作出评析。一、 “辞职公投”于事无补 由学联、学民思潮、占中三子、泛民主派及其它公民团体构建的五方平台，最近一直在讨论议员辞职公投的可能性。讨论的基础是以辞职公投作为退场机制，期望形成另一形式延续占领运动。有“占中”人士认为，现时占领运动正处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情况，“辞职公投”可以转移视线，延续抗争运动。但也有泛民议员对此观点表示质疑，认为“辞职公投”对延续抗争作用有限。 有泛民人士认为，发动“辞职公投”能吸引的投票人数如低于早前民间公投的人数，日后泛民在议会的力量将会被削弱。此外，公投议题的设定并不容易，再加上建制派可以把补选推迟到政改方案表决之后，“辞职公投”对解决“占中”和政改于事无补。有建制派议员认为，即使有所谓“变相公投”，亦不能够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政改的决定。因此，“辞职公投”毫无用处。 “辞职公投”的想法自提出后，便不断遭到多方批评。除被认为是浪费公帑，于公益无补、于解决“占中”无用外，还有评论认为“辞职公投”在功能上相当于“民意调查”的替代品，意义不大。二、 解散立法会打乱政府施政 “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认为，与政改“五部曲”相关的“法案”必是《基本法》第50条提述的“重要法案”。他建议行政长官明确表示，若有关政改法案未能在立法会获得三分二多数票通过，便应启动《基本法》第50条，解散立法会进行重选的程序。《基本法》相关条文提到，如重要法案未获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可解散立法会，以让市民透过重选并就重要法案再表态，这是《基本法》的安排。 有意见认为，某项法案是否属于“重要法案”的前提是，判断其必须是制订或修改香港本地法例的法案。但在实际操作中，特区政府一直是以“议案”而非“法案”的形式处理政改问题。因此，《基本法》第50条有关“重要法案“的规定或不适用于政改的“议案”。此外，立法会议员一般意见认为，立法会本身在2016年即要改选，否决政改方案如真的发生，大致会在2015年初，距立法会改选太近，则解散立法会意义不大。此外，也会打乱政府施政。三、 其他方案评析 1. 武力清场机会不高 泛民找不到一个好的退场机制，于是有人寄望由政府出手清场。可是，民调显示市民对暴力相当反感，无论是政府武力清场，或示威者武力冲击警方，都不会得到市民支持。有意见认为，除非发展至严重暴乱和抢掠等情况出现，否则政府无需武力清场。从目前状况看，时间对政府有利，“占中”运动影响力将随时间推延而逐渐减弱相信到了适当时机，政府才会清场。 其实“占中”发展至今，一般市民已开始习惯，例如很多的士司机由当初的反对到现在的中立，甚至懂得如何避开“占领区”。在铜锣湾及旺角一带“占领区”的商铺续渐恢复营业，生意也在恢复。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暂无武力清场的必要。 2. “进京请愿”时机不合 “请愿”是公民基本权利，其行使应获保障，但学联这次计划的“进京请愿”时间适逢北京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国家领导人要参与密集的国际政治经济会议，导致无暇顾及和处理学联“进京请愿”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