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October 24, 2014

和谊 2014-10-24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批同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带领世界走向中国——他们就是几十年前那些打破意识形态藩篱,冲破阻力,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政治领袖们。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先生无疑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查布把《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赠予习近平主席 有一种提法,说是1949年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只搞阶级斗争,不搞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耽误了最宝贵的30年光阴。这个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新中国建立后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当时百废待兴,改革举步维艰,即便“开放”,也没有几个富裕的西方国家会承认你,更不用说来投资做生意了。建国后,我们先是选择同苏联一起站在铁幕这边,后来中苏决裂,撤走一切外援,中国旋即陷入东西冷战的夹缝之中,由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都不够,在国际上只剩下南斯拉夫等几个“铁”哥们。当时处境之艰难,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中国是如何在外交上走出困境、奠定了今日和平崛起的基础?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第一代领导人中出现了诸如周恩来这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运筹帷幄,最终领导中国走出外交困境,走向世界。 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批同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带领世界走向中国——他们就是几十年前那些打破意识形态藩篱,冲破阻力,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政治领袖们。美国的基辛格博士、尼克松总统和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先生无疑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 天大研究院于2010年6月推出的新书《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收集了惠特拉姆先生在一些重要活动中关于中国的演讲文稿、谈话记录和发表的文章。世界对于惠特拉姆并不陌生,白奥政策是结束于惠特拉姆任内的。惠特拉姆先生于1954年当选为澳洲议员不久,就第一个在议会中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7月,时任反对党领袖的惠特拉姆先生又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治领袖,他的公开访问同基辛格博士密访北京只相差四天。这两次访问都在某种程度上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 惠特拉姆先生于1972年12月2日当选澳洲总理,20天后,澳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3年11月,惠特拉姆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他也是澳大利亚政治领袖中唯一先后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人。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惠特拉姆那次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深深地影响了他。当时,这位澳洲年轻人几乎每天都盯住电视屏幕观看惠特拉姆的一举一动,心里渐渐产生了对那个遥远国家的兴趣,最终促使他选择学习当时堪称冷门的语言——中文。惠特拉姆当然不单是影响了陆克文先生一人,他影响的是整整一代澳洲人,他改变的是中澳关系。 《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的字里行间记述了惠特拉姆走过的路,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与非凡勇气。在中国崛起、并吸引了全球目光的今天,这本书的英文名字:The Road to China(通往中国之路)无疑是更浪漫与赏心悦目的,然而,有谁还记得,当初世界各国通往中国的路,不但充满荆棘,甚至“难于上青天”? 1971年惠特拉姆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位同行者依然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他感叹道,几个月前,如果有人问他今年有可能访问月球还是中国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月球。——不错,对于很多西方政治领袖来说,访问已经被人类征服了的月球,显然比访问北京的风险与难度都要小很多。就在惠特拉姆1971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当时的澳洲总理在堪培拉对他竭尽讽刺之能事。惠特拉姆先生顶住了压力,奠定了一年后澳中建交的基础。 《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的价值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惠特拉姆先生的言谈中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尤其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及同毛主席与周总理的交谈,还有作为一位西方领导人的心路历程。这些都是研究中澳关系史的专家学者们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第二,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对开创了中澳关系新纪元的惠特拉姆先生的高度肯定与评价。中国有句谚语:“喝水不忘挖井人”。中国人没有忘记惠特拉姆这位老朋友;惠特拉姆先生也没有忘记中国这个老朋友。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退下来的惠特拉姆先生十数次访问中国,与老朋友叙旧,建言献策,为中澳两国关系把脉。他在这期间的多个演讲与发言,也收集在这本书里。 第三,这本书的最大价值还在于它的现实意义。由毛主席、周总理与惠特拉姆共同开创了“通往中国之路”,接下来的“路”却需要中澳两国政府与人民一代代走下去。然而,由于种种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尤其是少数澳洲政客为了个人私利与选票而哗众取宠,中澳关系之路,一路走来却不乏磕碰,并不顺利。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中澳关系一度走进了低谷。 也正因如此,天大研究院在此时推出惠特拉姆先生的文集,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本书出版之初,就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在6月习近平副主席访问澳洲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查布把这本书亲手转交给习近平副主席,他说:“这是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先生送给您的书,《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 “很高兴收到他的赠书,请转达我对他的良好祝愿和诚挚感谢。”习副主席接过这本书,回忆起二十年前的情景:到访厦门的惠特拉姆特先生有意要求当时任该市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陪同他遥望金门,惠特拉姆先生对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处理台湾问题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习副主席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细节。习副主席不久前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被澳洲媒体称为“中澳关系雨过天晴”的标志性事件。可以这样说,在两国人民与领导人的努力下,中澳关系将会继续延着周恩来与惠特拉姆等老一辈开创的和平、友好的大道走下去。 正如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所说,良好的中澳关系,既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也符合两国的利益。而荣誉出版《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正是天大研究院对促进中澳关系所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0-24 在处理“占中”问题上,有报道指北京曾为特区政府订下“不妥协、不流血”的指导方针。因此,如要避免各种抗争事件的不断重演,特区政府只能在人大8.31决议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对话,解决目前的政治困局。 香港旺角最近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其中一次更由深夜持续至凌晨。当时,数百人占领旺角多个交通要道,虽然警方曾一度成功清场,但清场当晚,即有数千人重新聚集,并重夺旺角多个重要路口和街道。在多次警民冲突中,警方曾使用胡椒喷雾和警棍驱赶示威者,最后在立法会议员的斡旋下,警察和集会人士各自后退,激烈的警民冲突才得以逐渐平息。 警民冲突基本矛盾在“政改” 冲突发生后,香港舆论对事件有连续讨论,并有分析指,是次警民冲突的基本矛盾在于政府没有让市民享有“真普选”。这是关乎香港的政制改革(“政改”)议题,“占中”示威者争取“真普选”的对手应该是香港特区政府,而不是警察。但这次“占中”运动中,警察却不断成为政治磨心,挟在政府与示威民众中间。 警民冲突基本矛盾还是在“政改”。“政改”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即使政府动用警察成功结束“占中”运动,但由于人心不服,民意并不会因此平息。相反,除了占领交通要道外,市民或会采用其他方法和新的形式,表现出对政府“不合作”的态度。因此,特区政府若想只用警察去处理示威活动,而不是解决“政改”的政治问题,日后的管治必将倍加困难,并有可能将面对议会内、外的阻力和“不合作”运动的升级。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占中”困局 香港近期发生的“公民抗命”是对政治事件的表态。解决政治事件所引起的危机,较为合理的做法是通过政治对话,由相关官员出面调停、解决。出动警察甚至是防暴队,常常只会激化社会矛盾,增加市民与警队、与政府的对立,这对解决政治危机帮助甚微。 在处理“占中”问题上,有报道指北京曾为特区政府订下“不妥协、不流血”的指导方针。因此,如要避免各种抗争事件的不断重演,特区政府只能在人大8.31决议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对话,解决目前的政治困局。 在此背景下,10月21日,政府与学联举行第一轮对话,政府对“占中”者的诉求作出四项响应,包括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以及设平台讨论2017年后的普选安排。可见在“政改”问题上,政府现时正作出让步,不过学联仍有不满,并未接受。 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尚末能解决“占中”的政治危机,且运动也有发生反复的可能性,但“对话”无疑已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政府和“占中”参与者应珍惜已有的对话基础,不断加强互信,争取在人大决议下,通过对话方式,寻求其他解决“占中”政治危机的可行“政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