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September 2014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5 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 “占中”三子之首戴耀廷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承认，“占中”策略性目标已失败。访问翌日，由于“占中”不明朗因素己消除，香港股市一举升穿之前高位，爆升几 达六百点，创六年新高，这是香港金融市场对 “占领中环”失败的即时反应。但失败原因何在？我们可通过博弈分析，究其原因。 “占领中环”，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或简称“占中”，目标是争取香港无筛选普选产生特首的运动。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耀廷在报章撰文， 提倡公民抗命，以“占领中环”这一泛民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威胁，要求中央落实香港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 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退让。但历时一年的争取后，在上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否决“占中”运动提出的“真普选”要求，“占中”发起人宣布 运动的策略性目标失败。泛民主派对形势的错误估算 在政治博弈上，“占中”发起人希望改变中央的选择，即把“占中”与有筛选的普选挂钩，令中央政府的原本两个选择有“筛选”普选或“真”普选，变为“占中”或“真”普选。 “占中”支持者认为，如果市民以公民抗命瘫痪香港经济，将能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给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普选。他们的推演是，中央政府在“占中”与真普选 之间，会宁愿让港人有真普选，也不想“占中”“落地”。因为即使“占中”最终被强制性结束，但仍有很大可能会引发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仿效；“占中”在香 港出现，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会是遍及全国内地，难以估计的。因此，虽然中央政府在“占中”及真普选之间都会有所失。但比较而言，中央政府的理性抉择应该是不 让“占中”出现。 在是次的政治博弈中，“占中”人士有何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最大的筹码就是，一但与中央谈不拢，就会以“占中”作为重磅炸弹。但是这件武器是否能用 得上，他们也不敢肯定。所谓“占中”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但虚张声势也需要别人相信才可发挥作用，倘若被对手看穿了，突然来硬的，就会即时陷入窘境。在谈判桌上，要使对手让步，就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虚张声势，而 是有相应的谈判实力，以及坚持强硬到最后而不退缩的态度。 在胆小鬼博弈中（The Game of Chicken），两名车手向对方驱车而行，谁最先让开的一方就会被耻笑为“胆小鬼”，让另一方胜出。但如果两人拒绝收掣或转軚，任由两车相撞，最终谁都...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5 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 “占中”三子之首戴耀廷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承认，“占中”策略性目标已失败。访问翌日，由于“占中”不明朗因素己消除，香港股市一举升穿之前高位，爆升几 达六百点，创六年新高，这是香港金融市场对 “占领中环”失败的即时反应。但失败原因何在？我们可通过博弈分析，究其原因。 “占领中环”，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或简称“占中”，目标是争取香港无筛选普选产生特首的运动。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耀廷在报章撰文， 提倡公民抗命，以“占领中环”这一泛民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威胁，要求中央落实香港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 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退让。但历时一年的争取后，在上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否决“占中”运动提出的“真普选”要求，“占中”发起人宣布 运动的策略性目标失败。泛民主派对形势的错误估算 在政治博弈上，“占中”发起人希望改变中央的选择，即把“占中”与有筛选的普选挂钩，令中央政府的原本两个选择有“筛选”普选或“真”普选，变为“占中”或“真”普选。 “占中”支持者认为，如果市民以公民抗命瘫痪香港经济，将能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给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普选。他们的推演是，中央政府在“占中”与真普选 之间，会宁愿让港人有真普选，也不想“占中”“落地”。因为即使“占中”最终被强制性结束，但仍有很大可能会引发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仿效；“占中”在香 港出现，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会是遍及全国内地，难以估计的。因此，虽然中央政府在“占中”及真普选之间都会有所失。但比较而言，中央政府的理性抉择应该是不 让“占中”出现。 在是次的政治博弈中，“占中”人士有何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最大的筹码就是，一但与中央谈不拢，就会以“占中”作为重磅炸弹。但是这件武器是否能用 得上，他们也不敢肯定。所谓“占中”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但虚张声势也需要别人相信才可发挥作用，倘若被对手看穿了，突然来硬的，就会即时陷入窘境。在谈判桌上，要使对手让步，就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虚张声势，而 是有相应的谈判实力，以及坚持强硬到最后而不退缩的态度。 在胆小鬼博弈中（The Game of Chicken），两名车手向对方驱车而行，谁最先让开的一方就会被耻笑为“胆小鬼”，让另一方胜出。但如果两人拒绝收掣或转軚，任由两车相撞，最终谁都...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5 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 “占中”三子之首戴耀廷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承认，“占中”策略性目标已失败。访问翌日，由于“占中”不明朗因素己消除，香港股市一举升穿之前高位，爆升几 达六百点，创六年新高，这是香港金融市场对 “占领中环”失败的即时反应。但失败原因何在？我们可通过博弈分析，究其原因。 “占领中环”，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或简称“占中”，目标是争取香港无筛选普选产生特首的运动。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耀廷在报章撰文， 提倡公民抗命，以“占领中环”这一泛民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威胁，要求中央落实香港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 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退让。但历时一年的争取后，在上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否决“占中”运动提出的“真普选”要求，“占中”发起人宣布 运动的策略性目标失败。泛民主派对形势的错误估算 在政治博弈上，“占中”发起人希望改变中央的选择，即把“占中”与有筛选的普选挂钩，令中央政府的原本两个选择有“筛选”普选或“真”普选，变为“占中”或“真”普选。 “占中”支持者认为，如果市民以公民抗命瘫痪香港经济，将能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给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普选。他们的推演是，中央政府在“占中”与真普选 之间，会宁愿让港人有真普选，也不想“占中”“落地”。因为即使“占中”最终被强制性结束，但仍有很大可能会引发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仿效；“占中”在香 港出现，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会是遍及全国内地，难以估计的。因此，虽然中央政府在“占中”及真普选之间都会有所失。但比较而言，中央政府的理性抉择应该是不 让“占中”出现。 在是次的政治博弈中，“占中”人士有何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最大的筹码就是，一但与中央谈不拢，就会以“占中”作为重磅炸弹。但是这件武器是否能用 得上，他们也不敢肯定。所谓“占中”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但虚张声势也需要别人相信才可发挥作用，倘若被对手看穿了，突然来硬的，就会即时陷入窘境。在谈判桌上，要使对手让步，就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虚张声势，而 是有相应的谈判实力，以及坚持强硬到最后而不退缩的态度。 在胆小鬼博弈中（The Game of Chicken），两名车手向对方驱车而行，谁最先让开的一方就会被耻笑为“胆小鬼”，让另一方胜出。但如果两人拒绝收掣或转軚，任由两车相撞，最终谁都...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4 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 “占中”三子之首戴耀廷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承认，“占中”策略性目标已失败。访问翌日，由于“占中”不明朗因素己消除，香港股市一举升穿之前高位，爆升几达六百点，创六年新高，这是香港金融市场对 “占领中环”失败的即时反应。但失败原因何在？我们可通过博弈分析，究其原因。 “占领中环”，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或简称“占中”，目标是争取香港无筛选普选产生特首的运动。2013年，香港大学法律教授戴耀廷在报章撰文，提倡公民抗命，以“占领中环”这一泛民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为威胁，要求中央落实香港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 要挟中央和特区政府在政改问题上作出退让。但历时一年的争取后，在上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否决“占中”运动提出的“真普选”要求，“占中”发起人宣布运动的策略性目标失败。泛民主派对形势的错误估算 在政治博弈上，“占中”发起人希望改变中央的选择，即把“占中”与有筛选的普选挂钩，令中央政府的原本两个选择有“筛选”普选或“真”普选，变为“占中”或“真”普选。 “占中”支持者认为，如果市民以公民抗命瘫痪香港经济，将能迫使中央政府作出妥协，给予香港人真正的民主普选。他们的推演是，中央政府在“占中”与真普选之间，会宁愿让港人有真普选，也不想“占中”“落地”。因为即使“占中”最终被强制性结束，但仍有很大可能会引发中国其他城市及地区的仿效；“占中”在香港出现，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会是遍及全国内地，难以估计的。因此，虽然中央政府在“占中”及真普选之间都会有所失。但比较而言，中央政府的理性抉择应该是不让“占中”出现。 在是次的政治博弈中，“占中”人士有何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认为，最大的筹码就是，一但与中央谈不拢，就会以“占中”作为重磅炸弹。但是这件武器是否能用得上，他们也不敢肯定。所谓“占中”其实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但虚张声势也需要别人相信才可发挥作用，倘若被对手看穿了，突然来硬的，就会即时陷入窘境。在谈判桌上，要使对手让步，就要使人相信自己不是虚张声势，而是有相应的谈判实力，以及坚持强硬到最后而不退缩的态度。 在胆小鬼博弈中（The Game of Chicken），两名车手向对方驱车而行，谁最先让开的一方就会被耻笑为“胆小鬼”，让另一方胜出。但如果两人拒绝收掣或转軚，任由两车相撞，最终谁都没有好处。这个博弈中，谁强硬，谁就赢。“占中”人士认为如北京不让步就占领中环，中央的损失会很大，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胆小鬼博弈的特点是：双方都可选择“强硬”或“退让”策略；若大家都“退让”，双方都得会保存面子。若一“强硬”，一“退让”，前者得益很大，后者却很没面子；若双方都“强硬”，则玉石俱焚，大家都损失惨重。此博弈的关键元素是能否做到两败俱伤的结果，若做不到此点，只能自伤，对手却丝毫无损，那就不能摆出要硬碰硬的高姿态。而强手只能有一个理性的反应：必定强硬绝不会退让，并把弱手打压到无力反抗。 显而易见，中央是强者，“占中”支持者是弱者。从胆小鬼的博弈角度看，强手绝对不会当胆小鬼，强手更甚至会刻意地更加强硬，目的是要让对手知道，他不是好惹的，以后若要“硬来”，后果必定严重。在现时“占中”的博弈中，中央就是刻意以强硬手段，使“占中”发动者无力反抗；或即使反抗，做成的也是微不足道的损害。事实上，“占中”底牌早已给中央看穿，“占中”所可能起到的破坏效果，也早已被估算好了。 一年多以来，香港民调都显示，大部分的港人根本不相信“占中”能使中央退让。中央决定在2017年特首普选中，候选人必须经过提名委员会的筛选，是全面否定“占中”运动的要求。“占中”发起人和支持者由此表现出的愤怒，可能只反映其无法下台，骑虎难下的心态。 “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在9月2日接受彭博采访时承认，“占中”运动策略已经失败，支持者也正在流失。北京拒绝让步，所以战略部分应该结束。 戴耀廷说，将选择一个对香港伤害最少的日子举行“占中”，公民觉醒才最重要。公民提名超越中央底线 “占中”与中央的博弈为何会失败呢？因为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中央不能允许的，公民提名选特首超越中央底线。香港是中国一个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行政长官普选是地方性选举，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行政长官普选要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不能违反。此外，政制发展和选举安排难有所谓“国际标准”。香港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有关政制发展和选举模式必须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虽然，中央可以容许有外国有居留权的人仕担当立法会议员。但是，就不可能让不认同“一国两制”或不认同中央主权的人为特区行政首长。 在外国的主权国家，反对党只是某一段时间的在野，赢了大选就可以执政。但相对香港的政治体制来说，“一国两制”是先决条件。因此，香港的反对派在本质上与主权国家的反对党是不同的。由于香港的反对派人士中有部份不爱国，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不希望这些不认同“一国两制”或不爱国的政治人物有资格成为特首的候选人，因此，无论这些人是否有治港才能，都不能为中央所接受的。中央需要对特首候选人进行筛选。其中人个筛选的标准是：特首候选人必须是爱国的。“公民提名”方案无法保证上述标准得以执行，所以无法为中央接受。“占中”威胁被过份高估 中环虽说是金融中心所在，但银行随着金融机构的全面电子化，数据中心都设在远离中环的地区，即使中环交通瘫痪，电子交易不会受影响，员工也可易地上班或在网上操作。“占中”实际做成的损失很可能并不会高过台风或暴雨的影响。加上股票交易所绝大部分的交易都是电子化，“占中”也不会导致资金外流、股市大跌，无法损害金融机构的实际运作。所以，“占中”人士认为“占中”是一枚威力惊人的核弹，将会瘫痪金融业、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不合符事实。当然，在争普选的博弈中，香港泛民主派处于弱势，“占中”是他们认为唯一能令北京有所顾忌的群众运动，只是“占中”的破坏力被过份高估。中央总动员“反占中”行动 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占中”威胁被高估，某些本地亲中央的建制派人士便把“占中”运动视为假想敌，说服中央颁下总动员令。中央决定动员一切亲建制力量，包括港澳办、中联办等，支持特区政府遏制“占中”。工商界纷纷支持，主流传媒力空前归边效忠，就连公务员出身的主要官员也要签名表态支持“反占中”运动。...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3 澳门房屋的居住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若不加快处理和解决，将会成为来届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引发对崔世安施政不满的社会群众事件。 澳门候任及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在其施政蓝图中，将宜居篇放在最前位置；不仅如此，在宜居篇中，崔世安还保证首先处理的会是居住问题。这显示崔世安下定决心，在未来施政中，会加快建设宜居城市，并优先处理住屋问题。换言之，住屋问题是其未来施政的重中之重。 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资料，2009年澳门私人住宅单位每平方米平均成交价为2.32万澳门元，到2014年第2季已飙升至11.15万澳门元，即近一万多元一平方呎，成为历史新高。近年澳门楼价高企，难置业，必须靠公共房屋才能“上楼”。澳门市民渴望未来特区政府能增建公共房屋，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 澳门领域细小，土地不足，再加上近年澳门人口快速增长，居住问题越来越严重。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资料，2000年时，澳门人口只有43万，至2014年第二季，澳门人口估计为62万4千，十四年间，澳门人口增长达四成多。人口上升的主要是因为经济蓬勃吸引了大量投资移民、外地劳工来澳定居和工作。 2002年赌权开放后，博彩企业开始投放资金，向特区政府买地兴建赌场及酒店；而政府对博彩业采取倾斜政策以推行“赌城发展计划”，亦改变了土地规划及发展模式，把大量土地改变为赌场和酒店用地。 澳门在经济起飞前，土地发展商拥有的土地主要都是作为住宅用途。他们有的兴建私人屋苑，有少部份更会与政府合资兴建经济房屋。但在澳门赌权开放、经济起飞后，大多数的土地发展商都把拥有的土地兴建私人屋苑或豪华住宅，开售对象主要是面向境外投资者，这使到以澳门人自住的住宅楼宇供应减少。与此同时，澳门人的居住需求却不断增加，这造成澳门楼价不断上升，居住房屋供应紧张。 崔世安在竞选政纲第一部分宜居篇中指出未来房屋政策的两大重点：一是透过公屋体系为居民提供基本住屋保障；二是运用市场机制满足多层次的住屋需求。他同时提到，房屋政策作为施政的重要一环，需与土地政策、城市规划、人口政策等相关公共政策一并作综合协调。政纲中也表示，会调整澳门新城区A区（位于澳门东的一幅填海地段）的规划，预计可提供3.2万个单位，其中2.8万个是公共房屋单位。加快发展公屋，增加住宅士地供应是当务之急。 目前澳门楼价高企，令一般市民负担不起。再加上过去政府因推动赌城发展，对兴建的公屋的土地供应不足。因而导致公屋的兴建速度远远落后于社会的实际需要。现时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加紧兴建公屋以应付社会需求，但即使目前开始加紧兴建公屋，也可能需时十多年才能安置现时大量轮候人士。 澳门地方小，土地资源十分有很。对于土地资源紧缺的问题，崔世安可考虑参考香港的“港人港地”做法，实施“澳人澳地”政策。香港特首梁振英在竞选行政长官时，曾抛出“港人港地”作为主要政纲，“港人港地”措施的政策，目的是针对当时物业市场出现供求情况紧张，在运用珍贵的土地资源作住宅发展，会优先照顾香港永久性居民；“港人港地”措施并非以抑制房屋需求、压抑物业价格或资助市民置业为政策目的，主要是保障当地居民居住用地的长期供应和储备。所以，崔世安的下届澳门特区政府，可从在长远房屋政策层面，参考香港的“港人港地”政策使澳门住宅楼宇可以回归到澳门人的居住用途，这种做法也不会造成私人住宅楼市和租务市场的急速萎缩；若未来澳门楼市升幅仍不能减慢，也可考虑采取更有效的楼价调控措施，打压炽热炒卖风气，让楼市能进一步降温。 此外，公共房屋的公平分配和优先分配给有需要的人士及家庭，也非常重要。澳门公共房屋政策必需优先照顾社会上最没有能力解决居住需要的人士及家庭，然后才是协助有能力供楼，但碍于楼价太高而无法置业的家庭。澳门年轻人置业难，都想通过申请公共房屋“上楼”，由于年青和有潜在经济实力，不应作为首先分配之列。 崔世安在竞选政纲提出增加公共房屋的供应，可以让更多家庭安居乐业，这对社会的稳定起到有很大帮助。以往，澳门公共房屋只占住宅单位总量几个百分点，但随着澳门经济发展和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未来规划的公共房屋比率应适当调升以满足社会对房屋的需求。 虽然，崔世安在参选政纲中只提及鼓励私人土地业权人进行地产开发以增加住安供应，但对于有实际需要而又无力置业人士，澳门特区政府也应提出扶助政策，协助市民拥有私人物业。这样做法，可让澳门居民真正安居乐业；同时，也可使社会上大多数家庭能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产升值的成果。这有助降低澳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差距。 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减少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是澳门人对候任特首的期望。这也是崔世安在竞选政纲中首要处理的、重中之重的民生问题。澳门房屋的居住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若不加快处理和解决，将会成为来届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引发对崔世安施政不满的社会群众事件。

吴强 2014-09-02 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新反叛政治。在1968革命之后，西雅图的镇暴警察第一次密集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对付抗议者。警察暴力的滥用将各种传统抗争转化为激烈的抗争运动、或者跨国性运动。 连续两周，美国媒体充斥着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附近小镇弗格森冲突的消息。尽管咋一看，各种抗议、蔓延和议题，似乎都落入一些批评家所谓的“媒体风暴”中，即媒体对报道的夸大可能超出事件本身。可是，自上个周六当地宵禁以来，当全副武装的弗格森警方对在场的媒体记者下达驱逐令、当多家国际媒体在现场发出“这儿什么骚乱也没有”的报道时，年轻黑人迈克尔•布朗的死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他被警察六弹射杀后的民众抗议才是焦点所在。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眼中，警察军事化只是表象，他们更在乎背后的原因。的确，在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近半个世纪，南方州沿种族边界存在的歧视、分区居住和贫富分化等问题构成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例如，弗格森的居民67%为黑人，白人警察比例却高达94%，白人警察统治着黑人社区俨然成为当地普遍的城市景观。对这些白人警察的最新研究表明，他们对白人青少年的年龄估计通常是准确的，但是往往高估黑人青少年年龄4到5岁，加之随意拦截黑人司机临检的习惯，以至于在当地道路拦停检查案例中，黑人被拦停的比率高达86%，而白人只有13%。布朗之死很大程度上便源于白人警察的偏见。连茶党领袖保罗•兰德亦严厉抨击黑人遭受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警察偏见和暴力，谴责监狱中有太高比例的黑人，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因为非暴力犯罪而长期服刑。 然而，这场持续未息、渐渐蔓延到全美各地的抗议浪潮，改变了1992年洛杉矶、2001年辛辛那提、甚至2011年伦敦在类似起因后爆发种族骚乱的图景。抗议者更为理智、和平，参加者几乎包括所有主流市民，以及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国际的NGO与社运组织。更重要的是，抗议的诉求几乎都集中在警方的军事化和行政当局的过度反应之上，本应保护民众安全的警察仿佛身处战场，将抗议者视为敌人。军事化的警察装备和过度使用警察暴力的镇暴行动本身，正在改变民主社会的性质，也超越了那些公共知识分子更乐于讨论的种族主义、贫富差距、或者分区规划制度、甚至民权运动凋敝等等深层议题。这些结构性因素非常重要，它们直接影响了普通黑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也与抗议行动的爆发有关，并支撑着抗议人群的不满、怨恨和愤怒。 不过，赤手空拳、举起双手的抗议民众面对全副军事武装起来的警察阵列，定格了弗格森抗议运动的场景，也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一种新反叛政治的兴起，这联接了1999年西雅图抗议、2001年的911、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直至阿富汗战场与今天伊拉克的ISIS。 其中，最重要的联系在于弗格森和驰援的密苏里州警使用的军用装备及其来源。今年六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公布报告，提出了警察的过分军事化趋势。过去二十年间，全美大约1.7万个地方执法机构得到了多达几十亿美元的“军队剩余物资”，用于日常警务。仅仅2013年一年，他们就从国土安全部得到了来自阿富汗战场的约4.5亿美元的装备。民事警察军事武装化的趋势，始于冷战结束后的1208法案（“国防授权法案”，1990年），它允许向警方转让“堪用”和“反毒品活动”所需的小型武器，后来1033法案取而代之，警察武装化在“反恐”名义下大行其道，更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和2001年“9•11”事件后加速进行。 而过去五年，密苏里州的国土安全办公室从联邦国土安全部得到了4000万美元军用装备用于州和地方项目，州的公共安全部则得到了1900万美元“紧急行动管理援助”，州的国土安全办公室还另外得到1000万美元用于25个高危险城市地区的控制，其中只有25%用于真正的反恐。不过，地方的军用装备如此之多，上周四，连密苏里州警局发言人奥康纳也承认，他也不知道新闻照片中公布的镇暴车辆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些弗格森警员从头到脚一副刚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行头，配着标准的精英部队装备，如迷彩服和沙漠作战靴、防毒面具、凯夫拉头盔和防弹衣。有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新闻照中辨认出他们携带的所有武器，包括M4卡宾和先进的光学瞄准镜、六连发37毫米榴弹发射器、防路边炸弹卡车等等，而且每个警员都携带着标准的120到180发子弹弹夹。结果，他们看上去更像重装武士，随时准备开火战斗，而非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普通警察。 不过，这些看上去和阿富汗战场并无分别的武装警员却没有恪守军队的训条，比如永远不要把枪口对着战友、友军和平民。相反，他们肆意地把枪口对准几乎任何一个人。在弗格森现场的平民、示威者和新闻记者，他们仿佛身处敌国，面对枪口，除了高举双手别无他法。高举双手抗议也随即迅速成为全美各地声援弗格森的标准姿态。警察和民众的关系、行政当局的合法性可能因此根本改变。原先似乎只属于诸如1999年西雅图街头、属于激进社运分子的非暴力公民不合作，突然间成为弗格森街头普通民众的唯一选择，仿佛回到了1968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潮时刻，或者置身开罗塔西尔广场的幻觉。 也许，这并非幻觉。早在1998年巴尔干危机结束后，北约部队便部署了重型坦克在街头执行维和任务。较近的，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的大搜捕行动，类似的重装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便大批部署，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所有居民被要求待在家中，黑鹰直升机从屋顶反复掠过。此情此景，仿佛长久以来以色列军事管制下巴勒斯坦画面的复刻，也不过是全球化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巴西里约贫民窟的警察“特种部队”，演成巴西史上国际市场最卖座的电影；在巴基斯坦的各城市、在海地、在利比里亚，街头的重装巡逻和驻守早已常态化。 在这些城市地区，当过分军事化的警察进入到街头的公共空间，形成极端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如同南非白人政权在整个1970和80年代在黑人隔离区进行的重装巡逻，一种新型的反叛政治也随之生成，取代了以往的社运模式和抗争样式。因为，这种国家暴力粗暴地侵入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之后，随之而来的公众愤怒，往往迅速超越此前可能的各种恐惧、不安、怨恨，形成人民与国家的直接的、面对面的对立与割裂。本来只是戒严或军管的紧急状态一旦如此日常化、常态化，在本来只应停留在军营或者战场的杀人武器在平民面前肆无忌惮地炫耀，任何的不满或者抗议随即形成人民与国家的对峙，穿透着、解构了政权既有的几乎所有正当性，包括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正当性。一切都回复到政治的利维坦时刻，人民面临着要么放弃一切权利、要么战斗的选择。然后，反叛意识迅速取代此前任何温和或者激进的抗争诉求，至于此前实施重装巡逻的导火索或者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到底是什么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这就是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新反叛政治。在1968革命之后，西雅图的镇暴警察第一次密集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对付抗议者。警察暴力的滥用将各种传统抗争转化为激烈的抗争运动、或者跨国性运动。甚至温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因地方警察肆意喷射胡椒催泪粉这样荒唐的滥用警力行为，得到大大加强，并且强化了运动对统治秩序的根本怀疑。温和的抗议也因此注入了反叛的精神，遑论激进主义乃至恐怖手段。例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考察都指向一个结论，正是警察暴力的滥用直接催生了学生运动中的激进一翼、暴力组织——RAF（德国红军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纽约社会学家哈维高度赞扬里约贫民窟的反叛，承认他们甚至运用黑社会反抗警察暴力的正当性，将里约称之为反叛城市。 回到弗格森。军事装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交到国内的民事警察手中，这只是其中一面，更重要的仍然是背后的吊诡：反战的奥巴马政府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却武装了国内的地方警察，激发了弗格森的反叛浪潮。类似的，奥巴马谨慎对待茉莉花革命余波在叙利亚的荡漾，却坐大了ISIS，反叛政治以另一种形式挑战着伊拉克的战后转型乃至整个中东的稳定格局。乌克兰的情形同样如此，欧洲的和平主义或绥靖政策却助长了先是西部的反政府示威后是东部的独立运动。 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同时登出了弗朗西斯•福山的“美国衰败”和一位博士生Mounk的“草叉政治”两篇文章，后者描绘了全球性民粹主义的兴起浪潮，这进一步印证了布热津斯基去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所提醒的全球民粹政治浪潮。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或者欧洲进一步从国际争端中退缩，在反恐名义下，各国加速的武装化治理只能从内部削弱民主、并且加剧威权主义的趋势，结果便是民粹主义浪潮向反叛政治的转型。从阿富汗到ISIS再到弗格森，一个全球范围的反叛政治正在兴起。 作者简介：吴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讲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系（东亚所）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