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4-09-17 “定向降准”是金融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政策，与“全面降准”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引性。既能增加相关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又能给“三农”、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额度，从而有利于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放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今年4月25日央行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准率之后仅一个多月，央行于6月9日再次宣布，从当月16日起，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将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同时，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也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 “定向降准”是金融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政策，与“全面降准”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引性。既能增加相关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又能给“三农”、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额度，从而有利于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放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往“全面降准”的背景 此次操作是自2011年12月5日以来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在2012年曾经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的“全面降准”有着怎样的宏观经济背景呢？ 首先，这两次降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为了扭转经济下滑趋势，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常用的宏观政策办法。 其次，这两次降准主要目的还是对冲外汇占款减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公开表示，“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并不是表示货币政策松紧的信号，释放出的资金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方向，没有典型的方向，并不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主要流向房地产行业。”近年我国贸易顺差收缩，外汇占款投放的压力也相对减少，这也导致了存准率的下调。 长期以来，为了稳住人民币汇率，中国央行一方面大笔买进外汇资产，从而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形成外汇占款；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又通过发行央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进行对冲，回收流动性。外汇占款的减少将会减少基础货币的供给，进而减少经济中的各种货币类别，如M1、M2等等。为保持经济中货币数量的稳定，需要通过增加货币乘数来对冲，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从这个逻辑思路来看，这两次降准的主要动因仍然是冲销外汇占款减少带来的影响。 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并深受管理层的喜爱。据研究表明，我国可能的最优存准率“上限”为23%，央行连续3次降低存准率也是为这一政策工具释放空间。当前，我国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也为央行下调存准率提供了时机。“定向降准”是一种微调技术手段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通胀尚且可控，采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可行的。一季度GDP增速放缓至7.4%，尽管与政府7.5%左右的政策目标接近，但高频数据与微观感受却比GDP数据更消极，稳增长压力大。以往的全面降准政策，作用效果难以精确把控。前几年频繁降准的时候，国有大银行的信贷资金大多投向了政府的重大投资项目，不少还投向了房地产等领域，这是房地产调控长期未能见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大量过剩产能也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联系。相比之下，“三农”、小微企业和私人部门的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这不是因为整体信贷条件不够宽松，而是因为其信贷需求往往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等项目挤出。 在沉寂了近两年以后，央行今年开始使用“定向降准”方式来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全面降准”意味着降低所有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定向降准”则意味着只调低部分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力度相对温和。实际上，这是一种“微调”技术手段。 从本次定向降准的范围来看，它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城商行、80%的非县域农商行和90%的非县域农合行，比4月25日的降准范围大很多，不过释放的资金仍然有限。中金测算，“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700到800亿元，释放资金规模远不及一次全面降准，对整体流动性影响不大。这并非意味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出现转向，但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即要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地配置到实体经济中需要支持的领域，确保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更加顺畅。加快“三农”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中小企业又对吸纳就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此次“定向降准”所释放的流动性若能实实在在地进入这两大领域，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存准率，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既是个老问题又有新困境。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主要有三个特征，即：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主要是依赖业主投资、内部集资和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从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中小企业难以满足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条件且贷款风险较大，以及财务管理水平较低等，再加上基层银行发放贷款的权限相对有限，致使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经常以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或缺乏抵押资产等为由而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依赖非正规金融渠道，企业的融资时效性要求迫使中小企业求助于手续简便的商业信用和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 可见，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体制障碍主要包括：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中小企业信用缺失，征信系统不完善；信用担保等中介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滞后；缺乏统一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体系；以及企业自身问题。由于原材料上涨、用工成本增加，特别是融资困难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浙江，有很多中小企业都因资金紧张而濒临倒闭。资金链的断裂，往往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小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由于企业固定资产不多，很难从正常的质押借贷渠道获得银行的贷款。即便是能贷款，较高的借贷成本也让这些体量和盈利程度比较有限的中小型企业望而却步。很多中小企业希望加快发展、扩大规模，但在资金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规模越大死得越快，所以现在沿海很多中小企业准备缩小经营规模。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但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却已升至72%到96%，个别的甚至还会达到240%。业内有句俗话说：“用民间借贷找死，不用民间借贷等死”。 可见，“定向降准”，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从6月中旬到现在近大半个月过去了，据一些媒体的调查发现，获得降准资格的银行释放的资金并非很大，即使小微贷款增加额度了，但是对市场的影响有限。据调查，定向降准以后，各家银行的小微贷款并没有明显松动。很多小微企业主反应，虽然这几年很多银行都在推小微贷，但是适合他们的产品并不多。据近日公布的“汇付-西财中国小微企业指数”显示，有42.2%的小微企业并未向银行申请贷款。而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中，有79.9%的比例获得贷款，银行贷款拒绝率为20.1%。 那么，降准释放的资金能不能流向中小企业？这是一个问题。有股份制银行相关人士表示，降准释放的资金会投向小微贷和个人住房贷款，而由于获得降准资格的银行释放的资金也并非很大，即使小微贷额度增加了，但是对市场的影响有限。由于央行对定向降准后释放的资金流向并无规定，联系不久前央行喊话要银行保证首套房贷，有部分银行会将释放的资金投向住房贷款。如何实在地降低实体融资成本，打通资金传导的“最后一公里”，似乎并不是定向降准能够解决的问题。出路在于金融创新 笔者认为，全面降准、定向降准、中小企业融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层面。全面降准就是向整个经济注水，而定向降准是让做“三农”和中小企业业务多的银行有更多可贷额度，但这些额度能不能变成中小企业的实际融资，还有一个传导的问题。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绝非定向降准就能一蹴而就。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只要加强资金流向的监管，定向降准仍然可以对解决“三农”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在大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的情况下，央行的确可以采取更多的类似定向降准这样的微调技术手段来实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目标。 然而，定向降准并非结构调整“万能药”，无法改变金融机构惜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的现实情况，也无法改变存款创造后，货币流入产能过剩和融资平台等强势部门的流向问题。因此，要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还需要更多发挥金融创新的作用，合理和规范地引导和利用民间借贷的资金，降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 首先，我们要创新金融政策，制定适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政策，并在执行过程中，使新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其次，要创新金融组织体系，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支持其参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再次，要充分发挥担保公司、信用评估公司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等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服务作用；最后，要努力创新金融产品，特别是探索适合国情的由保险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与商业银行相结合的互动贷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