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September 2014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29 成功连任的澳门新一届特首崔世安在其竞选政纲中除宜居篇外，另有发展篇、关爱篇和善治篇阐述其未来的治澳蓝图。新一届特区政府若要落实“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关政策，建立“宜游”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必须先从解决“宜居”、“宜行”两大难题开始。 成功连任的澳门新一届特首崔世安在其竞选政纲中除宜居篇外，另有发展篇、关爱篇和善治篇阐述其未来的治澳蓝图。发展篇 在“发展篇”中，崔世安提出要成立“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委员会”，以制订中、长期计划，拓展旅游业市场。其实，早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将澳门的发展战略定位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崔世安也曾提倡“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展，要包括“旅游城市”、“休闲城市”、“世界级城市”三大要素；并且要切合澳门是个宜行、宜乐、宜业、宜游、宜居的地方。 然而，现届特区政府即将完结，所开展的工作并不多。在过去，澳门特区政府提出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也未推出相关政策措施；与此同时，社会上早已有声音指出，每年近几千万人次的访澳旅客，严重冲击澳门城市承载能力。澳门热门旅游景点和商业购物区，早已被逼得水泄不通，插针不入；庞大的居民和旅客，“逼爆”澳门，还导致澳门公共交通难以负荷。自“十二五”规划以来，澳门的发展趋势距休闲、宜游、宜行、宜居渐行渐远。因此，崔世安的新一届特区政府必须认真落实“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有关政策，建立“宜游”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必须先从解决“宜居”、“宜行”两大难题开始。关爱篇 在关爱篇中，崔世安提出设立“特区投资发展基金”，该发展基金将以主权基金方式操作。主权基金一般是由国家政府建立、拥有、管理、并且用于长期投资的金融资产，澳门特区政府将考虑从财政储备中的超额储备中，拨部分作为基金的启动资金。澳门近年由于博彩税收有大增幅长，庞大的公共资金可用于成立主权投资基金。通过主权基金，澳门可改变过往保守的储备管理模式，进行较积极的投资，这有助提高澳门财政储备的长期投资回报和有效保值增值。同时，也可配合国家的发展策略，投资内地的能源、基础设施；或可投资澳门邻近地区，如横琴、南沙等，促进区域合作发展；还可以投资澳门本地的公用事业，如电力、天然气、电讯等。这都有助提高储备回报率和推动澳门和外围地区的经济多元化发展。善治篇 在善治篇中，崔世安指出要实行精兵简政，进一步整合和精简行政架构和咨询体系，并深化行政改革。澳门政府架构臃肿、部门职能重迭早已为人所诟病。据统计，澳门公务员人数自2010年的24万增至2014年的28万，每年有三至四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按人口比例，澳门公务员占总就业人口的7%（2014年第二季，澳门劳动人口为39万)。这比例远高于香港（2011年，香港公务员占总劳动人口约4%）。 近年澳门公务员急增，但并没有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内部架构臃肿及其部门职能重迭是原因之一。弹丸之地的澳门，局级部门就有三十多个，数量远较香港为多。因此，对澳门局级部门不合常态的增多，应予以合并。下一届澳门特区政府，有必要通过简化政府架构、减少部门职能分散来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澳门的官民沟通管道也呈现臃肿的情况。数据显示，澳门特首辖下共设有六个咨询委员会，五个司长辖下则设有36个委员会。除司、局、厅、处等“直接行政”部门之外，还有办公室、项目组、咨询组织等多个“间接行政”机构。由此可见，澳门政府组织架构膨胀，职能重迭。“架床迭屋”增加了部门工作协调的困难性。故此，下届澳门特区政府实在有必要通过精兵简政，将职能相近及职权范围相同的部门及咨询组织按功能进行重组及合并，藉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绩效表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09-26 智库建设已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决定，属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项下。不过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内地民间智库必须对自己进行合理定位，有力地整合各类资源，谋求发展。 据报导， 9月19日，在莫干山举行的论坛“中国智库的现状与未来”上，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透露，智库被首次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写在第八条“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下，属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项下。中央正在推协商民主，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上，需经过广泛协商后才能决策。李君如称，“未来决策实施中，智库可以发挥作用，有些智库重大的报告将直接成为决策依据。这是中国智库发展的黄金时期。”李君如同时也指出目前中国智库问题不少。比如，在结构上，官重民轻，即官方智库大而强，民间智库比较弱势。智库间协作少，研究人才稀缺等。因此，民间智库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是有需要正视的。内地民间智库的发展障碍 1.    官本位意识形态 受传统思维束缚，一般社会大众，包括民间企业，都习惯性地认为官方组织较民间组织更具权威性。一些非民间智库更会利用自己官方或半官方背景，对其它民间智库进行排挤，从而垄断了有限的调研市场。有民间智库负责人表示，尽管他们的工作效率及收费较其他一些非民间智库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政府部门和各企业单位一旦有相关的业务需要，大多不会主动与之联系，首选仍然是官方而非民间智库。例如，长期为中国决策层提供政策和咨询的十大中国著名“智库”全部都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真正民间的智库却没有。 2.    国家机关领导、媒体忽视民间智库 这也成为内地民间智库发展的一大障碍。在内地，政府决策需要智库的协助，但又因自身和政治利益考虑，对民间智库不信任。对智库的研究活动进行审查，使社会损失了一个凝聚共识和理性表达意见的有效管道。此外，由于政策环境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内地民间智库也面临着注册困难，调研受到阻碍等问题困扰。 3.    政府信任度低 目前，内地民间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困难就是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对民间智库的信任度较低，对民间智库相关政治上的问题也有一定的忧虑，这都制约了民间智库的发展。要增加政府信任度，民间智库要规范自身的经营运作；同时，政府也需要经常性地与民间智库建立交流沟通机制，逐步认识民间智库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4.    专职专业研究人才少 具有专业素养的政策研究和分析人士都渴望到政府工作，多不愿意到民间智库中工作。相对于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民间智库，一些大专院校和政府部门能提供安稳的工作环境，无疑更具吸引力。因此，民间智库很难建设高质素的研究队伍。正因为专业人才的匮乏，目前能够做出高水平兼具可行性的政策方案的内地民间智库并不多。 5.    缺少资金来源 成熟的民间智库，在发展上都需要一个稳固的、长期的资金来源，这是维持民间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支柱，其中包括长期的、固定的资金，私人和企业的、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等。此外，获取长期的商业及政府合同，是维持民间智库发展必要的基础。现时内地各民间智库都得不到足够的资金，也得不到商业及政府委托的研究项目，这使得内地民间智库的资金来源渐趋枯竭，民间智库的发展相当缓慢。这也就迫使一些民间智库不得已而转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资金。经营内地民间智库的建议 面对严峻的生存环境，内地民间智库必须对自己进行合理定位，有力地整合各类资源，谋求发展。 1.    业务多元化发展、拓宽资金来源...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09-25 在美国，大型智库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世界各国智库的研究典范，对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也具借鉴意义。 前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在率领香港富豪代团访问北京前夕，透过公关公司宣布考虑成立民间智库组织，推动香港长远发展。香港缺乏真正有规模的民间智库，主要原因是智库获得的赞助不多。现时，由董建华成立的智库应该不愁稳定及足够的资金。此外，以董建华的国际脉络，他的智库完全可以招纳国内外的顶级精英，成立一支有国际声誉的研究团队。但如何可以成功经营一个有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我们可以参考美国民间智库的经验。 智库，即智囊机构，从广义上讲，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 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研究机构。一般而言，智库主要是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政府为目的、非营利的独立研究机构。而民间智库，顾名思义，有别于官方成立的智库，是由民间组织起来的政策研究机构。 美国是现今世界上智库汇聚的大国，其智库在类型上五花八门，数量上也很惊人，而且大都集中在华盛顿特区。不过美国智库大多数都是小型的，人数不多，一般是十几个人；有少部份大型智库的人数也不过几百人，但却能左右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成为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智库之所以受到美国政府的器重并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决策智囊团，这与美国民主政治的多元化、政治文化的传统、以及舆论决策导向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智库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世界各国智库的研究典范，对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也具借鉴意义。 在美国，大型智库被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其中尤以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对外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兰德公司（RAND）、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09-24 董建华拟筹组的智库如能纵览全局，把眼界开一些，多从内地和香港互补合作的角度来考虑香港的问题，香港政府推行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也许会少一些。 据报导，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早前论及香港政改问题后，于9月19日通过公关公司发书面声明，称考虑成立一个推动香港长远发展的民间智库组织。该智库现正积极筹备，相信在一两个月内便会出台。董建华在此时成立智库，是要协助内地和香港两地未来发展，积极出谋献策。 香港虽然一直有为数不少的民间智库，但总体来说，大部份都是关注某些特定的社会议题或一些功能界别的权益。这些民间智库多属中小型和单一的非政府组织，在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人力和财力压力都不小。有些智库在活跃一段时间后，就会趋于沉寂；另一些智库在其关注的议题解决后，便会解散。现时董建华拟成立的是一个跨政府、综合性的民间智库，目的是协助内地和香港两地长远发展，要成立一个这样的智库，是需要有过人的魄力和雄厚的财力才可能实现。 董建华以其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前任特首的身份，再加上其家族经营船务生意多年，已积累了强劲的海内外人脉网络，筹组智库会更加得心应手。拟成立的智库将会深入研究内地和香港的不同议题，相信对一些有关陆港融合、跨境合作等议题的研究，更能得出持平和中肯的建议。 拟筹组的智库如能纵览全局，把眼界开一些，多从内地和香港互补合作的角度来考虑香港的问题，香港政府推行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也许会少一些。整日因聚焦政改内耗大量精力而无暇兼顾社会民生问题的特区政府，也许能在智库的协助下，找到更好的切入点，去处理香港和陆港的深层次矛盾。 在香港要成立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着实不易，必须要投入大量资源，延揽有分量的人才。此外，智库也需要用比较超然的角色作研究才能让人觉得研究是客观、公正和无偏私。要做到有公信力，智库的金主或资助人，需要保持中立，不向研究团队发出政治性的指示。只有这样，智库的研究成果才会有公信力，从而达至凝聚社会研究力量和协助决策者的效果。 据报导，董建华已先后邀得香港行政会成员、中港知名学者、以及商界、宗教界代表加入其智库。虽然各阶层的人才都已囊括在内，但要成立一个有实力的智库，光有人才是不足够的。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于成立具影力的智库，雄厚的财政支持非常重要。据闻，董建华的智库将会获众多财团的捐助，如机管局前主席冯国经、港交所前董事郑慕智等都会“出钱出力”，甚至有可能出任其智库的管理层。 香港的民间智库一向以来对公共政策的研究都欠缺规模和系统，董建华拟成立的智库正好可开展有规模、有系统的研究，助特区政府解开现时政改困局。此外，拟成立的智库也可为中央和内地的地方政府出谋献策，制定和推行内地和香港两地的长远发展政策。董建华民间智库的成立，适其时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贺雪峰 2014-09-22 支持家庭经营，而不是推动土地流转，至少还应是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农村政策的基调。中央一号文件在这一点上释放出了明确的信息。 一号文件释放出立足国情农情的政策走向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第二十条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此做出了细化的规定。文件第二十二条阐明：“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和管理网络。探索建立工商企业流转农业用地风险保障制度，严禁农地非农化。有条件的地方，可对流转土地给予奖补。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强制推动。”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条款相比，一号文件以上表述不仅更加具体，而且提法上有所改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是强调“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而不再是三中全会所笼统规定的“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里多了一个“有条件的农户”的限定词，表明中央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发生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其原因是当前小农经济仍然极其庞大且具有活力。 第二是一号文件中规定“探索建立工商农业流转农业用地风险保障金制度，严禁农地非农化”，这里透露出中央对工商资本下乡圈地非农使用和下乡务农失败的担忧。实际上，在当前全国工商资本下乡从事种养业的规模经营中，大多都出现了工商资本与流转土地农户之间的尖锐矛盾。 第三是一号文件中不再有三中全会决议中的“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一句，而是在导言部分写道“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始终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立足国情农情，顺应时代要求，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传统精耕细作与现代物质技术装备相辅相成”。这其中，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各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与三中全会决议中“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一句，少了“推进”二字，这很重要。而且，一号文件中还奇迹般地出现了“传统精耕细作”一词，这个“传统精耕细作”当然是与家庭经营相匹配的。中央对待土地流转制度须谨慎 从以上解读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央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表述，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一号文件细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相关条款的规定，而且在政策重点和政策方向上都有比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归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更加强调家庭经营的基础地位，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态度更为审慎；二是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工商企业通过流转农民土地进入农业变得谨慎且犹豫起来。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业主体到底是谁，土地究竟应该要由谁来种，国家政策究竟是要重点鼓励谁、扶持谁、支持谁和发展谁的问题。那么，中央为什么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在政策走向上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是基于中国当前的国情和农情。 从国情上讲，当前中国仍然有近7亿人口居住在农村，其中近3亿是农业劳动力。此外，还有两亿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其中大部分并未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稳定就业和有保障收入条件，这些进城农民工还可能要返回农村，且他们的父母、子女大都留守农村。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进一步扩张，虽然会有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在城市体面地安居下来，但九亿农民（包括农民工）进城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中国农村人口仍占半数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政策甚至财政手段来推进农村土地从农户手中流转到专业大户甚至工商企业，那么仍然留居农村的如此庞大的农民群体就不仅失去了农业收入，而且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农业收入与就业，如此巨大的不可能立即体面进城的农村人口将导致严重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农户将自己承包地流转出去，可以得到租金，不也是收入吗？这种认识存在严重问题，第一，土地租金收入低于务农收入；第二，从事农业生产本身是就业的一部分，不从事农业生产，如此庞大农业劳动力做什么？第三，农业生产本身使农民可以保证自给自足，从而可以极大地降低生活消费。比如农民可以自己种粮、种菜、养猪、养鸡，农民种菜拿去卖，很便宜，卖不出钱来，但若要到市场上买，则一定很贵。当前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包括自己住房，自己生产粮食、蔬菜、鱼肉蛋奶，因为没有经过市场交换，都未被算入GDP，但这部分收入数量其实极其庞大，对于农民解决温饱问题极其重要。当前计算GDP，以及计算基尼系数，农户自给自足部分未被算入，所以会引起政策部门的判断失误。 在农村人口基数仍然庞大，农民进城难以体面安居的国情之下，农民不仅要从农业中获得收入，而且要以农业作为主要就业手段时，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国情条件就不具备，国家对待土地流转制度应慎重。 从农情上看，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主体是中老年农民，这些中老年农民因为年龄比较大，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而从事农业生产正好。中老年农业劳动力种地，一定是精耕细作，他们所种土地的粮食一定是极高的单产。就笔者和所在研究中心这些年在全国的调研，中老年农民种田，其粮食单产都是远远高于规模经营的。除中老年农民种田以外，农村还有一个数量不大但极其重要的“中农”群体，这个“中农”群体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或不愿离开农村进城的中青年夫妻，这样的中青年夫妻将进城务工经商农户流出的耕地纳入，形成一定的农地经营规模，只要从农地和副业中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他们就可以安心在农村务农。“中农”经济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收入比较高，家庭生活又完整，这样的“中农”家庭就成为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中坚农民”，他们是村庄公共品的积极建设者，是农业技术的骨干推广者，是农机的主要使用者，是村庄人情乡情的参与者，是社会秩序的积极维护者。总之，进城农民将他们的承包地流转给村庄内因种种原因而无法或不能离开村庄的中青年夫妻，从而形成30至50亩规模经营，也就在农村形成了一个崛起的“中农”群体。老人农业加上“中农”群体，就不仅具有极高的粮食生产能力，具有相当的农技推广动力，而且使农村社会结构变得稳定有序。 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国情还是从农情来看，当前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仍然具有活力，以小农家庭为基础的农业仍然具有活力。支持家庭经营，而不是推动土地流转，至少还应是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农村政策的基调。中央一号文件在这一点上释放出了明确的信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4-09-17 “定向降准”是金融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政策，与“全面降准”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引性。既能增加相关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又能给“三农”、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额度，从而有利于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放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今年4月25日央行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存准率之后仅一个多月，央行于6月9日再次宣布，从当月16日起，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将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同时，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也下调存准率0.5个百分点。 “定向降准”是金融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政策，与“全面降准”相比，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引性。既能增加相关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又能给“三农”、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额度，从而有利于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放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以往“全面降准”的背景 此次操作是自2011年12月5日以来第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在2012年曾经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012年的“全面降准”有着怎样的宏观经济背景呢？ 首先，这两次降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需要。为了扭转经济下滑趋势，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常用的宏观政策办法。 其次，这两次降准主要目的还是对冲外汇占款减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公开表示，“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并不是表示货币政策松紧的信号，释放出的资金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方向，没有典型的方向，并不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主要流向房地产行业。”近年我国贸易顺差收缩，外汇占款投放的压力也相对减少，这也导致了存准率的下调。 长期以来，为了稳住人民币汇率，中国央行一方面大笔买进外汇资产，从而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形成外汇占款；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又通过发行央票、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进行对冲，回收流动性。外汇占款的减少将会减少基础货币的供给，进而减少经济中的各种货币类别，如M1、M2等等。为保持经济中货币数量的稳定，需要通过增加货币乘数来对冲，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从这个逻辑思路来看，这两次降准的主要动因仍然是冲销外汇占款减少带来的影响。 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并深受管理层的喜爱。据研究表明，我国可能的最优存准率“上限”为23%，央行连续3次降低存准率也是为这一政策工具释放空间。当前，我国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也为央行下调存准率提供了时机。“定向降准”是一种微调技术手段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通胀尚且可控，采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可行的。一季度GDP增速放缓至7.4%，尽管与政府7.5%左右的政策目标接近，但高频数据与微观感受却比GDP数据更消极，稳增长压力大。以往的全面降准政策，作用效果难以精确把控。前几年频繁降准的时候，国有大银行的信贷资金大多投向了政府的重大投资项目，不少还投向了房地产等领域，这是房地产调控长期未能见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大量过剩产能也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无联系。相比之下，“三农”、小微企业和私人部门的融资难问题更为突出。这不是因为整体信贷条件不够宽松，而是因为其信贷需求往往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等项目挤出。 在沉寂了近两年以后，央行今年开始使用“定向降准”方式来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整。“全面降准”意味着降低所有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定向降准”则意味着只调低部分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力度相对温和。实际上，这是一种“微调”技术手段。 从本次定向降准的范围来看，它覆盖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城商行、80%的非县域农商行和90%的非县域农合行，比4月25日的降准范围大很多，不过释放的资金仍然有限。中金测算，“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700到800亿元，释放资金规模远不及一次全面降准，对整体流动性影响不大。这并非意味目前稳健的货币政策出现转向，但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即要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地配置到实体经济中需要支持的领域，确保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更加顺畅。加快“三农”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中小企业又对吸纳就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此次“定向降准”所释放的流动性若能实实在在地进入这两大领域，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存准率，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既是个老问题又有新困境。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主要有三个特征，即：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主要是依赖业主投资、内部集资和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从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中小企业难以满足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条件且贷款风险较大，以及财务管理水平较低等，再加上基层银行发放贷款的权限相对有限，致使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经常以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或缺乏抵押资产等为由而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依赖非正规金融渠道，企业的融资时效性要求迫使中小企业求助于手续简便的商业信用和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 可见，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体制障碍主要包括：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中小企业信用缺失，征信系统不完善；信用担保等中介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滞后；缺乏统一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体系；以及企业自身问题。由于原材料上涨、用工成本增加，特别是融资困难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在浙江，有很多中小企业都因资金紧张而濒临倒闭。资金链的断裂，往往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小企业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贵：由于企业固定资产不多，很难从正常的质押借贷渠道获得银行的贷款。即便是能贷款，较高的借贷成本也让这些体量和盈利程度比较有限的中小型企业望而却步。很多中小企业希望加快发展、扩大规模，但在资金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规模越大死得越快，所以现在沿海很多中小企业准备缩小经营规模。很多中小企业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融资，但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却已升至72%到96%，个别的甚至还会达到240%。业内有句俗话说：“用民间借贷找死，不用民间借贷等死”。 可见，“定向降准”，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从6月中旬到现在近大半个月过去了，据一些媒体的调查发现，获得降准资格的银行释放的资金并非很大，即使小微贷款增加额度了，但是对市场的影响有限。据调查，定向降准以后，各家银行的小微贷款并没有明显松动。很多小微企业主反应，虽然这几年很多银行都在推小微贷，但是适合他们的产品并不多。据近日公布的“汇付-西财中国小微企业指数”显示，有42.2%的小微企业并未向银行申请贷款。而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中，有79.9%的比例获得贷款，银行贷款拒绝率为20.1%。 那么，降准释放的资金能不能流向中小企业？这是一个问题。有股份制银行相关人士表示，降准释放的资金会投向小微贷和个人住房贷款，而由于获得降准资格的银行释放的资金也并非很大，即使小微贷额度增加了，但是对市场的影响有限。由于央行对定向降准后释放的资金流向并无规定，联系不久前央行喊话要银行保证首套房贷，有部分银行会将释放的资金投向住房贷款。如何实在地降低实体融资成本，打通资金传导的“最后一公里”，似乎并不是定向降准能够解决的问题。出路在于金融创新 笔者认为，全面降准、定向降准、中小企业融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层面。全面降准就是向整个经济注水，而定向降准是让做“三农”和中小企业业务多的银行有更多可贷额度，但这些额度能不能变成中小企业的实际融资，还有一个传导的问题。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绝非定向降准就能一蹴而就。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只要加强资金流向的监管，定向降准仍然可以对解决“三农”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在大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的情况下，央行的确可以采取更多的类似定向降准这样的微调技术手段来实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目标。 然而，定向降准并非结构调整“万能药”，无法改变金融机构惜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的现实情况，也无法改变存款创造后，货币流入产能过剩和融资平台等强势部门的流向问题。因此，要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还需要更多发挥金融创新的作用，合理和规范地引导和利用民间借贷的资金，降低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 首先，我们要创新金融政策，制定适合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政策，并在执行过程中，使新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其次，要创新金融组织体系，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支持其参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再次，要充分发挥担保公司、信用评估公司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等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服务作用；最后，要努力创新金融产品，特别是探索适合国情的由保险公司、风险投资机构与商业银行相结合的互动贷款模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郭闻 2014-09-16 澳门的民间“公投”反映澳门部分人对候任特首的期望和对2019年落实普选的要求。澳门举行特首选举期间，民间同时举行民间公投，这正好考验候任特首崔世安的政治智慧。 争取连任的崔世安8月31日在无对手情况下成为新一届的澳门特首，这是澳门回归以来连续三届特首选举在毫无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进行。正当澳门进行特首选举之际出现一个小插曲：澳门三个泛民团体组成的“特首选举民间公投管理委员会”将计划举行特首民间“公投”。澳门的民间“公投” 澳门特首选举的民间“公投”是由民间所举办，一个无法律约束力的模拟全民投票活动。但由于是次活动以民间“公投”为名，因此，特区政府、亲建制社团，都公开指责民间公投活动为“非法”。是次民间“公投”主要是了解澳门市民对澳门门特首选举的取态。第一个议题是2019年澳门特首应否由普选产生，第二个是2014年特首选举位候选人的信任程度。 在澳门，过往也曾举办过所谓的“公投”活动。2010年，澳门政府曾经发起了一次官方的公投活动，中央为庆祝澳门回归10周年送出一对大熊猫给澳门作为贺礼，澳门政府为两只熊猫命名，提名五对候选名字，供市民“公投”。当时的“熊猫公投”是由政府带动的活动。支持民间“公投”的人士认为，既然政府可以为熊猫命名而组织全民公投，那么，关系全澳居民的行政长官普选，为何不可由全民公投选决定？这次在澳门举行的民间“公投”普选特首活动，就是以熊猫作为象征。 此外，澳门于2012年初曾举办过类似的民间公投。澳门特区政府就2013年立法会选举的“主流方案”，建议增加直选及间选议各两席。但民间有团体认为“主流方案”并不代表主流民意，故当年举办了一次民间投票，搜集市民对立法会组成比例的意见。当时该次民间投票并没有引起官方的指责。 澳门中联办曾就澳门特首选举的民间“公投”发表声明，指在澳门特区进行的任何所谓公投活动都是没有法律依据。澳门中联办对澳门的声明，与港澳办针对香港“占中公投”的态度有些不一样。 今年6月20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香港的占中投票表示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澳门中联办可能是检讨了香港的民间公投的处理方法和了解澳门的特首选举的民间公投性质后，把澳门的民间公投只定性为“没有法律依据”。但澳门特区政府于7月9日发表声明，却声称任何形式的所谓“民间公投”在澳门都是非法而且无效的。澳门特区政府与澳门中联办对“公投”的定性明显有分别。澳门中联办只是定性“公投”为没有法律依据，而特区政府却把民间“公投” 定性为违宪和非法。澳门特区对“公投”的处理 崔世安与其他官员亦曾多次宣称民间“公投”违法，甚至违反宪法。澳门的商界和社团绝大部分支持政府，所以当澳门政府带头打压，民间“公投”甚至难觅得私人提供场地作为实体票站。公投需以集会名义，向政府申请公众地方。然而，澳门民政总署以“澳门无权公投”为由，拒绝有关申请。 对于有民间团体于8月发起“特首选举民间公投”，被政府指为非法和无效。澳门法务局局长张永春曾表示，《澳门基本法》保障澳门居民享有各方面基本自由，如果只是一个民意的调查，在法律上没有问题，只要不用“公投”这名称就没有问题。经过对民间公投定性为民间的民意调查后，早前对民间公投大力炮轰的多个建制社团亦随即一改口风，指民间公投是“违反《基本法》精神”。参考香港民间“公投”的结果和政府的处理，澳门的民间“公投”，即使用上“公投”的名称作为这次民意调查的口号，应该不会负上违法的问题。 澳门政府处理民间公投的手法与大陆官方喉舌在处理香港民间公投时的口径是一致的，均将民间“公投”定性为非法、违宪而加以打压。 相对澳门而言，香港的民间公投由进行到结束并没有人因为组织或参与投票而被捡控。香港政府更为官方的媒体的打压进行降温。   解读民间“公投” 与其说澳门特区政府在意其是否“合法”，倒不如说怕香港争取真普选的民主之火烧到澳门。但是，澳门的民间公投与香港的公投在本质上并不一样。香港的民间公投是占中的前奏，其争取的目标是政改方案中增加公民提名的普选特首方案；其次，在香港的政府发展中，2017年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将会全面普选。普选已经是香港人的囊中之物，他们所争的是更接近直接民主的“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 对比香港，澳门的政改发展十分缓慢，民主要求也比较温和。澳门在2012年的政改只将2014年行政长官选委员的名额增至四百人，提名门坎由50名增加至66名，以维持原规定六分一的提名比例不变。2013年立法会的选举，仍维持直选、间选和委任组成比例不变。直选和间选只各增加二个名额。澳门的特首普选仍是遥遥无期。因此，澳门的民间公投是冲着特首选举而来的，但并无要求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更没有“占领南环”（南环是澳门的商业心脏地带）的意图。其实，澳门政府对这个所谓的民间“公投”大可不必过度神经紧张。澳门政府尽管把它定性为民意调查，低调处理即可。澳门政府正好通过这次民间投票，解读一下澳门现时的社会状况和民情取向，为下一届特区政府施政作好准备。 “公投” 触及中央权力 澳门的主办团体声称，他们的民间“公投”不涉及任何公权力、不会约束政府乃至任何人、不对现行的选举制度产生任何法律上的影响等。那么，中央和澳门特区政府为甚么仍高度紧张呢？原因是它触动了中央权力这一底线。 团体拟搞的民间“公投”的内容是有关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方面的问题。特区政制发展是涉及中央的话事权，按照法律规定，处理此类问题必须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表达要求、凝聚共识。因此，若有人要搞所谓的“民间公投”，中央会明确地指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是无权自行创制“公投”制度或发起所谓“公投”活动的。“公投”凸显现行特首选举欠认受性 5年前，崔世安从选委中取得超过95%的提名，并没有留下任何空间给其他竞争对手。崔在上届和今届参选，都是唯一候选人。从获得提名的一刻，已笃定当选，这显示小圈子选举的缺陷。...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15 公交优先”高效而且节能环保。澳门政府希望可以通过“公交优先”政策，鼓励市民放弃自驾私人车辆，多乘搭公共巴士外出，以解决城市交通难题。但是，“公交优先”政策未必适合澳门的特殊环境。 9月8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刊登特区终审法院对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的审核决定，并确认选举结果。崔世安正式当选为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 连任成功的崔世安在竞选政纲首章提出，要把澳门打造成“宜居”城市。崔世安的政纲除了要解决居住问题外，还要解决另一个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 —- 交通问题，这是澳门作为宜居城市所必需的。澳门的交通问题一部分可归因于庞大的旅客人流和外地雇员的流动，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私人车辆近年的增长速度过快。 随着澳门经济急速发展，旅客及外雇大量涌入，澳门居民“乘车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最近一些对澳门公交服务进行的调查显示，现时澳门市民对公交车大多表示不满，交通问题已非常严重。在繁忙时段，巴士即使到站，市民也不能上车：一种情况是，车上已经“人满为患”，怎样也上不了车；另一情况是，到站的巴士车厢前部分乘客满满，但车厢后半部分仍有很多空位，但却没有乘客向后移动。另外，澳门公交车还存在行车速度慢、准点率低的问题。面对“乘车难”的局面，一些市民放弃了公交车，自行购买私人车辆代步，以解决自己对交通的需要。澳门近年私人车辆高速增长，使原来恶化的交通问题愈发严重，呈现一种恶性循环。若要解决交通问题，便先要从改善公交车服务素质着手。 在政纲中，崔世安提出改善交通的方案，包括落实 “公交优先”政策，以及响应了社会因博彩企业穿梭巴士（俗称发财巴）数量过多占用道路而提出的调控要求。不过，一些调查发现，调控“发财巴”虽可使路面畅通一些，但反过来可能会把一批搭发财巴的乘客赶回搭巴士的行列。因此，解决“搭公交车难”才是缓解澳门交通问题的根本方法。 “公交优先”在很多城市都有成功的实践经验。“公交优先”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大容量、快速度的客运公交系统为主，其他交通工具为辅，来承担主要的交通运输，藉此释放更多的路面空间予其他车辆通行，从而减轻道路压力。“公交优先”在内地很多大城市都有推行，而且成效颇佳。“公交优先”在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大城市推行，公交化均在70％左右，日本东京则高达87％。，而在香港，公交化更高达90%以上，高倨世界首位。 “公交优先”高效而且节能环保。澳门政府希望可以通过“公交优先”政策，鼓励市民放弃自驾私人车辆，多乘搭公共巴士外出。但是，“公交优先”政策未必适合澳门的特殊环境。澳门交通局聘请顾问公司曾对澳门交通问题作专门的研究。按照顾问公司的报告，至2020年澳门车辆数将由现在19万辆增长至31万辆，公交化将由现在33.6%下降至27%；澳门半岛的平均车速将由现时的每小时15公里下降至每小时10公里，部分繁忙道路的车速甚至只有每小时5至6公里，而澳门半岛居民的出行时间将增加一半。 澳门交通的主要问题在于：城市布局集中、道路功能重迭、地区性道路负荷大；交通设施供应失衡、诱导车辆增长；部分地区公交班次不足、降低搭乘诱因。澳门交通事务局认为，若要管制车辆，应先从改善公交着手，但车辆管理会直接影响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改善程度。如果道路是堵塞严重，公交行驶速度也无法提升，居民候车时间无可避免拖长。 澳门地小、路窄、多斜坡。加上近年经济起飞，私家车和“发财巴”急速增加，路面的负荷几近饱，而且路面也无扩展空间，这正是澳门现时的困局。因此，在路少车多的情况下，“公交优先”同样有可能造成道路严重堵塞，从而令公交车行驶速度无法提升；故此，在澳门，公共巴士问题不容易解决。但这始终是澳门交通问题的根本，若果解决不了，其他交通问题也将难以克服。 面对日渐繁忙的交通压力，澳门在交通问题上要解决严重堵塞达，实不容易。崔世安将如何兑现他的承诺，为澳门再造宜居城市。澳门市民拭目以待！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9-05 戴耀廷选择在公众假期启动占中，是希望一方面讓更多人可以参与，但又对中环的秩序造成最小的干扰。坚持“占中”又不敢瘫痪中环，担心一旦发生动乱会令市民反感。这样的“占中”还有意思吗？ 戴耀廷于9月2日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承认，“占中”运动策略已经失败，并评估参与“占中”人数不多。但他仍坚持“占中”会继续进行，希望借学联的罢课和紧接的10月1日国庆节，让更多人能参与“占中”。 据一些有关“占中”的评估，相信参与“占中”人数不多，不会造成中环瘫痪，持续力低，最后留守人数也会大减。评估的理据包括： 一、“占中”距离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政改拍板相隔1个月，气势会远较于预期小；连续两日假，料留守人数减。 二、“占中”参与人数不多，不足以瘫痪中环各交通要道。 三、“占中”于国庆假期当日发生，翌日又是重阳节假期，由于连续两天公众假期，社会气氛不足，预料持续力低，最后留守人数会大减。 戴耀廷选择在公众假期启动占中，是希望一方面让更多人可以参与，但又对中环的秩序造成最小的干扰。 坚持“占中”又不敢瘫痪中环，担心一旦发生动乱会令市民反感。这样的“占中”还有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