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 2014-08-29 这就是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新反叛政治。在1968革命之后，西雅图的镇暴警察第一次密集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对付抗议者。警察暴力的滥用将各种传统抗争转化为激烈的抗争运动、或者跨国性运动。 连续两周，美国媒体充斥着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附近小镇弗格森冲突的消息。尽管咋一看，各种抗议、蔓延和议题，似乎都落入一些批评家所谓的“媒体风暴”中，即媒体对报道的夸大可能超出事件本身。可是，自上个周六当地宵禁以来，当全副武装的弗格森警方对在场的媒体记者下达驱逐令、当多家国际媒体在现场发出“这儿什么骚乱也没有”的报道时，年轻黑人迈克尔•布朗的死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他被警察六弹射杀后的民众抗议才是焦点所在。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眼中，警察军事化只是表象，他们更在乎背后的原因。的确，在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近半个世纪，南方州沿种族边界存在的歧视、分区居住和贫富分化等问题构成了一种新的种族主义。例如，弗格森的居民67%为黑人，白人警察比例却高达94%，白人警察统治着黑人社区俨然成为当地普遍的城市景观。对这些白人警察的最新研究表明，他们对白人青少年的年龄估计通常是准确的，但是往往高估黑人青少年年龄4到5岁，加之随意拦截黑人司机临检的习惯，以至于在当地道路拦停检查案例中，黑人被拦停的比率高达86%，而白人只有13%。布朗之死很大程度上便源于白人警察的偏见。连茶党领袖保罗•兰德亦严厉抨击黑人遭受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警察偏见和暴力，谴责监狱中有太高比例的黑人，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因为非暴力犯罪而长期服刑。 然而，这场持续未息、渐渐蔓延到全美各地的抗议浪潮，改变了1992年洛杉矶、2001年辛辛那提、甚至2011年伦敦在类似起因后爆发种族骚乱的图景。抗议者更为理智、和平，参加者几乎包括所有主流市民，以及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国际的NGO与社运组织。更重要的是，抗议的诉求几乎都集中在警方的军事化和行政当局的过度反应之上，本应保护民众安全的警察仿佛身处战场，将抗议者视为敌人。军事化的警察装备和过度使用警察暴力的镇暴行动本身，正在改变民主社会的性质，也超越了那些公共知识分子更乐于讨论的种族主义、贫富差距、或者分区规划制度、甚至民权运动凋敝等等深层议题。这些结构性因素非常重要，它们直接影响了普通黑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也与抗议行动的爆发有关，并支撑着抗议人群的不满、怨恨和愤怒。 不过，赤手空拳、举起双手的抗议民众面对全副军事武装起来的警察阵列，定格了弗格森抗议运动的场景，也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了一种新反叛政治的兴起，这联接了1999年西雅图抗议、2001年的911、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直至阿富汗战场与今天伊拉克的ISIS。 其中，最重要的联系在于弗格森和驰援的密苏里州警使用的军用装备及其来源。今年六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公布报告，提出了警察的过分军事化趋势。过去二十年间，全美大约1.7万个地方执法机构得到了多达几十亿美元的“军队剩余物资”，用于日常警务。仅仅2013年一年，他们就从国土安全部得到了来自阿富汗战场的约4.5亿美元的装备。民事警察军事武装化的趋势，始于冷战结束后的1208法案（“国防授权法案”，1990年），它允许向警方转让“堪用”和“反毒品活动”所需的小型武器，后来1033法案取而代之，警察武装化在“反恐”名义下大行其道，更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和2001年“9•11”事件后加速进行。 而过去五年，密苏里州的国土安全办公室从联邦国土安全部得到了4000万美元军用装备用于州和地方项目，州的公共安全部则得到了1900万美元“紧急行动管理援助”，州的国土安全办公室还另外得到1000万美元用于25个高危险城市地区的控制，其中只有25%用于真正的反恐。不过，地方的军用装备如此之多，上周四，连密苏里州警局发言人奥康纳也承认，他也不知道新闻照片中公布的镇暴车辆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些弗格森警员从头到脚一副刚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行头，配着标准的精英部队装备，如迷彩服和沙漠作战靴、防毒面具、凯夫拉头盔和防弹衣。有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新闻照中辨认出他们携带的所有武器，包括M4卡宾和先进的光学瞄准镜、六连发37毫米榴弹发射器、防路边炸弹卡车等等，而且每个警员都携带着标准的120到180发子弹弹夹。结果，他们看上去更像重装武士，随时准备开火战斗，而非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普通警察。 不过，这些看上去和阿富汗战场并无分别的武装警员却没有恪守军队的训条，比如永远不要把枪口对着战友、友军和平民。相反，他们肆意地把枪口对准几乎任何一个人。在弗格森现场的平民、示威者和新闻记者，他们仿佛身处敌国，面对枪口，除了高举双手别无他法。高举双手抗议也随即迅速成为全美各地声援弗格森的标准姿态。警察和民众的关系、行政当局的合法性可能因此根本改变。原先似乎只属于诸如1999年西雅图街头、属于激进社运分子的非暴力公民不合作，突然间成为弗格森街头普通民众的唯一选择，仿佛回到了1968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潮时刻，或者置身开罗塔西尔广场的幻觉。 也许，这并非幻觉。早在1998年巴尔干危机结束后，北约部队便部署了重型坦克在街头执行维和任务。较近的，2013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的大搜捕行动，类似的重装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便大批部署，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所有居民被要求待在家中，黑鹰直升机从屋顶反复掠过。此情此景，仿佛长久以来以色列军事管制下巴勒斯坦画面的复刻，也不过是全球化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在巴西里约贫民窟的警察“特种部队”，演成巴西史上国际市场最卖座的电影；在巴基斯坦的各城市、在海地、在利比里亚，街头的重装巡逻和驻守早已常态化。 在这些城市地区，当过分军事化的警察进入到街头的公共空间，形成极端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如同南非白人政权在整个1970和80年代在黑人隔离区进行的重装巡逻，一种新型的反叛政治也随之生成，取代了以往的社运模式和抗争样式。因为，这种国家暴力粗暴地侵入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之后，随之而来的公众愤怒，往往迅速超越此前可能的各种恐惧、不安、怨恨，形成人民与国家的直接的、面对面的对立与割裂。本来只是戒严或军管的紧急状态一旦如此日常化、常态化，在本来只应停留在军营或者战场的杀人武器在平民面前肆无忌惮地炫耀，任何的不满或者抗议随即形成人民与国家的对峙，穿透着、解构了政权既有的几乎所有正当性，包括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正当性。一切都回复到政治的利维坦时刻，人民面临着要么放弃一切权利、要么战斗的选择。然后，反叛意识迅速取代此前任何温和或者激进的抗争诉求，至于此前实施重装巡逻的导火索或者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到底是什么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这就是1999年西雅图抗议事件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新反叛政治。在1968革命之后，西雅图的镇暴警察第一次密集使用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对付抗议者。警察暴力的滥用将各种传统抗争转化为激烈的抗争运动、或者跨国性运动。甚至温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因地方警察肆意喷射胡椒催泪粉这样荒唐的滥用警力行为，得到大大加强，并且强化了运动对统治秩序的根本怀疑。温和的抗议也因此注入了反叛的精神，遑论激进主义乃至恐怖手段。例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考察都指向一个结论，正是警察暴力的滥用直接催生了学生运动中的激进一翼、暴力组织——RAF（德国红军派）。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纽约社会学家哈维高度赞扬里约贫民窟的反叛，承认他们甚至运用黑社会反抗警察暴力的正当性，将里约称之为反叛城市。 回到弗格森。军事装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转交到国内的民事警察手中，这只是其中一面，更重要的仍然是背后的吊诡：反战的奥巴马政府结束了伊拉克战争，却武装了国内的地方警察，激发了弗格森的反叛浪潮。类似的，奥巴马谨慎对待茉莉花革命余波在叙利亚的荡漾，却坐大了ISIS，反叛政治以另一种形式挑战着伊拉克的战后转型乃至整个中东的稳定格局。乌克兰的情形同样如此，欧洲的和平主义或绥靖政策却助长了先是西部的反政府示威后是东部的独立运动。 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同时登出了弗朗西斯•福山的“美国衰败”和一位博士生Mounk的“草叉政治”两篇文章，后者描绘了全球性民粹主义的兴起浪潮，这进一步印证了布热津斯基去年在清华大学演讲所提醒的全球民粹政治浪潮。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或者欧洲进一步从国际争端中退缩，在反恐名义下，各国加速的武装化治理只能从内部削弱民主、并且加剧威权主义的趋势，结果便是民粹主义浪潮向反叛政治的转型。从阿富汗到ISIS再到弗格森，一个全球范围的反叛政治正在兴起。 作者简介：吴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讲师，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政治系（东亚所）政治学博士。
Month: August 2014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26 在中央政府以及广大居民的支持之下，相信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将会顺利连任。不过，面对社会的高速发展，下届澳门特区政府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澳门社会对下届特区政府的期望也会更高。 澳门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于8月16日进入竞选活动期，选举管理委员会于当天举办了一场邀请选委会委员参加大会，由行政长官候选人宣讲政纲并答问。作为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现任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宣讲其参选政纲并回答了选委的提问。 崔世安的参选政纲强调落实基本法和“一国两制”，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务实进取，促进澳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参选政纲分为四个部分：宜居篇、发展篇、关爱篇和善治篇。 概括来说，第一部分宜居篇提出把建设宜居城市放在首位的决心。第二部分发展篇，表达藉新的发展起点和 “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发展定位，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实现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这是澳门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三部分关爱篇，表达关怀居民在就业、社会保障、人才培养、教育、医疗和体育等方面的发展，全面提升民生综合水平。第四部分善治篇，表达革新政府治理体象，完善政府与社团和居民的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其中，整合公共行政架构，梳理部门职能将会成为重点。 正如崔世安参选政纲的主题，“同心致远，共享繁荣”，“同心”就是期望澳门广大居民与特区政府“同心”，共同努力将澳门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共享繁荣”，就是愿澳门的“繁荣”能与广大居民“共享”。崔世安的竞选政纲阐述他未来五年的施政理念及蓝图，包括民生、经济、教育、医疗等主要范畴，并将解决住屋问题放在最前位置。他重申要调控博彩业的规模、加强监管，逐步突破博彩一业独大局面。同时，政纲最大亮点是拟设“特区投资发展基金”，研究“建财政盈余分配的长效机制”，与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崔世安在第一部分宜居篇中指出，将加快建设宜居城市，优先处理住屋、交通、环保等民生大事。政纲展示未来房屋政策的两大重点：一是透过公屋体系为居民提供基本住屋保障；二是运用市场机制满足多层次的住屋需求。澳门广大居民十分关注居住问题，社会对房屋的需求也有一定的期望。崔特首的政纲中，虽然民生部分占较大篇幅，但却无正视土地资源紧缺。因此，下届澳门特区政府可考虑类似香港的做法，如实施“澳人澳地”的房屋政策，以保障本地居民居住用地的长期供应和储备。此外，下届澳门特区政府亦应考虑采取更有效的调控措施，使澳门楼价可回落至合理水平。同时亦要加快发展公屋，增加房屋供应。 第二部分社会发展方面，崔特首的政纲也指出，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一个中心”，成立由行政长官任主席的“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委员会”，制定中、长期计划和落实措施。大力增加非博彩旅游元素，努力拓展旅游业的市场、客源和产品多元化。同时，继续推动负责任博彩，研究博彩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推动博彩企业及大型企业承担外雇的住宿和交通安排。继续重点培育会展、文化创意、中医药、环保等产业，透过资源倾斜和政策支持，提升相关行业的竞争力。支持建立“澳门制造”品牌，创设公务采购优先使用本澳设计和制造的产品等。此外，政纲亦提到将会继续深化闽澳、京澳、泛珠等的区域合作，提升澳门城市竞争力，以及促进澳门区域化发展等。虽然政纲较为简洁，点到即止，但相信将会对整个澳门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部分关爱篇，在社会民生保障方面，政纲也指出会继续保障澳门本地居民的就业权益，全面实行最低工资。坚持庄荷不输入外劳的立场，构建本地居民向上流动的机制，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可持续运作等。政纲提出落实培养精英、 专才和应用人才的长、中、短期政策措施，促进澳门本地人才在竞争中成长。长期以来，澳门都是以输入专才来填补中上人才的不足，这个培养澳门本地人才成长的计划，有助澳人在社会向上流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政纲特别提出设立特区投资发展基金。崔世安称，现金分享受欢迎，成立基金旨在提高投资回报。设立投资发展基金会侧重投资，也是澳门社会要求。崔世安参选政纲提出“设立特区投资发展基金，构建财政投入长效机制”，响应了市民的要求。澳门特区政府还可考虑从财政储备中的超额储备中，拨一部分作为基金的启动资金。现时，澳门有庞大公共资金，成立主权投资基金正当其时，这是有助提高财政储备的长期投资回报和有效保值增值的可行方式。此外，也有澳门专家、学者提出，澳门应改变过于保守的储备管理模式，从数千亿元的财政储备中拨出一定比例，设立“全民基金公司”，在特区内外实行积极的投资，既可以投资葡语系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也可以投资横琴、南沙、翠亨等邻近地区，还可以投资澳门的博彩、电力、天然气等事业，提高储备回报率，推动经济多元化。 最后，第四部分善治篇中，政纲指出，将精兵简政，推进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与居民的沟通管道，增强政府响应及政策解说能力；加强政策调研，进一步整合和精简行政架构和咨询体系，深化行政改革。此外，政纲也提出检讨公务人员中央招聘制度，表示将修订《公务人员职程制度》，研究公务人员的选拔、晋升机制及“分级调薪”制度等。政纲中提出重大法案将会进行立法前的公开咨询，这是崔世安在吸取上次反“离保法”风波后，立法程序检讨后的改进，也是立法民意咨询常规化的表现。 在中央政府以及广大居民的支持之下，相信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将会顺利连任。不过，面对社会的高速发展，下届澳门特区政府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澳门社会对下届特区政府的期望也会更高。 本文旨在对候选特首崔世安的政纲作初步介绍，对于政纲所阐述的各个范畴，将会有系列文章再作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22 中国政府目前反垄断雷厉风行，反垄断调查范围不仅局限外资企业，同时也包括内资企业。外资内资一视同仁受到监管，这将营造一个更公平、更透明的市场环境。现时，这种密集式和高调的反垄断行动将会持续进行，并成为内地市场未来的“常态”。 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8月21日开出史上最大反垄断罚单，日本8家汽车零部件和4家轴承厂商因操纵价格，被罚款12.35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对这12家日本厂商的处罚力度空前，具有很强的震慑力。国家发改委的调查显示，日本汽车零部件商在收到汽车制造商询价后，会通过双边或多边会谈，串通约定一个价差，达成合作意向后，“内定”获订单的最低价，再向汽车制造商报价。由于零部件的产品质量相差无几，最后决定能否“中标”的关键往往取决于价格。因此，串通投标行为都能获得成功。被裁罚的4家轴承厂商则涉及轴承联合涨价行为，在涨价方针、涨价时机和幅度等方面，共同协商价格、互相交换涨价讯息和实施情况。 在内地，许多汽车厂商坚持只允许通过授权经销商来销售配件，外资品牌汽车配件在内地的售价比其他国家要贵。相比之下，在外国的消费者往往可以从开价较低的配件供货商手中购买汽车配件。内地汽车配件市场的垄断明显损害消费者利益。 中国反垄断不分中外 2007年8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其目的是要维持一个平等环境，鼓励公平竞争，最终使广大的消费者获益。市场一旦缺乏竞争，垄断者就有定价能力，利润可极大化；垄断者还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利益。 近年内地的反垄断调查既多且密，而且不分中外。2011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2013年的茅台、五粮液等，都是中国大企业涉嫌垄断。中国目前对在华外国企业进行的反垄断调查，标志着内地对反垄断调查的常态化，这将结束外国品牌产品在中国赚取远高于海外市场利润的局面。市场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 行业缺乏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在香港的电视行业中也可见一班。香港于2012年6月立法会通过《竞争条例》，防止大公司支配市场，并藉此巩固消费者权益。以2009年的香港无线电视 “垄断艺人”案为例，就正好显示垄断不单止对个人，甚至对整个行业都有损害。当年，香港亚洲电视投诉无线电视垄断艺人和市场，以及无线电视的政策和做法违反《广播条例》。“垄断艺人”案中， 无线电视被指通过封杀政策和不公平广告推销手法，削弱其他电视台与无线电视竞争的能力，因此限制了市场的竞争。这种妨碍对手的行为导致节目质素下降，最终给作为消费者的电视观众造成极大损失。现时香港免费电视市场是一面倒由无线电视垄断的市场，观众缺乏选择，出现这样的结果，可以部分归究于反垄断工作做得不够完善。反垄断有助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中国政府目前反垄断雷厉风行，不但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进行调查，也对涉垄断的企业严厉处罚。反垄断调查范围不仅局限外资企业，同时也包括内资企业。外资内资一视同仁受到监管，这将营造一个更公平、更透明的市场环境。现时，这种密集式和高调的反垄断行动将会持续进行，并成为内地市场未来的“常态”。 反垄断正如反腐败一样，也要真正打“老虎”，才能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保持市场的公平环境。只有坚决切实执行反垄断，才能有效发挥市场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灵敏 2014-08-21 大陆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和提升要得到台湾民意的支持。对台政策须有所调整，由高度重视与台湾的大企业、政治精英的交流，扩展到与台湾社会基层尤其是青年人的沟通。 6月25日到28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应邀到访台湾。这是1949年两岸分裂之后，大陆对台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首次踏上宝岛，代表着两岸之间官方接触的正常化、制度化和常态化。从访问的过程来看，此行也是大陆共产党和台湾民进党正常交流的开始，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民共良性互动 今年2月，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郁琦首访大陆，今次张志军回访，本来定于4、5月间，但是3月中台湾发生了由反《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演化成的“太阳花学运”，张志军因而押后了行程。一如王郁琦访问南京而非北京，张志军今次避免访问台北，只在桃园机场附近的酒店与王郁琦会晤，回避了访问“首都”及领导人接见身份等敏感政治问题，把此行定位为多走多看，了解基层民情的亲善之旅。 从整个行程看，抗议者虽然如影随形，酿成了零星冲突，也造成张志军临时取消高雄前镇渔港、台中雾峰林家花园与鹿港天后宫的参访行程，但与2008年围攻张铭清和陈云林的阵势相比已经温和了很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对张志军几乎“每日一评”，先是对陆委会主委王郁琦谈到台湾两千三百万人自己决定命运说，张志军表示能理解，蔡英文认为张“立场有一定程度退让”；张志军说中国无意吃掉台湾经济，蔡又表示是“表达一种善意”。“张蔡会”虽然没有实现，但张志军和高雄市长陈菊的对话，是张志军访台的最大亮点。张志军固然放下了身段，而民进党这回的身段也软得出奇，民共两党关系由当初的不共戴天走到今天，这背后是民进党近年来的路线转变。 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英文不愿承认“九二共识”，又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两岸政策，得不到中间选民特别是经济选民的支持，最后以6%的得票比例小负马英九。面对败选的结果，民进党开始意识到在两岸经济加速融合的时代，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已经回到大陆的手上，对这一关系的诠释和处理能力将决定民进党的成败，顽固坚持“台独”政纲将难以得到足够选票，就算当选都难借大陆之力改善台湾经济民生。民进党要重返执政，就不能再让大陆成为绿营当家的阻力，不能再让国民党垄断对大陆的话语与代表权。因此，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必须要变。 2012年5月接替蔡英文出任民进党主席的苏贞昌，并没有深刻反省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相反却向“独派”不断靠拢。2014年5月，蔡英文以绝对优势再次当选新一届民进党主席后，在两岸政策上使出了新手笔。先是派台南市长赖清德登陆访问，赖坚定的“台独”主张与绿营最后一位登陆首长的身份，充分展现了民进党推动两岸交流的善意。在大陆期间，赖清德提出以“了解、理解、谅解、和解”面对两岸关系，得到了蔡英文和民进党中央的加持与背书。不宜夸大张志军访台成果 此次民进党对张志军访台释出了较大的善意，是其改善民共关系的新举措。在目前马英九民望低迷的情况下，显然是有意向台湾人民传达“我准备好了，要重返执政”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民进党的转变仍然是初步的、策略性的，要从根本上转变既有政策立场，短期内仍困难重重，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掣肘，因此对此次访问的成果，不宜评价过高。对台海关系的未来，也不应有过于不切实际的期待。 民进党的“台独”立场，目前并无任何松动的可能。尽管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较之前的苏贞昌更为灵活，身段也更为柔软，但这并不表明蔡英文要彻底放弃“台独”党纲。“台独”在绿营内根深蒂固，在年底七合一选举近在眼前的情况下，蔡英文如果完全放弃台独，政治风险会相当大。因此，蔡英文更可能会先巩固自己在绿营内部的权力与地位，巩固绿营基本盘，而不是另辟蹊径，对民进党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民进党的政策调整更多只会是因应岛内政治选举而进行的策略调整，而并非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调整。 民进党的政治策略开始从操弄族群和统独之争，转向打分配和贫富差距牌，以突显马英九“执政无能”，而这种转向对大陆并不有利，因为大陆是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台湾的得分一直在0.35左右徘徊，表面看起来并不大，不过富人的财富累积更加快速，低收入群众的财富增加缓慢，甚至没有增加，形成贫富差距增幅持续扩大的态势。从1998年到2010年，台湾收入最高5%家庭与收入最低5%的家庭的收入差距已经从32倍迅速扩张到66倍，呈现急剧增大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早在2008年民进党败选之后，不少少壮派就曾掀起一阵“二次党外”运动，认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代表着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民进党应该站在受薪阶级、传统农工阶级及白领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走“中间偏左”的进步路线，才能抗衡国民党的一党独大。蔡英文于2008至2012年担任民进党主席期间，也努力把民进党描绘成最重视社会公平分配的政党，指责国民党只在乎经济增长，特别是有利于大资本家的经济增长。这样一来，从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贸，在民进党的支持下，弱势产业崩盘、失业危机、阶级矛盾、陆资陆劳危及“国家安全”等话语被不断大肆渲染，有可能成为今后台湾政治选举和社会运动中对大陆不利的议题。对台政策要重视基层和青年 这些年来，北京不断对台湾释放经济上的善意，造就了旺旺、鸿海、鼎新等台湾大财团的成功，但台湾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得到明显的改善。在民进党新一轮的操弄下，大陆可能会被抹黑为只和大资本家和既得利益者站在一起。这非但不会增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向心力，反而会离间彼此之间的感情。 目前台湾劳工阶层的工资收入偏低，2010年平均实质薪资只有4.3万元新台币，不如12年前的水平。台湾约80%的劳工月收入在3.3万新台币以下。大学生的起薪也从1990年代的3万新台币以上降低到目前的2.2万左右。台湾《天下》杂志的调查显示，受访民众认为台湾贫富差距严重的人数比例从2005年的77%上升到2010年的95%，比例非常惊人。 “太阳花学运”是由林飞帆、陈为廷为首的青年学生主导的，这些人冒起于2008年反陈云林访台而起的“野草莓学运”，之后又经历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反旺中”运动的历练，其影响力在今年的“反服贸”运动中达到高峰。从林、陈两人试图到香港参加“占中”的行动看，这些思想激进、不受约束的年轻人未来会更加激进，做很多政客所不敢做的事情，并影响和激励更多对前途感到茫然的青年加入，这将是未来两岸关系最大的隐忧之一。 大陆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和提升要得到台湾民意的支持。对台政策须有所调整，由高度重视与台湾的大企业、政治精英的交流，扩展到与台湾社会基层尤其是青年人的沟通。从直航、“三通”开始，两岸社会各个阶层具备了更好的条件来全面交流，因此大陆把对台政策的重心往下移，现在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15 参考香港经验，在公共机构如政府部门、立法会、法定组织、或是咨询组织，其中成员都需要利益申报以避免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所要申报的项目包括成员拥有的物业、土地、公司、股份、董事、商业利益等等。 据内地媒体报道，8月12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原因是“违反工作纪律”。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张昕竹被解聘是因为其以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受聘于正在接受国家发改委调查的高通公司。张昕竹收取高额报酬，为高通公司出具“未垄断”的经济学证据，违反了工作组的纪律。 张昕竹辩解说，他身为反垄断专家组成员, 虽然违反了工作纪律，但并不违法。不过我们还是要问：法律没有禁止的利益冲突，是否仍需回避呢？ 如果类似事件在香港发生，根据香港的法律和公务员工作手则，又会如何处理呢？ 参考香港经验，在公共机构如政府部门、立法会、法定组织、或是咨询组织，其中成员都需要利益申报以避免有利益冲突的情况发生，所要申报的项目包括成员拥有的物业、土地、公司、股份、董事、商业利益等等。香港对公务员的利益冲突界定也很清楚，当中除了列明受规限范围外，利益申报的对象不单包括公务员自已，还有家人。 根据香港的处理方法，作为国务院下属专家咨询组的成员，张昕竹应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申报其在其他公司的职务和收益。在为涉及反垄断的公司从事商业咨询业务时，张昕竹需要申报；在其从事咨询业务的公司成为反垄断调查对象时，他更应回避。 此外，在香港，除了明文的规定，还有来自传统和案例的约束。根据香港政府2007年向立法会发出的有关问责官员守则的文件，守则不可能包括所有情况。所以，要求问责官员一旦遇有守则未提及的地方，应自行判断如何以最有效方法维护最高标准。而所谓最高标准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公众观感”。 张昕竹认为自己违纪但不违法，并不等于他能不避嫌地从事涉及利益冲突的事情，他的辩称便是没有顾忌到“公众观感”。曾经在香港政府负责房屋政策、官至常任秘书长的梁展文，在退休后受聘地产商新世界，曾引起社会议论。立法会就曾为此引用权力及特权法案作出调查。聆讯的结论认为：官员没有角色、利益冲突，但应该注意公众观感。这判决符合香港的一句名言：“司法公正不单要得到落实，还要被公众清楚看见” (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also be seen to be...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13 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大多对受协助的危机中国家提出苛刻的条件，例如要求该国严格执行紧缩的经济政策等。金砖银行的成立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 金砖五国开发银行（下称金砖银行）的成立目的，是要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五国间成立金融互助机制，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提供贷款。金砖银行在职能上虽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有重叠，但其成立的本意，正是要降低金砖五国受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制约。这些制约是美国以其国家利益加于其他国家的，导致不少国家处于不利位置。举例来说，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大多对受协助的危机中国家提出苛刻的条件，例如要求该国严格执行紧缩的经济政策等。金砖银行的成立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国际金融格局。 金砖银行的总部将设在中国的上海，这势将大大增加中国的国际金融地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将加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首先，由于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流通货币，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以中国为总部的金砖银行在其会员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方面，也必然会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这将会加速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广度和深度。金砖银行初期的出资货币虽然仍是美元，但随着金砖银行规模的逐渐扩大，人民币或将会作为日后追加的投资货币，人民币地位也势将提高。 其次，中国对金砖银行应急基金的出资额约占总额的四成，人民币在金砖五国中的国际储备必然占巨大比重。再加上金砖五国与其他的新兴市场有着紧密的贸易以及金融联系，因此，可预期人民币储备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将会由点至面地全面扩大，从而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急速发展。随着金砖银行的建立，中国还可通过金砖银行援助其他国家的建设，从而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和海外的流通量。 此外，中国也可通过金砖银行，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金融产品。这样既可以募集基础项目相应的资金，又可以丰富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从而促进人民币在金融计价方面的发展。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8-12 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 自上任以来，习近平厉行新政，锐意进取，开共和国中兴气象。他重视吏治，落实反腐，避免反腐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周永康一案揭盅，天下震动，公众拍手称快。拨乱反正，扭转乾坤，习近平民望直升。 过去数十年，官员腐败范围之广、数额之巨、级别之高，皆属前所未见，前所未闻。习治乱世用重典，诚不得已而为之。 习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调结构，保民生，追求可持续发展。他强调兼顾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重整国有企业，痛击垄断和利益集团；处理违法外企，让民企获得更多空间；整顿房地产市场，让经济不再为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绑架，让实体经济得到更多资金，为企业研发提供更多支持。习的经济政策更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习近平如同毛邓，有从军履历，擅长战略思维。他在外交上继承邓公“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遗训，在避开直接武装冲突的同时，尽心发展威慑力量，争取主动，对日展开外交战舆论战，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扩建南海岛礁，组建金砖银行，逐渐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1911至1949年，中国形式上采取西式民主制，但实质为军阀混战，让日本侵华有机可乘。多党代议制不合国情，中共掌权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习治国理政的实践暗合这一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旨在组织官僚和资本家为劳工服务，国家权力务必掌握在劳工和为劳工谋福利的政治家手中。习的施政其实是回归了新中国的建政初衷。 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昭示了西式市场经济和多党代议民主的没落。值此世界大势，中共再次焕发强大的自我否定和革新能力，习近平极有可能开出普世的崭新体制，对此我们寄予厚望。 来源：2014年8月12日新华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11 这次反“离补法”中，对政府不满的青少年，响应社会团体的号召，纷纷从网络中走出来，参与游行和包围立法会的行动。“离补法”只是导火线，把市民长久积聚在心中不能发泄的怨气引爆出来。 《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草案条例（以下简称“离补法”）建议，澳门特首只要任职满五年，即可在卸任后获得月薪70%的“长俸”。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离职后，除可获月薪14%（公务员）或30%（非公务员）乘以任职月数的一次性“离任补偿”外，还可因禁止担任私人商业职位而获得相当于离任时月薪70%的每月补贴。“离补法”建议补偿年期可追溯至2000年，即前任特首及上届官员也包括在内。此外，草案建议特首在任期内可享有刑事豁免权。 “离补法”从政府提交草案文本到立法会小组通过，并没有进行公开咨询，澳门主要媒体也没有报导。该草案于2013年12月16日获立法会一般性通过，但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咨询或向公务员团体征询意见。因此，当市民通过香港媒体获知有关草案内容后，反对声音不断，并质疑特区政府黑箱作业。然而，政府仍强推该草案。 反“离补法”大游行 5月21日“离补法”在立法会获细则性通过，此举引起民间极大反弹。5月25日澳门爆发回归以来最多人参与的反政府游行。游行当晚深夜,澳门政府同意将法案送还立法会重新审议。立法会于5月27日下午开会。首先处理泛民议员提出的动议，要求“撤回草案重新研究”，但这个无约束力的动议最终遭到大比数反对而被否决。立法会在黄昏时，一致通过接纳行政长官的要求：删除细则性表决“高官保障制度”的议程。然而，仍有部份民众，为阻止该草案的重审，包围立法会，要求立即撤回“离补法”，更有部份市民手持标语，要求“崔世安落台”。2014年5月29日早上，行政长官崔世安召开记者会，宣布撤回备受争议的“离补法”，并表示政府将收集市民意见，再提出文本咨询，但并无时间紧迫性。社会深层次矛盾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于2014年1月公布的“澳门居民对公共政策重视度与满意度民意调查”显示，居民对特区政府施政长期不满。受访居民对公共政策的重视程度和满意程度评分不高，整体评价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对房屋及交通政策的期望落差最大。该民调反映特区政府的施政成效达不到市民的预期，管治威信有所下降。目前澳门民怨日高，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楼价高企、年青人置业难、医疗人手不足、看病排期长、交通挤塞、市民乘车难、通货膨胀严重、以及输入外劳影响本地工人就业等，这些都是近年形成的深层次矛盾。此外，以博彩、旅游支撑的澳门经济，由于产业结构过度单一，导至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少和待遇不高，年青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变得狭小。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也导至民怨日深。 反“离补法”将澳门长期被掩盖的矛盾揭露出来。过去，即使社会已经存在着深层次矛盾，但表面上仍然是繁荣安定、歌舞升平，这使得当政者容易对民怨掉以轻心。这次反“离补法”游行的主要参与者是澳门的青少年，他们以往虽然有不满情绪，但一般只会在网络互动讨论区上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而不愿站出来表达。但在这次反“离补法”中，这些青少年，响应社会团体“澳门良心”的号召，纷纷从网络中走出来，参与游行和包围立法会的行动。“离补法”只是导火线，把市民长久积聚在心中不能发泄的怨气引爆出来。 其次，澳门的咨询组织不能发挥民意代表的功能。咨询组织虽然定性为民意机构，但主要是官方主导。在回归前后，传统社团都在官民沟通方面扮演重要的桥梁角色，然而随着社会急速变迁，传统社团的凝聚力和桥梁角色已呈下降趋势。一些没有社团背景、又不想“被代表”的市民终于打破沉默，以游行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 此外，立法会不能发挥民意代表的功能。社会上虽然也有意见认为草案应公开咨询，但立法会相关小组多数意见认为，即使公开咨询，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只会拖延时间而没有结果。在2013年12月16日一般性表决中，反对的只有三名澳门民主派议员，其他议员皆支持草案，因此草案获大比数通过。现时澳门立法会内主要是以官委和间选的议员为主，直选组别中亦颇多是通过社团和其他途径当选，因此能真正代表民意的议员不多，民意亦无法在立法会获得充分反映。 在这次事件中，澳门媒体不能发挥监察的功能。澳门市民主要是透过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的率先报导才知悉有关“离补法”草案的情况。澳门的主流传媒和报纸都站在政府一方，均没有刊登有关“离补法”的消息。对澳门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 按照选举法规定的选举日程推算，澳门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最快将于今年8月31日举行。反“离补法”事件对行政长官选举，多少也会有所影响。自从“离补法”遭撤回，中央官媒对崔世安竞选连任一事并无谈论。与此同时，澳门民间开始出现反对声音，要求崔世安先生下台。这次反“离补法”大游行，中央高度重视民意。如果澳门社会对崔世安的连任普遍存在质疑，这有可能影响其参选下任特首的支持度和认受性，也有可能影响其管治威信。 反“离补法”事件对政制改革和政府施政也有影响。长久以来，市民都倾向于支持政府及亲建制的议员，理由是希望政府施政顺利，以换取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最终个人可以得到生活素质的提升。这是过往澳门民主派以普选动员市民反对政府一直难以收到效果的原因。然而，近年澳门的民生状况正在不断恶化，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令市民越来越难承受。澳门市民，特别是年青人，开始意识到要改善生活状况，是需要通过争取政治权利才能达到，因此对政改的呼声近年也越来越高。这次反“离补法”的结果证明，群众力量是可以迫使政府让步的。这可能会鼓励市民日后更多采用如游行、示威等较为激进的抗议方式去抗争和反对不合民意的施政，以保障自身利益。 最后，澳门年青人的政治意识也因这次反“离补法”的成功而有所增强。长久以来，澳门年青人都普遍对政治冷感，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对政治的无力感。反“离补法”的团体“澳门良心”指出，反“离补法”事件反映了政府施政和体制的缺陷，主要是缺乏民主成分。此次参与游行和“包围立法会”都是以年青人为主，反“离补法”事件将唤醒年青人的参政意识，也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能力感。长远来看，这会是一个里程碑，标示着会有更多年青人参与政治活动，澳门的民主发展会面临更多挑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4-08-04 金砖国家应深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关系协调，利用好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能够在重要问题上共同发声、协调行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带来许多重大的变化，金砖国家集团的出现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09年，金砖四国建立正式会晤机制，使一个媒体热词转变为国际合作实践。2010年12月，南非正式获邀参加，金砖五国集团形成。从2010年至今，金砖国家已经举行了五次首脑会晤，第六次将于今年7月在巴西举行。金砖国家的鲜明特点 与G8、G20以及成立更早的北约、不结盟国家等国家集团相比，金砖国家集团具有独特之处。 五个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大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发展中国家中，五国总人口占50%以上，国土面积总和约占40%，GDP总量约占60%。中国于2005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巴西超过西班牙、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而位列全球第六，印度则成为第11大经济体。有数据显示，除南非外的“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5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金砖四国”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将达到61%。 五个成员国之间具有诸多差异性。在地理上，五个国家来自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四个大洲。在历史文化传统上，中国和印度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俄罗斯曾经是国际共运的中心，巴西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南非曾经实行过种族隔离制度。在经济方面，五个国家基本上处于大体同样的发展水平，相互间经济互补性不强。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实行单一制，其它四个国家采取联邦制；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俄罗斯、巴西、南非采取总统制，而印度采取议会制。在政党制度上，除中国外，其它四个国家都采取多党制，其中俄罗斯、南非、巴西目前的执政党已经执政长达10年以上，印度的人民党刚刚当选。与现有的主要国家联盟相比，金砖国家集团缺乏地域、经济、文化传统等一致性优势。 虽然存在较大差异性，但有两个基本共同点将五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其一，它们都是新兴国家，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看作代言人，也被一些发达国家视为机遇和挑战；其二，它们都有着反抗或对抗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都希望改革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有着共同的历史经历和对未来的期待。今后金砖国家的合作深入到什么地步，持续到何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能否将两个共同点转变为共同的价值理念及制度化机制。 深化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 对于金砖国家的合作前景，各界看法不一，笔者的基本观点是，既然已经实行了合作，就要继续推进，着眼长远，解决当下。从长远来看，要努力提高金砖国家合作制度化水平，尤其是要缔造共同的价值理念；从当下看，要着重经济社会领域，通过共同发展克服利益纽带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首先，加强对其它四个国家的研究，将这类大国的研究列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内容，并藉此提高战略决策的科学性。除了俄罗斯之外，我国对印度、南非、巴西的研究还不全面、不深入，而对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更为薄弱。就目前而言，可以发挥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国家层面设立金砖国家研究院，一方面集中国内优秀人才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也吸收国际方面的人才参与研究，并以此推动金砖成员国相关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通过这种研究，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将知识阶层联系在一起，形成知识群体之间的共识，以利于将中国的价值理念用更柔和的方式传播出去，形成持久影响。俄罗斯、印度、巴西有着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比如俄罗斯有着系统的研究体系、印度有着英语的优势、巴西则发展出依附理论。中国的优势则是建国以后形成的较为成功的发展道路和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就。 第二，充分认识到其它四个国家国内政治的特点，尤其是要密切关注近期以来的政治变化。虽然俄罗斯、巴西、南非的执政党或者执政者长期在任，但是定期的大选总会对国内政治格局产生较大的影响。选举往往能够影响甚至改变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这些国家长期执政的政党，乃至富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热心于推动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但是国内也有明显的反对声音，很容易通过选举放大和扩散。另外，这些国家长期形成的大国意识，对霸权乃至其它大国的警惕，印度和中国的边界问题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金砖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尤其是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信任。因此，中方要积极加强和拓展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发展，既要发展金砖国家执政党之间的交流，也要与其它政党建立沟通渠道。 第三，要寻求经济领域合作的深化发展。尽管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发展迅速，但是中国无论经济总量还是贸易总量都远远大于其它国家，形成了不平衡的关系。2012年金砖国家相互间贸易达到3300亿美元，其中，中国同金砖国家的贸易额达到了3000亿美元，与2002年，即10年前的水平相比增长了11.5倍。与此同时，中国同全球整体贸易额的增幅仅有5.2倍。另有数据显示，各成员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16%，但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仅336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1.5%。中国对于其它四个国家，是重要的市场、投资来源国、产品输入国；其它四个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是资源输出国、产品需求国，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然而，其它四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并不密切。因此，金砖四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目前不可能像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经济合作、美日推动的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以及俄白哈三国建立的欧亚经济委员会那样形成经济高度一体化合作，必须根据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相互间关系来寻求有特色、有效果的合作。 今后，金砖国家的经济合作应该着眼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即金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应该利用自己的资金和市场优势，积极推动其它四个国家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巴西、南非在地区一体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金砖五国之间的投资法律制度的对接；对外，即深化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关系协调，利用好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能够在重要问题上共同发声、协调行动。 第四，要积极探索金砖国家在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长期稳定的国家间合作，必须获得各自国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这样普通民众才能在相互交流中产生好感，从而促进政府部门之间形成的共识。金砖五国都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俄罗斯刚刚走出制度转型的动荡，巴西摆脱军事独裁也不过30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不过20年，印度的市场化改革也才20多年。这些重大变革使得社会内部非常活跃。印度、巴西、南非可能是非政府组织最活跃的发展中大国，巴西、印度分别举行过“世界社会论坛”。这些非政府组织对于母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都有很深的影响。中国在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方面，也要学会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一方面要推动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要在经济合作中注重发挥所在国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作用。 （本文成文于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