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余永逸 2014-07-31 下一届澳门特区政府首先需要减慢经济发展的速度，把施政的重点放到切实解决民生的问题上来；第二需要加强和拓宽与居民沟通的能力和渠道，使咨询工作真正起到应有的功效。 “传承创新 共建和谐”是崔世安先生参加2009年澳门特首选举的政纲口号，强调传承澳门自1999年12月回归祖国后所建立的稳固基础，并勇于创新，为澳门打拼更好的未来，从而构建和谐社会。2014年12月，澳门即将迎来新一届政府，早前特首崔世安亦表示有兴趣连任，以目前的情况看，可以挑战崔特首连任的候选人极少。在崔先生还未正式参选和公布其竞选政纲之前，让我们先回顾澳门特区政府过去四年多的施政，以便展望新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施政承上有余但创新不足 总结崔世安政府过去四年多的施政，首要的是澳门经济能顺利走出2008年金融海啸的阴影。2009年本地生产总值只有单位数字的增长，但自崔特首上任后，本地生产总值又回到每年双位数字的上升；失业率亦不断下降，到2013年只是1.8%，比何厚铧第二任期的3-4%还要低，几乎达到全民就业。此外，虽然在崔特首上任后首个“五一”劳动节的游行中出现了警民冲突，但随后几年各项游行活动基本上都是和平进行的，社会稳定基本得到维持。 崔特首年代澳门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因袭了何厚铧政府的施政策略。经济上，继续以博彩业为主轴带动发展，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博彩业收入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9年的七成半增加至2013年的八成半以上，其中2011年更达到九成以上的高峰。 社会政策上，崔特首亦采用上届政府的手法，主要以福利派发来回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在15年免费教育、现金分享计划、澳门居民乘搭公共巴士之车资津贴、家居电费补助、向澳门居民派发医疗券等社会政策上都沿袭了上届政府的方针，除了不断增加这些福利的补贴和资助金额外，政府亦为每名澳门永久居民新开设中央储蓄户口，承诺每年把部份政府盈余存入其中，作居民退休之用。 崔世安政府虽然能传承上届经济发展的势头及社会福利的建设，但是在创新方面，却显得乏善足陈。政府虽提出经济适度多元化，但在经济总量和政策层面，都难看出多元化的成果。如政策层面，特区政府提出打造文化创意产业方案，将其作为多元化政策的一个重要项目，然而经过四年多的施政，政府只是刚刚成立了文创基金，希望藉以资助有意在文化创作产业方面发展的人士，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它特别的政策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社会设施建设上，崔世安政府也可称裹足不前。政府虽然承诺在2012年完成19,000个公共房屋单位的建设，这个目标不但拖延到2013年才完成，建屋的质量和设计亦备受批评。在此之上，政府承诺会再建6,000多个单位，但这些建屋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所需。在交通方面，虽然上届政府已决定兴建轻轨，来舒缓澳门交通挤塞的问题，但因线路安排问题，政府去年底才与居民达成共识，把原本计划在2016年通车的计划推到2018年之后。其它包括公交服务质素差、高楼价、高通涨等一系列议题都有待政府处理，提高本身的管治效能。一言以蔽之，崔特首政府承上有余，但创新不足。官民之间的鸿沟 崔世安上任特首后，纵使澳门社会出现不同的要求，民众的集会和游行基本上都是和平地进行，对社会稳定没有带来重大的影响。然而，目前的穏定却遮盖着一个潜在但影响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即政府与居民的鸿沟。 如上面所述，多年来特区政府并未能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只是以福利派发的方式暂时地舒缓一些矛盾。实际上，居民对政府的表现越来越不满。一项自2005年至2011年间多次问卷调查的研究表明，在交通、环保、居住环境及政府整体表现上，居民都表达越来越多的不满，而且也越来越担心社会的稳定。 值得留意的是，自2006年底发生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贪腐案后，澳门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可谓每况愈下，民众担心政府的政策最终都是向商家输送利益。2006年和2007年的两个“五一”劳动节游行出现警民冲突，都是民众对政府信任下滑的表现。随后政府推出连串福利措施，希望藉此抚平民众信任的伤口。 然而福利措施只能为信任伤口起到止痛的作用，并不能提升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心。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政府提出的一些政策和法案常常受到质疑，法案与公众咨询的结果不符，引起社会不满。土地法的立法过程如此，家庭暴力法草案、西湾湖周边发展旅游项目也如此，其后果是降低了政府的管治效率。事实上，崔世安2009年参选行政长官时，曾提出构建阳光政府和加强政府透明度的目标；然而四年多来，从上述的事件来看，崔世安政府的透明度及其与民间的沟通尙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虽然这些事件并没有带来社会动荡，但却进一步削弱澳门市民对政府的信任。 2012年的政改讨论基本上把官与民的关系推向对立面，虽然政府得到了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整改方案得以通过，但由于特区政府缺乏与民间沟通和商讨的能力，只以高压的手法把民间反对政府的政改方案压下来，激起社会上一些青年人及记者和媒体人士强烈的反抗，他们成为日后反对政府主要的动员力量。可以说，政府赢了政改方案，却输了民心，为日后的政治稳定种下恶果，激起民间的激进力量，使之持续以较激进的手法挑战政府。 近日澳门政府为特首和主要官员所提出的《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简称离补机制），把澳门市民对政府的长期不满引爆出来。这个被视为特首与主要官员的自肥方案，引发澳门自回归后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游行示威，据游行组织者估计参与人数达两万人以上。虽然崔特首最后向立法会要求中止通过此法案，但反对派仍能动员超过七千人在立法会外集会，要求政府撤回法案。这反映出离补机制令民众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度降到最低点。这势必将进一步削弱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使其推行和落实政策更加举步为艰。政策建议 回归以来，澳门社会的稳定主要由经济发展和福利派发两条支柱来支撑，但随着澳门社会的多元化，这些手段的成效已日渐成疑。加上崔世安政府与市民沟通不畅，致使澳门市民越来越不满亦不信任特区政府。2012年的政改讨论和2014年的离补机制更激化了澳门激进的反对力量，他们持续以激进的手段反对特区政府，进一步削弱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 要解决目前的管治困局，下一届澳门特区政府首先需要减慢经济发展的速度，把施政的重点放到切实解决民生的问题上来；第二需要加强和拓宽与居民沟通的能力和渠道，使咨询工作真正起到应有的功效，成为表达意见、收集民智、凝聚社会共识的平台，从而慢慢抚平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伤口，以时间及积极的民生政策去化解特区政府的信心危机，建构一个和谐的澳门社会。 （本文成文于2014年5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7月29日公布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期结束。经法定确认程序后，崔世安可为唯一候选人。）
Month: July 2014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毛启蒙 2014-07-25 “两岸一家亲”是“共圆中国梦”的坚实基石，体现了习近平履新后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刚柔相济，情理结合，以民为本，宣示了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寻求和增进两岸民众共同利益的极大诚意和坚定信心。 今年2月和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分别会见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释出了习近平履新以来清晰的对台政策话语。其中，“两岸一家亲”是继“一中框架”后再次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政策表述，得到了台湾方面较为积极的回应。在台湾地区发生以“反服贸”为议题的“三月学潮”背景下，“两岸一家亲”的提出，既体现了习近平对台政策亲民心、接地气的新“作风”，又展现了十八大以来对台政策更加自信、包容和柔性的趋向。两岸关系发展的“新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2月会见连战时强调“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并设家乡陕西菜家宴款待连战夫妇；5月会见宋楚瑜再次强调，只要我们都从“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出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就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习连会”和“习宋会”可谓渗透着浓浓的家庭亲情和血脉情谊，既与习近平主政风格一脉相承，也体现了大陆方面对台政策的“新作风”。 “两岸一家亲”体现了正视两岸关系现实基础上更大的包容性和柔和性。回顾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取得的历史性转折与发展，“一中框架”提供了两岸协商对话、商签ECFA等一系列经济法律合作协议的共识基础。5年多来，随着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如何缓解两岸在政治定位、身份认同等敏感议题上的纠葛，则成为巩固两岸关系的紧要任务。“两岸一家亲”的政策表述则提供了立足“一中框架”，建构“情”、“理”结合的两岸关系新走向。 “两岸一家亲”因应了当前两岸关系的基本形势，描画了未来一段时期大陆对台政策的规划蓝图。古语说，“家和万事兴”、“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处理家庭和事业关系的辩证逻辑和传统智慧，体现中国人历来把家庭和睦作为人生成就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在台湾地区发生“三月学潮”前后两次谈到“两岸一家亲”，前后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继承”的是十八大以后大陆方面对台湾民意的关切体认，特别是在两岸经济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的背景下，如何使经济合作绩效惠及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基层民众；“发展”在于针对台湾岛内“三月学潮”事件，习近平以“四不原则”强化表达致力于增进台湾民众福祉的信心，体现大陆方面预见、正视和理解两岸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和暂时困难，但以“两岸一家亲”为基础，致力于增进两岸人民共同福祉、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努力绝不言弃，表现出基于血脉亲情的善意包容和极大诚意。对当前两岸关系的科学研判 从今年2月“习连会”上的“习四点”到3个月后“习宋会”上的“四不原则”，从肯定式表述到否定式表述，微妙的表述差异实则既再次宣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心，也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当前两岸关系现实形势的准确把握。 “两岸一家亲”的提出离不开对两岸关系深层次问题的关切与体认。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取得了历史性转折与发展，两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可以说既合台湾推动产业升级、加速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之“时势”，又顺台湾民众改善民生福祉、增加就业机会之“民心”。 然而，掩蔽于两岸经济关系“蜜月”背后的种种迹象表明，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三月学潮”的发生进一步使得相关负面因素显现出来：一是“台独”势力活动出现了长期化经营、年轻化影响、草根化扩散、社会化动员的新特征，反“独”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二是台湾民众认同结构的分裂性、历史悲情的固化性、对既有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的保守性，导致两岸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仍比较薄弱，特别是“三月学潮”中处于前台的青年学生对未来缺乏信心；三是台湾岛内政党政治围绕“统独”议题的操弄博弈，后“三月学潮”时期两岸协商谈判的制度机制面临考验，皆加剧了两岸关系中的集体焦虑感。 因此，无论是“习连会”提出的“习四点”，还是“习宋会”的“四不原则”，既是大陆方面对两岸相关方面集体焦虑和关切的回应，也反映出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中深层次问题的科学研判。如习近平在同连战会见时所说，熨平心里创伤需要亲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我们有耐心，更有信心。5月会见宋楚瑜时进一步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稳定，经得起风浪考验。两岸关系风风雨雨几十年，总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习近平与连宋前后两段话情理结合，既讲求亲情联系，又正视现实情势，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向外界宣示，大陆方面以亲情情谊团结台湾同胞共圆中国梦、化解两岸关系深层次症结的意志，不会因任何阻碍而改变。“三月学潮”后两岸关系主要方向 “习宋会”相对“习连会”而言，具有因应台湾地区“三月学潮”更强的针对性，除围绕“两岸一家亲”提出“四不原则”外，还专门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了几点意见，一是积极创造条件，扩大两岸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面对面沟通，心与心交流，拉近心理距离；二是深入了解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照顾弱势群体，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三是要多想些办法，多创造些条件，让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以后能够担当起开拓两岸关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可以说，这三点具体意见宣示了后“三月学潮”时期大陆方面对台政策的若干主要方向。 其一，“两岸一家亲”的关键在于提升两岸民众交流的质量。两岸实现全面“三通”以来，经贸、文化、旅游等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但“三月学潮”的发生揭示了两岸经济热络关系背后，仍然存在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与认同的偏差甚至冲突。因此，习近平两度提出“两岸一家亲”正是要将两岸民间关系再提升一个层次，在两岸关系中强化“家”、“亲情”、“血脉”等因素，从而把“一中框架”真正和两岸民众的感情纽带连接起来。 其二，“两岸一家亲”的重点在于扩大两岸经济合作绩效辐射面。“两岸一家亲”的提出，是大陆方面因应当前两岸局势，把两岸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到两岸民众共同利益中来，以“家”的表述向台湾民众传递善意，即两岸经济合作绩效与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是高度一致、不可分割的，真诚希望并愿意为满足台湾民众现实需要、增加基层民众收益而付出不懈努力。 其三，“两岸一家亲”的未来在于两岸青少年同担重任。台湾“三月学潮”以学生在前台，以“反服贸”为议题，反映了台湾青少年世代对两岸关系发展和未来的茫然。习近平在与宋楚瑜会谈时专门提出创造条件促进两岸青少年交流，也是大陆方面向台湾青少年传递善意，表达大陆方面对台湾青少年疑惧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关切既有民主制度、生活方式和政治社会权利的理解，宣示了大陆方面携手台湾青少年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邀约。 “两岸一家亲”是“共圆中国梦”的坚实基石，“共圆中国梦”是“两岸一家亲”的共同理想，体现了习近平履新后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刚柔相济，情理结合，以民为本，宣示了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寻求和增进两岸民众共同利益的极大诚意和坚定信心。同时，“两岸一家亲”的提出，也展现了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现实形势的科学研判，特别是两岸经济合作背后深层次议题的准确把握和冷静分析，将成为巩固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政策主轴和基本话语。
——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4-07-22 中国应该借助逐渐强大的国力，大力宣传、推广“五项原则”，力图使之成为主导未来新国际格局的主流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60年前，在冷战愈演愈烈之时，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商定，推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进中国宪法，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接受。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且越来越成为构建未来国际关系框架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最符合中国文化、切实指导了中国外交实践的基本准则——让中国同“冷战”中的美苏保持距离，团结了广大的第三世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改革开放中为中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五项原则也是目前由中国提出的最为世界所接受的政治与外交主张，从这层意义上说，这是当代中国在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上最大、最成功的“对外价值输出”。 目前看来，有一些人对这一原则有所保留，甚至有一些成见。确实，中国早就不再是当初夹在两个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之间立足未稳的东亚弱国，“中国崩溃论”也被“中国威胁论”取代，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敌视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些专家学者呼吁结束“韬光养晦”，放弃“谨小慎微”的和平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有这种情绪与想法可以理解，但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处境与国际大环境，中国不但不应该放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而应该借助逐渐强大的国力，大力宣传、推广“五项原则”，力图使之成为主导未来新国际格局的主流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 我们可以先疏理一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战争之一，真正“杀人如麻”的现代化武器第一次投入战场，致使两场战争的伤亡人数加起来几乎超过西方历史上有记载的所有战争伤亡人数的总和。理智尚存的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第三次世界大战”唯一胜出的只能是“世界末日”。尤其是在原子弹与氢弹出现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心知肚明，“以战止战”已经不可能，恐怖平衡是唯一的选择。 同现代武器一同进入并主宰20世纪的还有各种主义、意识形态与极端思潮。美国认为自己掌握的“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前苏联则认定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更高阶段，马克思主义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世界革命立等可取，美、苏之间的对抗不可避免但“热战”又必须避免，于是，冷战突然爆发。 冷战爆发，前苏联、东欧与美国、西欧两个意识形态集团形成，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唯一选择就是：你不站在前苏联一边，就得站在美国一边。而当亚、非、拉等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之后，也就立马论为美苏对峙的筹码与棋子。最先对“筹码与棋子”身份感到不满的就是中国。 冷战期间中国同法国、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于外交实践最经典的例子。反观前苏联，一直挥舞僵化的意识形态大旗，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让人民勒紧裤腰带去支持世界革命，以及借助人为自造的国际紧张局势而在国内搞得草木皆兵、鸡飞蛋打、民怨鼎沸……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对外交往更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轴，从“韬光养晦”、“不当头”到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交往模式，也为中国赢得了发展的空间与话语权。如果说以前的中国人微言轻，使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能让更多国家重视与遵循，那么，当今中国强大了，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如果继续以此原则作为国际交往准则，以身作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关系新格局的指导思想，这将是中国对世界和平最大的贡献。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7-18 中国和俄罗斯在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合作基础上，将会改变国际金融秩序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现况。 据路透社7月16日报道，金砖五国开发银行总部将设于上海。这将是第一间由非西方国家主导成立的重要国际金融机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启动资金为500亿美元，由五个金砖国家均摊；另将设立“金砖应急储备基金”，总额为1,000亿美元，用于抵抗金融风险。中国将对该应急基金出资410亿美元，约占基金四成。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主要功能是简化金砖国家间的相互结算与贷款业务，从而减少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这功能类似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这将是二战结束以来，首次由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起的大型国际金融机构。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分析出以下几点： 首先，金砖五国开发银行总部将设于上海以及中国对应急基金的出资占四成，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已经成熟。中国的经济成就已获国际认同，经济实力不容忽视。中国已跻身全球经济强国之一，在非西方国家中具有领导地位。 其次，此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峰会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了地缘政治的平台，促进俄罗斯与邻近地区和非西方国家的合作。相比于被七国集团峰会排斥的遭遇，普京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所获得的礼遇是他的一大外交胜利。 第三，金砖五国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一种抗衡。这个新建立的开发银行每年举办的峰会可作为国际平台，给予新兴国家在国际金融问题上更大的话语权；在联合国或世贸方面，有助于建立共识和采取共同行动。 金砖五国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是历史性的决定。这也标示着重塑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大一步。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我们有必要致力改善全球水平的经济管理，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声音。”金砖五国为扩大互相合作聚到一起，并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秩序上的话语权。所以，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和俄罗斯在金砖五国开发银行的合作基础上，将会改变国际金融秩序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现况。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聪悦 2014-07-11 奥巴马亚洲行求助之心大于逞强之势，看似意图修补“亚洲再平衡战略”，实则旨在调动更多盟友资源为己所用，从内政、盟友关系和国际局势三个角度观察，奥巴马的低调表现均与此目的相符。 4月23日至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完成其就职以来的第五次亚太之旅，穿梭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之间，核心目的在于安抚、拉拢亚洲盟友，利用“重返亚太”战略为其金融危机后丛生的国内问题埋单。亚洲四国之行各有收获，然而撇开外交辞令和政治游戏的掩映，实则乏善可陈。亚洲之行求助于盟友 客观而言，相较于希拉里•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内“转身亚太”做出的频繁军演、穿梭外交、高调表态等大刀阔斧之为，此次四月之旅的确首鼠两端且略显低迷。系统考察美国当前所处内外局势，便会发现奥巴马此行求助之心大于逞强之势，看似意图修补“亚洲再平衡战略”，实则旨在调动更多盟友资源为己所用，从内政、盟友关系和国际局势三个角度观察，奥巴马的低调表现均与此目的相符。 首先，有三大国内变量影响奥巴马外交决策。第一，2008年以来的财政和经济危机。迫于债务、就业压力，美国不得不削减国防、外交预算，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政治极化格局的结构性影响加剧了这一倾向。巨额量变足以诱发海外军事安排质变，影响再平衡战略的切实开展。第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弥漫于美国的厌战情绪。皮尤中心民调显示，2013年来大部分美国民众开始对干预他国事务采取怀疑态度，52%的被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关注本国国际贸易情况。第三，页岩气能源革命。页岩油气开发将使美国天然气达到自给自足并仍有剩余的安全状态，即将实现从油气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身份转变。由此催生美国外交决策新变化：其一，加快从中东、北非等传统油气来源地实施战略收缩，降低介入程度；其二，更重视同油气消费大国如西欧、印度、中国等的合作。基于上述三大变量的有力影响，奥巴马四月之旅并不想责难、激怒中国，毕竟财力不足、厌战之风及能源合作的可能性使它无心卷入争端。 其次，着眼亚太区域，不难发现美国的盟友体系亦非铁板一块。此行只为调动盟国资源，服务于美国主导亚太秩序的需要。从经济资源来看，奥巴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签署，为振兴美国经济和重塑制造业寻租。然而正是在TPP协议是否签署的拉锯过程中，美日裂痕暴露无遗：日本2013年1月宣布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然而作为一个一贯奉行保护国内市场政策的国家，兑现承诺签署协议无疑是开罪国内选民之举，安倍政府于是企图利用美国落实TPP的急迫心态，迫使奥巴马政府在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全与政治议题上让步。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新表态也算给足了安倍面子，但终究未能在TPP方面讨到好处，悻悻离去，足见两国同床异梦、各怀鬼胎。从政治资源来看，由于盟友相信美国一定会提供威慑、遏制中国的保障，故而多数采取“搭便车”的态度，日本将防御费用降低至GDP的1%，台湾和韩国则少于3%，迫使美国每年不得不消耗重金。于是乎，奥巴马此行的另一个意图即寻求为美国“减负”，表示相关行动的成本决不能仅仅由美国承担。 再次，从更为广阔的国际现实来看，奥巴马出访亚洲四国之际乌克兰局势波谲云诡，作为美国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俄罗斯一直与美国龃龉不断，而克里米亚问题使本就冷淡的俄美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美国会力主削减用于“转向”（pivot）亚太的经费，强化再平衡战略已然缺少经济支持，难以有大的举措；另一方面，乌克兰事件后的东亚异常敏感，美国唯恐腹背受敌，故而通过出访放话安抚盟友，并进一步唤起日本、菲律宾等对自己的效忠之心，同时也欲达到威慑而不激怒中国之目的，毕竟美俄关系僵化期内，中美关系的缓和显得格外重要。由此推断，鉴于经费不足、求稳心切，通过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的步骤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推进，奥巴马所能做的也只是唱唱高调、表表姿态，此次访亚的主要目的其实在于向盟友求助。中国政府以“巧实力”应对 鉴于美国当前内忧外患的情势，有理由相信这次亚洲之行将不会强化奥巴马政府对深化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雄心，而是将在一定程度上激起美国对如何维护亚太主导权的反思：如何说服日本、马来西亚迅速加入TPP，采纳美国的区域经济构想？如何妥善利用菲律宾军事基地，不卷入中菲领土争端的同时又使菲律宾对盟国承诺深信不疑？如何平衡中国崛起给区域局势带来的权力配置变化，威慑而又不失合作？此次亚洲之行并未给美国带来实质性收获，反倒是上述问题让美国伤透了脑筋。 对于美国此举，中国政府较好的化解办法是运用“巧实力”，强硬与感召并举。首先，看清当前形势，奥巴马就钓鱼岛问题的最新表态虽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刺痛中国敏感神经，但无需急于对该表态及美日同盟前景做出定论，而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表现出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强国之势和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路线的坚定信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避开俢昔底德陷阱、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最佳途径，到目前为止，两国已就此概念达成初步共识，而关于如何实施，进展程度、速度等问题则是日后需要慢慢协商的。可以想见在此过程中，由于中美两国价值观、国内政治制度差异和国际体系复杂的系统效应牵引，坎坷甚至关系反复都是必然的，但作为概念的提出方，中国在和平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始终要以长远、全面的眼光分析美国的所作所为。奥巴马亚洲之行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一味沉溺于奥巴马旨在强化再平衡战略的窠臼，忽略当前区域内外局势特别是美国的国情，则易犯错。 其次，按照中国国力发展的节奏增强军事能力。与国力相符的军事能力一来有利于稳固国防，警示他国；二来也有利于缓解安全困境，不过超出国家能力的军备扩张无疑会引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的警觉，反倒不利于为中国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应在当前形势下采取三面外交策略：对美实施软平衡（soft balancing），通过非军事手段抵御其遏制；对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行为采取硬平衡（hard balancing），该强硬时绝不退缩；对亚太区域其他国家和区域组织广泛推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力求以大国之德感召友国，以期“中国威胁论”、“称霸论”等自动化解；另外还要更多地在区域内甚至更高规格的国际组织中争当负责任的大国，通过获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为中国以及广大南方国家的发展牟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春新 2014-07-04 为了进一步完善CEPA，充份发挥和拓展其实际效用，首先需要进行功能创新，努力恢复其作为RTA的基本属性，例如建立CEPA项下“跨境提供”的服务功能、设立“香港现代服务专区”和拓展零关税的区域合作功能等。 如所周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于2003年香港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签署，对提振香港经济信心无疑有很大的作用。不过客观地看，虽然协议签署迄今已超过十年，期间花了不少苦功夫，总体效果却未如预期；相较而言，内地开放自游行的政策效应则要大得多。CEPA成效未如理想的主要原因 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先天不足，即在设计上存在明显不足之处。由于CEPA是为应对当时香港经济困难而出台的救急措施，加上内地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关系，CEPA框架协议并未完全按全球区域贸易协议（RTA）所确立的双边（多边）、对等和互惠等原则来设计。举凡CEPA项下的零关税安排，不仅只考虑了香港货物对内地市场的单边输出（因香港没有关税，这种安排情有可原），而且在原产地的认定上也没有遵循国际通行的区域产品价值标准或区域产品成本标准，使香港无法利用内地生产优势整合及提升生产能力，从而大大降低其实际效用。 二是难以落实，即在落实层面仍有不少障碍，如存在“大门开、小门不开”的问题。据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CEPA项下进入内地的香港服务商集中在国际货运代理、物流运输与分销等传统服务领域，其它优势服务业（如专业服务业）并没有实质性进入内地市场，其中专业服务中取得内地认证最早、数量最多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等领域，在内地成功注册开业的并不多。正因如此，进入广东的香港服务商当中，95%以上并没有采用CEPA途径，而是循非CEPA规则进入。CEPA被誉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服务贸易协议，但“小门不开”令其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三是结构缺陷，香港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也使CEPA无法发挥应有功用。如香港本地制造业因生产成本高昂、创新能力不足以及缺少产业政策支持而日渐衰落，CEPA零关税安排似乎是为挽救香港制造业而来，实际上零关税并不能完全改变导致香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滑的问题，从而无法做到对症下药。 除此之外，过去CEPA从商谈、签署到落实好像只是政府间的事情，香港民间对CEPA缺乏积极和广泛的讨论，即使是工商界和专业人士，也可能对CEPA不甚了解，没能很好地利用CEPA拓展内地市场。创新CEPA功能的四项建议 为了进一步完善CEPA，充份发挥和拓展其实际效用，首先需要进行功能创新，努力恢复其作为RTA的基本属性，并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 一是建立CEPA项下“跨境提供”的服务功能。所谓的“跨境提供”（Cross-border Supply），是指从一个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的过程；它是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议》确立的四种服务贸易方式中的第一种方式，也是典型的跨境贸易型服务，因而是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形式，也是最便捷和最经济的一种贸易服务。CEPA主要采用“商业存在”方式，较少涉及“跨境提供”方式，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完善CEPA应先从建立“跨境提供”的服务贸易形式入手，力争取得突破。 从实践看，不少服务内容都可以采用“跨境提供”方式，如国际金融、国际电讯和视听服务等。可考虑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对于部分较易掌控的服务领域，开放由香港本地合资格服务提供商直接向内地（全国或特定区域）提供这类服务，如商业仲裁、人民币贷款、检测和认证、创意设计等。以人民币贷款为例，目前香港人民币存款已超过一万亿元，而人民币贷款只有一千亿元左右，但内地只允许香港银行业向深圳前海和上海自贸区提供人民币货款，限制了香港人民币的使用。未来可考虑把人民币贷款范围率先扩大到整个珠三角地区，但为了控制系统性风险，可先采取配额管理，以后再逐步放宽。其他服务领域也可照此方向进行设计。这实际上是对香港部分服务领域开放直接服务的渠道，而不需要像CEPA规定那样在内地设立机构，才能提供服务。 二是设立“香港现代服务专区”，即与内地合作，在新近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两横三纵”战略布局中确立城市群和节点城市，寻找合适地点设立一批“香港现代服务专区”，采取特殊的市场准入、税收和人才政策，吸引香港现代服务企业进驻，提供知识型的高增值服务。内容涵盖： · 供应链管理服务，包括转口贸易及支持、离岸贸易及支持、全球/区域物流配送以及作为国际物流企业的区域总部等等； · 现代商务服务，包括研究开发与科技支持、市场分销、品牌发展和推广、会展与广告营销、电子软件和数据处理等服务； · 区域金融创新服务，包括产业发展基金和风险管理基金、离岸人民币业务、香港及海外IPO、股权交易、高新技术交易、文化创意交易、消费金融和保险创新业务等； · 专业服务，包括法律、会计、管理、工程技术、咨询、仲裁、检测及认证等服务； · 创意及设计服务，包括工业设计、建筑及环境设计、广告设计、平面设计、数码娱乐设计以及艺术创作和表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