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雪冬 2014-06-23 中国外交工作需要通过创新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推进外交工作体系和外交能力现代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外交工作用了三段文字进行安排，既展示了中国外交工作的延续性，也体现了中国新型大国外交工作的新思路。全国两会期间，国内外发生的数起极端事件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工作面临的复杂局面。昆明的暴恐事件、乌克兰政局变动、马航客机失踪，都说明中国外交工作需要通过创新来更有效地维护中国核心利益，推进外交工作体系和外交能力现代化。中国外交面临新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外交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丰富，成为处理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的重要渠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目标，强调要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这为进一步定位和布局中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指导理念。中国的外交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必然是开放的，处理对外关系与协调国内关系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说，外交工作也是国家治理变革的推动力量，这集中体现为有效的外交工作能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也能促进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之间的互动交流，提升国内治理的水平。 因此，必须在新的发展条件下来思考中国的外交工作。以下四个变化是基础性的。 首先，中国正在为建设新型大国而努力。新型大国是中国对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定位，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定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新型大国之“新”集中体现在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来处理各种国际关系。这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探索。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平衡好这两个角色的关系，而中国的外交就要努力展现这两种角色的和谐而非冲突，并为实现和平发展创造条件，贡献力量。 其次，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秩序进入新的动荡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明显受到国内问题的制约和经济实力下滑的牵制。主要大国实力影响范围之间的边界更加模糊，出现重叠交叉区域，这些区域既是相互间竞争的热点，也是主要大国重新配置资源的重点。因此，才会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强力介入。 第三，国内国际大局互动关系更加复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中共十六大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判断。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全面深入，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变得更具挑战性。一方面，国际交往的扩大，使得外交要处理的不单单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双边、多边关系，还要处理大量的非政府间关系，这就需要通过发挥社会的作用，创建相应的组织载体和交往平台；另一方面，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相互转化，使得外交工作不单单是外交部门的职能，也是诸多涉外机构的责任，这就需要提高部门之间的整合性和行动的协调性。 第四，中国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0年和2050年是中国发展规划中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重点领域的改革提供了路线图。因此，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强调执行和落实。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应该围绕这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依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加以筹划和实施。外交工作需改革创新 中国的外交工作应该密切关注上述四个基础性变化，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和风格的新型大国外交这个基本目标，自觉在工作的体制机制、人员的能力素质、资源的调整配置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将外交工作水平提高到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程度，并能为国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做出更明显的贡献。为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彰显新型大国的外交特点： 首先，要根据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的分布来改进外交布局。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大规模走出国门，遍布海外的意愿和能力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支撑能力，中国社会发展对海外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增长速度也超出了预期，这导致了包括外交在内的各种涉外工作的滞后性。这是外交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的外交布局应该根据重要资源来源地、主要产品市场、主要人口流向地、潜在冲突发生地等的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并且加强对这些重点国家和地区外交资源的投入、变化的监测和预判，建立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元化沟通网络，传播和践行中国的“义利观”，使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有机联系在一起，并获得价值理念的认同基础。 其次，要保持外交的均衡性。无论在地缘位置还是国家属性上，中国都要面临更多样的国际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的多极化，用“选边”、“站队”的方式来处理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中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有着利益交集，必须保持外交关系的均衡性。中国要平衡好三类主要关系：周边国家与重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地位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保持均衡，不是不要重点，而是要找到协调这些关系的关键点；不是在重要问题上“和稀泥”，而是在明确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共识”；不能只保持和发展双边关系，还要主动构建和发展多边关系；不仅要利用好现有的国际平台，还要创造性地构建新的国际平台，比如新的国际机构、合作机制等。 第三，要提高外交行动的道义制高点。中国具有悠久的道义传统。虽然国际事务中依然充斥现实政治、实力外交，但是各国都在积极争取道义制高点。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诸多担心，甚至被夸大的恐惧，这就更需要重视外交行动的道义性，用自己的价值理念去说服别人、引导别人。中国先后给国际社会贡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等原则和理念，因此我们应该以身作则去践行，在外交行动中，着力去传播和丰富这些理念。此外，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在道义制高点建设中的作用。在互联网上，国家道义形象的构建已经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工作，带有明显的社会参与性，甚至主导性。因此，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在外交工作中的作用，发挥互联网在国家道义形象塑造和提升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要提高外交工作的整体性。大国外交是分工细致的工作。外交工作不只是外交部的工作，而是各涉外机构、组织共同参与的事业。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整个社会也参与到对外交往过程之中，因此有了政党外交、公共外交等新提法、新实践。随着参与主体的增多，提高外交工作整体性显得更加紧迫。要创新外交协调机制，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割，减少政府部门与非政府机构之间的隔阂，夯实外交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 第五，要提高外交工作的预判力。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时代，中国由于自身的超大规模、内部的快速变革等原因，比许多国家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风险，并且在社会心理和应对机制上准备不足。外交工作直接面对着国内风险的国际化以及国际风险的国内化这双重挑战，识别风险，控制风险应该成为衡量外交工作的新尺度。因此，外交工作要更加重视各类信息的收集、整合和分析，增强对目标国政局变动的预判力，防止战略性判断失误。这就需要调整人员配置、提高专业能力以及改进工作机制。